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剛
內容提要：中國古代的學記基本上只有兩種，一種是諸子學記，一種是經師學記。但是，在西洋學術的沖擊下出現的國學，迥異于傳統的子學和經學，它有新的內涵。國學興盛期出現的國學大師，其學記自然也要求新的體例。卞孝萱先生力作《現代國學大師學記》一書涵蓋了章炳麟、章士釗、劉師培、黃侃等十二位國學大師。該書從正名國學，慎取大師；知人論世，表彰人格；博觀約取，新見紛呈；不畏前賢，指瑕糾謬四個方面展開了獨到而又精湛的論述。通過這四個方面的示范，卞先生實現了對國學大師學記的正名，該書也成為國學大師學記的典范之作。
關鍵詞：諸子學記；經師學記；國學大師學記；卞孝萱
作者簡介：趙永剛，男，1981年生，山東濟寧人，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博士。
一、以先秦子書為代表的諸子學記
以學記命名的著作起源很晚，張舜徽先生認為“發端于晚清戴望的《顏氏學記》。”【1】3但是，在中國古代，總結一代學術，評述一代學人的學記體萌芽卻甚早，其發端時期最遲可以界定于戰國時期，【2】5代表性的著作是《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荀子·非十二子》等。其中《莊子·天下篇》一般認為是現存最早的中國學術史，在批評先秦時代各家學術的著作中，以這一篇為最古。《天下篇》對墨子、禽滑釐、尹文、田駢、慎到、關尹、老子、莊周、惠施各家觀點，都一一評述。例如對于墨子，《天下篇》敘述了墨子的主要學術觀點，如提倡兼愛、非攻，反對貴族階級繁文縟節的禮、樂，以及薄葬的主張等。同時對這些觀點進行了評價，如贊賞墨子為救世能士，批評墨子的學說過于嚴苛，不符合人的天性，難以廣泛的施行。
戰國時代萌芽期的學記，明顯帶有簡略性、綜合性、重視學派的評述而較少學人介紹的特點。并且這一時期學記的載體多為子書，創作學記的作者基本上也都是比較著名的諸子學家，評述的對象也都是諸子之學。因此，這一時期的學記可以名之曰“諸子學記”。
二、以歷代正史為代表的經師學記
司馬遷創紀傳體史書體例，這種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體例，一直是漢代以下諸朝史書的典范。司馬遷重視學人傳錄的創作筆法，也為后世史家所繼承沿用。《史記》中有許多記載諸子學家的列傳，如《老、莊、申、韓列傳》是記載道家和法家的，《蘇秦》、《張儀》是縱橫家的，《仲尼弟子列傳》是傳儒家的。但是至漢武帝定儒家為一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后儒家學術成為官學，因此，司馬遷將《儒林傳》單獨列出，對當時儒家人物申生、轅固生、韓生、伏勝、董仲舒、胡毋生的生平和學說都作了詳細的記載。班固承司馬遷《史記》開創的體例，也單列《儒林傳》，傳錄儒家一代學說，標志著史書中儒家學說，特別是經學地位的最終確立。
儒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經學成為官學之后，諸子之學逐漸式微，儒家學術一支獨秀。雖然范燁《后漢書》為文學家辟出領域，《文苑傳》撰述文學家，但是在整個中國古代學術史中，文學家始終沒有贏得傳統意義上的學人的地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從漢代至清代的學記主要是經學家的學記，其載體主要是史書，另外還有些《學案》，如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代也有些專門的著作，如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唐鑒《國學學案小識》等，也都是以經師為主要的論述對象。因此，這一漫長時期的學記可以定義為“經師學記”。
三、以《現代國學大師學記》為代表的國學大師學記
諸子學記和經師學記可以概括中國古代的學人學記，但是無法涵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國學大師，其學記寫作范式不能直接借用來書寫這些大師。因為，書寫的對象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國學大師不同于先秦的諸子學家，也迥異于傳統意義上的經學宿儒。這就要求一種既要汲取傳統學記的寫作成就，又要與國學這一新出的學問相結合的新學記，這種學記根據其評述的對象可以名之為“國學大師學記”。這種國學大師學記是伴隨著國學的產生而產生的，如程千帆、唐文編的《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以及《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等，對黃侃、陳垣的學術論述都非常詳細，另外單篇的國學大師學記也有很多。但是，這些著作往往局限于某個特定的國學大師，在深層發掘上有很多成績，但是缺少一種囊括一時代的宏大學術視野，沒能夠揭示出國學大師作為一種群體的特質。這就迫切需要彌補這一學術空缺，卞孝萱先生的《現代國學大師學記》收錄了章炳麟、章士釗等十二位國學大師，并以深厚的學養、宏大的視域，對這些國學大師展開了翔實而又精湛的論述，反映了這一時期國學發展的流程和特色，可以說是國學大師學記的正名之作。《現代國學大師學記》通過以下五個方面的努力，實現了對國學大師學記的正名：
（一）正名國學，慎取大師
為國學大師作學記，首先需要澄清兩個最為基礎的問題，即何為國學？何為國學大師？《現代國學大師學記》對此有精當的界定，對于國學采取一種宏通的定義，《前言》說：“學術本無國界，為何出現‘國學'一詞呢？中華學術，自成體系，西洋學術東漸以后，為了有別于西學，中國人對本國的傳統學術采用了這個前所未有的名稱。”指出了“國學”是在西方參照系下國人反觀自身的產物，那么國學的范圍是什么呢？“簡言之，‘國學'是中華固有的全部學術的專名和總稱。”這個定義和時下將國學局限在文史之學，甚或是經學的做法相較，明顯是寬博宏通的。并舉《國學講習會序》中的“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彰顯了國學的價值所在，即“表達了國學為立國之本、民族之魂的觀點。”并進而指出，“尊崇國學，絕不意味著自我封閉。有識之士，受西洋學術之滋潤與啟迪，突破清學藩籬，學術視野更為開闊，治學方法更為先進，融合東西方優秀文化，與時俱進，成為現代中國學術之前驅，在學術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3】1
《學記》在國學的定義上是宏通寬博的，但是在國學大師的選取上卻是極為嚴格的，這兩個寬嚴迥異的標準看似十分矛盾，其實這正反映了卞先生的苦心所在。因為將國學的外延擴大，可以糾正學術研究的偏狹之弊，可以將許多傳統學術納入國學研究的范疇，使得國學的格局壯大，內涵充盈。同時，縮緊國學大師的選取資格，將許多偽大師、偽學者剔除出國學大師的行列，也有利于國學研究的深入。
不僅如此，卞先生為了扭轉學界評述國學大師時出現的雷同局面，也就是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浮泛論述，因此選取的論述對象都是與之有過較深交往，并且都是對他們做過深入研究的。如《后記》云：“陳垣、呂思勉兩位先生題辭、賦詩，在我立志治史的初期。”“柳詒徵先生的手札，在我廣泛收羅近現代碑傳時期。”“《三國志集解》著者盧弼先生，是我接觸較多的大師之一。”“我有意于溝通文史，文史互證，深受章士釗先生青睞，請我協助他校勘《柳文指要》。”【3】356-357《前言》也提到，“我親見章鈺校書磨穿之石硯，親聞盧弼述注書之甘苦，舜徽提倡通學，與我意合。”此十二位國學大師都是先生曾親炙，或受其影響甚深者，先生對其人格、學術都非常熟稔，所以論述“不蹈空言，不因成說”，而能夠深入透析，鞭辟入里。
另外，在這十二位國學大師之中，史學家占據了絕大的比重，也反映了二十世紀國學諸門類中史學的地位，凸顯了國學的特質之一是經學向史學的傾斜。
（二）知人論世，表彰人格
《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人論世的評述方式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它常常被用在文學批評之中，學記也會借用來介紹作者，歷來學記都不乏知人論世的經典之作。卞先生的《學記》在介紹學人時，一方面繼承前人的優秀傳統，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地規避論述的表面化傾向。概括來說就是博觀約取，植根史實，摒除傳言和軼事，抓住國學大師的主要生平和性格的主要方面展開，展現真實的國學大師。因先生早年編纂了《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對近現代出現的國學大師生平了如指掌，且繼承了“不虛譽、不隱惡”的史傳傳統的。所以其論述真實無偽，不落窠臼，也糾正了對國學大師戲說似的歪曲。
如黃侃的生平，學界對黃侃的概括往往是性格乖戾，好譏諷人，又怕狗、怕兵、怕打雷，這可能確實是黃侃性格之一方面，但不是黃侃的主要性格，如果過分擴大這個次要性格，反而失卻了黃侃的真實性。試想一個器量狹窄、膽略猥褻之人怎么可能會成為國學大師呢？卞先生從《黃侃日記》這個最真實可信的史料入手，梳理出“律己、尊師、敬友、愛生”四個部分，通過這四個部分的闡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迥異于傳聞的黃侃，他嚴于律己、尊師重道、敬友樂群、愛生勵生，是人格高尚的學術大師，而不是斤斤計較的小人之儒。
卞先生還注意表彰大師們的愛國情操，供后世師法。《前言》說：“《學記》不僅揭示大師們的學術業績，并表彰其愛國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時期及抗戰前夕，兩次熱衷講學，意在呼喚民眾的民族大義……柳詒徵為有益于社會國家而著《中國文化史》。呂思勉于抗日戰爭期間表彰陳武帝擊退北方少數民族南侵、保存華夏傳統文化的歷史功績。鄧之誠蟄居淪陷區北平，研讀眀遺民詩，‘欽其節操，憂患中賴以自壯焉。'”【3】2-3以孝母而聞名的卞先生表彰大師們的愛國不是偶然的，而是“心有戚戚焉”，是先生愛國熱情的間接抒發。【4】53
（三）博觀約取，新見紛呈
大師們在國學研究上有多方面的造詣，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展現他們最主要的學術業績，是學記的難點，也是考驗撰者水平的關鍵所在。如果平鋪開來，面面俱到，就難免浮泛空疏；若選擇一個分析，且選擇不當，那就會遺失大師們最可貴的學術貢獻。這就需要撰者既要有宏通的學術視野，也要有深厚的學術涵養，既能夠選取得當，又能夠深入分析。出身揚州，受清代揚州學派通核治學方法影響，并有深厚學養的卞孝萱先生無疑是優秀的撰者人選。【5】56
《學記》處理這個學術難題的方法是，“《學記》只選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介紹，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說，取其一事或一書（章士釗‘三指要'，重點評《柳文指要》；柳詒徵三部書，重點評《中國文化史》，詳加論述。用材料說話，從大量材料中，顯現十二位大師的學術風貌和學術價值。”【3】2
這種以材料為基礎，以先進的研究方法為指導，以縝密的考據為依據的《學記》是傳統方法和現代思維的巧妙牽和，所以能見別人所未見，發前人所未發。【6】270如提到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我們首先會想到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久而久之，這個學術方法的首創之功就被歸在陳寅恪身上。卞先生在《劉師培以唐詩證史》和《鄧之誠與〈清詩紀事初編〉》兩個小節中以大量事實證明了“以唐詩證史言，清末劉師培已發表《讀全唐詩發微》，遠在寅恪經營《元白詩箋證稿》之前；以眀遺民詩證史言，抗日戰爭期間鄧之誠已經營《清詩紀事初編》，亦在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之前。”【3】3
（四）不畏前賢，指瑕糾謬
《學記》的職責是再現大師的高尚人格，揭示大師為學之方，展現大師的學術業績，這就要求《學記》必須有準確的敘述。另外，學術又是發展的，大師們在取得驚世業績的同時，也有些錯誤或闕漏之處需要補正。所以，《學記》的敘述固然是重要的，評價和補正也同樣不可忽視。而后者更能顯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因為評價和補正不僅需要不畏前賢的學術勇氣，同時更需要足以糾謬大師錯誤的學術修為，在指瑕糾謬時還體現著撰者的學術風格和氣度。卞先生的《學記》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典范。【7】275
如《章鈺與〈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一節，卞先生列了三個表格，指出了章鈺和胡克家各自存在的錯誤，并附之以備考，糾正了兩家的謬誤，而且在糾謬時所持的謙和的學術態度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先生在表格之后說：“第一表是章鈺《校記》中之可取者，第二表是不可取者。指出這點，不是苛求前人，而是說明，我們在利用章鈺校勘成果的時候，要加以區別。”也指出“新標點本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缺乏論證，不能使讀者信服。”【3】277
先生積二十余年心血而成的《現代國學大師學記》是師法前賢、澤被后世的巨著，是“善述文章根血性”的楷模。【8】275《學記》科學的體例，精湛的論述，縝密的考證一起構建了一個國學大師學記典范，也可以說是現代國學大師學記的正名之作。
參考文獻：
【1】張舜徽.清儒學記【M】.濟南：齊魯書社,1991.
【2】高時良.學記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卞孝萱.現代國學大師學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徐有富.走進國學大師——讀卞孝萱現代國學大師學記【J】.書品.2007年第2期.
【5】趙益.天才為什么成群的來——讀敬堂師現代國學大師學記有感【J】.書品.2007年第2期.
【6】邵文實.立德立言，薪火相傳【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7】李丹.解讀國學大師的一把鑰匙【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8】武黎嵩.善述文章根血性【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發布日期：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