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
丁建中
關于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嚴復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發表文章說，是“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或者用李鴻章的說法，中國處于“千年未有之變局”。往日的“中央之國”變成了“東亞病夫”，這一沖擊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自然是巨大的。
國難頻仍、八方風雨之際，這片飽經滄桑的土地上開始了“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李澤厚），開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三重轉型”（汪丁丁）。而這變奏與轉型所指向的，乃是經由“歷史三峽”的驚濤駭浪，開出一個文明富強的現代社會來。毫無疑問，類似于赫伯特金迪斯所謂“基因與文化的共生演化”，這意味著“知識與制度的雙重轉型”。
欲從甄克思（ E.Jenks）所論的宗法社會轉到現代社會，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發的秩序演進”是一條道路；但這條道路，在中國已經被堅船利炮所終結——姑且不論封閉的中國是否有演化出現代社會的可能性。另一條道路，就是伴隨著“西力東漸”而開始的主動的“西學東漸”，一些有志之士試圖借鑒西學 （不管是為“體”還是為“用”），開出中國社會前進的路數。
要在社會變革與改造中“指點江山”，非有社會學（嚴復譯作“群學”）不可。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晚清民國時期，社會學在西方也未臻成熟，其內涵比現在作為大學分科體系的“社會學”（sociology）要廣泛得多，大致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從斯密到孔德、斯賓塞，西方思想家們力求為社會科學建立一個“大一統”式的理論框架，這種“涵蓋乾坤”的學問，自然受到旨在治國平天下的知識分子們的青睞。稍涉近代史即可發現，魯迅、胡適、聞一多、熊十力，乃至陳獨秀、毛澤東、陳立夫等，這些人在社會背景和日后經歷上表現迥異，但年輕時無不讀過上述譯著并受其影響。
這無疑能夠引起多數關注“中國歷史大勢”，有一點“歷史癖”和“考據癖”（胡適語）的人們的興味：學問或知識系統的傳播與變遷，如何通過觀念形態的變化而帶來社會轉型？或者，用博弈論的語言，“意義的轉化”如何導致從“主觀認知”到“博弈結構”的變化，乃至“博弈均衡”的漂移（drift）？
純粹理論的懸想解決不了經驗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從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角度來回答這些疑問。而在研討社會學在中國的知識－社會變遷中的作用的時候，文獻梳理始終占據著即使不是核心，也應當極其重要的位置。“近代中國知識與制度轉型叢書”中的這本《社會學在中國近代的歷程（1895－1918）》（姚純安著，三聯書店2006年3月第一版），對于我們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考察近代以降社會變遷的認知路徑，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書是作者“三年磨一劍”的博士論文。在四百余頁的篇幅里，作者在浩若煙海的近代文獻中，梳理出了從甲午戰爭失敗到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社會學傳播和研究的脈絡，其研討搜求、爬羅剔抉的努力，可謂厥功甚巨。
作者把這23年的歷程分為三期，大致對應著西方社會學的“輸入”、“初步運用”與“本土化”三個階段。其間分別探討了如下問題：
第一，社會學體系的輸入和傳播（嚴復等人對西方社會學名著的譯述）；
第二，社會學對近代學人思想的影響（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等對社會學的“創造性誤讀”）；
第三，社會學對晚清、民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從反滿革命到“打倒孔家店”）；
第四，社會學對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影響（包括改良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
第五，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研究（下啟費孝通、吳文藻等的田野研究）。這些工作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看似在回顧遙遠的過去，卻為我們討論中國社會大范圍知識－制度變遷問題做了基礎性的工作，其本身也可以看作中國學術轉型的一個范例。
米歇爾·福柯在《什么是啟蒙？》當中，對作為“歷史過程”的“啟蒙”論述道：“我們絕不應忘記，啟蒙是一個事件或者一連串事件，……它包括社會轉型的因素、政治體制的類型、知識的形式、技術的變遷……”。殷海光先生晚年曾慨嘆，幾十年來，我們總在嚴復已經辨明的方向上打轉，有時甚至不如嚴復。這也許就是“思想史缺失”導致的嚴重問題。
回顧歷史（尤其是思想史），應當和康德所倡的“運用理性”一樣，成為新啟蒙學人的必修功課，惟有將歷史——思想史和社會史——梳理通透，才能融合和擴展思想的界域，在對歷史的理解和闡釋中影響歷史的進程。在這層意義上閱讀本書，我們自會在精致詳密的考據和歷史事實的陳說中，得到更多的深層次領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