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李贄是我國古代思想史上特出的大家。對其思想的研究與重視尚在20世紀發端，而對其史學思想的探討，鮮有作品。筆者認為，對李贄的史學地位固然不可著意夸飾，但其所存有的個人史學思想卻不應該被“思想家”的盛名所抹殺。探討其史學理念，既有助于全面客觀地了解其人，也能裨益理解中國古代史學變遷在明清之嬗變。
關鍵詞：李贄；史學價值觀
梁任公與錢賓四先生均作有《近三百年學術史》，歷數明清以來之大學術人物。二人皆自黃宗羲始，不述李贄，不只是三百年時間所限，更為李贄思想邊緣化在民國時之冷落。今管見其史學價值觀，以為啟發。
一、李贄之生平
李贄，號卓吾，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卒于明萬歷三十年壬寅，有年七十又六[1]。《焚書》卷三《卓吾論略》自云：
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爾。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
又言：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沒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圃論》。
嘉靖十九年庚子，卓吾時年十四，始問道于《書》。《易因小序》云：
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少《禮經》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卓吾廿六歲，時年鄉試及第。不及會試，即出仕，后任過幾年國子監教官[2]。嘉靖四十五年，卓吾年四十，問道于不死之陽明佛釋。
年甫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3]。
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敢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4]
又四年，“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撼不起白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亦盛，又自號思齋居士。”[5]由此可以想見，卓吾已自稱居士，心向菩提。第二年，卓吾蒙面耿楚倥。李贄后來就在耿家寄居過。值得注意的是，李贄雖一度與耿家關系密切，但李贄思想的偏執使得他不得不與耿氏（主要指耿定向）產生極大分歧，正如黃仁宇所指出的那樣，“李贄的難言之隱在于他強烈地抨擊了這些人物以后，他還是不得不依賴這些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6]從后來耿楚倥去世之時李贄的舉止可以讓人想見李贄與耿家的恩恩怨怨。李贄為耿楚倥賦哀詩《哭耿子庸四首》，其一云：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于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棄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茍未明，勿做空爾為。行行還出門，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7]
萬歷十六年，卓吾年六十又二，在黃安正式落發為僧。李先前只是“折節”而學釋迦，而關于李為何在此時出家[8]，卓吾自己提到“嗚呼！余之落發，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鼻酸，爾等切勿亦落發為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9]
卓吾雖入佛門，但其行動與“俗事決然不肯與理”的初衷卻大相徑庭。李贄為生命安全而奔走各地，他在詩中透露著這樣的情況，“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可知。”[10]
李之名聲繼續在奔波中傳揚，他也在此期間結識更多人，包括袁宏道等。然而，卓吾終究未能逃脫命運的詛咒。萬歷三十年壬寅，李寓居通州馬經綸之家，后“因張問達之疏劾而投獄，三月自殺于獄中。”
吳虞在《明李卓吾別傳》中指出：
嗚呼！卓吾產于專制之國，而弗生于立憲之邦，言論思想，不獲自由，橫死囹圄，見排俗學，不免長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11]
二、李贄之書
李贄自己提到：
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視也，故欲藏之，言當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接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欲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焚書》之后又有別錄，名為《老苦》，雖同是《焚書》，而另為卷目，則欲焚者焚此矣。獨《說書》四十四篇，真為可喜，發圣言之精蘊，闡日用之平常，可使讀者一過目便知入圣人之無難，出世之非假也。信如傳注，則是欲入而閉之門，非以誘人，實以絕人矣,烏乎可！其為說，原為看朋友做時文，故《說書》亦佑時文，然不估者多已也。[12]
“四庫全書總目”收李贄之書有存目：
《九正易因》（無卷數、江蘇周厚堉家藏本）[13]；
《藏書》六十八卷（兩江總督采進本）[14]；
《續藏書》二十七卷（浙江總督采進本）[15]；
《初譚集》十二卷（內府藏本）[16]；
《李溫陵集》二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17]；
《三異人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18]；
《讀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19]等諸篇。
《四庫全書總目》指出：“贄所著述，大抵皆非圣無法，惟此書尚不敢詆毀孔子，較他書為謹守繩墨云。”[20]（評《九正易因》）“贄書皆狂悖乖謬，非圣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容誅。”[21]（評《藏書》）“贄所著《藏書》為小人無忌憚之尤。”[22]（評《續藏書》）。
分析“四庫”存目來源，李書多來自民間，官方僅存其一二。反映李書被官方詆毀，民間仍盛之事實。
此外，“其在龍湖所輯書曰《初譚》、《史綱》、《藏書》、《焚書》、《因果錄》等，凡手錄及所評點不下數百種。”[23]李贄之書，雖然頗不得大多數人贊同，但在當時及以后卻流傳甚廣，故有“卓吾之學益德劍稱于時，然則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讀者自讀。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24]
卓吾之書，褒者自褒，貶者自貶，于其書毫無大礙。褒者如袁宏道“幸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25]貶者如顧憲成“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26]
現存李贄之書整理出版有《李贄文集》[27]，收錄較備。
三、李贄之定位
李贄的人生觀直接指導著他的人生行為。在其當時即被指責為“異端”，自己尚以“異端”自居[28]。時人譽之毀之不絕與世，毀多于譽。
譽者如吳從先，其云李贄“惟夫俊千秋之賞，吐無前之髓”，“擊研長作枯魚聲，萬古英雄淚不止；嵶管勝操照夜刀，一生肝膽血如洗。”[29]其又云：
卓吾之縱口橫筆，當世之斧鉞有所不避，況已陳之司籍哉？故同是不妨獨非，同非不妨獨是，蓮華作舌，芙蓉為劍，愛則親，疾則仇也。千秋萬國，昏明之異君，而忠佞之異臣，一聽其筆舌以發落，史有旁落則史為不尊，野史稗官將駕而據其上，又何樂乎有？卓吾乃敢取所評定者，以貽史臣辱。[30]
陳仁錫中更是提到：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蓋聲明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為人，與其所為書，疑信者往往相伴，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冷冷然，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31]
馬經綸在給一封友人的心中說：
吾友為誰？李卓吾先生是也。雖吾友，實吾師也。樂圣人之道，論圣人之經，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吾錄》諸書，真上足以闡羲、文、孔、孟之心傳，下足以紹周、邵、陳、王之嫡統者也。
李贄之師友對李贄之奇是往往抱理解或忍受態度的。然而，當世之時，學人百姓其之者不計其數。人們對其書，其而不絕觀讀。在后來歷史中，李贄的地位和名聲一直不得以提升。
謝肇淛在他的《五雜俎》中寫到：
近時吾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發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權貴。人多謂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后呵殿。余時客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君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此近乎人妖者矣。[32]
“人妖”之斥，不輕于“異端”。如果說民間尚對李贄之人有著無斷無果之評論，那么在官方則幾近異口同詞的貶詆著。《明書》中，李贄有傳，然卻在“異教傳”中，存在于此卷實乃本然。史記者以“衛道者”的身份指出“后士風大都由其染化，亦孔子之道一大厄也。”[3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談及李贄時指出：
贄書皆狂悖乖謬，非圣無法。惟此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為罪不容誅。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時若焦竑諸人幾推之以為圣人。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猶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論，恐好異者轉矜創獲，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34]
贄所著《藏書》，為小人無忌憚之尤。
種種蹖駁，毫無以利，總無一長之可取也。[35]
顧亭林在《日知錄》里同樣也提到，“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36]
關于李贄的評價與定位，在當代亦有分歧，此不詳論。
四、李贄之史學價值觀
傳統意義構建下的李贄在史學界是鮮有人提的。探討其史學理念，既有助于全面客觀地了解其人，也能裨益理解中國古代史學變遷在明清之嬗變。
李贄的書籍并非純粹在于偏執思想之表達。湯義仍曾經提到：
世假李氏書伙盛，真出其手者雅推《藏書》、《焚書》、《說書》。《藏書》藏不盡，《焚書》焚不禁，《說書》說不盡，而為經史集，靡不具備。[37]
卓吾之書在“四庫”有《藏書》、《續藏書》列與“史部·別史類存目”。故而，研究李贄之史學觀念著力從其《藏書》、《續藏書》、《焚書》以及《史綱評要》等書而論。
1.“經世致用”價值觀
關于李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已有人注意。任冠文指出：“細觀《藏書》會發現書中主要是推崇表彰統一國家、發展經濟、鞏固政權、推動歷史前進的歷代‘圣主'、‘賢主'、‘強主'以及‘富國'名臣,以達到‘經世'的現實目的。”[38]
誠如各家所指，李贄《藏書》一大特點即在于創立了“世紀體”。世紀體的創立，任先生給出積極評價：
顯然李贄是將本紀、世家二體相合,自創世紀一體。如此一合,正可適應李贄著史經世的目的:
其一,它為從國家統一角度記載歷史提供了方便。由于將本紀、世家二體相合,所以史書中不再存在以往爭論不休的所謂“正統”問題。
其二,有利于表彰歷代為推動歷史前進作貢獻的“圣主”、“賢主”。[39]
在《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中，李贄言：
前三代，吾不論矣。后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余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為嘗有是非耳。
為此，李贄抨擊了傳統史學，尤其是官方史學以“假道統”為史。道統為史勢必正統相爭。李贄指出：“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40]
意識形態的執掌者就是話語霸權的擁有者。傳統官方史家有一種觀念即是，以孔子為代言人，將圣人作為自己名正言順的開道者。而這些關于“正統”無謂的爭論在明朝成為一大問題。明之為史者，關于元之地位難成一致意見，最終倉皇寫出質量不高的《元史》。
李贄淡化“正統”觀念，而強調人物在社會的實際作用，努力實踐自己“批判假道學，呼喚真道學”的信念。李贄在批判宋程朱理學時提出：
自秦而漢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全，則人皆渴死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滅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41]
李贄還指出，宋儒所倡的道統“好自尊大標幟”。認為宋儒之道統自高自大，自我標榜。他認為假道學家們：
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42]
李贄褒揚歷史上善于改革，突發進取之人。如他在《藏書》中列“大臣”一目，其下列如叔孫通等“因時大臣”、如婁師烈等“忍辱大臣”、如蕭何等“結主大臣”、如郭子儀等“容人大臣”、如樂毅等“忠誠大臣”之目。又列“名臣”一目，下有經世、強主、富國、諷諫、循良、才力、智謀及直節各目。與之而對作“賊臣”一目，下有盜賊、妖賊、貪賊、反賊、殘賊、逆賊及奸賊各目。誰是誰非，一目了然。
在李贄那里，“呼喚真道學”成為他自命的責任。
此外，李贄還具有由“經世致用”衍生而來“民本”的價值觀。《云南通志》關于李贄事跡的記載如下：
李載贄，晉江人，舉人，萬歷五年，知姚安府事。性嚴潔，民間時罹火災，為建火神廟，禱而禳之。在官三年，自劾免歸，士民攀轅臥道，車不能發。[43]
此條材料從側面反映李贄于云南為官能得百姓愛戴之情況。為政的民本思想，在其史學思想中有所體現。
李贄在談到齊國最后為秦所火的原因時，指出：
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于民亦可。[44]
不僅如此，李贄對所謂的“商人”階層給與關注和同情，他指出：
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官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得者也。[45]
此語不僅反映了李贄對傳統重農抑商觀念的拋棄，更是對“四民”之最底層的商人的充滿同情，民本之情可見一般。
傳統宋明理學強調理的言說在明季清初以顯示出學術發展的自然嬗變的動向，經世致用在此以及接下來的時代成為知識分子的一大重要思想。李贄的經世思想大有啟發后來思想學術風氣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李贄的經世致用的思想是與其他人的經世思想存在不同的。李贄經世中有民本，給歷史上具有實際貢獻和推動社會進步的人物給與高度的評價，都是其他經世致用的人所無法具備的。
2．“是非無定”價值觀
李贄的思想與當時不合主流，其中重要的一點即在于他對傳統儒家價值觀念的揚棄。在評價歷史人物中所應采取的價值觀念，李贄對歷代“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指出：
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今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行賞罰哉！[46]
他指出，不應把孔子的是非看成定論，其實是對儒家傳統道德倫理觀念的批評。他在評價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時，指出：
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嘉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抉擇，忍小恥而就大計。[47]
李贄認為，歷代把孔子作為崇拜對象，極端情況以至于孔子以前之人不為人。他指出：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48]
其實，李贄本人在其文章中點評歷史人物，總帶著自己的思想，而其顯然有著自己的評價標準。李贄的是非無定，主要還是針對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而言的，他告誡讀者：
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49]
但須指出的是，李贄雖然提出“是非無定”的史觀，但其并非認為歷史不可認識，他自己對歷史做出的評價就說明歷史是能給出評價和可知的。筆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學者將李贄“劃成分”到不可知論領域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同時，李贄強調評價歷史“無以孔夫子之定行賞罰”來判斷，其觀點并非將儒家價值觀徹底否定，而是認為不應該一味孤立的從儒家觀念出發，抱著唯一的偏見行事。事實上，李贄的時代性決定了他不可能將儒家思想的影響徹底拋開，他不可能將儒家價值觀全盤否定。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對李贄思想“異端”的評價是言過其實的。
綜上所述，李贄以史言志，將“經世致用”和“是非無定”的思想貫入史學著述中。今人見李贄思想家大名，忽視史學觀念，實為一損失。筆者認為，李贄確確實實能在思想領域有得較顯著的地位，但至于其著史書是為其思想服務的論調是值得懷疑的。因而，“發掘”李贄的史學價值觀有助于從新的角度新的領域來重新審視史學本身的內涵。
注釋：
[1]關于李贄生平研究的最簡明著作參見日本學者鈴木虎雄著《李卓吾年譜》。
[2]李贄年三十三歲始任教官一直到三十七歲，其祖父竹軒喪而奔溫陵。先后三年，其三個子女（次子，二女，三女）因饑而殤。李贄共有四子三女，但除大女兒以外，其他皆早夭。李贄在命運中遇到的這一打擊未嘗不對其思想產生沖擊。
[3]《焚書》：《陽明年譜后語》，第12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明儒學案》卷十四，《徐用檢傳》。
[5]《焚書》：《卓吾論略》，第8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6]參見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第七章《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第222頁，三聯書店，1997年5月版。李與耿向定的分歧尤大，但后來矛盾后又和解，這不得不說明了李贄人生的矛盾。大多數人是愿意接納有常規思維的人的，李贄在求偏執不得好果的情況下，不得不委屈心志而求得容身之所或一時平安。
[7]。《焚書》：《哭耿子庸四首》其二，第21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8]鈴木虎雄指出了兩點，一為“不愿受人管束”，二為“因為別人既然看是異端了，便不得不為異端之貌示人”。鈴木以以下諸端為由，《豫約》中所述“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和《與曾繼泉書》所述“故我剃發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與曾繼泉書》有云“此世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視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發，非其心也”。
[9]《焚書》：《豫約》，第17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0]《焚書》：《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其七，第22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1]《吳虞文錄》：《明李卓吾別傳》。
[12]李贄《焚書》自序。參見《李贄文集》第一卷《焚書》，第一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經部，易類存目一，第頁欄，中華書局。
[1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別史類存目，第455頁中欄，中華書局。
[1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別史類存目，第455頁下欄，中華書局。
[16]《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三一，子部，雜家類存目八，第頁欄，中華書局。
[1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八，集部，別集類存目五，第頁欄，中華書局。
[1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二，集部，總集類存目二，第頁欄，中華書局。
[1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三一，子部，雜家類存目八，第頁欄，中華書局。
[2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經部，易類存目一，第頁欄，中華書局。
[2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別史類存目，第455頁中欄，中華書局。
[2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別史類存目，第455頁下欄，中華書局。
[23]《麻城縣志》（民國版）前編卷十“耆舊·流寓”，轉引自廈門大學歷史系編《李贄研究參考材料》第一輯，第3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4]《吳虞文錄》：《明李卓吾別傳》。
[25]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李宏甫》。
[26]顧憲成《顧端文公遺書》卷十四《當下繹》。
[27]此套《李贄文集》收錄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初譚集》、《四書評》、《史綱評要》、《老子解》、《莊子解》、《九正易因》、《因果錄》、《永慶答問》、《柞林紀譚》、《道古錄》、《窨然錄》及《孫子參同》，共分七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8]參見注8。
[29]吳從先著《小窗自紀》卷三《李禿翁贊》。
[30]吳從先著《小窗自紀》卷三《史綱評要》序。
[31]陳仁錫著《無夢園集》之《藏書》序。
[32]謝肇淛《五雜俎》卷八。
[33]《明書》卷一百六十“異教傳”。
[3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別史類存目，“藏書六十八卷（兩江總督采進本）”條，第455頁中欄，中華書局。
[35]以上兩條見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О，史部，別史類存目，“續藏書二十七卷（浙江總督采進本）”條，第455頁下欄，中華書局。
[36]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
[37]此語出自湯顯祖所書《李氏全書》總序。
[38]任冠文《李贄的史學思想》，《南開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十三頁，2000年第1期。
[39]任冠文《李贄的史學思想》，《南開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十三—十四頁，2000年第1期。
[40]《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第七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1]《藏書》：《德業儒臣前論》，第59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2]《焚書》：《又與焦弱侯》，第4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3]原載《姚州志》，見于道光年間《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秩官志《李贄傳》，循吏下。
[44]《藏書》：《世紀·九國兵爭·田齊》，第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5]《焚書》：《又與焦弱侯》，第4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6]《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序》，第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7]《藏書》：《司馬相如傳》，第71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8]《焚書》：《答耿中丞》，第1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9]《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第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008年3月6日完稿于四川大學江安圖書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