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念恩師陳貽焮先生 葛曉音
時光真是無情，轉眼之間，陳貽焮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兩個月了。他已經安息在金山的松柏之下。而我，卻常常在恍惚之間覺得他還在鏡春園和朗潤園的書房里吟哦，在園子里的翠竹和芍藥花叢間徘徊。總覺得他的人生之路應該很長很長，不會這樣匆匆離去。盡管在他臥病的一年半里，我親眼看著他的病體日漸衰弱，神志慢慢昏迷。在他去世之后，又親手將他的骨灰放進墓園……但我仍然無法接受他已不在人世的事實。
兩個月來，腦子昏昏沉沉，一直縈繞著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陳先生對于他的身后之事，沒有留下一句遺言。難道他對生與死竟沒有一點思考嗎？去年初春，幾位老師去看望他，臨別時祝他健康長壽。先生當時清晰地回答："恐怕長壽不了了！"可見他對自己的預后是了解的。但他始終沒有對他的親屬、對我們這些學生流露過一絲絕望的情緒。每次去問候他，他總是說："我很好！不難受！"難道素來敏感的先生真的因為病在腦子而不覺得一點痛苦嗎？我反復思考，覺得這個問題或許只有他在病中百聽不厭的一盤音樂磁帶能夠解答。這盤磁帶的題目是《回歸大自然》
樂曲歡快的旋律將人帶進一個遠離塵囂的世界，那正是先生喜愛的詩人王維和孟浩然所描繪的山水田園的優美境界……"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莫非是真正的徹悟使先生將生命的終結看作是回歸自然？也許還是先生的女兒最了解他的心思，要求遺體告別儀式上不放哀樂，而是重放了《回歸大自然》的音樂。我在報道文章里寫道："陳先生在花香鳥語和潺潺流水聲中安然長眠，他將在大自然中獲得永恒。"我確信中國山水文學的精髓已化為先生的靈魂，使他從病痛和死亡的預感中得以解脫。那么這就是先生留給我們的遺言了：生、得性情之真，死、歸自然之道。或許冥冥之中真有什么感應，或許先生的性靈已通上蒼，否則為什么久旱的北京城在先生去世的那一晚紛紛揚揚落下了一場大雪？先生以前在上課時，曾化了很多時間給我們講解他所激賞的岑參的兩句詩："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那時怎會想到先生最終也在大雪中走了！只是目盡青天，再也看不到一點行蹤！
一、
其實何必苦苦尋索先生沒有留下的遺言？在我從學的二十年里，先生留給我的遺產難道還不夠豐富嗎？作為先生的開山弟子，我從先生那里所沾溉的恩澤，可能在他的門生中是最多的。我所走過的學術之路，每一步都離不開先生的扶持。可以說，沒有先生，就沒有我的今天。
記得1978年，我在邊疆和農村耗費了十年大好時光之后，考回北大中文系回爐班。成績雖是第一名，實際上學業已經荒廢殆盡。當時既無大志亦無自信，只求學兩年出來在北京城里謀個職業。但因這個班未得到教委正式批準，一年后同學們都準備考研究生。我也向陳先"溫卷"。送給他的是我翻譯的一個劇本和已出版的一幅國畫。而在古典文學方面則一無所知。先生問我打算研究什么，我回答說想研究徐渭，因為他能詩能畫又擅長戲劇。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幼稚可笑。但先生并未在意我的淺薄無知，反而熱情鼓勵我爭取考第一。后來我果然以全系總分第一的成績考上了陳先生的研究生。
跟陳先生念碩士研究生的三年，改變了我的一生。是先生培養了我的自信，使我確立了人生應有的志向，懂得了安身立命的根本。陳先生招來的第一屆研究生是我和張明非這兩個女弟子。而且都已三十多歲，起步既晚，基礎又不好。先生為了長我們的志氣，特地寫了一首題為《答問學，示張明非、葛曉音二生》的長詩勉勵我們："張，葛二生勤讀書，問予治學當何如。聞言啞然久不答，學問于我亦空疏。深愧少壯不努力，廁身教席同濫竽。有如蹇驢但轉磨，到老豈得識長途。昔時昌黎解進學，諸生猶哂非通儒。予何人也敢妄議，且避其精言其粗。四兇十載壞學風，指鹿為馬信口呼。今日撥亂重反正，實踐檢驗無禁區。然后讀書破萬卷，一旦水到便成渠。轉益多師路數廣，自限門戶何乃愚！學貴有識賤茍同，侏儒觀場隨吹噓。標新立異見膽略，探索哪可畏崎嶇。攀登懸圃割美玉，潛浸深淵摘驪珠。學海無涯莫興嘆，鐵網猶可罥珊瑚。身入寶山終有得，人皆有手我豈無？葛生妙手擅丹青，張君桃李多門徒。勿言蹉跎歲月久，休嘆學殖漸荒蕪。知識或虧見識長，失之東隅收桑榆。何況春秋正鼎盛，佇看鵬翼窮南圖。君不見，安陵班姬稱大家，詔續漢書東觀趨。又不見，漱玉泉邊女居士，清辭往往凌丈夫。世人豈可輕婦女，勉哉二子疾馳驅。"詩里的熱情和豪氣深深地打動了我們。這三年里，我們拼命學習，努力把失去的光陰追回來。先生對我們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每兩周就要交一次讀書報告。他批改報告的方法是以鼓勵為主。凡有新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他也在旁邊打上勾。勾有單勾、雙勾、和三個勾之分。旁批和文后的評語也寫得非常詳細。一般只有好評，極少批評。但我們自然能從他打勾和不打勾的地方看出他的褒貶之意。每次拿回讀書報告。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得了多少勾？如果得的勾多，一周的心情都好。如果得的勾不多，那就不免天天苦思冥想，問題出在那里？那時我覺得自己學習的原動力幾乎都是來自先生。有時心情沮喪，對自己失去信心，到先生那里談談，馬上就能轉陰為晴。這種習慣在我留校以后一直保持下來，"如坐春風"的典故，用來形容我十多年來聽陳先生談學問的感受，是最恰當不過的。
陳先生對學生是因人施教，分別指導。根據我們的長處和弱點，耐心地將他的治學方法和知識毫無保留地教給我們。講評讀書報告，雖是只對一個學生，他也要花費很多時間。他的談話并不限于報告本身，而是往往就某個問題生發開去，給人許多啟示。所以我每次都帶著一個厚厚的筆記本。力爭把先生的話一句不拉地記下來。三年里，厚一百頁的筆記本記了兩大本。這些報告和筆記成為我最重要的精神財富，直到現在，我仍然把它們放在書桌最常用的抽屜里，以便時常翻檢。先生的指導具體細致，標點、格式、用詞，都很講究。錯別字更是絕對不可有。記得以前寫文章，常?但卻"二字連用，這在時下的文章里已很常見。但先生多次糾正我，說老舍最反對這樣用！從此以后，我再也不用"但卻"。剛入學的時候，我對詩歌藝術的領悟較鈍，先生便用讓我自己選詩的辦法來訓練我。我在研究生一年級時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能夠在文革后的第一期《文學遺產》復刊號上發表，全靠先生的指點和幫助。這篇文章原有讀書報告的基礎。但在改成論文的過程中，我才體會到從報告到論文，又是一次飛躍。其中第二部分講解陶淵明的三首詩，絞盡腦汁，總算講出一點特色。其實主要是在先生的指導下，模仿先生的辦法寫出來的。最后一遍經先生逐字逐句細心修改才得以定稿。在讀研究生的三年里，我一共寫成十篇論文。每完成一篇，都要把先生修改的第一篇論文稿拿出來作為樣板，仔細揣摩。這篇布滿先生鉛筆字的修改稿在我書桌里保存了很久，后來在一次搬家中連同其它文稿一起遺失，至今嘆為恨事。
留校任教以后，先生對我的支持和關懷是無微不至的。1983年，霍松林先生約請陳先生撰寫《八代詩史》。先生力薦我這個剛畢業的后生，并且向霍先生保證由他把關。我把這本書當作博士論文來對待，寫了三年。遇到困難，我總是到先生那里求助。如有新見，也趕快到先生那里請他鑒定。書里還吸收了一些先生的觀點。如其中評論曹植《贈白馬王彪》一節，就是根據先生的文學史講稿發揮的。書成之后，先生仔細通讀了全稿。為我寫了一篇書評式的序。這部書的完成，使我在學術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先生常對我說?quot;我保你到評上教授，以后我就不管了。"事實上，到先生得病以前，他一直在關心我的學業。每有論著發表或者得獎，先生的喜悅甚至超過我本人。他到各地講學，總是到處宣傳我的成績。如果說，八十年代我在同行中已經小有名氣的話，一大半是被先?吹"出來的。先生的這種精神激勵著我，使我不敢有絲毫懈怠。經常想，就是為了先生，我也得好好干，絕不能給先生丟臉。
尤其令我感激的是，先生還在生活上給了我許多實際的幫助。我因文革中的種種磨難，到39歲時才有了一個兒子。家里老人無法給我們幫忙。孩子出世時，我還住在集體宿舍，兒子的戶口沒處上，便上在先生家的戶口本上。孩子幾乎就是在先生家里長大的。那時先生住在鏡春園82號，我住在全齋。離得很近。雖然生活條件不算好，但那真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我有什么事分不開身，孩子就交給先生和師母。他們也特別疼我的兒子。每逢兒子生日，我還沒想起來，他們的禮物就先到了。先生的禮物里常有他給夢鯉（我兒子的小名）的詩。有時因為過于煩勞先生和師母，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先生總是爽朗地笑著說?那有什么，夢鯉是我們家的孩子！"先生最喜歡帶著夢鯉在房前的竹叢里玩，自號"竹林二賢"。在夢鯉的心目中，"師爺爺"和"師奶奶"比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還要親近。凡是先生的熟識朋友，幾乎沒有不知道先生和夢鯉的忘年交的。后來孩子漸漸長大，我家也越搬越遠。每次去看先生，他總是反復叮嚀我帶夢鯉去看他。直到先生臨終前一個月，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依然是?帶夢鯉來玩。"最近師母整理先生的遺物，在一本日記上，發現先生當年記錄了夢鯉童年的許多趣事。其中有一條說，他買了一只小雞等夢鯉來玩，但夢鯉沒有去，他非常失望……。唉！我現在只恨孩子背上的書包太重，在先生得病的這些年里，沒能經常去探望他的師爺爺，給先生以最后的安慰！
在中國的學術界，古往今來有多少賢師和名師的故事流傳！但我以為，像陳先生這樣始終如一地以滿腔熱忱對待弟子的學者，實在少見。先生去世之后，我才深深體會到，先生在我們身上，寄托了延續他的學術生命的厚望。而我們對先生的感激，也不是一般的語詞可以形容?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時，只有孟郊的這兩句詩能夠表達我無窮的哀思。
二、 陳先生不僅是我在學術上的引路人，而且在為人處世方面也為我們作出了表率。他對前輩師長的尊重和禮數的周到，給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早年他做過林庚先生的助教，此后一直在林先生跟前執弟子之禮。每周必定要去拜望一次林先生，已形成多年不變的習慣，堅持了半個世紀之久。林先生的學術有獨特的個性，在五六十年代多次遭受批判。學術界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他那種詩人式的表述方式。陳先生卻能敏銳地看出林先生許多創見的重要價值，在指導我的學業時，常給我分析林先生的學術路數，要我學習林先生"讀聰明書"。他對林先生在詩歌藝術鑒賞方面的極高感悟力，最為欽佩。不止一次地說："林先生所欣賞的作品，沒有一首是不好的！"在歷次政治風浪中，林先生總是成為挨批的靶子。但陳先生從來沒有寫過批評林先生的文章。有一次，我和陳先生在林先生家閑談。說起讀本科時，我因為經常在課余向林先生請教，文革中被同學貼大字報的事。林先生嘆道："沒想到連葛曉音也受了我的連累！一新，你從來沒有批過我，倒沒什么事?陳先生說："那是因為我特別小心。"確實，先生平時處事非常謹慎，這或許是他沒有惹禍上身的原因。但他也從不做虧心之事，不肯說違心之話。所以他在良心上沒有負擔，能夠終生坦然面對自己的老師。這在北大的環境里是頗為不易的。
林、陳二位先生的師徒之情，也令人十分感動。陳先生病后，林先生很擔憂。說："以后過馬路，得我扶著一新了！"后來，陳先生不能自己出門，林先生穿過整個北大校園走到陳先生家里探望。須知此時林先生自己已是九十歲的老人！陳先生去世后，我一直不敢告訴林先生，直到林先生焦急地問我："陳先生究竟怎么樣了?才不得已說出實情。林先生聽到噩耗，沉默半晌，才說："自然規律不可抗拒，只是太早了點！"陳先生安葬前一天，我們捧著骨灰到林先生家門口，讓陳先生向林先生作最后的告別。然后默默地離開，沒有打擾林先生。那天的風太大，天太冷。事后林先生責怪我："要是你們讓我知道，說什么我也得出來迎接！"當他得知陳先生的墓離他與林師母（已于十年前去世）未來的合葬墓很近時，又轉悲為喜。打電話安慰陳師母說："將來咱們還在一起！"與陳先生永遠在一起的還有吳組緗先生。他的墓與林先生的墓是緊鄰。而吳先生生前和陳先生同住鏡春園82號，作了十多年的鄰居。兩家親密無間。吳先生在文革后搬到朗潤園以后，和陳先生家仍如親戚一樣來往。許多人熟知吳先生的大名，因為他是著名作家，馮玉祥的老師。但不一定知道吳先生為人的耿介和正直。更少有人知道吳先生的小兒子在唐山大地震時，為了搶救別人，而犧牲了自己的兩個孩子。陳先生與這些品格高尚的先輩們生前意氣相投，死后魂魄相聚。這種生死不渝的師友之情，為我們展現了人際關系中的崇高境界，令人肅然起敬，又令人無限歆羨！
與陳先生結下忘年交的前輩老先生還有很多。如夏承燾先生和無聞師母，八十年代前期住在北京時，與陳先生常有著作和書札往還。先生曾派我和明非到城里夏先生的住所去請安。我留校以后，也曾跟陳先生和師母騎自行車進頤和園，到藻鑒堂探望夏先生。南京大學的程千帆先生，也是陳先生最敬仰的老師。每次去南京，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拜望程先生，回來以后，便不厭其詳地敘說他和程先生見面談話的所有細節。正是因為聽陳先生談得太多，我在見到程先生之前，便對他有了一種親近感。此外如繆鉞先生與陳先生在四川一見如故；王瑤先生常請陳先生代寫應酬的詩稿；季羨林先生更是常來常往的近鄰……這些先生似乎都把陳先生看成同輩。其實陳先生比他們小一個輩分。我想其中的原因，固然與陳先生擅長舊體詩詞、國學功底扎實有關，更重要的恐怕是他溫厚謙恭而爽朗詼諧、熱情有禮而不失分寸、洞悉世情而超然灑脫，有古人之風和童子之心，這種氣質和修養使他與上一輩的先生們能夠融洽無間。
陳先生對前輩尊禮有加，對后輩則愛護備至，獎掖不遺余力。我原來學過畫。剛跟先生讀研究生時，他的《唐詩論叢》準備出版。先生請我為他設計封面。我并無美術設計的經驗，卻不過先生的堅請，勉力而為。印出的效果令我很不滿意。但先生夸贊不已，逢人便說。后來林先生出《問路集》，也請我設計封面。其實他們兩位先生何愁找不到好的設計師？這樣做，當然是對我的鼓勵，也是師生情誼的紀念。從1980年起，陳先生就開始了《杜甫評傳》的寫作。那時他的左眼視力已很差，我幾次看到他倒茶時打碎杯子，因為看不清桌子的邊沿。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一邊指導我們，一邊寫作。每天堅持工作到深夜兩點。用五年的功夫完成了這部百萬字的巨著。這是先生一生研究唐詩的結晶，也是本世紀杜甫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可是這樣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他竟請我這個剛畢業的門生為他作跋。寫跋文的那些天里，我每天在先生家看他的手稿，師母為我做可口的飯菜。真是神仙般的日子！通過這次寫跋，我對先生的學術路數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擔心的只是自己不能把先生大著的精微之處充分表達出來。《杜甫評傳》出版以后，我看到書里赫然印著"葛跋"的字樣，大吃一驚，極為不安，對先生說我怎能當得起這樣的位置！后來先生接到程千帆先生、傅璇琮先生等前輩的來信，都稱贊這篇跋文寫得好。我才明白先生的苦心，是要把我早早地拔進學術界去。十二年以后，先生的《梅棣庵詩詞集》出版，先生又讓我升了一級，用文言為這本書作序，請他的博士生錢志熙寫跋。我沒有直接評論先生的創作藝術，而是把我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為序文的重點。我認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當我把序文讀給先生聽時，他竟像孩子一樣哭出聲來。那時我又明白先生心里的積郁其實很深。這或許是他對學生的關愛和期望特別深切的原因吧！
在先生的學生中，我跟先生的時間最長，先生待我如自己的女兒。但先生并不偏心。無論是正式入先生之門的碩士、博士生，還是跟先生進修的國內外學者，先生都把他們當兒女看待。學生在先生家吃飯已是常事，師母也從來不嫌麻煩。學生進修結業或畢業遠行，先生總是依依不舍，揮淚相送。外地大學請先生參加評議或主持答辯，他都是盡可能肯定別人的長處，同時又認真地給予指點。我近年來接觸了一些中青年學者，見面時往往提及先生當年對他們的鼓勵。先生去世之后，我們收到全國幾百份唁電，其中有許多仍不忘先生的舊恩。
在做人的道德方面，先生對我們的言傳身教更是難以忘懷的。剛留校的第一學期，教研室分配我教宋元明清文學史。我覺得非常為難，因為這不是我的專業方向。先生鼓勵我努力完成任務。他說對于領導分配的工作，他從來不說二話。文革中，他在江西鯉魚洲當伙頭軍，腰痛病發作，他還是挑著幾十斤重的擔子，堅持行軍五十里。聽了這話，我不但在留校的第一學期里寫出了二十多萬字的教案，而且在備課中發現了"太學體"的問題。此后我無論遇到多么難做的事，都能咬牙挺下來。
八十年代中，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日本學者說，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已經沒有文化了，提出要派日本學者來幫助我們。這事使在場的中國學者特別是一些老先生大受刺激。陳先生屢次對我提及此事，談到應當成為國際學者，學術上要敢于攻堅，要為國際同行所承認，要為我們民族爭氣。先生提出的遠大目標，使我在學術的追求上有了一股定力。無論學術界刮什么風，我只認準自己認為有長遠價值的課題去做，不求一時的熱鬧，不圖一時的浮名。二十年來，我在學術上沒有走彎路，也逐漸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認可，應當深深感謝陳先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我的獨立精神。
先生對于在學術上占他人便宜的行為最為忌諱。常說成名之后，這類事往往難免，要特別警惕。以前教研室集體編寫的事比較多。總有干多干少，不那么平衡。先生常常干得多，從沒什么怨言，說寧可干得多，得的少；也不愿干得少，得的多。有一次，另一位老師帶的一名研究生在李白研究方面有一點新見，向陳先生請教。陳先生很贊賞，讓他寫成文章，要幫他推薦給學術刊物。這位同學寫了好多遍也沒寫成，泄氣了。對先生說："我把這創見送給葛曉音，讓她寫吧！"先生不同意，但把這件事告訴了我，說："他的創見我不能告訴你，那是他的。"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那究竟是什么創見。還有一次，我把當研究生時聽陳先生談治學的筆記整理了一部分，發表出來。這篇文章很受歡迎，被多次轉載，每次轉載都有稿費。我把稿費交給先生，他無論如何也不收。說："話雖是我說過的，但說過就完了。你記錄整理了，是你的勞動，這錢我不能要?quot;先生的生活一直比較清苦。他曾告訴我，剛成家的時候，工資不夠用，每個月都要向林庚先生借錢，還了又借，循環不已。八十年代稍有好轉，但仍覺拮據。他待人又慷慨大度，特愛留人吃飯，當然更加緊張。可是在稿費的計算方面，他始終不肯多沾一分一厘在他看來是不屬于自己的報酬。先生最后主編《全唐詩箋注》，是他最無奈的一件事。當初有人來勸陳先生出面任主編，我任副主編，我和先生都認為這是一件大而無當的工作，堅決不同意。豈料牽線人到南方游說，說是陳先生已經同意。南方的一些先生來信熱情支持，硬把陳先生拉上了馬。后來由彭慶生先生和陳鐵民先生任副主編，實際工作都是這兩位先生做的。先生為此非常不安，多次對我說："我上了賊船！"但我想倘若先生不病，他還是會勉強履行主編職責的。因為我深知先生不愿當掛名的主編，這不符合他一貫的處事原則。
先生平生最不喜爭競，常說："人生猶如戰場，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必參與，所以我最喜歡老人和孩子。"他又不喜學術爭論，認為爭論容易使人偏激，把話說過頭。對于不同意見，他一般不太在意。總是說："不要和人吵架！說你自己的就可以了。讀者自會評判。"他當《文學遺產》編委時，編輯部曾寄來一篇與他持不同見解的稿子。他沒有利用自己的審稿權壓制別人，而是簽署了同意發表的意見。也沒有再寫和人爭辯的文章。由于先生寬宏大量，我也曾大膽地向他表示過一些不同看法。正確的意見先生常常是笑而納之。
先生很希望我學習舊體詩的寫作。而且也確實化了一些時間教我具體的作法，認真地給我修改那些不像樣的作品。可我寫了幾首就沒有再堅持下去。一方面是覺得好詩讓古人寫盡，再也寫不出什么新意來；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總在疲于奔命，對于生活沒有陳先生這樣高的興致。其實先生飽經世變，對世事看得很透。但他隨時都能從身邊細事中發現詩意，他是那樣熱愛生活，熱愛生命！追隨先生多年，我很慚愧自己一直缺乏先生那種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可是，這樣一個鮮活的生命，天竟不假以年，命運待先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先生去矣！從此以后，那翠竹環抱的書房里再也沒有他的身影。但他書房里的燈光在我心里永遠不會熄滅。我相信，在金山的松風明月之下，北大古代文學教研室的先輩們還會照常開他們的學術討論會。他們朗朗的談笑聲將穿過悠遠的時空，永遠啟迪著后人的心智。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