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看來，20世紀的中國史學是值得不斷關注的一個重大話題。因為此階段的無論歷史本身還是歷史研究的劇變都持續了整整一百年。而就歷史研究而言，無論是歷史學界內還是界外，“重寫中國歷史”成了一種強勢的呼聲。
本文旨在通過對20世紀“重寫中國歷史”話題的簡單梳理，認識歷史研究中不斷之變遷，更重要的是使“重寫歷史”成為大家反思的一個話題，進而使“重寫歷史”成為一種慎重的行為。
其實，關注“重寫中國歷史”的作品也不乏，但作為專題予以關注的數量是極少的。筆者僅見李學勤先生《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為類似專題作品。史學研究領域的“重寫中國歷史”的關注顯然是缺乏的。值得一提的是，史學領域對“新史學”或“史學革命”的關注只能夠簡單彌補這一不足。本文著重關注的是通過此二十年“重寫中國歷史”來觀察當時史家之心態，與李先生的大作不敢雷同。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歷史也隨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于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著。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于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
一、關于“重寫歷史”的幾個應該明確的話題
古人不滿于《三國志》，故有注解詮釋之書。這是在重寫歷史。
今人不滿于《清史稿》，故有修清史之工程。這是在重寫歷史。
無論是詮釋注解還是推翻重修都是在重寫歷史。這一點是無可質疑的。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司馬談將逝，告子長曰：“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而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由此見得，史家有責任書寫歷史，以資治當世來者。對既有歷史寫作的不滿，促使歷史學家重寫歷史。因此重寫中國歷史是早有的事情。
然而，圍繞著“重寫歷史”這個話題，卻實在是沒有多少人對這個行為本身進行過思考。進而導致“重寫歷史”的呼聲此起彼伏。“重寫歷史”本身沒有對錯沒有優劣之價值色彩，然而一味的高呼“重寫歷史”既是對既有歷史研究成果的高度不尊重，也是不加以自我反省的膚淺表現。
（一）什么是“重寫歷史”？
英國學者E.H.Carr在他的《What Is History？》中指出：“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這種對歷史的不斷觀察與反思，或許就可算是“重寫歷史”。
（二）“重寫歷史”是什么？
為何這種行為被稱呼為“重寫歷史”？照這樣說，難道歷史是寫出來的？歷史究竟是客觀存在還是主觀制造？如果歷史是客觀存在，還需要重寫嗎？重寫能成功嗎？因為已經有一個客觀歷史事實存在，“重寫歷史”就顯然徒勞。如果歷史是主觀制造，“重寫歷史”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就無須大呼小叫。
（三）為什么要“重寫歷史”？
現在多數歷史學家已經看到歷史學家無非就是在從事整理材料與解釋材料的工作。因而，從這個意義上出發，“重寫歷史”的兩大原因就在于：
1．材料的新發現
顯然，這里的新發現顯然不僅僅指新的地下材料的發現，而廣泛的指先前并未被人們所見到或說見到而被忽視的材料的重新發現。
新的材料的發現或材料的再發現，往往對既有見到的歷史材料給與補正或反駁，這勢必引起歷史學家對既有歷史書寫或研究成果的反思，進而促使“重寫歷史”的行為發生。
2．范式的新提出
新的范式不僅僅指新的解釋理論的提出，也指并存的解釋理論被相互的運用，包括意識形態的轉移。
德國歷史學家Droysen在其著《Historik》中提到：“研究者之所以能有所見，是因為他有一定的觀點看法；這觀點、看法也正是其社會各狀況所以產生的原因。研究者所見的歷史活動，實際上正是他對時代理解的反應。”這不免讓人想到意大利史學家Benedetto Croce在他的《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中同樣宣告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調。
新范式的提出或意識形態的轉移顯然比新材料的發現更能引起“重寫歷史”。一種理論給一種理論造成壓力，新的范式對舊的范式造成沖擊都能促使人們“重寫歷史”。其實，當處在社會變革的大環節中的“重寫歷史”的呼聲，不屬于新材料的發現，而屬于新范式的提出。
歷史不斷，歷史事實就不斷，而歷史學家所從事的歷史寫作也將不斷。面對不斷層出的歷史材料，歷史學家們總是本能的執筆書寫他認為的有價值的事實。歷史詮釋與歷史材料這兩大因素的變化促成了“重寫歷史”。
3．時代的新要求
除開史學本身的兩方面，外界的因素不容忽視。學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使命，學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意識，學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主題，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
（四）如何“重寫歷史”？
在沒有弄清楚前面幾個問題之前，任何有關本問題的回答都是值得懷疑的。故存而不論。
二、簡述20世紀的“重寫中國歷史”
本文不應局限在對“重寫歷史”問題理論層面的糾纏。無可質疑，20世紀中國史學逐漸進行著轉型。事實上，這個轉型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線條的存在。
歷史研究最終要表現在史學寫作上來，史學的轉型必然會出現“重寫歷史”的現象，可以這樣說，一部20世紀的史學史近乎一部不斷“重寫歷史”的歷史。
以下的描述只為圖方便（不少人也在如此這般的工作），依據本文的相關話題將20世紀史學分為五期。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分劃實在毛病太大，本文的目的也不在精確化的講述20世紀的歷史學界的全部狀況，但描述輪廓，挑揀重點于本文意圖是無傷大雅的。
（一）1901—1920：史界革命
1901年，梁任公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
1902年，任公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史學》一文。“新史學”一般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史學的發端。文中梁指出傳統史學之“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三惡果”（難讀；難別擇；無感觸）并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汰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偏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著，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這一呼聲，實乃20世紀要求“重寫歷史”之第一聲；
1914年，“甲寅年始設清史館”，最后一部“正史”《清史稿》在此時代背景下編修；
1920年，“庚申，初稿略備，始排比復輯。”《清史稿》于丙辰（1928年）定稿刊刻。《清史稿》的刊刻代表傳統史學走向終結。
就在這一立一亡的，在沖破傳統的史學寫作和觀念的形勢下，幾近所有史家開始著力“重寫歷史”。專業歷史學家如梁氏等自不必說，而《清史稿》的參與者也大多投向現代史學的研究，劉師培與夏曾佑就是典型代表。非專業史家的學者文人對歷史書寫的關心也同樣證明著此時代史學革命之不凡影響力。關于這一點，劉師渠先生在其《晚清國粹派的新史學探討》中指出：“20世紀初年，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史學漸次形成的重要時期…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晚清國粹派異軍突起，也構成了其時資產階級史學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他們不僅同樣高舉“史界革命”旗幟，猛烈批判舊史學，而且于新史學身體力行，研究碩果累累。”國粹派在“重寫歷史”上尤為用功。
此時期，“重寫中國歷史”的代表作有：
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
此時期，新材料的發現實為“重寫中國歷史”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事實上，這一階段的“新材料”發現還只是處在起步階段，真正大規模的新材料還是在下一階段產生的。
因而，這一階段的“重寫中國歷史”主要還是受到新范式的影響。傳統史學思想已經步入死胡同，新的帶有一定批判色彩的歷史思維在逐步起到瓦解傳統史學的作用。
（二）1921—1940：百花齊放
1921年，梁啟超著成《中國歷史研究法》。梁氏指出：“夫舊史既不可得徧讀，即徧讀之亦不能養吾欲而給吾求，則惟有相率于不讀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國史學將完全被驅逐于學問圈外。夫使一國國民而可以無需國史的智識，夫復何言。而不然者，則史之改造，真目前之急迫之一問題矣。”在這里，梁氏依舊一貫堅持其“史之革命”，可見在前一階段，“重寫中國歷史”的效果還有待提高。然而，此階段的“重寫中國歷史”的要求，不僅僅來自上一階段尚未完成之要求，而更多的是新史家提出的新要求。
1921年，李守常著《史觀》一文，明確提出：“根據新史觀、新史料，把歷史一一改作，是現代學者的責任。”李大釗看到，隨著新材料與新史觀的出現，必然會要求史學的重寫，不過他所強調的是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中的價值，因此在他看來，唯物史觀是“中國歷史”的最好指導思想。
在隨后《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他指出：“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勢力，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平民的時代”就與梁氏所陳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傳統史學的弊端予以回擊，這個“平民的新歷史”顯然是契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因為似乎唯物史觀就是主張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因而，在新文化運動前后被李氏大量提起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新范式的提出，進而要求運用該理論系統來實現“重寫中國歷史”的。這是唯物史觀的初步呼聲。
1922年，顧頡剛撰《與錢玄同論古史書》。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冊，煌煌巨著。古史辨的發表，奠定了“古史辨”派的成就。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論及相關歷史背景時，顧指出：“要而言之，古史研究興起的背景，是（一）史學上尋源心理的發達；（二）西洋的科學治學方法和新史觀的輸入；（三）清代中葉以來疑古學的漸次興起；（四）考古學的抬頭。”由于“古史辨”派所用力處正是在古史，而，此二十年的中國的史學又重點在古史，因此可以說，古史興起的背景即是“古史辨”派崛起，又是整個時代史學的共同背景。可以見到，“古史辨”派在古史研究方面做出極大努力，排除部分至今看來實在是不確切的研究，“古史辨”派所做的研究確確實實是“重寫中國歷史”的。他們的重寫一定意義上講也是依靠新材料的幫助，顧頡剛指出：“研究史學，第一步的工作該是搜集史料和批判史料。”應該說，全部古史辨的研究，其全部“重寫中國歷史”都建立在史料的運用之上。
民國史家大都重視史料，重視歷史新材料的運用，已被今人注意到。羅志田先生在《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一文中，進行了很好的闡述。事實上，史家們不滿于傳統史學，又鑒于特殊歷史環境，“重寫中國歷史”是勢在必行的。而重寫總是離不開新材料與新觀點的發現。在那一輩史家那里，史觀的爭論當然必不可少，可現在看來，真正的好成果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新史料的運用得到的成果。出現“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與“重寫中國歷史”的要求是存在極大關系的。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談到：“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史語所派”將“新材料的發現與應用”視作“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新材料在其歷史研究工作的分量幾近全部，在《史學方法論》中傅氏自己就說“史學就是史料學”，又說“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與“史語所派”有著大致相同的善于考證的史家也甚為注重新材料。在《史學方法論》中傅斯年大贊王國維、陳寅恪等人運用間接史料與直接史料互證所得到的成果，如王氏《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陳氏《吐蕃黎泰贊普名號年代考》等。陳寅恪先生在多處提到新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在傳統史料的再發現的“史料的盡量擴充”以及伴隨著重大而眾多考古學成果不斷涌現，諸多新史料的“發現”為“重寫中國歷史”提供可能與方便。在史語所及此輩史家的不斷努力下，許多歷史問題得以改寫，誕生了一大批新的學術成果，“重寫中國歷史”成果顯著。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正如《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提到史語所“第一條宗旨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搜尋金石刻文以考史事，親看地勢以察古地名”，又遺有“考據”之舊風；此類史家受傳統舊學，對傳統史學有報著一定同情態度，故能極大重視材料考察。但此時代畢竟已經走出傳統，大部分對材料的考察已經帶上了“科學論證”之系統。又加之在“實證主義”等史觀的影響下，此時代之材料已與傳統考據相去甚遠，否則，要實現“重寫中國歷史”就實在困難。因而，此時代的“重寫中國歷史”對材料的運用不僅在內容、形式上而且在貫穿材料考察的思想方面均有大的轉變。
1930年，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此書被視為第一次系統將李氏所倡的唯物史觀運用在中國歷史研究中。郭氏在書中明確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經濟基礎的發展為前提。”又認定了中國歷史發展之各期。這部運用唯物史觀“重寫中國歷史”的嘗試固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所代表的新歷史觀卻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同時，隨著政治層面的變化，史學領域也深受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影響。中共力量的不斷成長使該派“重寫中國歷史”的要求與條件日益成熟，許多成果陸續呈現。然而，這畢竟是下一段歷史的事，在顧氏1945年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中并未給與該派關注就體現了這點。
此時代史學界無論是偏于新史料，還是重于新范式，都與社會的變革有著極大的關系。因此，史家“重寫中國歷史”，不僅著力于新材料與新范式的發現運用，也存在新時代的要求。此時代不僅中國內部改朝換代，外部日寇侵擾，學者使命不可推，史家責任不可滅。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言：“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在“引論”中又對“傳統”、“革新”、“科學”三派史學予以揚棄，又言“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生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讬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范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之。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一馬前卒，臃篲而前驅，其為榮又何如耶！”在錢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同樣提到：“我們須得有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于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他還指出，“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項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由此觀之，此時段“重寫中國歷史”的部分原由是與史家強烈使命感分不開的。
由于此時代史學成果的百花齊放，因此在總結此段“重寫中國歷史”的成果前，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將此時代所有史學著述均視為是“重寫”的。“重寫中國歷史”本是部分或主流史家的行為，部分或少數史家是沿著傳統路徑在行進的。可以看到，這些少數的沒有參與或說無視“重寫中國歷史”以及埋頭學問的史家，他們的成就是難以與“重寫”派相媲美的。
此時代，“重寫中國歷史”的代表作有：
張蔭麟《中國史綱》；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錢穆《國史大綱》；
《古史辨》（七卷）；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專史的開拓等。
值得一提的是，首先，專史的開拓本身就是在“重寫中國歷史”，因為在古代專史只是零星的，不成為系統。而現在來分門別類專寫一類之歷史，顯然是需要重新書寫的。
其次，由于此時代的“中國近代史”領域尚在醞釀之中。具有現今中國近代史雛形的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作于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已經據此時代的主流較遠了。因此，此時代的學者用功之研究主流在中國古史。古史名家輩出，古史名著涌現，實乃后學難以企及。
復次，其時史家對研究狀況未必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樣樂觀。當時之成果卻已斐然，然而，陳寅恪先生在《吾國學術之現狀與清華之責任》中指出：“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現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傳會之整理，尤待今后之努力。”可以窺見，其時“重寫中國歷史”尚有不足之處。
（三）1941—1960：一統天下
1941年，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出版。接著，大批類似作品不斷涌現。1941年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出版；1941年鄧初民《中國社會史教程》出版；1942年吳澤《中國社會簡史》出版；194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出版。
事實上在之前的1939年12月，毛澤東就和幾位同志合作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現在看來，此文奠定了后來歷史研究的諸多基本觀念，影響較大。
在短短幾年內，這批史著大量涌現。可以發現，這些作品具有部分共同點。一是，這些作品均是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史觀的思想；二是，這些作品都是通史型作品；三是這些作品都是古代史、社會史。關于這些共同點的出現，現在難以識別是否具有較大偶然性。但從大處分析，這些現象背后存在著一些或多或少的因素，有些或者確實影響著“重寫中國歷史”，有些或許是間接影響了這些史書的撰寫。
首先，經過前一時段的爭論，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了。美國學者Arif Dirlik在其著《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k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中認為：“在1927年之后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處于其革命最低潮的幾年中，馬克思主義卻浮現為中國社會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又說“1927年，經歷了革命的失敗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轉向歷史研究，試圖以此證明自己革命的出發點是正確的。”可以這樣說，隨著革命形式的不斷變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不斷深化，而對史學而言，真正意義上的運用在中國歷史研究中是需要一段時間來醞釀的。而革命家的推動，無疑加加速了這一進程。桂遵義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中提到以上論著時指出：“這些著作，是我國第一批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的通史著作。他們嚴格遵守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闡明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與特點，其編撰方法，摒棄封建主義正史的一切舊體例，也不同于資產階級的那種形式主義的章節編排，而是按照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從縱橫兩個方面辨證地來編綱目，縱的大綱體現歷史發展的階級性，橫的細目反映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多方面的結構。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內容到形式一擺脫了舊史學的體系，逐漸趨于成熟。”誠如此言，馬克思主義史觀被深入運用到史學領域就是以這批著作為代表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史觀來“重寫中國歷史”的真正起步也是在此時期，相比而言，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開創性是單一而相對粗糙的。
1942年郭氏發表《殷周奴隸制度考》、《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1945年之《青銅時代》與《十批判書》就提倡周代奴隸社會說，對先前的社會分期做了修改。與其說這是郭氏自己學術的不斷成熟，還不如說是馬克思主義史觀在分析中國歷史上的不斷成熟。然而，這中間顯然存在一種隱藏的妥協。雖然各家均用著馬克思主義史觀來指導“重寫中國歷史”的工作，然而，涉及到的一個大問題就在于“中國歷史分期”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一直持續到建國之后，乃至有“五朵金花”之笑稱。而各家之觀點到現在還被當時各家學者的后學所持有。雖然爭論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但一個好處在于，原來的許多模糊看法得到澄清。在爭論中使許多史家認識到，絕不能簡單照搬馬克思，而是要與中國自身歷史的特色相結合。
其次，這些作品都是通史。一個原因即在于，馬克思主義史家通過著力進行歷史階段的全局展望，企圖尋求到或論證到中國歷史發展的出路。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存在具體分期的差異，但其最終目的是一致的，所謂“殊途同歸”。另一個原因即在于，前一階段百花齊放所積累的大量古史研究之成果。在排除理論或研究范式的基礎上來認識馬克思主義史家之“重寫中國歷史”，實在是不能不借用前時研究之大量成果的。史觀可以不一，但史實確實一致的。只是后人用其不同之價值觀看到不同的情感色彩罷了。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宏觀性以及初步運用在中國史學研究上的要求，也是促使通史產生的理論因素。
再次，這些作品既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史觀在指導，那么，唯物史觀就必然融入其間。關注人民、關注經濟領域、關注社會變遷就成了其作品不可缺少的內容。所以，其作品大都冠以“社會”之名就不足為奇了。
進入四十年代以來（或者較早的抗戰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雖尚未取得一統天下之局面，但隨著革命的不斷發展，這個日子不遠了。革命家與史學家的相互造勢給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命運帶來“福音”。正如桂遵義所說：“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研究成果累累，為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和全面發展大下良好的基礎。”
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標志性年份，這也是中國史學的一個標志性年份。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史家因為在戰爭年代的貢獻，在建國后很自然的成為史學界的權威。史界其他各派在先前的異詞，通過所謂改造或批判，逐漸銷聲匿跡，只存在局部地域。馬克思主義史觀在此時真正實現了“一統天下”。這顯然為“重寫中國歷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環境。
1956年，中國共產黨提倡了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方針，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然而，此刻的學術研究的事實與愿望之間存在的極大矛盾，正如美國學者Joseph.R.Levenson在其著《Confucian china and modernfate》指出那樣，“如果思想的解放導致了人的解放，那么，我們就遇到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意義上的‘矛盾'。事實上，究竟發生了什么呢？”他指出“1956年5月，當毛澤東號召百家爭鳴時，它似乎預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主要套在中國和知識分子頭上的要求他們絕對一致的緊箍咒將被摘除掉。例如，取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文學上的壟斷權，宣布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但是，經過六年殘酷懲罰的普通知識分子，人小心翼翼地不敢大鳴大放。”
我們知道，毛澤東本人對歷史的興趣是很高的。這就不可避免的使其對史學研究的相當的關注，因此，“百花齊放”也成為一個史學研究的好方法。可以感知，這樣的關注對史學研究之作用是較大的。應該說，百家爭鳴確實是貫徹到史學研究中的。可是，須知這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適用領域是有限的。在本階段初的中共文獻中能很好的解決這一“矛盾”所在。那就是1940年一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文中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有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發地反封建的文化。”這一思想應該說極大影響到后來的文化領域。因此，可以說，百家爭鳴是真，提倡在共產主義思想內去百家爭鳴是真。但是，這樣的百家爭鳴真的能否實現百花齊放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前提就已經存在局限了。
值得指出的是，隨著戰爭年代使命的完成以及史學領域意識形態的單一化，前一階段被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爭論掩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矛盾凸顯出來。此時代的“重寫中國歷史”面臨的問題在于細線條該如何勾畫。由此而來，史學界的理論探討和論戰打得火熱。
一個現象就是，此20年的歷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又存在前后兩期之差異。簡單說來，前期“重寫中國歷史”成就大于后期。盡管前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還不成熟，但由于其目的性強烈與百花齊放的余韻還在，因此前期較后期而言，“相對實干”就與后期之“相對空疏”形成對比。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家與史學家的相互造勢給中國史學的命運帶來的卻未必是“福音”，甚至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而言也未必是。到接下來的時段，史學研究走向災厄就已經無法避免了。“重寫中國歷史”即將陷入泥潭。
（四）1961—1980：空白時期
歷史上往往發生史學的空白時期，此時段的人著實見證了沒有歷史的時代。“重寫中國歷史”在此時段持續存在。毫無諱言，此時段的“重寫中國歷史”總體而言實在是比較混亂，有背通常意義上的重寫，故略而不談。
在筆者與人談及此時段相關問題時，提到此時段沒有誕生史學大師，但還存在史學大師，盡管其被邊緣化。此時段之重大考古成就為后來時段“重寫中國歷史”奠定一定基礎。
（五）1981—2000：開放刷新
“1977年春我首次訪問中國時，還沒有一位中國史家在美國從事研究，也沒有任何美國史家在中國進行研究。我們彼此不讀對方的著作，甚至也互不了解姓名和工作機構。這種情況從七十年代末開始變化，而且此后變化之快及其程度之深賣足令人驚愕。在我1986年春寫此前言時，已有成百的中美中國史專家在對方的國家里進行過或長或短的研究。彼此交談，一起參加專業會議，在同一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甚至其中有些人，盡管彼此觀點分歧，卻就共同感興趣的課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總之，不知不覺我們之間相互隔離的兩個世界已經變得不那么隔離了。”美國學者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寫道。
可以見得，中國歷史研究的新轉向就在此刻時期。伴隨著政治層面的改革開放，歷史學界也著力進行刷新重建。
一方面，是史學界的自我反省。王學典先生在《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一文中，將史學發展分為前四十年與后十年兩期。他認為，“將1949年至1989年近四十年的史學劃分為一個階段，正是因為史學界在這40年間一直都在這一系統（指“社會史論戰”的話語系統）內思考問題。”其實在劃分史學階段時從不同角度得到不同結論，不必拘于一個方向或標準。就是在王文中也提到：“‘文革'結束之后，特別是1979年中國有又一次向‘現代化'重新定向之后，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痛苦的自我反省階段”。
1982年，胡如雷發表《時代賦予歷史學家的心中使命》一文中指出：“強調大量史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研究歷史，并不意味著對乾嘉以來的校刊、考證之學可以棄若敝屨。用一定的人力、物力校點和整理古代史籍是必要的，考辨史書的真偽、版本，對對史實進行考證，都是不可少的。即令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來說，史料學也是一門必需的輔助學科，考證史書、史事也是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因為運用理論研究歷史必須以信實的史料做基礎。單純在理論的高空盤旋而不在史料上站穩腳跟，或者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引用了偽書和上了史料的當，同樣都不能做出科學的、正確的結論。”史學界也著力對既有研究進行或激烈或和緩的批判與反思。一定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被馬克思主義史觀派所籠罩，圍繞的“社會史論戰”成為史學界之主題。對史料派相對輕視在所難免。這是史界開始反省的一個表現。
一方面，又是外界學術的影響。學術交流機會的不斷增長實乃前所未有之狀況。許多理論與價值判斷不斷涌入中國大陸。或許這個方面的影響才是本期最重要的影響。理論范式的引入，讓中國學者自愧不如。所謂的“新社會史觀”、“年鑒學派”、“后現代”主義史觀等一波又一波沖擊到中國史學界。中國史家們雖不至于眼花繚亂，但卻實在應接不暇。
新史觀的不斷沖擊，使中國史家們看到了新的研究范式，對新范式的合理接受使其看到既有的中國史學研究是如此蒼白與枯死。于是不斷學習、移譯、運用新史觀來“重寫中國歷史”成為熱潮。一個現象是，國外新的范式層出不窮，國內學者尚未對原有史觀加以融合消化，新的史觀已經進來。這就導致中國學者難以接上世界之軌跡，學術差距在此刻刺痛學者之心。
隨著中外交流的不斷深入，許多被忽視領域得到發展。一個現象是，先前史學領域的研究與爭論大多局促在古史領域，在此時代近代史研究活躍起來。一方面歷史時段的后移使得近代史的研究大加方便；另一方面，國外學者研究重點在中國近代史方面，國外研究范式主要關注點在近代。因此，不可避免的造成近代史研究的發達。關于近代史的爭論逐漸在此時段蓋過了古代史的爭論，歷史研究關注點不斷后移本身就是在“重寫中國歷史”。所謂的“沖擊—反應模式”、“中國中心觀”等著眼在中國近代史的理論模式不斷涌進，就大致體現了國外關注重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內研究的轉向很大意義上是受到國外研究重點的影響的。“重寫中國歷史”在這種意義上說，受到了國外的較大影響。這種被國外牽著研究之重心走的現象是前所未有的。這與國內學術長期封閉的狀況分不開的。
就在不在研究范式的不斷刷新下，“重寫中國歷史”也不斷的刷新。可以想像在這理論不斷變更的情形下創造的歷史是多么的脆弱。不過，通過中國學者不斷學習與創造，這樣的情形是有著較大改觀的。逐漸與國際史界接軌成為新時期的史學的一大目標。
另一個改觀是，中國學者冷靜下來后逐漸思考到自身研究的獨特性。理論范式在“重寫中國歷史”方面受到較大壓縮，伴隨而來的是一些回歸的聲音。這些回歸的聲音一方面在文化熱、國學熱；一方面是在前些時間受到忽視的史家受到“禮遇”。在筆者看來，這樣的回歸確實是難得的，能繼續下去是最好的。可是，這樣的回歸有顯得來的較遲。
整個史學界主流聲音已經不再如先前那般慷慨激昂。由于學術觀點相互吸引包容性真強，加之史學研究者觀念趨于理性，使得史界主流呼吁“重寫中國歷史”不再如先前強烈。
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時，史界著力進行了本世紀史學研究的回顧工作。可以想見，這些總結強調變遷與成果，而成果以上半葉為多。我們大致可以認為，20世紀“重寫中國歷史”的呼聲一直持續著，但大勢在于呼聲愈來愈弱；重寫關注方面時間不斷后移。
（六）20世紀一個非主流的“重寫中國歷史”的呼聲——大歷史
獨辟蹊徑的黃仁宇一直以來堅持其所謂的“大歷史”觀。不管旁人對“大歷史”作何等評價，值得肯定的一點是，按照黃的觀念寫出的歷史很好看。
“大歷史”觀究竟為何被黃仁宇一直強調，這應該源于大歷史觀本身的意義。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野》里認為大歷史的一個好處是“在長時間大環節的規模下看歷史，必以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群眾運動為主題，不全部依賴領袖人物的言行。”
黃仁宇自己實踐著“大歷史”的寫作，同時也極力主張用“大歷史”觀“重寫中國歷史”。在他的《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一文中的結尾向我們傳達了他大歷史的基本觀點和“重寫中國歷史”的要求。他指出：
中國近代歷史包含了很多群眾運動，不能片段的處理。很多問題的因果關系，延伸到我們短視界及狹窄的專科范圍之外。在中國近數十年空前的掀動之下，我們不得不作出一種綜合檢討，將歷史歸結到今日為止。在這情形之下，我建議：
1.中國現代史的基本向后推轉五百年，包括明朝。這長時間的視界使我們了解最近中國所遇困難的淵藪，同時也看到清好多問題互為相連鎖的情形。
2.中國最近百年來的奮斗在歷史上的主題為完成國家社會構架上的改造。雖說這龐大的改造史無前例，在“解剖”的方面看來，和英國17世紀的情形有相似之處。英國在1689年完成光榮革命時，改造了高層機構（議會至上，皇室只有象征的意義，事實上政教分離，雛形的兩黨制度及內閣制度），再造了低層機構（逐漸廢除“抄本產業人”，土地集中，屬有權明朗化），以及加強這兩者間有組織的聯系（過民權利、普通法庭接受公平法和商業習慣）。這中英方大小不同，事隔幾個世紀，其機動及程序不可能相同。只是從技術觀點看，兩方面都不自覺的取得一種“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地位，因之從過去以農業背景為組織的基礎蛻變而為以商業習慣為組織的基礎，則在兩方面都講得通。這樣一個主題，要比憑空辯白資本主義出生與封建制度更有意義。
3.從上述路線修撰一部“大歷史”，如能集思廣益的集體創作固好，不能則個人單獨工作，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一定和20世紀20年代有不同之處。那么已經收有成效的在什么地方？原因何在？這重要問題的尚待解答。歷史家伸張他們的眼光深度并放寬世界之后，應當能夠報告讀者何種變化為短時性的，何種改革有永久性。
4.大學教程內加入大歷史課程。這種路線采取歸納法，與普通用分析法如做博士論文的行徑不同。但是這不是說后者要廢止。宏觀的研究可以為微觀的研究開出路，有待微視的研究糾正錯誤。
有些同事可能認為這種建議過于急躁，過于浮泛。而我所恐懼的乃是與他們顧慮的相反。我們已經處于一個前無古人的環境里。世界的變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政治家、戰略家以及企業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們的真知卓見采取行動。我們若在猶豫，則以后所著書，恐怕全沒有人看了。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把這大段話引用于此，因為這些話不能細想，只要細想就會發現我們原來所在的環境存在這諸多問題。黃仁宇處在海外觀大陸，處在大處察細節。黃氏用其一生去“重寫”“中國大歷史”。他無疑是成功的。
2000年，也就是20世紀最后一年黃仁宇去世。可是，問題在于他的成功不是主流的。至少，他個人的成功未能得到極大的響應。誰能沿著“大歷史”走下去，也許不失為實現“重寫中國歷史”的一個途徑。
（七）余論：2001—2020清史工程
2002年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標志清史編纂工程的正式啟動。
1914年，北洋政府曾開設清史館，編纂清史，與1928年修成《清史稿》。《清史稿》弊病叢生，實在當時就已經不令人滿意。國民黨敗退臺灣，對《清史稿》作了修訂工作。但始終不能得到普遍贊譽。這不禁讓人懷疑，究竟是傳統修史窮途末路已到，還是今之修史者技不如古？傳統修史要不要繼續下去？傳統修史如何與早已大變的歷史時代結合？結合是否可能？
清史編撰工程也正是在這樣的質問背景中開始的。清史的編撰的學術背景還包括，目前清史研究的不斷成熟，而且也得益于清代材料的大量整理。社會背景有缺乏優良的清代國史，中國的不斷和平崛起，這些都促使重修清史的發生。因此，毫無諱言，清史工程就是“重寫中國歷史”。事實上，很早就有人提出重修清史了。（1959年周總理委托吳晗考慮清史編纂方案，吳晗征求了史學界很多人的意見，并以吳南星之名發表文章“論修清史”，提出了“用十年八年時間寫，十年八年時間改”的設想。）現在這一工程緊鑼密鼓的開展，關于最后修出的結果，誰也不能預測。
清史工程投入巨幅資金，專家學者，浩繁材料。可以看到，在運用新材料的方面，清史修編者們確實投入相當大的力量。而在新思想方面，中國學者已經能嫻熟運用唯物史觀了。事實上很難言說，“重修中國歷史”到底是官方的責任還是史家的使命?而對清史工程而言，這個問題就顯得尤為模糊了。
而問題在于，是否能將這個傳統史書所不具有的明確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和傳統史書（即思想與形式）完美結合起來？修國史與撰私史從來就存在天壤之別。事實上，整個20世紀的“重修中國歷史”還沒有向清史工程這樣浩大的關乎國運的情況發生，就連“清史稿”也無法相提并論。私史可以寫的很好，也可以寫的很爛，但國史必須寫好。在“重寫中國歷史”方面，20世紀告訴我們，總體上私史是成功的；但國史卻不存在借鑒。從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明史》最后定稿，進呈刊刻到今天中國人已近300年沒有寫過國史了。唯一可資借鑒的《清史稿》顯然是不成功的例子。中國官方在之前，已投入較大精力關注“夏商周年代”的問題了。其結果應該說是不無成績的。在“重寫中國歷史”方面，起到一定的精確效果。
現在的問題不再是“是否修要重修清史”了，而是“怎樣把清史重修好”。已經著手的工作就應該干好。重修清史，眾人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