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輝
（浙江義烏工商學院07印刷技術2班）
包拯，一位影響了千年的，在百姓心目中是斷案如神，秉公辦理，不畏權貴的大宋清官，更有人將之神話成冥間的“閻羅王”。除此之外，如《宋史·包拯傳》中評價包拯是“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四大名著《水滸傳》在開回中將包拯進行神話，并稱作是“文曲星”化身；明末著名小說集《龍圖公案》將包拯斷案進行明細化，將之推崇至與忠義之神關羽并列的“公義之神”。
歷史上的包拯，也是和小說，電視劇中的那樣神嗎？諸如“包待制”、“包龍圖”、“包青天”、“黑臉包公”、“包孝肅公”等等稱號又是怎么來的？而據野史小說，電視劇等都包拯從小被拋棄等傳說，又是真的還是假的，又經過什么背景來演化呢？
【高中不就】
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包家村（今安徽肥東縣解集鄉包村）人。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4月11日），包拯出生于一官宦家庭。祖父是受贈“太子少傅”的包士通，祖母是追封為“馮翊郡太夫人”的宣太夫人。父親是進士出生，官至工部虞部司員外郎的包令儀。母親是追封為“口陽郡太夫人”的張太夫人。
包拯是春秋時的楚國大夫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世孫。祖父是包士通，常被人誤寫成“包世忠”，是遠近馳名的忠厚人。五代時，他從老家丹陽遷至廬州合肥來避難，并定居了下來。
關于包士通的記載，史書不是很多，而包拯家真正進入官僚的則是他的父親包令儀。咸平年間，包令儀以進士之身，官至工部虞部司員外郎，主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也就是相當于在現在的國家水利部工作，主要負責宋水土資源、養殖狩獵、金銀礦石開采等事，是屬從六品，京官。后辭官在家，這就是包拯后來為什么自稱是“生于草莽”的原因了。
而包拯就是在這樣的剛定居不久的官僚家庭中出生。他是獨子，生下來儀表堂堂，當然不是杜撰的那樣什么“黑臉兒”、“月牙兒”了，這是從現在的包公祠里可以看見的，“白臉胡須”，同樣史書里也是有記載的。后來當包拯身居三品要員后，仁宗皇帝贈封其祖父為太子少傅，父為刑部侍郎、太保。
小時候的包拯，在父母親膝下，非常的乖，而且他還準時的完成父親所布置下來的任務。基于祖訓，包拯也和家族中的其他人一樣，都很重視孝，這從他后來中進士后，因父母而不仕可以看出，有句話“少有孝行，聞于鄉里”就說的是包拯。
大概是出生于官宦家庭的緣故吧，包拯十分清楚要想仕途必須怎么樣。于是，他自小就熟讀諸子百家，且時常與父一起探討學術。出于“成家立業”，包拯在未出仕的時候，就娶了少他兩歲的董氏為妻，這時，包拯已經出落成二十六的青年了。
董氏也出身于官宦家庭，其曾祖父董希顏曾追隨宋太祖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后因軍功累至寧州刺史。而父親董浩曾也做過鄂州武昌令。所以，與包拯結合，也算是門當戶對了。
不過，在董氏之前，包拯還娶了一位妻子，這一位姓張，不過似乎沒有多少的門當戶對，我查閱一些資料，發現很多都寫了包拯的妻子是姓李的，但我猜想這李氏就是張氏。除此二者外，包拯還有一個小妾，是姓孫的。這個小妾，據載，是服侍包拯多年，在包拯五十九歲那年，產下一子，即包綖。
不過，三位妻子中，董氏是最為出名的。董氏是包拯的賢內助，或許是出于這個吧，包拯讀起書來更加的得心應手了，果然在婚后不到三年，也就是包拯二十九歲那年，他考中了進士，而且是甲科的。
董氏為包拯生了一子二女。兒子包繶十九歲時娶淮陽崔氏為妻子，不過婚后不到二年就染病身亡了。這崔氏的母親呂夫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呂夫人是宋三度任宰相的呂蒙正的女兒。所以包拯后來的官途之所以能夠安穩，其實跟這層關系是分不開的。
言歸正傳，包拯自娶了嬌妻，中了進士后，便被朝廷任命為“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然而包拯見父母老了，便推辭了。朝廷又給包拯“監和州稅”的官職。這時，包拯的父母大概是想念兒子，于是，不讓包拯離開。包拯就當機立斷的辭了官，奉養父母。
幾年后，包拯的父母親相繼病逝。而包拯在雙親的墓旁便筑起草廬來守喪。直到喪期滿了，他還不愿意離開，這一點被后來的士大夫撿住，甚至一度成為人們爭相效仿的典例。在父老鄉親的多次催促下，包拯才接受了朝廷的安排。
這就是史書上寫的關于包拯“少有孝行，聞于鄉里”的原型了。
【破案性正】
戴孝畢，包拯被任命為大理寺丞，知天長縣，這是包拯的第一個赴任的官職，而這一年卻已經是景佑四年（1037）（也有說是景佑三年），離他中進士已經有十年了。包拯是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甲科進士。此前，包拯有兩個官職，但都拒絕未赴任，一個是大理評事，知建昌縣，另一個是監和州稅。那為什么這個官職包拯會赴任呢？我想，有四個原因。第一，父母親死了，包拯也奉孝完畢了。第二，所謂事不過三，包拯已經兩次拒絕了朝廷，假如再拒絕的話，勢必會惹來言官的閑語，再說，先前兩次包拯都是拿了奉養父母為借口的，此次也沒了借口。第三，這天長縣即今日的安徽天長市，是在包拯老家廬州合肥的東面。所以離家較近，對于包拯來說，繼續的省親，是有一定的幫助的。第四，鄉親父老極力要求及勸慰包拯赴任，尤其是那些長老。
介于以上原因，包拯便收拾了些，帶著相關人員，到揚州天長縣就職了。而后來關于包公斷案如神，也就從這里開始的，而此時的包拯有三十八歲了。所以關于《少年包青天》里的那個年輕包拯完全是杜撰的。
那么包公斷案如神，到底是怎么個如神法呢？據《宋史》及《續資治通鑒》等史冊記載。包拯在天長縣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那就是“智破牛舌案”。這故事大家都看過的。而我懷疑《少年包青天》里第一部開場的那個包拯審豬就是根據這個故事為模板進行改編的。
《續資治通鑒卷四十六·宋紀四十六》中記載：“拯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一日，有個人上訴說有盜賊將他家的牛舌給割了。包拯見此案只有一頭牛，便想來個引蛇出洞。于是，包拯就叫那個人將這頭牛給殺了，大搖大擺的賣掉（“鬻”就是賣的意思）。在宋朝，有規定的，牛因為是耕作中的出力牲畜，是不可以隨便宰賣的。
于是，那個盜賊便來告那個殺牛的人。而包拯見那后來反告的盜賊，便大罵，并說：“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反而來告人家呢？”盜賊驚慌失措，只能招認了。這種心理戰法，及至現在都還被廣泛的為司法所用。
離奇的案件被離奇的審清，“智破牛舌案”一下子就被人們廣為傳開了，而包拯這個名字也被人們廣為傳頌。關于“智破牛舌案”，在《宋史》也是多次被提及的，尤為詳細的是，出現在《宋史·包拯傳》里。
在天長縣任期滿后，也就是康定元年（1040），包拯被任命為殿中丞，調至端州任知州。在端州的三年里，包拯以清廉、公正無私而出名。這樣，在天長縣的基礎上，包拯才以數年的功夫并名享各州了。
《元史·許衡傳》：“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這就講的是包拯在地方任小官時，常常為當地的達官貴族欺負。而在端州，包拯所遇到的就分明的體現這句話了。
端州，即今廣東肇慶。端州盛產一種名硯，即“端硯”。我想，這端州的“端”字或許就與這個硯有關。端硯是作為朝廷的貢品之一，雖然是特產，但由于貪官污吏的緣故，進貢的數量急劇上升，且貪官們進行暗中變賣等，所以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包拯一上任后，就有些達官貴人來送禮，并有意無意的威脅他。包拯卻置之不理，所以“一小吏而能欺之”了。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包拯還下令，嚴禁超出國家標準，嚴禁達人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在這里，包拯得罪了許多的大人，卻贏得了當地人的認可。
包拯一貫如此，行的正坐的直。所以當包拯離任的時候，他都沒有帶走一方端硯，“歲滿不持一硯歸”。在此，關于包拯的還有一個傳說。那就是說包拯三年任滿后，有個人就偷偷了將一件端硯塞進包拯的家當中。等包拯的船到了羚羊峽的時候，忽然，大浪不止，幾乎快要將船給淹沒了。包拯以為是自己貪了污，受了賄，于是命人將行李進行查看一下。果然，發現了一件端硯。包拯憤憤地將端硯扔進江中。忽然，浪沒了，江面變得非常的靜。而那端硯后來神化成了一座小島，即今日的肇慶市鼎湖區廣利鎮的硯洲。而那包裹端硯的黃布，則神化成了硯洲附近的那個黃布沙。
在端州的三年，包拯除“為政清廉，品德高尚”外，還有為端州人民謀福祉，這集中體現在兩件事上。第一，就是治理水患。宋朝的西江，不像現在珠江的那個分支西江那么的安靜。那個時候，西江就是一個魔，常常洪水肆虐，惹得百姓寢食難安。而端州世代與西江為伍，故然包拯一上任，就要面臨著治理水患的目的。
包拯在端州水利問題上，首先將城西、城東與城墻連合一體，于是，西江水被隔在城南河道里了。于此同時，包拯還帶領百姓開鑿開渠，并將瀝湖進行改造。而這瀝湖就是今天我國南方著名的旅游勝地廣東肇慶星湖風景區。其次，包拯還帶領百姓在水利上進行加工，并將與農業進行聯合，使得端州農業生產總值急劇上升，并受到上級官員的認可。
第二，就是興建學府。包拯在任時，興建了端州歷史上第一所公立學校星巖書院，而書院就在當時的寶月臺。這寶月臺即是今日的肇慶八景之一。而當時，包拯還為書院專門聘請了端州黃崗鎮渡頭村的梁燮。這人可不是一般人能夠請的出的，他是咸平元年中的進士，至于他當書院掌教的時候，已有六十多歲了。
第三，就是儲糧備荒。包拯未上任端州的時候，端州似乎沒有儲糧備荒的習慣。而包拯上任后，便興建豐濟倉，在今中衙巷與米倉巷之間。如今為了紀念包拯的這一事跡，端州人們專門將豐濟倉所在地方叫做 “米倉巷”。包拯還為這豐濟倉專門寫了一首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往哲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洞徹內外】
慶歷三年（1043），包拯從端州知州任滿，“中丞王拱辰所薦”而被拜為“監察御史里行”，這是給資歷比較淺的地方官升任中央時的一個虛官。次年，也就是慶歷四年（1044），包拯被改任為監察御史，掌“度支判官，三司戶部判官”，這是一個主掌全國財賦的官職。這也標志著包拯從地方上轉至中央，負責于全國的財政賦稅。
當時，有個人叫張堯佐，是張貴妃之父張堯封的堂兄，而宋仁宗欲將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兼宣徽兩院使”。包拯與時任右司諫的張擇行、唐介等據理力爭，認為這張堯佐根本之所以能夠出任，完全是因為張貴妃的緣故。由于包拯的開諫，大臣們紛紛尾隨，于是，礙于面子，仁宗就撤了這個職，不給張堯佐了，這就是“包拯三諫宋仁宗”的第一諫。
慶歷四年（1044）八月乙卯，仁宗問大臣：“如聞諸路轉運案察、提點刑獄司發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可降敕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說：“轉運使掎摭州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而包拯則緊接著繼續說：“諸道轉運使自兼案察及置判官以來，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欲乞于郊禋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仁宗皇帝聽言，下令約束“諸路案察使”，這事記載于《續資治通鑒·宋紀四十七》。包拯就官員之事，還說了幾個建議，非常的受到重視。包拯請求仁宗重視“門下封駁之制”，以及廢除和禁錮貪贓枉法的官吏，積極選拔地方長官，實行對補蔭弟子進行考試的制度，“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這充分體現了包拯在任上體恤國情，充分解釋他對于宋朝仁宗時“三大冗”的“冗官”的看法。
不光是此，在《宋史·包拯傳》里，包拯還對北方的遼國做了充分的看法。他說：“國家歲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國家每年這么的賄賂契丹，這不是防御的最好辦法，應當同步的操練兵馬，時刻守衛邊疆。
說到了這里，我們不得不談談包拯出使契丹的事了。慶歷五年（1045）八月，包拯被仁宗派往契丹，正式對契丹進行國事訪問。在契丹的訪問期間，契丹人屢屢刁難，不過包拯都迎刃而解了。其中一個故事，被記載在《宋史·包拯傳》里。“契丹令典客謂拯曰： ‘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當時，雄州是大宋的一個邊境重州，而涿州此時是契丹的一個邊境重州。關于涿州，宋遼還未之打過一場戰，那是在宋初時的事情了。那時，宋方是著名的大將曹彬領軍的。
契丹典禮官對包拯信誓旦旦的說：“你們大宋在雄州開了一個便門，是不是想誘惑我國叛將到你們那里去刺探情報啊？”包拯將眼一轉，笑笑地說：“那貴國的涿州城曾也開過便門，要刺探邊疆情報，也不至于用這手段吧？”典禮官頓時啞口無言了。這是我國歷史外交史中很典型的一個范例，就像新中國總理周恩來曾在外交上屢破挑釁人的詭計一樣。
慶歷五年（1046）十二月，包拯返回。出使契丹任務圓滿完成，他一回來，便上仁宗上告說：“河北邊帥宜精選，而代州尤不可輕授。今朝廷委任郭承佑，恐必敗事。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續資治通鑒·宋紀四十八》）包拯任勞任怨，還沒休息，就馬上陳言，這是在宋官中很難見到的。
至此，包拯來到中央，不僅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出了極大的力，而且甘心接受使命，出色的完成任務，使大宋在外交上贏得了一次勝利，而這次勝利是在宋外交史上占有著重要的地位。
【替民辦事】
慶歷六年（1046），包拯擢升為京東轉運使。宋初，轉運使是掌一路財賦，并監察地方官吏，即是我們常聽到的“漕”。這官實權高于府、州行政長官。而包拯則是主要負責京東諸路（即宋州、兗州、徐州、曹州、青州、鄆州、密州、齊州、濟州、沂州、登州、萊州、單州、濮州、濰州、淄州、淮陽軍、廣濟軍、清平軍、宣化軍等）的財賦，治所在宋州。其中后兩軍是景德三年（1006）增設的。
慶歷七年四月庚戌，包拯更擢升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改陜西轉運使。后又改任為河北轉運使，直至進京“入三司戶部副使”。這時，發生了一件事。秦隴斜谷在宋時專門生產造成用的木材，而當時相關部門卻對當地百姓橫征暴斂，而且秦隴相關的七個州為了提供造橋用的竹索，于是，便強行要求百姓去負責，致使有時候勞累百姓“恒數十萬”，而包拯看見后，便如實上報，“奏罷之”。
不久，契丹又聚兵邊境，“邊郡稍警”，朝廷就命包拯“往河北調發軍食”。包拯據實說：“漳河一帶土地肥沃，但老百姓卻不加以利用，而‘刑、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卻拿來當牧馬之用，當還給老百姓耕種。”朝廷聽從了包拯的建議。
此時，包拯還發現“解州鹽法”給百姓帶來負面影響，于是，他就親自去治理經營，為百姓謀切身利益。
皇佑元年三月“辛丑，命戶部副使包拯往河北提舉計置糧草”（《續資治通鑒·宋紀五十》）。
在三司戶部副使任上，包拯體察民情，深入百姓中間，積極向朝廷稟告，使得百姓受益。這就是包拯之所以名揚天下，百姓父母官的一個有力歷史依據，而包拯深入民間，且被小說家進行杜撰的，基本上是出自于這個時候的。
【諫官清正】
皇祐二年（1050），包拯被任命為天章閣待制，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宋史·包拯傳》中將包拯在這一時期歸納為“數論斥權幸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 。從中可以看出，包拯充分利用職能，維護皇權，不怕得罪權臣，以求仁宗公平朝政，朝堂清明。在此間，包拯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分別是三劾外戚張堯佐，公審冷青冒充皇子案等。
皇佑二年（1050）四月，發生一件震驚天下的事，那就是一個名叫冷青的人自稱是皇子。此事在《續資治通鑒·宋紀五十一》中有詳細記載。當時，包拯根據諸多證據，并深入民間，進行體察暗訪，終于審出這假冒皇子的詐騙案的真正事實。而這事恰恰是包拯名揚天下，受百官另眼相看的有力事件。
在對仁宗諫言的時候，包拯不惜例舉“唐魏鄭公三疏”，希望讓仁宗能夠將之當成是借鑒。緊接著，包拯又上書天子應該的德行，“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光如此，包拯更是敢言去“請去刻薄，抑僥幸，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 ”。對于包拯的諫言，仁宗多數采用，這不止證明包拯做到了諫官該做的，也說明了仁宗重用包拯。
包拯在諫官上還對國家人員的調配及使用上，公平評價并推薦。這在《續資治通鑒·宋紀五十二》中有一例，可以證明。皇佑三年（1051）六月丁酉，包拯上言：“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擯棄不用。欲望圣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纮、王鼎、王綽等，曾敘用未復職任者，并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果然，這楊纮、王鼎、王綽等人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并在后來為大宋建立了赫赫功績。如王鼎，在史書中說他是：“不為變。”“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奸贓愈急，所舉劾，于貴勢無所避，時盜販茶鹽者眾，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為言，鼎不為變。”
【晚年包拯】
皇祐四年（1052年），包拯被任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高陽關路都部署安撫使”。這就是后人為什么稱包拯為“包龍圖”的原因了。
包拯曾建議如邊境無事時，可以將軍隊遷往內地休養生息，但沒有得到答復。現在，包拯趁著機會再次請求“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包拯還表達說，如果邊境一下子不能縮減的話，那么就“訓練義勇，少給餱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從中，我們可以看見包拯對宋仁宗時的“三冗”之一的“冗兵”的見解，但是這建議依舊沒有得到批示。這事，反映出宋朝當權者的昏庸及目光短淺。
后來，包拯被“徙知瀛州”。瀛洲，即在今河北河間附近。在瀛洲時，包拯看見各州都有挪用公款的習慣，于是，每年都累計虧損十多萬，“積歲所負十余萬”。包拯便上奏仁宗，“除之”。
皇佑五年（1053），時年五十五歲的包拯正在任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瀛州，正為百姓謀福祉，不想傳來噩耗，正當風華的兒子包繶暴病身亡。這對包拯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因為當時，包拯就只有包繶這一個兒子，至于后來侍婢所生的包綖，則是另話了。
無比傷痛的包拯，請求朝廷將他調任至些閑職且離家近一點的地方上。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并在同年，將他調任至揚州，任知州，后又調任為廬州知州。等包拯處理好事后，又將他升任為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1055），由于包拯舉薦的官員做錯事，而連累了包拯。包拯被貶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至和三年（1056）八月癸丑，包拯“為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為戶部員外郎”，并于嘉佑元年（1056）十二月，“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當時，御史里行吳中請求朝廷能夠召包拯、唐介回朝。不過，此事也沒有多大風響，權因宰相文彥博的那番唐介理論。這事在《續資治通鑒·宋紀五十六》中詳細記載。
在開封府的這一階段中，包拯措施大開，是包拯之所以成為包青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宋史·包拯傳》中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舊制，凡是告狀的不被直接允許入官署的，而包拯大開官門，允許告狀的直接入官署，即當面告訴官老爺子。于是使得“前陳曲直，吏不敢欺“的局面呈現開了。據載，當時有諸多的地方官司人員，都親自跑到開封府里，請求包拯來斷案。于是，包拯的名氣更為的廣傳了。
包拯剛正不阿，不畏權貴。一次，他發現朝中大臣和當地望族私設園林，以致于占了河道，使“河塞不通”，當時正逢雨季，包拯便勒令將園林“悉毀去”。而有人卻拿著這個為柄，持著地券虛報自己的田地，說包拯強行拆遷。包拯秉公執法，拿出證據，上奏彈劾那個虛報弄假的人。而這事，更使得包拯有了聲音，在老百姓心目中深根。
嘉佑三年（1058）六月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續資治通鑒·宋紀五十七》）兼理檢使，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有一天，包拯奏道：“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問：“卿欲誰立？”包拯回答說：“臣為宗廟萬世而問。陛下問我應該立誰，這是懷疑臣。我有七十（這里出現筆誤，歷史上包拯享年六十四歲，疑是表達六十歲），膝下還沒有兒子（介于諸多人說包拯無子，且拿出此處為論證的證據，這是錯誤的，因為這里并不是包拯沒有兒子，而是他的兒子先于他死了），且不是謀求好處，想阿附于太子之意。”“臣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后福者。”仁宗聽了大喜道：“這事情我會好好考慮的。”于是，包拯又繼續說道：“近年來，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希望陛下能夠裁減內宮侍臣的人數以減損額外開支。”
包拯還說：“累年以來，制敕才下，未逾月而輒更，奏語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欲乞今后臣僚上言利害，并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經久，方許頒行，不可數有更易。”上言制度要謹慎下發，且不要隨便更替，以免百姓失去對朝廷法度的信心。
緊接著，包拯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希望能夠使各路行政機關能夠盡職為百姓謀福，且御史府可以舉薦。這些事情都得到了應允。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包拯是個憂國憂民的，極力維護皇權的一位忠臣。
當時有一個叫張方平的官，他官拜三司使，也就是最高財政長官，相對于現在就是財政部部長。但他因為越軌購買富人的財產而獲罪。包拯上書彈劾張，并使得張罷了官。但是偏偏是宋祁來接替張方平。由于宋祁這個人人品有問題，于是包拯繼而的指責宋祁。宋祁被罷免。
嘉佑四年（1059）五月戊戌，朝廷詔書：“君臣同德，而過設禁防，非朕意也。舊制，臣僚不許詣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而始用包拯參議，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而包拯在彈劾了張方平，又繼而彈劾宋祁，緊接著就被升任為樞密直學士，于是，歐陽修便說道：“包拯是《左傳》里說的那個‘牛蹊田而奪之牛’。給他們的懲罰夠了，但包拯卻不放過，這其實就是貪戀三司使這個財政肥缺嘛！”
于是，包拯就天天呆在了家里，回避如歐陽修這些的閑言閑語。包拯在三司使任上，便做了些具體措施，以保百姓福祉。他下令，凡各庫的供品，以前都是各州攤派的，這對百姓的負擔很重，現在都要變成與百姓公平交易。
仁宗時，公款挪用致使欠公家錢帛的官吏頗多，于是他們多被拘禁看管，他們一有機會就逃，沒有辦法只能扣押他們的妻子兒女。包拯上任后，將那些不是主謀的官吏妻子孩子們都放了。
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被升任為給事中，并禮部郎中，擔任三司使。沒幾天，即四月庚辰，陳升被罷，“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出諫官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宋史·仁宗本紀》）。
嘉佑七年（1062），包拯又升為禮部侍郎。包拯堅持不受。不久，也就是嘉佑七年五月二十五（庚午），即公元1062年7月3日，包拯病逝于開封，加贈禮部尚書，謚孝肅，享年六十四歲，歸葬于老家合肥。
【傳說揭秘】
關于包拯的傳說，主要是歸結于他的斷案史。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在《三俠五義》中大量篇幅的“貍貓換太子”。那么史上真的有這事嗎？我在《品北宋名臣之龐籍》中說過。不過，我還是說一下“貍貓換太子”的杜撰背后的歷史情況。
“貍貓換太子”
真宗皇后去世后，時劉妃與李妃都有孕在身。這意味著誰先生下龍種，就誰為有望成為正宮。劉妃嫉妒之心已久，于是，在宮中總管郭槐的謀劃下，使接生婆尤氏，趁李妃分娩血暈之際，用一剝了皮的貍貓換了李妃的皇子，并由劉妃暗派的宮女寇珠來處理皇子。寇珠心有余，于是，暗自將皇子交給了宦官陳林。而陳林則是將皇子裝在一提盒子里送到南清宮，偷偷地養起來。而真宗則怪罪李妃產下孽畜，將其打入冷宮。不久，劉妃產下皇子，被冊立為太子，而劉妃則是母以子貴的當上了皇后。不想，劉妃子在六年后夭折了。當劉妃得知李妃的孩子還在世的時候，于是就將之撫養。一日，太子來到冷宮，見到了生母。或許是母子天性吧，太子與李妃都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淚來。劉后知道后，就嚴刑逼供于寇珠。寇珠為了保護皇子等一干人，于是毅然觸階而死。劉妃不可罷休，在真宗面前進讒言，致使旨意李妃死。太監余忠替李妃死，偷放了李妃，而太監秦鳳則將李妃送至陳州，任務完成后，秦鳳自焚而死。李妃無法生計，便以乞討為生。后李妃遇到包拯陳州放糧。包拯得知后，假與李妃以母子關系，將李妃帶至開封府。包拯借機在仁宗皇后壽誕之際，將李妃帶進宮，并與時當了皇帝的兒子即仁宗認了，將真相告白。而此時身居太后的劉妃則是驚恐中而亡。
“貍貓換太子”歷史原型
《宋史·仁宗本紀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為己子養之。”
《宋史·仁宗本紀二》：“明道元年春二月……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妃薨……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遺留物賜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為宸妃所生。”
《宋史·后妃上》：“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錢氏，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初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壯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進才人，后為婉儀。仁宗即位，為順容，從守永定陵。章獻太后使劉美、張懷德為訪其親屬，得其弟用和，補三班奉職。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是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勛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勛如其言。后章獻太后崩，燕王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壯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嘆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歷中，改謚章懿，升祔太廟。拜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寵賚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瑋。”
《鍘美案》的真實背景
《鍘美案》是包公系列的第二大經典。其中的陳世美更是婦孺皆知的負心郎。那么歷史上的“陳世美”又是怎么樣的呢？其實，《鍘美案》開唱以來，才兩百年而已。至于原型“陳世美”，現考應該是清朝的陳年谷。據戲劇上的陳世美自報“湖廣均州人氏”。我們來看可《均州志·進士篇》：“順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陳年谷，官貴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又據《湖北歷史人物辭典》載：“陳世美，清代官員。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人，出身于仕官之家。清初游學北京，順治八年辛卯科進士。初任河北某地知縣，后因得康熙賞識，升為貴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參政。”我們都可以知道這陳世美就是陳年谷。那么清朝的人怎么會和北宋的包拯掛鉤的呢？據說，是人報復陳年谷，于是將他編進當時的戲劇《秦香蓮》中，而歷史上的陳年谷，卻是為官清廉、剛直不阿的清官。又據說，清朝時，有一戲班正演《秦香蓮抱琵琶》，卻見觀眾多，而又嫌戲劇短，于是，便將前處加了包拯的《陳州放糧》。可是，戲場還是亂了。觀眾們高喊要殺死陳世美，可當時的“包公”演員還沒卸妝，于是就上了個清朝戲，北宋官了。而“包公”就上到前臺，殺了“陳世美”。后來，就發展成了《鍘美案》了。那么陳世美的后代難道就沒有反應的嗎？當然有，據說，有一個還看了后，當即吐血身亡，而更多的則是拼命不惜武力來維護他們的祖宗陳世美。所以，關于《鍘美案》的主角，陳世美的確是夠冤的了。
【其他總結】
一、孝的典范。
包拯一生以百姓與江山為己任，早年受儒家思想點化，非常的重視孝道，及至父母雙亡，也不愿意離開墓旁，是我國孝的典范人物。
二、執政為公。
包拯“性峭直，立朝剛毅”，甚至當時的人都認為“其笑為黃河清”。包拯很少笑，且笑起來也是這么的僵硬，于是冷面包公的形象也顯現出來。而包拯將這冷面主要體現在執政為公上。他不怕權貴，曾三次諫言仁宗，處理關于外戚張堯佐的事件。他不惜得罪望族與達官，將他們的園林毀了，就是為了老百姓。所以，包拯之所以能夠得到百姓愛戴，就是他隨時隨地都為百姓謀福而作努力。當然，這與他的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
三、視民如子。
包拯的視民如子可以從他所言的一句話可以看出。他曾說：“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吾孫也。”這句話深深地影響了包氏子孫及千萬百姓、官吏們，后世人且因此話而附筆者數不勝數。包拯視民如子，可以不畏權貴，可以出使他邦。
四、風云一看。
歐陽修曾說包拯是“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這就是說包拯不會給任何人什么顏面，如不給宰相面子，致使很多宰相在朝堂上下不了臺面等。只要是有悖于朝綱，有愧于百姓就據理力爭。
《宋史·藝文七》：“《包拯奏議》十卷。”將包拯的奏章等編輯起來。
《明史·何紹正傳》：“池人為立祠，與宋包拯并祀。”說的是，人們為了紀念何紹正，而將之與包拯一并來祭祀，借著包拯的光。
《明史·林俊傳》：“詔即以俊代邦問，俊引硃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說的是林俊拿包拯彈劾宋祁的事，來己喻，堅持不受。
《明史·海瑞傳》：“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史官在撰海瑞傳時，將之喻為是明代“包拯”。
《明史·張淳傳》：“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為‘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說的是張淳秉公辦理，當時人將之與包拯媲美。
《清史稿·王掞傳》：“掞就宮門階石上裂紙，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說王掞以包拯為例，向朝廷上書據理陳事。
《清史稿·江春霖傳》：“效宋臣包拯七上彈章。”說江春霖以包拯為榜樣，據理力爭，堅持彈劾江西巡撫馮汝骙。
發布日期：2009-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