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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逢俊是我知道的少有的才氣卓犖的畫家。起初“見識”周逢俊，是看到他的山水畫作品，眼前一片氤氳之氣，盈然盎然。其山水畫，從布局謀篇到用筆、落墨，林泉高致，紆馀委曲，取法了古代名賢的很多具體特點和長處，有實境感，在有限的空間內，能推遠，能深進去。至于氣息，則清幽、遠靜，雖然偶而也設色于林間石上，但仍然不失其雅潔與清脫之韻味。
最近我又看到周逢俊的一些新作，比起他早些年的山水畫來，筆墨似乎損簡了一些，也不多敷色。大虛大實，小中見大，咫尺千里，在混茫中見清晰，在清晰中見力度，在力度中境界別開。單是憑借水墨的自然融合，分得高低層次、遠近陰陽，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此間暗含了很多背景的知識和手段，也足見出中國畫所提倡與追求的高明所在。
高明的中國畫，不僅僅是藝術與技術層面的，除了要有筆墨要求，還要有思想、有境界追求。好的畫作，同文章之理，從立意到章法、文法，缺一不可，否則就是小趣味、小把戲。現代的中國畫，很多東西承襲了過去的陳腐的套路，沒有一絲畫家自己的想法，只作紙面上的擺設。把畫畫作游戲，沒有錯誤，然而毫無新意之作，總是無趣。至于另一個極端，把畫畫當作思想潮流，做哲學觀，以至于行為藝術，則不是視覺審美的領域了，畫畢竟不是靠話來完成的。——這個關于中國畫的現象，其固有性多大，如何才能相對地給予解決，我一直在思考。
讀周逢俊的近期山水畫作品，再次引發我對上述現象和問題的考慮。中國文人畫，體現著中國正宗的藝術精神，其初衷，也許就是依賴這種筆墨的似乎簡單化的形式，來寄托不同尋常的內容，其間也的確可以見出個人的胸襟氣象。周逢俊面貌復雜的山水畫，足可體現他筆墨的傳統功夫；而他的外表簡單的山水畫，則可以更直接而有效地附著他的“藝術意欲”。簡單的形式，不容易獲得，它必須是“有意味的形式”，否則就無從表現它“有意味的內容”。我猜想，周逢俊一定體驗到了這種尋求辨證時的矛盾與苦衷，也就在這體驗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藝術創作的快慰。
用恰當的筆墨，恰當地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以至于游刃有余，何其難哉。文化精神與藝術情性，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現于畫面，需要技巧。如果不勤奮，是不能獲得嫻熟的畫技的。作為職業畫家，周逢俊在人才濟濟的京城，“跌打滾爬拼搏七八年，人稱‘拼命三郎’（周逢俊《癸未年雜感》），雖然他自謙“至今也沒拼出個‘高貴’來”，但單憑畫藝，確也堪稱出類拔萃。藝術的生命，除了藝術本分之外，當然應該是藝術家個人的天性、修養與品格、機緣，總之曰道德。道德其大，涵蓋至廣，憑借它，才可以憤世嫉俗，指摘“時代的謊言，畫壇之不幸”，并形成屬于自己的生態圈，發展、弘揚。
沒有思想沒有快慰的枯燥的機械復制，不但喪失了自我，也根本無從捕捉到畫面所可能營造的意象空間，爾后，持這樣的作品，企圖給讀者以閱覽與欣賞的愉悅，豈非虛妄。很多藝術家，尤其是在獲得了一定的市場與讀者的認可之后，一般沒有勇氣來暫時放棄已有的所得，以做繼續的進步。浪漫，以犧牲為代價，它是給非常與非凡之人所準備的。周逢俊，亦為其中之一。
詩，是周逢俊的另一才能，這是很多即便是優秀的畫家所不能的。詩，不僅是語言文字技巧的東西，也不僅僅是感情思緒的寄托所在，那是仁者君子志氣與道德的所在。畫家不寫詩，當然也可能做得一流的畫家，但對于創作中國畫而言，要希望攀登崇高的境界，終歸是阻隔一層。詩與畫，聯類一起，既是為了讀者觀眾的審美需求，更是為畫家自己的精神追求。娛人娛己，始可盡善盡美。有了這樣的基礎，周逢俊能于平常生活中安之若素，能在安之若素中實現藝術人生的本真狀態，能在本真狀態下創作佳作精品，且俯拾即是。
冷逸、古奧，是我讀周逢俊簡筆山水時的另一感受。云生胸次，展轉飄騰，那大概是他讀書吟詠之際，倏忽有覺時的愜意之作罷。這種感受，也出現在我讀他的花鳥畫作品時。周逢俊的花鳥，傾慕八大山人，那是一個極高的目標、標準。八大山人的貌似孤絕冷峻，不是有意的著相，而是自然的外化，是有進取之心的狂，是不怪之怪，是習以為常。花鳥，筆墨形式雖似簡略，但比之于山川重復，得意一筆，亦難能可貴。從普通的花鳥題材中，挖掘更本質的道性，傾聽最淳樸的天籟，揣摩物我一如的狀態，實現情與物的和諧，乃為藝術。藝術之為藝術，能作用于人及其生活，至此極矣。
2005-10-27寫于信芳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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