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李象潤、李靖莉編著的《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考略》一書與讀者見面了。這部旨在“把濱州的歷史文化與民俗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宣傳振興，推向科學化的建設和全面繁榮的新軌道”（《后記》）的著作，開拓了當代中國區域文化研究的新疆域，尤其是其從經典到一般、從現實到浪漫、從陳列到敘述的治學路徑與編著體例，對于區域文化學界，“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陳寅恪《 王靜安 先生遺書序》）。
一、從經典到一般：歷史與民俗的雙重變奏
當代思想史家葛兆光在其名山之作《中國思想史》中以“一般思想史”取代“經典思想史”的嘗試，博得了海內外漢學界的一片喝彩。葛兆光此舉發端于其“在過去思想史的‘背景'與‘焦點'之間，加上一層‘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也許思想史會更清楚些、更真實些”（葛兆光《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歷史思想史的寫法之一》）的信念。從經典到一般的學術理路，不僅適用于思想史研究，對于當前人文科學各個領域的創新進程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在這種學術思潮下，《考略》一書的橫空出世既是“得風氣之先”的，又是呼之欲出、眾望所歸的。對于區域文化的研究而言，將歷史與民俗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無疑是“黃金搭檔”，本書的嘗試代表了國內區域文化研究的先覺。著名文化專家、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在聽取編著們的匯報后，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稱“這在全國開創了歷史與民俗文化研究學科建設的新方向，值得在全國推廣”（《后記》）。以民俗之手去觸摸歷史，具有“共時性”的民俗將幫助我們逼近歷史的真實，打破“經典歷史”的艱澀古板，還原“一般歷史”的生動活潑；從歷史的視角看民俗，具有“歷時性”的歷史將為我們呈現出一幅以先民的生生不息為題材的波瀾壯闊的畫卷。在橫向上，民俗書寫著歷史中最富情調的篇章，具有一種“民間靈氣”（馮驥才《民間靈氣》）的力量；在縱向上，歷史觀照著民俗，賦予民間文化以虎虎生氣，塑造了并且鞏固著其中的精神內核。歷史與民俗的縱橫捭闔、水乳相融滋養了區域文化的百花園。然而，長期以來能夠將兩者并舉研究的學術成果卻是鳳毛麟角。《考略》一書雅集數十位黃河三角洲文化研究領域的精英于一堂，推杯換盞，觥籌交錯，暢飲歷史文化與民俗的文化的佳釀，描繪出了“經典濱州史”的心電圖和脈絡圖——“一般濱州史”，填補了區域文化研究的空白，堪稱大手筆和大制作。
在《考略》中，張金路的《孫子兵學思想的民間考察》和吳名崗的《表現古代戰爭的魯北大秧歌》，表現了在作為孫子故里的濱州，尚武精神及其衍生出的尊賢尚功、奮發有為的區域文化精神一脈相承。作為“經典”的《孫子兵法》與位居“一般”的民間風俗交相輝映。書中此類文章還有不少，李靖莉、王萍的《黃河三角洲鹽業生產史考》和孫錫恩的《鹽業生產史話》從鹽業生產的角度窺見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讀者從中不難真切地感受到一種活在歷史的快意。與諸多區域文化研究著作相比，《考略》所提供的柳暗花明、撥霧見真的閱讀體驗彌足珍貴和引人入勝。
二、從現實到浪漫：求證與假設的有機互動
與學院派相比，民間學者的最大優勢是善于打通學科之間的壁壘，獲得一種整體性的觀感。《考略》一書的突出特色便是熔鑄了學院派和民間學者的思想精華于一爐，既體現出了一種學術規范，又在更廣闊的天地間激蕩著一股學術真氣。這種真氣絕非虛無縹緲、瞞天過海，而是根植于古今兼容的“通才”襟懷和中外并包的“雜家”視野。國學大師黃侃以“博而能一”（黃侃《黃侃國學講義錄》）四字揭示的治學真諦，在《考略》一書中得到了忠實地傳承。
當代學者錢理群提出“以浪漫主義反對爬行現實主義”（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對于推進人文學科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昭示意義。縱觀二十世紀學術史，王國維天才般地“古史新證”，陳寅恪奇跡般地“以詩證史”，都令后學嘆為觀止。他們身上體現出的這種“浪漫主義”的學風，倒置胡適的名言恰好可以做出詮釋，即“小心求證，大膽假設”。由于教育體制的原因，時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如此“浪漫”的學風已經幾乎在學院派的著作中絕跡；進入九十年代，此種狀況雖有改觀，但從學院的高墻內迸發出的音符的大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望洋興嘆”。然而，民間的“學術票友”們此時正以舍我其誰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高漲的建設熱情、強烈的問題意識、跳躍性和發散式的思維架構以及“十年磨一劍”的扎實學風對諸多困擾學界已久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套用梁啟超的話說，他們的成績“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考略》的主要編著者之一李象潤，便是他們中的核心成員。
《考略》中輯錄了李象潤的五篇文章，上古濱州史是他最關心也是成績最為卓著的研究領域。他在濟南大學徐北文先生大舜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復旦大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的主要觀點和方法（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將徐北文生前懸而未決的大舜“陶河濱”原址鎖定在了濱州（《昔大舜“陶河濱”原址考——濱州是遠古歷史地理文化考》）；進而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指導下，他通過考釋周公鼎銘文，為濱州找到了最初的文字記載——“甫古”（即傳世文獻中的“蒲姑”和“薄姑”），并“以小見大”地寫就了東夷興衰史，同時他借鑒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以“薊丘”作為突破口研究北京史的經驗（侯仁之《關于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從“營丘”入手，打通了太公封齊前后的歷史，完成了屬于濱州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齊國建都濱州210年考——詮釋西周初年姜太公立國營丘之謎》）。每一步探索都是在“小心求證”的前提下做出的“大膽假設”，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大膽假設”的基礎上再次進行“小心求證”的結果。從李象潤身上，從《考略》書的學術成果中，可以窺測出其“浪漫主義”學風的發榮滋長和蔚為大觀。
三、由陳列到敘述：熱烈與深沉的“重寫”嘗試
上世紀八十年代陳思和、王曉明提出的“重寫文學史”和九十年代李學勤提出的“重寫學術史”都曾是學術界內振聾發聵的聲音。在“重寫歷史”的大潮下，“重寫地方史”成為落在區域文化研究者們肩上的義不容辭的使命與責任。《考略》無疑可以視作一種“重寫濱州史”乃至“重寫地方史”的有益嘗試。
山東大學鄭杰文先生在書中論定：“一般來講，邊緣文化在先進性與早熟性方面往往不及中央文化，但黃河三角洲文化卻時時表現出某種先進性和早熟性。”（《黃河三角洲文化的歷史進程及基本特征》）既然如此，“重寫濱州史”便在“重寫地方史”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標志意義。《考略》的編著者們選取了將熱烈的民俗考察與深沉的歷史考釋相結合的道路，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從陳列走向敘述，提升了編著體例的文本境界，使得全書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論文集的概念，形成了渾然天成的編著風格。
《考略》以黃河源頭沱沱河的洪荒景象作為封面，以現代濱州的民俗風情作為封底，從古至今，一路走來。閱讀全書，似讀萬卷書，更似行萬里路。“該書從選篇布局到裝禎設計都獨具匠心，書法、篆刻、圖版點綴其間，尤其通過選錄的古詩詞賦，溝通古今，蔚為大觀。”（《前言》）全書分為“綜論”、“歷史”、“人物”、“民俗”和“附錄”五大篇章，各有側重，亦不乏相互照應，對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精神實質的探索貫穿始終。這種精神實質是孕育了中華民族的黃河在浩蕩入海時展現出來的勃勃生機，這種探索是站在超時代和跨文化的制高點上以嶄新的和宏觀的學術視角對濱州區域文化進行的“正本清源”式的重新審視。作者們在對“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于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一曰世界觀”（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認識過程中達成了高度的一致，因此他們不同的筆風不僅沒有使全書顯得駁雜錯亂、支離破碎，反而為敘述的方式創造出了盡可能多的可能性，百川歸海，共同服務于“重寫濱州史”的主旨。由此，也不難看出編著者們的用心良苦。
誠然，作為一部嘗試之作，《考略》不乏稚嫩之處。但是，編著者們所做出的開拓區域文化研究的新疆域的杰出貢獻必將彪炳史冊。鐘敬文先生曾經預測：“歷史學與民俗學的交叉研究，正在形成一種趨勢”。（鐘敬文《略談歷史學與民俗學的合作研究——晁福林著〈先秦民俗史〉序》）我們希望，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們以及當代中國區域文化的研究者們能夠“得預于此潮流”（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攜手迎來區域文化學界的春天碩果。
（《濱州歷史與民俗文化考略》，李象潤、李靖莉編著，黃河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