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唐蘭《中國文字學》
傅修才
（中山大學中文系）
摘 要：《中國文字學》是中國文字學家唐蘭繼《文字學導論》后又一部在中國文字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學術專著。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先生系統地總結了自己數十年研究漢字的成果，提出了許多極富創造性的見解，對中國文字學理論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本文將根據本書的編排體例，從五個方面敘述唐蘭先生《中國文字學》中的文字學理論，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評述和探究。
關鍵詞：《中國文字學》；文字學；漢字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漢字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有了數千年的發展歷史。在漢字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對漢字進行系統地學習和研究，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在將來，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
唐蘭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漢字研究領域頗有成就的學者，他的一系列學術成果對中國文字學研究意義重大。《中國文字學》是一部用新的觀點系統地研究漢字字形的理論性專著[1]，全書共三十一節，分屬五大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詳細地闡述了唐蘭先生對中國文字學的歷史、定義和研究對象、文字的起源和形成、文字的構成、文字的演變以及文字的變革等問題的看法，可以說匯集了唐蘭先生畢生研究漢字的心血，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文字學理論體系，對我們當代文字學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關于中國文字學的相關問題
要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字，首先就必須要明確中國文字學的定義、歷史和研究對象等相關基礎性問題。在《中國文字學》的前論中，唐蘭先生用數節的內容來解決涉及中國文字學的相關問題。
（一）中國文字學的歷史
一個學科的誕生和發展必然要經歷長時期的歷史積淀，決不可能突然間就創建起來。中國文字的歷史悠久，同樣文字研究的歷史亦有相當長的一段歷史。在唐蘭先生看來，中國最早的文字學研究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就已經開始，春秋戰國到晉這段漫長的歷史是中國文字學的興起和發展的階段。在這一個時期，文字學確立了自己與經學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批對后世中國文字學研究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如《爾雅》《說文解字》等就誕生于此時。晉以后的六朝文字研究陷入衰微，進入兩宋后文字學研究重新崛起，作為文字研究的中興時期，六書學和金文研究在這時發展異常繁榮。經過明朝的沉寂后，清代文字學又再次興盛，特別是《說文》學尤盛，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字研究的鼎盛時期。
在我們看來，唐蘭先生對中國文字學的歷史論述是相當完備的，他對中國歷史上各時期的文字學研究狀況都作了介紹，就算是文字學研究的衰微時期如六朝的明朝他也談及，可以說做到了詳略得當、仔細完備。最為可貴的是，唐蘭先生在論述文字學歷史的同時，還兼容同期與文字研究息息相關的音韻學和訓詁學的發展，從整體上來把握文字學歷史發展動向，可以說比較完整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國文字學歷史脈絡，確立了中國文字學的歷史觀念，這對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研究中國文字學無疑具有極好的入門作用。
然而，《中國文字學》對中國文字學歷史的闡述仍然存在不足之處。首先，它沒有建立自己完整嚴密的文字學歷史體系，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對文字學歷史的論述雖然詳略得當，但很散亂；其次，唐蘭先生忽略了對近現代文字學研究歷史的論述，盡管他也談及了一些近現代文字學者及其研究，如王國維，羅振玉，商承祚，容庚等，但極不全面，只是偶然提及；第三，唐蘭先生對某些具體時代的研究狀況和研究者的評價有失公允，例如王國維，雖然他在文字學的主要貢獻是對甲骨文的資料整理，但依據卜辭和文獻，他系統地考證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系，并從不同世次的稱謂劃分卜辭的時代，對商周銅器銘文的考釋和研究，更有重大的發明和成就[2]，他在文字學的成就，決不僅僅如《中國文字學》所說“王國維只能算是文獻學家，他也研究古文字，但沒有系統”。[3]
（二）中國文字學的定義及其地位
中國文字學是什么？這是每一個學習漢字的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前面已經說到，中國文字學的研究早在公元前就已展開，但中國文字學真正有“名分”的時期是從西漢開始的，西漢把文字學定名為小學，隋唐以后原來專指文字研究的小學又加入了音韻學和訓詁學，并且一直延續，直到清末的章太炎才將小學改成為語言文字學。總而言之，在中國古代，文字學始終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正確的學科定位。
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指出，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具有極大的特殊性，西方的語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所以西方語言學研究實際上是語言文字研究。而在中國，語言和文字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脫離，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是兩碼事。基于此，他主張中國文字學是研究中國文字的學科，應該獨立于中國語言學，并將其命名為“the science of characters”。
在先秦時，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可以說基本上是一致的，當時的語錄體著作如《論語》、《墨子》、《孟子》等記載的對話與當時的口語幾乎是吻合的。秦漢以后，當時的文人已經很難讀懂先秦的文獻典籍，原因除了兩個時代的文字已有不少的差異外，還在于當時的文字與語言已有很大的出入。到了隋唐，當時的人就連秦漢時期的著作都已無法完全讀通。由此可見，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本就不應該作為不同的研究對象，現在我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由此可見唐蘭先生的這一見解是極具遠見的，它不僅確立了文字學在中國的地位，還確立了中國文字學在世界的地位。
（三）中國文字學的研究對象
每一個漢字都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字形；一是字義；一是字音。我國傳統語言學一直是以語義的研究為出發點，又以語義的研究為落腳點的[4]，其范圍包括了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而三者又一般以訓詁為主，文字和音韻很多的時候是作為訓詁的工具。正因為此，長期以來，我國的文字學研究都是兼形音義為一體。中國古代文字學最有影響力的《說文解字》就是中國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和辨識聲讀的文字書，如《說文解字》玉部中的
（碧）：石之青美者，從玉石白聲；走部中的
（趣）：疾也，從走取聲[5]。自從許慎以后，中國歷代文字學研究者都大體沿襲著他的研究方式，很少有大的創新和突破，這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中國文字學的發展。
對于文字學將形音義合并研究的狀況，《中國文字學》指出，文字學應該把研究內容放在字形，把字義、字音即訓詁和音韻送出，因為在唐蘭先生看來：“中國文字學本來就是字形學，不應該包括訓詁和音韻。一個字的音義雖然和字形有關系，但在本質上，它們是屬于語言的，嚴格說起來，字義是語義的一部分，字音是語音的一部分，語義和語音是應該屬于語言學的。”[6]
唐蘭先生的這一主張除了明確中國了中國文字學的研究對象外，更進一步確立了文字學和語言學相互間的地位，這是難得可貴的。但是文字與語言間的聯系千絲萬縷，這又是無法忽視的。研究文字字形，尤其是古漢字的字形，訓詁和音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僅從字形研究文字有的時候常常會望文生義，如許慎把“士”解釋為“推十合一”，把“王”解釋為“一貫三橫”，王安石把“波”字解釋為“水之皮也”。所以，文字學的研究對象固然要以字形為主，但我們要充分意識到字形、字義和字音三者的內在規律，這一點在研究古漢字尤其重要，正如丁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釋林》中說：“古文字是客觀存在的，有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得。其形、音、義之間是相互聯系的。而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研究古文字，既應注意每一個本身的形音義三個方面的相互關系，又應注意每一個字和同時代其它字的橫的關系，以及它們在不同時代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縱的關系。”[7]因此，我們認同唐蘭先生以字形作為文字學主要研究對象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字音和字義，這是由中國文字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
二、關于文字的起源和發生問題
幾乎每一部漢子研究的論著都會對文字的起源和發生問題進行探討。漢字的起源和形成一直是文字學界爭論不已的話題，由于年代久遠，可提供研究的史前實物不足，再加上歷代典籍文獻眾說紛紜，能提供的信息也不豐富，我們對漢字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只能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論證和猜想。因為主客觀條件不同，歷代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看法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早在中國古代，許多文字研究者就對中國文字的起源和形成進行了討論，但他們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傳說階段，而且莫衷一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早涉及文字起源的是《易經·系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到了戰國末期，諸子百家著作如《荀子》、《韓非子》等又提出了倉頡造字說，而后的學者都繼續沿襲和發展這些說法，如許慎《說文解字序》：“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皇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始造書契。”[8]劉勰《文心雕龍·練字》：“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倉頡造之，鬼哭粟飛；皇帝用之，官治民察。”[9]到了宋朝以后，鄭樵在《六書略》中又提出“始一成文”說。總而言之，在文字起源和發生這一問題上，古代文字研究者似是而非，大體都停留在結繩造書說、倉頡造字說和八卦成書說等傳說階段。
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先生對這些文字起源傳說一一加以否定。在他看來，結繩只是記事方法，還未達到文字的階段，倉頡造字只是文人一廂情愿，至于八卦成書說則更無根據，古代的八卦只是古人算籌布爻，不是文字的取材。對于文字的起源和發生，《中國文字學》中論述道:
文字的產生本是很自然的。幾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好的繪畫，這些畫大抵是動物跟人像，這是文字的前驅。經過很長的時期，人類由漁獵社會，進入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密切起來，許多歧異語言混合起來，有了較普通較廣泛的語言。在這個時候，有人畫出一只老虎，任何人見了都會叫做虎，畫出一只象，任何人見了都會叫象，有了圖畫，加上統一的語言，如其那時的文化已經發展到那種需要，就立刻有了文字。文字本于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但圖畫卻不一定能讀。最初的文字，是書契，書是圖畫來的，契是記號來的。（有刪節）[10]
唐蘭先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從文字本身性質論證，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文字起源于圖畫，這是極富創見性的，對中國文字學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文字起源圖畫這一觀點也已為文字學界所接受。其實從中國文字的發展軌跡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圖畫和文字的淵源。一般來說，越古老的文字，其象形的程度越高即圖畫性越強（也有不象形的 ，如記號字，但不占主流），中國現存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是殷商末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的圖畫意味是很強的，如
（水）、
（山）、
（龜）、
（鳥）
（何）。盡管甲骨文已經有了一定的筆劃，但仍有圖畫的性質，其中有些延續到現在還使用的字還有圖畫意味，如
（雨）、
（井）、
（網）。甲骨文已經是成體系的成熟的文字，它的形成必然經過了一段較長的時期，根據現有的甲骨，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甲骨文字形很不穩定，但它們都有共同的圖畫來源，很明顯是在圖畫的基礎上簡化而來，如
（龍）→
、
，
（戈）→
、
，
（虎）→
、
、
。
但《中國文字學》對具有文字性質的原始圖畫的定義，我們則認為值得商榷。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先生把帶有文字性質的原始圖畫定義為原始的圖畫文字，而不是文字畫，“主張文字畫的人，不知道象形就是圖畫文字，從繁到簡，從流動到比較固定，都是一種歷史的過程，不能劃分的，他們往往把字形不固定，字音不固定為口實”[11]可唐蘭先生在本書中又提出“單有記號，單有圖畫，都還不是文字，文字的發生，要有了統一的語言以后”。[12]他既主張原始圖畫是圖畫文字，可又指出文字要在圖畫與語言的結合后發生，可以發現唐蘭先生的說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關于具有文字性質的原始圖畫，我們認為應該將它們定義為文字畫，而不是圖畫文字。在階級社會之前，人們用圖畫主要是為了記事，這些圖畫所代表的意義實際上是不固定的，一個相似的圖形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意義，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中國的文字是一字一音的，這些原始圖畫還沒有與固定的意義和語言相聯，只能說它們已經有了文字的性質，而不是圖畫文字，真正的圖畫文字要在這些原始圖畫與相應的意義和語言結合后才產生。所以稱其為具有文字性質的文字畫是比較合適的。
七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如汪寧生、陳煒湛、唐鈺明等提出文字來源不僅有圖畫，還應當包括實物和符號等原始記事方式，這種觀點與唐蘭先生文字起源圖畫并沒有本質的沖突，只是對唐蘭先生觀點有益的補充。在我們看來，后一者的觀點似乎更加妥當。從現有材料看，對于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等原始記事方式產生的時間先后恐怕已無可考證，而這其中是否存在一種可能即實物記事和符號記事等先于圖畫記事或與圖畫記事同時，并對圖畫記事施以影響呢？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從現在的考古發掘資料看，原始社會時期出土的很多實物上刻劃的符號已經具有文字性質，例如仰韶文化時期的半坡遺址實物上的刻劃符號（見圖一），雖然只是簡單的刻劃，許多文字研究者都認為其已經具有文字原始形態，盡管這種說法有待進一步確認，但它們具有文字性質這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又如仰韶文化后的大汶口的陶文刻劃（圖二）則與文字更加接近，唐蘭、李孝光、陳昭榮等學者都主張其為成熟的文字。至于實物記事，我們認為其對文字的起源也是有影響的，實物記事是原始社會人們常用的用來記事的手段，而實物又是往往與一定的意義相聯系的，如云南景頗族男女戀愛時，就用樹根表示想念，大蒜表示要姑娘考慮兩人的事，辣椒代表熾烈的愛，火柴梗表示男方態度堅決，葉子代表有好多話要說[13]。當然，實物記事和文字在性質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但實物記事對文字應該是有參考作用的，從甲骨文看，很多的文字也都是對實物的參考。所以可以說實物記事孕育了文字早期的萌芽。
圖一：半坡遺址陶器刻劃符號 圖二：大汶口陶文刻劃
所以我們認為，文字的來源應該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源流是圖畫，但也不應該忽視其它原始的記事方式對文字產生的影響。當然，關于文字起源和發生這一問題，無論是唐蘭先生，還是現在的研究仍舊還只是停留在猜測和推斷，我們只能希望更多的地下實物的發現，為最后解決這一問題提供確鑿充分的材料支持。
三、關于文字的構成問題
前面我們已經就《中國文字學》中文字的起源和發生問題進行了討論，接下來，我們將對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探討的最重要的問題即文字的構成進行分析。文字的構成是文字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其本質是文字的造字法。關于文字的構造，中國古代文字學研究在很早的時候就已涉及，其中最著名的是東漢的三家六書說：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漢書·藝文志》）
六書者，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鄭眾《周禮注》）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許慎《說文解字序》）
班固、鄭眾和許慎各自提出的六書說是最早有關于漢字構造的理論體系，對中國文字學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圍繞著六書的相關問題，歷代學者都不斷的探究。整整一千余年的研究者前仆后繼地挖掘六書，他們視六書為漢字之根本，認為六書可以盡括一切的文字，但他們卻很少注意六書本身存在的缺陷。迷信經典使文字學長期以來在文字構成理論上很少有大的創新和突破。
針對上述情況，近代以來不少的文字研究者開始突破傳統六書說的束縛，創立新的文字構造理論，沈兼士先生、唐蘭先生、陳夢家先生等就是其中的先行者。唐蘭先生在早期的《古文字學導論》中就已提出了三書說取代六書說，在《中國文字學》中，他進一步明確提出自己的三書說：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聲文字。在他看來：“象形、象意、形聲足以范圍一切中國文字，不歸于形，必歸于意，不歸于意，必歸于聲。”[14]
唐蘭先生的三書說打破了中國文字學研究千余年來的六書框架，這種大膽創新的學術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它對文字學理論的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受時代條件的制約，唐蘭先生的三書說理論并不像他所說的那樣足以包括一切中國文字，其中存在著許多的不足，我們認為其主要的問題有：
（一）忽視中國文字發展的重要環節，沒有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文字的發展趨勢
文字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發明創造之一，文字的產生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前面已經說到，中國文字起源于圖畫、契刻等原始記事方式，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不同地域間的聯系加強，社會結構日益復雜，原來用來記事的文字畫、契刻符號等被人們用于記錄相應的語言，文字和語言一一對應的關系確定，文字才真正形成。時代的進步對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們便在現有文字的基礎上進行變革。他們在已有的文字上采用表音的方法，借用某個字或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號來制造假借字[15]，從現有的甲骨文看，圖畫文字所占的比例不大，而假借字所占的百分比較大，可見在當時假借已是很常用的一種產生新字的方法。在假借字大量出現的同時，形聲字也不斷涌現，最初的形聲字都是通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者音符而產生的[16]，后來的形聲字的產生也大體延用這種方式，形聲字在甲骨文的比例是很高的，形聲字的出現是漢字發展的重大的歷史轉折，它使文字表達語言更加的準確和清晰，形聲字也因此成為了漢字發展的主流。縱觀中國文字的發展歷史，大體上是延續從表意到表音的發展過程。
唐蘭先生的三書說分為象形、象事和形聲，“象形和象事是上古時期的圖畫文字，形聲字是近古的聲符文字”[17]，也就是說，唐蘭先生的三書說把中國文字主要的發展歷程劃為形→意→聲。假借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字構造方式，唐蘭先生并未將其納入三書，而是作為產生新字的六技之一，應該說唐蘭先生的這種劃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假借更多的時候確實只是一種用字法，而不是造字法。但假借在文字構造上有重要的地位，三書未把它納入是很不全面的。同時，唐蘭先生把象形和象意都歸為圖畫文字也是不妥當的，因為不少的象形和象意文字早已沒有了圖畫的意味，如日早期寫為
，是典型的象形，后逐漸變成寫為
；明是象意字，甲骨文多寫為
，已沒有多少圖畫意味了。而且三書說把象形和象意字定為上古時期的文字，形聲字定位近古時期的文字亦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象形、象意、假借和形聲產生是緊密相聯的，在時間上應該不會相差太久，我們很難準確確定其出現的先后，唐蘭先生人為分割，是很難讓人完全信服的，這與文字發展的歷史進程并不完全一致。
（二）象形和象意界限不明，難以準確區分
關于這一點，很多的學者都已經提出了質疑，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就明確指出：“唐先生自認為三書說的分類非常明確，一點混淆不清的地方都沒有。其實象形和象意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確的。”[18]《中國文字學》對象形和象意的定義為：
象形文字畫出一個物體，或一些慣用的符號，叫人一見就能認識只是什么。凡是象形字，一定是獨體字，一定是名字，一定是本名以外，不含別的含義。象意字有的是單體的，有的是復體的，單體象意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過象意字注重的是一個圖畫里的特點。復體象意字有些近似形聲文字，只要是圖畫文字，從字就可以相出意義來，就是象意文字。（有刪節）[19]
從上述定義可知，唐蘭先生的象形包括的范圍大體與傳統六書的獨體象形和指事相合，象意文字則與六書的會意字相合，其中還包括一些合體象形字，象形和象意的區別是象形可以直接從圖畫中得出意義，象意則要通過從圖畫中想出，這樣的定義看似邏輯嚴密，但在實際的操作中是存在不確定性的。如月，甲骨文為
，很明顯是獨體象形，但又可以代表“夕”的意義，如果按唐蘭先生象形的定義操作，月是不應該為象形的。又如函，甲骨文為
，本是藏矢之器，是合體象形字，但唐蘭先生的象形并不包括合體象形，但函字又不是象意。所以，唐蘭先生的三書本身內部就是有爭議的。
（三）三書說不能涵蓋所有的中國文字
《中國文字學》中說“象形、象意和形聲可以包括盡一切中國文字”[20]，實際上，我們通過分析可以發現有一些文字是不能納入三書中的，如：
1、假借字 假借字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漢字構造，前面已經說到唐蘭先生把它作為一種用字法，所以假借字是無法歸入三書中的。例如我的本義為兵器，后來被假借為第一人稱代詞，五、六、七、八、九、百、千等紀數字同樣也是假借字。
2、記號字 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把“一”、”“二”視為象形字其實是沒有道理的，一、二實際上應該是記號字，一、二、三、四在甲骨文中寫作
、
、
、
，很明顯是表意的記號，而不是圖畫。除此以外，一些原來的象形字也漸漸失去表意作用，而變為記號字，上文提出的日即是如此。
3、變筆表意字 變筆表意字是通過改變筆畫而形成的字，這樣的字數量較少，如用甩、兵乒乓。
4、改形分化字 改形分化字是指在原有字形的基礎上變化而得，這樣的字也是比較少的，如參叁、已己、乞氣、享亨。
除上述幾種外，還有半記號字、合音字、兩聲字等[21]，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三書說確實存在著很大的不足，正因為如此，唐蘭先生的三書說很少被人采用。盡管如此，我們仍不能抹殺三書說的成就，中國的漢字一種極其復雜的書寫符號系統，再加上數千年發展歷程中的變異，要想找出一種構造理論來包括盡一切中國文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唐蘭先生敢于棄舊圖新，提出三書說，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創舉和突破。
四、關于文字的演化問題
文字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文字的演化是漸變的過程，“它本身是無目的的，只是不停的改易而已”[22]，在中國古代，因為文字尚未統一，字形不固定，書寫時又缺乏規范，一字多體的現象是很普遍的，這給學習和研究漢字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所以，唐蘭先生書寫時指出“不懂得‘演化’，就不能研究文字學，尤其是中國文字學”[23]。在《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先生把漢字的演化的原因概括為：1、繪畫·契刻·書寫·印刷、2、形款·形式·結構·筆畫、3、趨簡·好繁·尚同·別異、4、致用·觀美·創新·復古、5、混淆·錯誤·改易·是正·淘汰·選擇。
以往研究中國文字演化時，許多學者都從文字本身來追尋原因，唐蘭先生卻獨辟蹊徑從書寫規范、書寫工具和書寫者主觀因素等方面來探求文字的演變，這是很有創新精神的。然而，我們覺得唐蘭先生對文字演化原因的總結盡管完整，但不免有些繁雜，很多的原因并沒有分開的必要。例如趨簡、好繁、尚同、別異、致用、觀美、創新、復古等主要是由于文字的簡化和繁化造成的，混淆、錯誤、改易、是正、淘汰、選擇主要是由文字的訛變造成的。這些原因本可以融合，分得過細顯得很雜亂。而且，唐蘭先生在分析文字演變的原因時，也忽略了聲化這一個重要的文字演變原因。所以，我們認為，唐蘭先生對文字演化問題的論述是比較完備的，但顯得有一些冗繁，沒有形成完整嚴密的結構。
五、關于文字的變革問題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是最重要的輔助性交際工具。文字的變革不僅關系到文字和語言本身，還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正確地認識文字變革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的文字自形成之日起，在從古至今數千年的時間就處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中。《中國文字學》把中國歷史字體的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古文字階段包括殷商系、兩周系、六國系和秦國系，古文字后，又分為隸書·八分·飛白、章草·今草·狂草、行書·正書。
《中國文字學》對中國古代文字字體演變的劃分大體沿襲了傳統的做法，此舉有利于進行論述，同時也有利于我們更直觀地把握中國文字字體演變的脈絡，這對我們了解文字變革這一問題無疑是有很大裨益的，不過這種劃分其實并不精密，每一種字體時間界限有很大的爭議，而且會給人一種錯誤的意識即中國文字演變的歷程是直線進行的。就以秦國文字為例，秦國是中國文字變革的重要轉折時期，秦統一以前，秦國大體延用的是西周的文字系統，秦統一后，秦始皇實行“書同文，車同軌”，以經過整理規范的小篆作為全國通行文字，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小篆的俗體即隸書的前身卻被廣泛地運用，可以說“秦王朝實際上是用隸書統一了全國的文字”[24]，而且草書最早的萌芽在秦時也已開始。實際上，中國文字變革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絕不是像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有清晰的發展階段。
盡管中國古代文字不斷變革，但文字的根本性質卻始終沒有發生質的改變，中國文字仍舊是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進入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文字的變革成為了文字學界討論的重要話題，許多的學者變革漢字，一些激進的人甚至提出以拼音文字替代漢字。在新時期的漢字變革這一問題上，唐蘭先生的態度是謹慎的，在《中國文字學》中他提出“推翻漢字不如改革漢字”，在這一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變革漢字的方案—新漢字“保留漢字的形式和一部分表意字，改革漢字形聲字，用拼音方式替代舊聲符”[25]。
漢字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而且一直使用到現在的唯一的文字[26]，在絕大多數的古代文字已經消亡的情況下，漢字仍能繼續使用到現在，這也足以說明漢字有自身的優勢和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漢字在很早的時候已經成為了我國各民族共同的書寫工具，在語言尚未統一的情況下，漢字起到了溝通不同地域的作用，不僅如此，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文化也是依靠漢字記錄下來的，可以說，漢字對我們民族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漢字作為意符音符文字系統，難學難寫難認難記，這是它的不足，可我們決不能因此就要廢除漢字。當然，漢字在現階段也確實有變革的需要，而且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提出的漢字變革主張在我們現今的文字整理和規范中也得到了貫徹，如保留一些易識的表意字，改革形聲字等，這無疑是《中國文字學》對文字學理論的又一貢獻。
《中國文字學》作為中國文字學歷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是唐蘭先生數十年文字研究心血的結晶，對中國文字學基礎理論建設有巨大的貢獻。受限于時代，書中有一些不足，但這并不會影響它作為漢字研究領域的地位。無論是在現在，還是未來，《中國文字學》都將在漢字的學習和研究繼續發揮它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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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牟作武 《中國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 6.〔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2007年版
- 7.黃伯榮 廖序東 《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8.葉蜚聲 徐通鏘 《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 9.高明 《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 10.李學勤 《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97年版
- 11.陸宗達 《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釋：
- [1]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 [2]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 [3]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 [4]陸宗達：《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 [5]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35頁。
- [6]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
- [7]轉引自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4頁。
- [8]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14頁。
- [9]劉勰：《文心雕龍》，周振甫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6頁。
- [10]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頁。
- [11]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
- [12]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頁。
- [13]葉蜚聲 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頁。
- [14]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 [1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頁。
- [16]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頁。
- [17]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 [18]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5頁。
- [19]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頁。
- [20]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 [2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07頁。
- [22]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
- [23]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
- [2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72頁。
- [25]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 [26]黃伯榮 廖序東：《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頁。
發布日期：200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