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吳應箕的榮辱觀在晚明士子中很有代表性。他不僅從國家興亡的角度強調了士人，特別是士大夫“廉恥”之重要，還從制度層面思考了如何引導士大夫樹立有利于統治的榮辱觀。那么要樹立什么樣的榮辱觀呢？本文從思想基礎、評判標準、基本要求和集中表現四個方面論述了吳應箕榮辱觀的具體內涵，并結合前述分析了其所具有的當代價值。
關鍵詞：吳應箕；榮辱觀；內涵；價值
作者簡介：章建文，男，1967年生，安徽池州人，池州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
吳應箕（1594—1645），字次尾，號樓山，南直隸貴池興孝（今安徽石臺縣大演鄉）人，明末著名社會活動家、文學家、復社領袖，抗清英雄。他生活的晚明，是一個經濟較為繁榮、價值多元的時期，也是一個政治腐敗、道德失范的時期。作為一個儒生，他雖八試南闈而不售，名不列朝籍，但一生以天下為己任，懷抱忠君愛國之心，求榮避辱，積極進取，留下了不少榮辱觀的論述，并以自己的一生來踐履自己的榮辱觀。梳理與總結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我們今天深入理解與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
吳應箕在崇禎丙子年從邸報見天下言事者甚眾而俱未有當，“于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這些策論從創作意圖上說是針對當時的政治給皇帝開出的一劑挽救統治危機的藥方。其中一首為《勵廉恥》，他說：“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憂，盜賊不足患，而惟風俗之偷下為可懼。夫風俗之厚薄生于人心廉恥之有無。廉恥者，是政治得失之所從分也，事功成敗之所由，而人才消長之所自出也。故古之達治者必謹之。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重廉恥也。”（《樓山堂集》卷九《擬進策》）“風俗之厚薄生于人心廉恥之有無”亦即廉恥之心乃教化之端，它直接關系到人才之消長、事功之成敗、政治之得失，可見“廉恥”關乎國家之興亡，所以統治者應該重視。
先賢們在強調樹立榮辱觀的重要性方面已有過大量的論述，但吳應箕沒有停留在這一層面上，而是有著更進一步地深入思考。
“大臣榮辱關國體”（《樓山堂集》卷二十三《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寇下獄疏有感》），在《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中他又說“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后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后下之人有廉恥”（《樓山堂集》卷十三）。顯然，在他看來，士大夫的廉恥之心對良好的社會風俗有示范和導向的作用。要使社會風氣得到根本的扭轉，國家長治久安，關鍵在于士大夫要有正確榮辱觀念。
所謂榮辱觀是由“榮”與“辱”兩部分組成，它們最終要落實到人的內在的羞恥心與外在的榮譽感。儒家先哲們在如何培養內在的羞恥心方面有過大量的論述，但對外在榮譽的激勵及其機制卻很少探討。吳應箕針對晚明道德淪喪、倫理失序的現實，從“圣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貪之則”（《擬進策·塞貪源》）的觀念出發，思考了朝廷在士人榮辱觀形成過程中為什么要采取強有力的行政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樣的行政措施。
在《勵廉恥》中他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崇禎時“陛下起而蕩滌振刷，與天下共圖更新之治，行之幾十年，而■喙尚張，寇氛轉厲，吏治益偷，貪風不息，陛下求其故而不得”的原因，揭示出“偷惰已久，頑鈍成風”的社會環境所形成的不正確的道德評判對士大夫正確的榮辱觀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見一二峻潔有守之人及伉直不撓之人，則病之為矯，戒之為取禍；而又有一二大臣怙勢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氣，如是而何知主憂臣辱？”正因為如此，一些簡單的“更制用賢，辟門受諫”的行政措施不僅不能“振厲其氣”，反而“贊其邪枉之心，而益啟其僥幸之竇”。針對如此之現實，吳應箕提出國家朝廷要在士大夫榮辱觀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運用多方面的強有力行政手段，引導士大夫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念。“今陛下試遠覽大奮，罷尸素之大僚；窮蔽煬之積慝；誅鋤貪墨之風；激厲奔北之氣；窮治天下言事者扶邪幸進之私；內慎吏部之選，非天下極清介者不得任外；嚴巡方提學及各方典試之差，非天下極執持者不得；推官以墨敗禁所在有司，無復以士夫之禮相待；士以倖聞令自郡邑之試，以至春秋兩闈皆引繩披根而治其私，又敕巡按御史嚴禁鄉紳請托，而并設為地方舉劾之條。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夫人之廉恥，其所自有也，必至于多為之制而后生，此亦非盛事，況其相胥而無也，則又何治功之足問也。”他從要改變社會風氣必須從改變仕風開始，改變仕風必須改變人事制度的理念出發，從官員的考察、選拔、考核、任用、罷免等方面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匡扶正氣，使士大夫的道德行為（榮）得到表揚與激勵，不道德的行為（恥）得到批評與處理，“如此庶可以激發人心之愧怍，而廉恥當因之而生”，從而形成充滿正氣的士大夫主流榮辱觀，從根本上改變仕風，促使社會風氣的徹底好轉。
二
吳應箕的榮辱觀是從經世的理念出發，立足于儒家文化的土壤，構建出的一個內容豐富的系統。《國門廣業序》中的“吾黨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樓山堂集》卷十七），可以看作是他對士大夫正確榮辱觀進行的概括。下面我從思想基礎、評判標準、基本要求及其集中表現四個方面加以闡述，以揭示出其榮辱觀的具體內涵。
（一）榮辱觀的思想基礎：以忠孝立身，以天下為念
吳應箕在《復方孩未先生書》中對所先之“道”進行了界定：“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國家為念,便可引之為吾徒”（《樓山堂集》卷十六）。在《池陽郡邸分韻序》中又說“予惟今日■躪內地，陷城郭，殺人民，流賊出沒豫楚間，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滅二患，以抒天子宵旰憂。固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樓山堂集》卷十六）“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寧竭力以至于死。”（《樓山堂集》卷一《晏嬰論》）在南明政權被清所滅之后，他響應金聲的義軍，在貴池起兵抗清，并寫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詩句以明志。由此可知，他將自己的榮辱觀建立在忠君愛國的根基上，要求士人在思想和行動上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然而他的“忠孝立身”不是對皇帝一家之天下的愚忠，他說“守正者雖違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所是，以合乎圣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議雖伸于一時，而孰知其為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為知禮也。”（《樓山堂集》卷四《師丹論》）為天下國家之大甚至可以懷忠犯主、直節抗疏，結合《擬進策》中的《持大體》、《養民財》等篇可以看出，他的最終目的是有益于天下，是人民安居樂業，是政治有序，是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種對人民、對民族的熱愛，對朝廷、對國君的忠誠，在他身上已內化成一種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動力和支柱，是他一切行動的出發點。為此他一方面為挽救政治、經濟、軍事危機，出謀獻策，寫下了《擬進策》、《時務策》、《兵事策》，《募立社倉議》、《江南平物價議》等策議類建議，這些建議雖未得以實行，但其上策的本身及其內容無不滲透了他的忠君愛國之心和憂國憂民之念。另一方面還寫下了大量的詩文來表達他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和對人民疾苦的同情。
（二）榮辱觀的評判標準：觀其大節，重其事功
不同的人對于榮與辱有不同的評判標準，吳應箕在經世致用的理念指導下，提出了觀其大節、重其事功的評判標準。
首先，從行為的動機上觀其“設心之公私”。他在《時務策（一）》中說“天下之士不難辨也，由設心之公私以觀立朝之本末，而邪正較然矣；邪正不難辨也，觀其取舍之所歸，究其成敗之所系，而是非較然矣。……是故觀人者先其大節，略其細謹，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樓山堂集》卷十一）他所說的“先其大節”就是看其是否出于公心，看其是否從天下國家的利益出發，為天下謀福利。
其次，于出處禍福之間來觀察其“設心之公私”。“天下唯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禍福之間則人之本末立見”（《答沈眉生書》），“生死之際可以明人之處心，進退之間足以觀人之大節”（《樓山堂集》卷九《時務策（一）》）。
再次，從行為的結果上斷其“設心之公私”。他在《復方孩未先生書》中說“忠孝必臨之生死而后明，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后見”。
“略細而觀大，探始以要終，察其公私而真偽見，審其真偽而是非睹”，不僅提出了以公私來評判榮辱，而且還提出如何察其公私以斷榮辱。然而重要的是吳應箕僅以此作為榮辱評判的基本前提，他還向士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追求“風烈事功”。他不僅僅追求風烈名節，更重視事功，要求士人有所作為，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不是追求虛名。為追求事功，可以忍辱負重，他說“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絀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后其心白焉”（《樓山堂集》卷一《子產論》）。在《上嘉善錢相公書》對公孫弘的阿世取寵進行了辯駁。他說：“某嘗讀史以公孫弘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弘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輕術，延賓客之效也。”（《樓山堂集》卷十三）在《公孫弘論》中他又說：“予跡弘之始終，弘蓋足智持術善處功名者，即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固知守正不阿為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樓山堂集》卷四）由此可以看出，吳應箕從天下國家的利益出發，觀其取舍，究其實事，斷其是非正邪榮辱。
總之，吳應箕建立在“以天下國家為念”的基礎之上的以“風烈事功”為榮辱的評判標準，就是要剔出虛名，強調實際的貢獻，同時還含有士人要有所執持，自己的功過是非、正邪榮辱有待歷史來評價的理念。
（三）榮辱觀的基本要求：持正清廉，盡職盡智
“所急者，誼也”，“誼”即“義”，“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那么吳應箕求榮之正路具體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守正進取。因為“進以正，可以正邦”（《樓山堂遺文》卷五《賓王集序》），所以他對守正進取特別強調。在《答沈眉生書》中對如何守正進取進行較為詳細的論述：“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薦而入京，正也；既事科舉，不欲復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奉身而退，以吾愛吾鼎，正也；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丘壑中人，而還念制舉為本分之事，又親之垂望，方深友之勸出者亦力，則免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弟不必屢申喙耳。”（《樓山堂集》卷十五）“其（陳中湛）竭忠盡智，持正守法者，為數十年僅見。”（《樓山堂集》卷十六《陳中湛歸來草序》）所為不論是為人還是為官，都得持正守法，采取正當的方式，不可見利忘義，不擇手段。
其次，廉潔奉公。在《上郡守孫公考童生薦名書》中說：“姑即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于茲極矣。揆厥其由，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為請托，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悅鄉紳”（《樓山堂集》卷十三），“外官取償于民，京官則取償于外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奧主，有座師同年，鄉曲之援系于是；有大計，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議，有蒙薦而益美其遷。凡此能虛得之乎？視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貽饋，而其人即以其厚薄之數為效力之淺深”（《擬進策·塞貪源》），貪墨成風，使“入官者自通賄賂、善事權貴外，覺天下不知更有何事？”（《擬進策·勵廉恥》）士大夫榮辱觀嚴重扭曲，毒害了社會風氣，所以他強調士大夫要以持正清廉為榮，以貪墨為恥。在《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中稱楊漣的清廉為百年僅見，“夫漣何如人也？自為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家徒四壁，……入計時止余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饋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樓山堂集》）
再次，盡職盡智。萬歷時由于皇帝長期不理朝政，是非缺乏最終的裁決，官員的成績得不到朝廷肯定，他們的過失或不作為朝廷也不予追究。天啟時宦官專權，政治環境更為惡劣，官員屈體辱節者有之，遠身避禍者有之，畏罪持祿者有之，還有就是“精神不用于職業，惟以恣喜怒、作威福為能事”（《擬進策·罷無用》）。針對當時仕風，吳應箕在《勵廉恥》中提出“罷尸素之大僚”，“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擬進策·別邪正》）。在《答沈眉生書》中對鄙夫小人不能盡職盡智進行批評：“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為惜，以不待時為譏，吾不知寇讎交作為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庭，流離滿野，謂之何哉？”還在《擬進策·罷無用》中更是要求罷免不稱職的官員。
（四）榮辱觀的集中表現：崇尚氣節，以身殉義
氣節，即堅守正道的堅定性，不因自己的出處順逆而放棄，不因外界的壓力和生死利害而扭曲，“雖刀鋸鼎鑊之必蹈，無天地日月之或移”（《樓山堂集》卷二十《吊忠賦》），“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樓山堂集》卷五《荀爽論》）。“名節道所貴，君子慎廉隅”（《樓山堂集》卷二十一《之子》），當這種名節理念與現實發生矛盾而不能解決時，不惜以身殉義，這是吳應箕榮辱觀最集中、最突出、最極端的表現。
在《答陳定生書》中充滿激情地贊頌東林諸賢：“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真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樓山堂集》卷十五）堅持正義，保守正道，“無論在朝在鄉皆當為士惜廉恥，為國家留風化”（《樓山堂遺文》卷四《上孔相公鄭太宰言試書》），不因死徙杖謫而后悔，不因權勢而屈服。并由此而認為正是這種氣節可以使其不朽，有助于教化：“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為涇渭而邪者尤呶呶焉，此實何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睹所謂東林哉？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樓山堂集》卷七《國朝紀事本末論·癸巳京察》）
在國家民族危難關頭，強調志節的重要性，“古之奸雄，雖力可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志節也”（《樓山堂集》卷五《荀爽論》）。堅持正道，不惜以死來維護，留浩然正氣于天地間。“夫大臣以身系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絕如線者，死之可也。”（《樓山堂集》卷四《蕭望之論》）批評“官無氣節，奔北不恤，降屈不恥，而仗節死義者，百無一二，名為士，實為賊也。”（《樓山堂遺文》卷五《陳殿贊序》）
三
在論述了吳應箕的榮辱觀之后，我們應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出發，深刻認識和理解他的榮辱觀對當今的意義與價值。
首先，吳應箕已經從制度的層面上思考在榮辱觀形成過程中制度設計所起的導向與激勵作用，這無疑超越了前人，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他既沒有忽視士人榮辱觀形成的自律性，又突出了國家在士人榮辱觀形成過程中要起主導與操控作用。在當今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政治經濟的巨大變革，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必然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倫理可能失序，道德可能失范，這時國家就要利用它的行政資源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手段來引導和激勵人們確立有利于社會安定和諧的榮辱觀，整頓秩序。吳應箕從人事制度入手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很強針對性和可操作的方法，仍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
其次，吳應箕認為“大臣榮辱關國體”，強調士大夫的榮辱觀對社會風氣的形成有表率作用。在當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我們的領導干部肩負著教育群眾，引領時代精神，提升社會文明的重任，所以領導干部必須帶頭樹立社會主義的榮辱觀，才能對社會風氣乃至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風貌起到示范、導向、激勵和凝聚作用，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再次，吳應箕將個人的榮辱與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將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熱愛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將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對社會的貢獻有機統一起來。在當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個人本位，個人至上的個人主義的榮辱觀對人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加強傳統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將個人的發展融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將自己的行為融入到集體利益的實現中，從國家的繁榮昌盛中體會民族的自豪和自尊，從集體利益的實現中享受到集體賦予自己的榮辱，這樣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這樣的榮譽才是至高的榮譽。
最后，吳應箕的榮辱觀有較明顯的層次性，有一般標準和最高要求。榮辱觀的主體層次的區分，有利于不同的群體在道德實踐中作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而他的最高要求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一般人很難達到，但卻為我們指出一條有價值的思路，不同的主體應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這給我們構建和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