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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年），字申叔，號左盦，是劉貴曾之子、劉文淇的曾孫。１８８４年農歷閏五月初二出生。在母親李汝諼的教授下，他８歲就開始學《周易》變卦，１２歲讀完四書五經，并開始學習試帖試，有《水仙花賦》、《鳳仙花詩一百首》等。１８９７年起開始研究《晏子春秋》。１９歲中舉。
１９０４年春，劉師培參加開封會試。臨行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呼吁創辦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落第回鄉后回揚州，創辦師范學會和協助揚州鄉人出洋留學社，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支持學生運動；又作《黃帝紀年論》，提出以黃帝紀年取代封建帝王紀年。
１９０４年秋，受王無生（字郁仁）的影響，到上海與章太炎、蔡元培、謝無量等一起參加反清革命，參與《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和《國粹學報》的編輯工作，積極為《中國白話報》撰稿，用通俗的語言，向民眾宣傳普及革命主張，作《中國民族志》、《攘書》、《中國民約精義》和《匪風集》，并加入中國教育學會、光復會、同盟會、國學保存會等進步組織，參與萬福華行刺王之春行動，成為一名激進的革命黨人。他與何震結婚后，夫婦二人都參加革命活動，被上海革命黨人比作普魯東和索菲亞。１９０５年，他參與編輯的《警鐘日報》公開辱罵德國人遭通緝，化名金少甫，逃亡嘉興，協助敖嘉熊處理同盟會溫臺處會館事務。１９０６年春至蕪湖，與陳獨秀在安徽公學組織岳王會和黃氏學校，宣傳革命，發展黨人，培養專門從事暗殺的人才。同時編輯出版了《中國文學教科書》、《倫理學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和江蘇、安徽、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等。
１９０７年春節，應章太炎等邀請，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與章太炎等參與民起亞洲和親會，先后發表了《普告漢人》、《悲佃篇》、《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
１９０７年６月，受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劉師培夫婦發起成立“女子復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和《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提倡廢除等級制度，實現人權平等，實行無政府主義。同時，成立“農民疾苦調查會”，征集民謠民諺，反映農民疾苦；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和苦魯鮑特金《面包掠奪》、《總同盟罷工》等，在同盟會之外另立旗幟。因為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于經濟壓力，加上章太炎擬赴印度學佛，１９０７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買，作《上端方書》，獻“弭亂之策十條”，背叛革命，充當端方暗探。于是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并與章太炎關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全家回國。
１９０９年，劉師培夫婦在上海充當端方暗探，因出賣張恭，姻弟汪公權被王金發擊斃。于是劉師培公開入幕，為端方考訂金石，兼任兩江師范學堂教習。又拜徐紹楨為師，研究天文歷法。端方調任直隸總督，劉師培隨任直隸督轅文案、學部諮議官等職。１９１１年隨端方南下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在資州被革命軍拘捕。辛亥革命勝利后，由孫中山保釋。后任成都國學院副院長，兼四川國學學校課，講授《左傳》、《說文解字》等，與謝無量、廖季平、吳虞等共同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作《廢舊歷論》等。１９１３年６月與南下尋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師。后由南氏介紹，劉師培投靠閻錫山，任高等顧問。又由閻錫山推薦給袁世凱，任參政、上大夫。１９１５年８月，與楊度、嚴復等發起成立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為袁世凱稱帝鼓吹。洪憲帝制失敗后，流落天津。１９１７年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古文學、《三禮》、《尚書》和訓詁學，兼職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１９１９年１月，與黃侃、朱希祖、馬敘倫、梁漱溟等成立“國故月刊社”，成為國粹派。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因肺結核病逝于北京，年僅３６歲。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錢玄同等搜集整理，計７４種，稱《劉申叔先生遺書》。
劉師培作為經學大師，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善于把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來，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運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系》、《讀書隨筆》、《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等，具有開創意義；關于《左傳》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征》、《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讀左札記》等。他研究《周禮》所著的《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逸禮考》以及《古書疑義舉例補》、《論文札記》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在日本時，他與章太炎（字枚叔）齊名，當時有“二叔”的說法。他在北京大學時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先生在１９２８年時說：“我看過的已刊的書（指中國文學史一類），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太多。”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著名演講中，魯迅推薦說：“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輯錄這時代文學講座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對于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聲明：“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詳一點。”
（萬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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