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義新著《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
孫伊
楊義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并非一部文學史著作，而是一部講演集。但其縱橫捭闔的氣魄、豐富深厚的知識含量，以及結構中國文學史框架的能力卻不在任何文學史著作之下。不僅如此，這本著作中提出的若干文學史命題和研究思路都具有開風氣之先的原創性動力，足資文學史研究者予以深入的思考和借鑒。
楊義的治學思路頗有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揮灑自如，難以把握。因此，從解題入手也許不失為一個抓住本書脈絡和神髓的妙法。“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是楊義在本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前沿命題，此命題一經提出，即在學界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今天，如果我們在google上搜索“文學地圖”這一概念，檢索結果竟已高達600多萬條，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從京師大學堂的講師林傳甲撰寫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至今100多年來，中國人撰寫的文學史已有1600多部。“重繪”并不是要在這已經汗牛充棟的文學史著作中再增加一部，而是包孕了作者改變現有的文學史格局的開創性學術野心的。較之既往的文學史著作，“重繪”的思路有三大學理上的突破，第一是要在時間維度的基礎上強化空間維度；第二是要在中心動力的基礎上強化邊緣動力；第三是要在文獻認證中深入文化透視。楊義曾在多次演講中提到，“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是他的一個學術夢想，這個夢想的彼岸就是在“大文學觀”的統攝下為中華民族繪制一幅“全面、真實、精彩、體面”的文學地圖，繪制一張歷久彌新的文化身份證。
用“文學地圖”而不用“文學史”，其中大有深意可究。“文學地圖”是一個立體的概念，如果說以“大文學觀”為“綱”，以三個學理上的突破為“目”，已經形成了一個網絡的話，那么加上“文學地圖”所涉及到的“四境”——亦即“重繪”涉及的交叉學科：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文化學、圖志學——這張文學地圖就從一張平面圖延展成為了一張縱橫交錯的立體圖。
“一綱三目四境”若一言以蔽之，即為“打通”。本書中所涉及的文學本文既涵蓋古典文學，又涉獵“京海派”這樣的現代文學命題，此為時間上的“打通”；既包括屈原、杜甫這樣的“雅文學”經典，又包括揚州評彈、劉三姐民歌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此為雅俗的“打通”；既論及了在以往的文學史上唱重頭戲的漢族文學，更論及了如《格薩爾王傳》這樣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的少數民族文學，此為地域的、民族的“打通”。這些“打通”非須具備深厚廣博的學養和不愿為“專家”而愿為“大學者”的氣魄和學術野心而不可得。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楊義既采用了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又出入于歷史文獻、考古名物、山川地理，將歷史學、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文學研究當中，這就是學科的“打通”。這種研究方法誕生了不少精彩之論，比如，在對辛棄疾那一句盡人皆知的“寶馬雕車香滿路”進行分析之時，作者就運用了文史互證的方法，引征了《宋史·輿服志》、《太平御覽》、《武林舊事》、《北史》、《夢粱錄》等諸多歷史、筆記、類書的相關文獻，以及王維、李商隱、晏殊、陸游、李清照的作品中出現相似意象的詩句，甚至還包括了《風雨沐歸圖》、《人騎圖》、《浴馬圖》等唐宋繪畫史上的經典作品。引征材料涉及的范圍之廣已使人膺服，然而作者并不滿足于單純的“以文證史”，而是虛實結合，從這些文獻材料中深入文化的透視，融進對古人精神感受的“體貼”和“同情”，于是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出辛棄疾壯志難酬，目睹歌舞升平之景時退居“燈火闌珊處”的那份孤獨和悲憤感受。這種研究思路是上承《魏晉文章及風度與藥及酒》之余祧的。
最后，“地圖”要落實到“圖”上，即作者近年來投入了大量心血的圖志學。“圖”也是一種文本，也是文學史構成的一部分。在作者看來，“中國文學的歷史遺存，不僅在于文字，而且在于圖畫”，因此，他呼吁“中國文學史的形態，應該出現一種圖志學的新的敘述范式”，并在近十余年來身體力行，至今手中收藏的與文學史相關的圖片已達數萬張。這些不會說話的圖片在楊義眼中變成了無聲的語言，講述著文字未能或無法言明的微妙旨趣。通過對北京和上海的畫報上登載的兩幅梅蘭芳畫像的比較，發見京派和海派在審美趣味上的差異；通過對天津楊柳青《紅樓夢》年畫和蘇州桃花塢的《水滸傳忠義堂》年畫的分析，發見民間對文學經典的接受、挪用和改造；通過對歷代文人畫流變的闡發，發見中國古代的士人風習、文化心理的傳承和流變過程。這種圖文對照的研究，在文學空間與圖畫空間之間開拓了一個互相對照闡釋的互文性系統，并且經由互文性溝通了文學史、藝術史和文明史。
幾年前楊義曾經與陳圣生合著了一部《中國比較文學批評史綱》，該書的比較研究立足于中國文學獨特的內在邏輯和肌理，堪稱一次別開生面的中西對話。而《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一書的旨趣雖非在此，細讀下來，卻依然可以體會到這份中西對話的苦心。其實，跨學科、超越雅俗、關注邊緣文化與文明，以及對“純文學”概念的反思都與西方近年來方興未艾的顯學文化研究的學術思路暗合。而“圖志學”也可與西方的“互文性”理論互相印證。只不過書中從未見對時髦理論的賣弄和照搬，而是將這些研究思路本土化、內在化，并整合成了全書的理論框架。這就是楊義多年治學的出發點——尊重中華民族原創的、獨特的智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尊重本土文學和文化生命的完整性，才能用學者之筆繪制一張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證。
原載《光明日報》2007年11月1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