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嶺
由山東大學教授董治安先生攜友生王承略、劉心明、劉保貞等編纂的《高亨著作集林》,于2004年12月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集林》收集高亨先生的著作凡17部，全面反映了高先生在易學、詩經學、先秦諸子、古文字學等諸多領域的輝煌成就。值此書出版之際，我們不禁深切緬懷高亨先生的學行，他的讀書、教書、寫書的“三書”生涯，特別是他在山東大學工作與生活的點點滴滴，無不縈繞在我們心頭，并給我們以治學與做人的莫大啟迪。
好學的少年時代及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高亨，又名晉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先秦文化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和古籍校勘考據的專家。1900年農歷七月初四生于吉林雙陽縣一個小山村。10歲時，取名高仙翹，開始入臨村私塾就讀，地處偏遠，交通不便，1898年戊戌政變及由此引起的民主革命運動，在這里似乎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高先生在私塾里接受的完全是沿襲古老傳統的一套封建儒學教育。他知道家境貧寒，讀書不易，因此刻苦用功，日夜誦讀，八載寒暑從未間斷，精通了《論語》、《孟子》、《詩經》、《尚書》等重要古籍，爛熟到能背誦的程度。這為他日后從事古代文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費的吉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22年冬畢業。在校期間，除學校課程外，還在地方名士張文澍老師指導下，學習了中國第一部文字學專著、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并系統鉆研了先秦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歷時5年，大大開拓了視野，粗識了治學的門徑。
1923年春，為求學業上的深造，高先生第一次遠離家鄉來到北京。入北京弘達學院，補習英語，繼而轉到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為該院國學專業首屆研究生。在清華研究院讀書期間，高先生以梁啟超、王國維兩先生為導師。他的畢業論文《韓非子集解補證》深得梁先生的嘉許，梁先生曾對高先生說：“陳蘭甫始把《說文》帶到廣東，希望你把《說文》帶到東北。”并在畢業時贈給他一副對聯，予以鼓勵：“讀書最要識家法，行事不須同俗人。”
1926年秋，高亨先生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被吉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聘為教授，兼第一師范學校教員，開始了終生的教書生涯。兩年以后，轉任沈陽東北大學教育學院國文專修科教授。“九一八”事變后，隨東北大學來到北平。之后，又歷任河南大學、武漢大學、齊魯大學、西北大學和湘輝學院教授。1945年8月，在四川三臺執教東北大學，一年后，隨東北大學遷回光復后的沈陽。自1931年底離開東北奔赴關內，至此已整整經過了15個春秋。
這15年間，高先生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輾轉流徙，飄無定居。遠離的故土，久別的親朋，引起他深深的思念；動蕩的時局，艱難的國運，更使他憂心如焚。在充滿孤獨漂泊之感和憂國憂民愁思的日子里，高先生克服種種困難，一直堅持學術研究。他的幾部力作，如《周易古經通說》、《周易古經今注》、《老子正詁》、《墨經校詮》等，大體都完成于此時。這幾部專著，以其內容豐實、考訂精當而享譽學界，從而確立了高先生在現代易學、老學和墨學研究中不可搖撼的地位。
與毛澤東之間的一段往事
每一個就讀于山大的學子都知道，山東大學的校名是毛澤東親筆書寫的，其實這4個字來源于毛澤東1964年3月底寫給高亨先生的一封親筆信。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四次委員會（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開得隆重而熱烈。當時在山東大學任教的高亨教授也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在會議即將閉幕時，與包括范文瀾、馮友蘭等在內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當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介紹到高亨先生時，毛澤東一面親切地與他握手，一面風趣地詢問：“你是研究文學的，還是研究哲學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對于古代文學和古代哲學都很有興趣，但水平有限，沒能夠做出多少成績。毛澤東似乎情緒很好，繼續說，他讀過高先生關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對高先生的成績給予了肯定的評價，還說了些鼓勵的話。
此一殊榮，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為此激動不已，久久不能忘懷。返回濟南后，遂將自己的著作《諸子新箋》、《周易古經今注》等6種，連同一信，寄請當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轉呈毛澤東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將到來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澤東詩詞》。其中，除收有早已流傳很廣的27首詩詞之外，還有初次發表的新作10首。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編輯部及時組織了一次“筆談學習毛主席詩詞十首”的活動。高亨先生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并附詞《水調歌頭》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焰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障云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
隨后，高先生把這首詞連同一張恭賀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收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筆直行寫在幾張宣紙上的，遒勁奔放，落款處是足有3個核桃般大小的簽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書寄詞，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肅此。敬頌安吉！毛澤東1964年3月18日。
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山東大學”校名便出自于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這首《水調歌頭》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發表后，很快不脛而走，在讀者中廣為傳誦，由于氣勢恢宏，一度被誤傳為是毛澤東所自作；同時，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現了一些文字訛誤。為訂正誤解，澄清事實，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負責人寫信給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詞能在報刊上重發一次，高先生當即表示同意。于是，時過不久，這首《水調歌頭》又在《人民日報》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與讀者見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高先生同許多教授一樣，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參加體力勞動。1967年8月，在毛澤東主席的直接干預下，高先生被借調到北京，先住在中華書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個住處，實際上是被保護起來。從此，高先生便離開工作了十幾個年頭的山東大學。
與山東大學的不解之緣
1953年8月，經陸侃如、馮沅君兩位先生的引薦，高先生開始執教于青島山東大學中文系，開始了和山東大學的不解之緣。
上世紀50年代前期的山東大學，在校長、著名學者華崗的主持下，正一派欣欣向榮。文史兩系尤可謂名士如林，學術氣氛十分濃厚。高先生在這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和安排，而優雅的環境，相當齊備的圖書資料，以及領導的熱情歡迎，友人的切磋琢磨，都使高先生產生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慰之情。短短幾年間，他在承擔大量教學任務的同時，陸續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這些成果奠定了高先生在先秦兩漢學術文化研究領域的崇高地位。從1956年7月開始，高亨與馮沅君兩先生同時被聘任為副博士導師，當時設副博士學位，學制4年，導師資格遴選極其嚴格，山大文科中只選有兩名，全國也很少。這些，給高先生帶來了更強大的動力。這段時期，雖然學校由青島搬遷到濟南，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經濟困難，對高先生的生活和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但他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反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撥亂反正的大好形勢，學術文化領域亟待開拓前進的局面，激發了高先生的工作熱情，他將更多的時間用于工作和學習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于1978年動手，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寫出了新見迭出的《詩經今注》；幾乎與此同時，又在助手的協助下，完成了《周易大傳今注》的修訂工作；并且出版了《老子注譯》。他的《關于老子的幾個問題》，對于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老聃其人的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
高先生雖人在北京，但他的心從來沒有離開過山大。他寫信給山東大學和中文系負責同志，希望派來助手，以期把自己的科研設想能盡快變成現實。他每于北京住所見到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總是要談學術研究，談教育發展，談學校建設，情真意切，溢于言表。他甚至幾次表示想遷回濟南山東大學宿舍，以便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方便條件。然而，高先生畢竟已是耄耋之年。況且，他自上世紀60年代患青光眼，至70年代后期，視力已極微弱；又因長期伏案造成雙腿肌肉萎縮，直至發展到不能下床；嚴重的皮炎，周身痛癢，也使他經常難以正常休息，這些都直接影響了他的工作，也阻擋了他想回到山東大學的愿望。
即便如此，高先生對于山東大學的牽掛和關心從未間斷。在山大1981年校慶的時候，高先生情滿泉城，賦詩志慶，祝愿山大事業的發展：
神州兒女俱英雄，四化高峰自可登。
千佛山邊萬樹綠，大明湖畔百花紅。
競馳革命星旗下，同在春風化雨中。
五十五年齊魯地，泰山聳耳聽書聲。
“三書”生活感動后世
高先生常說，自己一生過的是“三書”（讀書、教書、著書）生活。他確是以此為職志，以他勤奮刻苦的研究精神，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又以熱愛學生，關心后學的博大胸懷，贏得了學生的愛戴。他對于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對事業的不懈追求，以及在工作上一絲不茍的認真精神，也將作為一種前輩學者的風范，與其學術成就一起，長留在人們的心中。
高先生被聘為副博士導師之后，系里確定董治安先生為高先生的助手。那時董先生剛剛大學畢業留校不久，對于教學和科研還有許多需要指導和幫助的地方，高先生給予了他無私的關懷。關于當時的情景，《光明日報》1961年9月28日刊登的報道《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中是這樣描寫的：
“高亨對董治安的愛護，更多地表現在傳授知識和經驗上。1956年董治安剛畢業做助教時，高亨就以每周三次、每次約三小時的功夫，對董治安進行輔導。”有一次董治安先生講《楚辭》，當時，對于講課經驗不足的董先生來說，這一部分內容不是很容易處理。因此，高亨為幫助他講好這一課，給他修改講稿。不但將講稿中一些不正確的觀點進行了修改，就連字、句、標點也逐個作了修改，重要的地方加了圈點，許多地方還加了批語。這樣，他覺得還不夠，又把自己講授這一課的底稿拿出來給董治安參考。以期在內容上能夠講得更充實、新穎一些。”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曾受教于高先生之門的華鐘彥教授，1982年在一篇為高先生所撰的評傳中說：“他（指高先生）對學生推誠相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語多鼓勵上進，開導門徑，循循善誘，諄諄入耳。學生每有一善，除獎掖其成就外，又指其小有不足，務使樂于發揚成績，避免驕傲。遇有不善，則溫言告誡，指陳厲害引古喻今，務使心悅誠服，樂于向善。因此，凡受過高先生之教的，都能感到他在學品雙方所給予的深厚影響，有如春風化雨，滋潤心田，甚至終身不忘。”
1986年2月2日晨，高先生于北京逝世，終年86歲。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