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貴頌
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亞圣。千古定論,誰更圣,還需要討論么?
然而認真讀過《論語》和《孟子》,聯系孔子與孟子各自的經歷,才發現,孟子的許多思想認識和語言表述,其實都遠遠優于或深于孔子。
孔子的一生,極度關心國家大事。他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之道。以世俗的眼光看,簡直是個官迷。但孔子想當官的目的,不是為了撈好處,不是為了發橫財,純粹是為尋找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途徑。也因此,他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深入思考,并且利用一切機會發表見解,漸漸地就有了些名氣。然而仍然沒有受到有關部門或領導的賞識和重用。30歲那年(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帶著大夫晏嬰到魯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接見了孔子,并且與他討論秦穆公何以稱霸的大問題。能夠被外國元首點名召見,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孔子很看重,將其視為一個標志性的時間。后來他總結說“三十而立”,“立”什么,大概是指表達觀點的話語權吧。后來因為祖國發生內亂,孔子逃往齊國避難。做出這樣一個選擇,孔子當然經過了認真思考和盤算,因為當年齊景公曾經接見過他,估計臨走時也做過“有事來找我”之類的承諾。孔子到了齊國,果然受到景公的賞識和厚待,又正兒八經地向孔子請教如何為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面對國王,說要把您老人家放在第一位,這話使得齊景公心花怒放。一高興,就想封給孔子一塊田地,但卻被晏嬰阻止。盡管沒有得到封地,但孔子依然過得很愉快,遠離戰火,聽著《韶》樂,如醉如癡,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然而好景不長,僅僅過了一年,齊國的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趕緊向齊景公求救,可是景公這時卻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是何等聰明之人,一聽這話,知道人家不喜歡自己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只好倉皇逃回魯國。一直熬到51歲上,魯昭公去世,弟弟魯定公即位,他比較賞識孔子。第九年上,孔子好歹被安排了個中都宰的官。幸好那時沒有內退制度,孔子趕了個仕途的末班車。如果放到現在,孔子一生的政治抱負只好爛在肚子里了。或者像辛稼軒所言“卻將萬卷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治理中都一年,因為政績突出,孔子被提拔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得以大治。可惜因為與當權者發生矛盾,孔子受到冷落,萬不得已,孔子又離開了魯國,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5歲。也就是說,孔子當公務員的時間滿打滿算,僅僅4年。從此,孔子再也沒有踏進仕途一步。他的政治生涯就此打住。
由此可見,孔子并不以政績勝,他的最為后人敬仰的地方,是他的教書育人。
孟子是孔子學說最重要的繼承人,但他卻不是孔子的親授弟子。因為孟子出世時,孔子已經去世了將近100年,連孔子的弟子中也沒有一位還活著的。有人說孟子是受業于孔子的孫子子思,但據楊伯峻先生考證,沒有這么一回事。孟子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司馬遷《史記》中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估計未必是個大師級人物,否則孟子不會不拉他增加籌碼。
孟子的最大成就是著書立說。
同孔子一樣,孟子也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游歷于宋、滕、魏、齊等國,闡述他的政治主張,最得意時,還曾在齊國為卿,屬于“上大夫”,是標準的高干。孟子倒是經常受到一些國家的首腦或重要人物的接見,并且向他討教治理國家的方法和策略。這時候,孟子就趁機大談他的政治主張,竹筒倒豆子,實實在在。那些國君啊大臣啊,聽得頭像搗蒜一般,佩服得五體投地。然而孟子忙活了大半輩子,人家也不任命他個重要官職,更別說“一把手”了。于是到了晚年,孟子終于悟出,那些人是在應付自己,對他的意見并不買賬,于是退而著書,以《孟子》七篇傳世天下。
孟子的思想來源于孔子。他自己也自以為是孔子之學的繼承者。但是因為時代從春秋跨入了戰國,形勢發生了變化,孟子對孔子的學說不但有所取舍,而且有所發展。以今衡古,孟子的思想更接近于民主政治,更具民本意識,更為現代社會所容納。
比如對于天的理解。孟子就在孔子的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命運之天的基礎上,有所擴充和豐富。將“天意”解釋為“民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是通過人民的眼睛來看,天是通過人民的耳朵來聽)”。孟子還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認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取得和保持統治地位,因此主張國君要實行“仁政”,與民“同樂”。君主的權力是上天給的,一個君主如果不顧人民的幸福,就會失去上天賜給的統治權,而且理應被趕下臺。比起孔子來,孟子更加堪稱為“貴民之人。”
孟子又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孔子重視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視人民生存的權利。這從二者對待君臣之間的相互關系中不難看出。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孟子卻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把君臣關系定義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這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真是難能可貴。
孟子的另一些主張,更加具有超前意識和現實意義。他強調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成份是人民而不是統治者。為民造福是一個統治者的職責,他們理應為老百姓提供道德指南和適宜的生活條件。他倡導政府實行自由貿易,輕稅賦和保護自然資源,共享財富而不是弱肉強食。政府要為老弱病殘者提供福利。這些措施能在兩千年前提出來,令人不得不佩服孟子的前瞻性和發展觀。
一般說來,孔子的思想更受統治階級的歡迎,更有利于統治者的利益,因而受到他們的頂禮膜拜,極力提倡,不斷拔高,直至成了“大成至圣先師”。被毛澤東稱之為“新中國的圣人”的魯迅先生,對孔子的地位也頗有微詞。他曾說:“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而孟子則不然。他所倡導的那些觀點,頗受被統治者的歡迎,而統治者不是反感,就是不以為然。誰愿意聽你那套“民貴君輕”的主張?因此,孟子從來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青睞,他的理論也未納入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另外,他的一些建議,也因“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司馬遷語),離現實太遠,有點中國式的烏托邦,而不被采納。
《論語》中記載的孔子的許多言論,已經成為“金科玉律”。如“見賢思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義而富貴,于我如浮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等等。這是孔子留給后世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早已作為文化的載體和格言而千秋相傳。可是要是翻一下《孟子》,就會發現,像這樣的格言與警句,一點也不輸于《論語》。諸如:“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太多了,不勝枚舉。
所以我以為,孟子比孔子似乎更“圣”一些。這個結論也許會遭到民責和天譴,但忍不住還是想說出來。
發布日期:2009-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