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大有復興之勢。且不說各大學紛紛建立國學院，單就百家講壇那幾個人火爆的程度，我們就可了解到現下國人對國學的渴求程度。于是，各類有關國學入門的教材也大行其道，但仔細讀來，現在的教材多不能使人滿意。翻翻最近市面上通行的國學教材，或因襲前人如章太炎、錢穆等人的舊作，像朱維煥的《國學入門》等；或通而論之，以方法見長，如杜松柏的《國學治學方法》；或流于文獻的講解，如劉兆佑的《國學導讀》。當然這些作品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學者的著作，觀點有些陳舊，還有情可原。就是最近寫的教材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像 詹杭倫 先生的《國學通論講義》。 詹 先生寫作本書的宗旨是好的，試圖綜合百家、熔鑄經史。但給人的感覺卻總像只是各科資料的排比，不但未能熔鑄，反而是將各學科割裂，最終使古漢語不像古漢語，文獻學不像文獻學，歷史不像歷史，哲學不像哲學，成了 “ 四不象 ” 。近讀 龔鵬程 先生《國學入門》一書，頗有新意。其視角之新，見解之高，令人嘆服。讀而有感，尋而錄之。
一、炫識不耀博
國學研究之內容，通而視之，乃為歷史研究（曹勝高師《論國學及其研究之門徑》）。而古人治史，又講究史識、史學、史才。如唐代的劉知幾就曾說過：“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1]在這三個因素中，史才是先天而生的，不可勉強。史學是后天積累，可以通過努力而來。唯獨史識是先天的史才與后天的史識相互碰撞而來的，故最難得。按梁啟超的理解，史識就是指觀察力[2]（見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而筆者卻認為史識是觀察力與理解力二者的結合，非獨觀察力一個方面，所謂的理解力則是指作者的獨有的研究思維和意識。
龔鵬程先生之才與學，兩岸學人是有目共睹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學術成績，我認為主要的是他具有高超的觀察力和理解力。他研究國學就是從史識入手，而不是炫耀才學，靠資料的排列來取勝。具體到本書當中，作者的史識主要體現在他如何迅速系統的掌握國學的治學門徑和對治學方法的合理運用上。如在自序當中，作者就自稱：“不說別人，我自己就博貫四部、博攝九流、兼綜三教。……以我之魯頓，做到這一步，也不過就花了三幾年工夫。在我大學時期，便已把國學諸領域大抵摸熟了，掌握了中國學問之大綱大本，以后不過漸次精修，并與西學新學相孚會、相激蕩、相印發而已……。”（序言第1頁）作者這番話，當然不是自夸之詞。但以有涯之生命追隨無涯之國學，他又如何做得到？以筆者淺見，是作者運用了新的思維和方法。
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單獨列出了《方法》一章，讓我們見識到了他是怎樣只用了“三幾年”的工夫就做到了“博貫四部、博攝九流、兼綜三教”（序言第1頁）。作者以為，要研治國學，應具備系統性思維和方法意識。具體來說，要養成系統性思維，就首先要熟悉材料。材料的熟悉要經過具體性的了解（就是雖然不能全面的了解材料，但也要對其有具體性的認識。）即熏習，也即博覽。其次要離章辯句，即精讀，也即如古人所做的誦讀圈識的功夫；最后要做到知類通達，就是讀書時要運用目錄之學去作一番輯錄、比較的工作。這樣研究某一問題，知道在某一類中，才能更好更快的找到材料，尋出線索。三者融而貫之，才能讓思維逐漸的系統化。至于要有方法意識，就是研究國學不要拘泥于某一具體方法：如輯佚、訓詁等。而是要掌握運用某種方法的方法意識。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只有具有了方法意識，才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至于面對茫茫的國學海洋而不知所措。
《國學入門》一書，就是作者系統性思維和方法意識的具體體現，也就是作者引以為傲的史識的具體體現。
二、以西學視中學
龔鵬程先生治學，涉及范圍之廣，在當今學界恐怕少有人能夠匹及。其深廣的學力可說是貫通古今、融匯中西。如在本書的自序中，他就以“通人”自詡。不過別人如此說也許有自夸之嫌，而龔先生卻確實有這樣的資格。龔先生的“通”聯系到本書之中，除了能看到他打通本國的文史哲及社會學科外，還顯示出他治國學的另一個特色，即是對外部參照系的引進。
其實說到“國學”這門學問，本來就是在西學的沖擊之下發展起來的。自從明末以降，西學就對中國本土的學術產生了沖擊。而在鴉片戰爭以后，國人更看到了學習西學的必要性。而與此同時，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對中國本土學術進行了反思，從而形成了清末民初的國學思潮。
而龔鵬程寫作的《國學入門》一書，之所以與前人如章太炎、錢穆等人的國學著作有很大的區別，就是他引進了外部的參照系。如在討論方法的熏習時，他引進了支持意識；在討論方法與思維時，引進了國外的歸納法、演繹法、推論法、證明法等。討論語言文字，也是將中文放入世界語系的大背景下探討中國語言的特殊性。即使是討論中國最為本土化的治學方法訓詁時，作者也是通過與國外的詮釋學對比中，展示中國的另成風景。另外，在探討經史子集以及三教時，作者也無不是通過中外的對比，進行比較研究。
這樣正是通過對外部參照系的引進，一方面使作者視野不僅立足于一國，而是具有世界眼光。另一方面通過與外部的對比，又可以凸顯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質。我們知道，龔鵬程先生好做翻案文章，其論述觀點往往能發前人所不能發，正是他能夠在中外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中國文化獨有的特質。舉例來說，龔鵬程曾專門做過道教史的研究，在整本書當中，他對道教的論述最為精彩。他研究道教的性質，正是通過道教作為中國最本土的宗教，與其他宗教有著明顯的差異來展開討論的。道教與其他宗教的差異，一方面表現在齋祭上，即不飲酒不食肉，不以血食之物為犧牲上供；另一方面表現在其對女性的態度上，其他宗教都有歧視女性的傳統，而道教則情況復雜，但總的來說道教還是并不鄙夷女性的，這與道教不忌諱“性”的態度有關。而追根刨底，道教之所以有這張種特質，還是與其對中國傳統哲學中“貴生”的觀念有關的。不獨如此，作為外傳宗教的佛教也是如此，通過對中國本土文化的吸收，形成了獨立發展的一派，迥異于其他各國的佛教流派。
《國學入門》中關于中西對比的例子還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展開討論。
三、縱橫兼通
司馬遷為了達到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3]的目的，創立了一套溝連天人、貫通古今的結構框架。《史記》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而正是這個宏大的框架展現了將近三千年的歷史，也成了后人仿效的對象，由此可見一部書的框架于全書的主旨也有著莫大的關系。
對于國學概論性質的書，迄今為止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還是章太炎和錢穆兩先生的《國學概論》。兩位先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國學問題，因而所寫著作的體例也因人而異：章太炎從橫的方面入手，按照國學的派別，從經學、哲學、文學三方面分而述之。而分述三個方面時，又用縱向的線索勾勒了國學的整體風貌。這可以說是橫通與縱通相結合的結構框架。錢穆先生則只從縱通的方面探討國學問題，按照歷史分期分為十章，如第一章討論孔子與六經，二章討論先秦諸子……第九章討論清代考據，最末一章討論最近期之學術思想。按照錢穆的這種寫法，只是寫了一部中國學術史，并不能全方面的展示國學的內容。所以，以筆者淺見，盡管章書體例也不能涵蓋國學的全部內容，但較之錢書似乎要更好一些。
也許是由講義整理出來的緣故，龔先生在吸取前人體例基礎上，又增進了自己的特色。《國學入門》一書分甲乙兩篇：甲為門徑篇，介紹基本資料、知識與方法；乙為登堂篇，評述民國時期的國學運動，算是對特定問題的特殊分析，使我們了解前人是如何治國學的。這種由登堂而入室的體例對那些對國學一知半解的現代人有很好的示范意義。
而在門徑篇中，作者書中的體例亦顯示了其對國學研究的整體把握。第一章為總括，介紹國學的名義；第二至六章講材料、方法、語言、文字、訓詁等治國學應具備的基本能力；第七至十章講四部，為經史子集；第十一至十三章講三教，儒道佛；最后一章為門徑篇之總結。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由了解國學名義、掌握治國學的能力、了解具體材料、最后培養治國學人的精神意態。這樣一氣呵成，給人以水到渠成之感，不至于太過突兀。
另外，前面說過，由于作者高超的史識，具體的每一章中，也是新見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如在第十章中，作者還首次將叢書與總集、別集、全集并列，列入了集部當中。這樣在大框架的基礎上添加新結構，從而使整部書的體例更加圓融完整。作者認為，由于叢書太過蕪雜，所以傳統上集部并無叢書一項。而作者之所以將叢書列入集部當中，是覺得泛覽叢書有助于開闊視野。
四、瑕瑜互見
不過，白壁微瑕。《國學入門》固然新見甚多。但不可避免，也有不少作者自身的成見。也許是作者做慣了翻案文章，他敢于對前人的一切知識產生懷疑，這當然是社科學者所必備的一種素質。但要懷疑前人著作似乎應該先要提出能夠駁倒前人的證據。這就牽扯到了本書的一大缺點：重理論而不重考據。例如在介紹治國學的方法時，作者一一向讀者介紹了目錄、版本、校讎、輯佚等而獨獨忽略了乾嘉學派的學者們用功最勤的“考據之學”。這不得不說是作者有意為之。而且作者在《登堂篇》中所寫的一篇質疑清華國學院教育的文章中，公開的批評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考據”為以“材料”為“證據”、以繁瑣為精密，還說他們能創通大義的，其實并不多。作者認為王、陳等人只是學者，對思想上缺乏開創性。這話固然有一定道理，筆者也認為王、陳等人為學者有余，而不能被稱為思想家。但并不是每個學科都要出現思想家的。作者似乎并沒有考慮到考據學產生的背景。正是因為宋明理學時代出現的思想家太多，而致使當時人人尚空談而不重實學。于是，清代學者如顧炎武等憤而轉向了考據之學。當然考據之學有其自身的缺點，但也不能一筆抹煞，只字不提。而且對待前人，也不能要求過苛。王、陳等人正處于清代考據學的末期，他們能自覺的結合語言學進行考證，并能開創一代學風，已屬不易，并不能損害其大師地位。
而且作者既然想要寫一本關于國學入門的書，似乎不應該只是這樣的泛泛的介紹材料、知識與方法。應該對某些基本知識如主要典籍介紹和重要的學術流派的沿革（如今古文學派等）給我們這些初學者做一些介紹。而且空講方法，不以知識和材料為依托，似乎也并不能使人徹底信服。其實龔先生學問很好，但是這樣的藏而不用，是我們對整本書的感覺是思想重于學問。
也許是由講稿組成的緣故，限于篇幅作者未作詳細的介紹，這還有情可原。但作者研究既然號稱是立足于中國本位，在探討外來宗教——佛教的歷史時，卻只是探討它在世界范圍內流派的沿革，完全忽略了佛教在中國境內流派的演變。畢竟從南北朝開始，佛教在中國已經徹底的于中國文化相融合了，與世界范圍內其他地域的佛教產生了很大的差異。也正是如此，它才能在中國思想界影響千年之久。作者對此，竟然只字為題，很讓我們感到驚異。
另外作者將本書分為甲乙兩篇，以甲篇為主體。乙篇則是由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和幾個書評組成的。這個固然有特色，但在整部書中似乎顯得不太協調。不如列為附錄，更能為讀者接受。
總之，《國學入門》作為出現在新世紀的一本著作，其獨特的視角、新穎的見解迥異于前人所出的同類著作，為我們重新審視國學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思路，其開創意義必然是承前啟后的，所以這是一本十分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本著作。
注釋：
[1]參見《舊唐書·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03173頁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版，第164頁
[3]《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02735頁
（《國學入門》，龔鵬程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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