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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略通曉中國古史的讀者，對于有唐一代在中國文明史長河中所處的劃時代地位，大概都留有深刻印象。只是近世社會史分期討論大興，唐代開創歷史新時期的功績與意義，似乎被沖淡了許多。不過，歷史翻開的這一頁，實在不能僅僅以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改朝換代的普通一頁視之。看來，唐王朝的建立，在中國古代史分期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探討的。收拾河山，建起統一而強盛的大帝國，這無疑是唐王朝完成的偉業。但是，分久而合，亂久而治，這畢竟還是人所共見的顯露的變化。因此，更深入地探索這場歷史大變革的社會性質和歷史作用，就成為許多史學大家傾注心血的一項研究課題。陳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槁》，開篇便抓住“種族及文化”兩個問題，以此作為研討“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從民族和文化問題入手，解析唐代開創新局之特色，探尋其形成之原因，這確是陳氏推進唐史研究的一大建樹。
唐代文化的獨特貢獻和巨大價值，是人們最易于認同的事。既有大量文化遺存在，所以在后世人心目中，唐代開創了光輝燦爛
的文化新紀元，確是不可抹殺的史實。因此，治文化史者，進行中國文化史的分期時，就很難不以唐代為新文化期之開端。其界石作用，嚴如先秦諸子創辟中華文化新局在上古的地位。王國維把春秋戰國稱作“中國思想界之能動時代”，認為漢以后學術定于一尊，儒家抱殘守缺，乃墮入思想停滯時代；而佛陀之教東來，乘“吾國思想調敝之后”，自六朝至于唐室，“極千古之盛”，開始了“吾國思想受動之時代”，后宋儒出而調和儒佛，又使“受動之時代而稍帶能動之性質”，（《靜庵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口說唐代文化改變了前此中國思想界“停滯”、“調敝”的局面，大體上是對的。佛教文化傳入，對中華文化構成重大影響，也是事實。不過，把唐代文化說成是“受動之時代”，恐怕欠妥；說佛教文化與中國本上文化，直到宋儒手里才“一調合之”，在此之前均是“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顯然也與事實不符。
佛教的輸入，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外來文化的沖擊波。由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原因，漢魏以來，佛教在中國雖幾經禁絕或受到抑制，但總是旋滅旋興，旋抑旋起，所以從總體上說，魏晉至隋唐間，佛教文化在中國的傳布一直保持著旺勢。唐代文化的建立，明顯得益于魏晉南北朝以來廣泛汲取的佛教文化的精華，不過也應當承認，唐代文化并沒有因此而割斷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傳承脈絡而自成一體；它也不是在外來的佛教文化支配下，處于純然“受動”的狀態。中華文化數千年間歷經滄桑而延綿不斷的發展過程證明，不管是處在分崩離析的戰亂年代里，還是處在高度極權的嚴酷統治下；不管是學術文化充滿活力的發展時期，還是學術文化進步遲緩。相對停滯的時期、中華文化始終以極強的延續能力保持著發展著進步著，其區別僅在于發展速度之速遲。時代成就之大小而已。漢末文化雖已墮入最無生氣的境地，然而經過形式上看似消極、實質上乃謀求思想之大解放的魏晉玄學之反動與沖擊，束縛文化發展的桎梏已經掙脫了不少。一個文化新興的契機，正是濫觴于這一背景中。就中國本土的文化發展來說，面對從東漢開其端，經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的佛教文化大輸入，并不是完全“受動”的，相反地應當說，還是相當“能動”的。一則，其間文化發展的主要動力，仍在于中國自身文化的需要；二則，對待外來的佛教文化，在交流中不僅發生過大大小小的辯難和沖突，而且接受佛教文化也是有選擇、有取舍的；
三則，對于佛教文化，中國并非完全被動的接受，而是將其放在與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使之構成互補性的相互交流與交融。更重要的是，這一場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匯，本身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合二為一，而是一次具有偉大意義的文化再創造。在交流融匯的過程中，既改造和發展了本土固有的文化，同時也改造和發展了外來的佛教文化。文化交融的結果，不但使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納入了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旋律之中，更重要的還在于，它促使本上文化在一個新的起點上獲得了新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比較充分體現著這場文化交融成果的唐文化，具有鮮明而多彩的獨創性，以煥然一新的形象問世，而沒有變成一爿兼收儒、道、佛既有貨色的雜貨店。與其說唐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儒道佛文化，毋寧說是它在融合儒道佛的基礎上進行了文化的再造與創新。當然，這種融匯、再造與創新，是經歷了漸進的漫長過程，才逐步達到自然天成的程度。但是這一過程絕不是到了宋儒手上才開始的，事實上唐文化的成就已經是這一交融中結出的第一批碩果。至于文化融匯與創新的成熟程度，初唐自不同于盛唐，盛唐自不同于晚唐，晚唐自不同于兩宋，那是文化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遞進和演化的階段特征。
于此可見，能以開放的態度對待外來的佛教文化，平等地與之交流，確乎是唐代實現文化變革的一大關鍵。既然這樣，也就
產生了一個新問題：何以會從兩漢以降的文化禁錮氛圍中，一變而形成文化開放的環境呢？除魏晉玄學頗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之外，恐怕最重要的當是陳寅恪所云“種族”狀況所起的作用。魏晉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間，發生的最為重大的社會變遷，是境內各民族通過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血緣的各種途徑，經無數次戰爭劫難及和平共處，乃如百川匯海般地逐步匯合熔鑄，構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民族的大融合，當然也就促成了（或者說包含著）民族間文化的融合。因受發展程度的制約，這場文化大融合，當然是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匯。北方各民族某些識見卓越的當政者主動提倡漢族文化，漢族士人與北方各民族知識群體在較高層次上的交流，自覺汲取北方各民族文化，更是有力地推動了民族文化融合的進程。這場境內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沖破了胡漢習俗的壁壘，同時也大大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從而造就了一種“取我所需，盡為我用”的大家氣象。這就無疑逐漸打破了因襲守舊的文化狀態，改變了排斥他族文化的社會心理與習俗；一種充滿開放氣魄和創造精神的社會文化環境于此乃得以形成。境外傳入的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交流融匯，恰恰就是在境內各民族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過程中，同時發生、交織實現的。境內各民族間的文化既可化解隔閡，儒道佛間的文化交融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因此可以說，正是境內民族文化的大交流，造成了有史以來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的前提條件；境內民族間既可取文化開放的態度，對外來文化取開放態度自然也不存在障礙。李唐王室所具有的血緣上那種胡漢的特征，無疑有力地促進了這種開放心態的形成，從而使得唐王朝出色地擔當起了重構泱泱文化大國的這一歷史重任。文化開放，于中華文化的復蘇、新生和突飛猛進，功莫大焉。正是境內境外的文化大開放，才使得中華文化的古樹上綻開了唐代文化的滿樹奇葩。
唐代文化的創新是全面的，道德、風俗、哲理、詩歌。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服飾諸端，無不呈現出開一代新風的氣派。而其中詩歌一項，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加之其本身又具有便于保存便于流傳的特點，成就尤為顯赫。但是應當看到，數百年來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氛圍，以及文化開放所帶來的勃勃生機，更是使這一藝術形式異彩大放的深層原因。詩歌在唐代獲得了適合其茁壯生長的沃土，而詩歌的巨大成就，則更以其獨特的
魅力凸現出唐代文化的輝煌。也正因為如此，“唐詩”幾乎可以視之為唐文化的時代徽徵。唐詩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正是由于它以獨具魅力的藝術形式反映出一個偉大時代的時代精神，反映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文化所達到的新的顛峰。從這個角度來看，研究唐詩的形成與發展，當是研究唐代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并從而揭示唐代社會和唐代歷史形成與發展之謎的一條有效途徑。
尚定的博士論文《走向盛唐》即將付梓，囑我作序。這實在是所選非人。我于唐詩，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心竊愛之，毫無研究，業余客串之奢望亦不敢生，豈能跨進門檻去說三道四。之所以沒有推托的原因，唯在于我曾經看過他的這篇論文，并且深感他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旁徵博引，條分縷析，從社會建構的深層次中，探討境內民族文化大交流和儒，道、佛文化大交流的史實，以闡明初唐詩風演化的軌跡與趨向。我認為這的確是一項研究唐
代文化的很有價值的嘗試。讀后既有所感，于是現在乃借機大發了上邊一通不著邊際的議論；這些空話倘能于此書讀者以微助，則幸莫大焉。
我向讀者推薦尚定這一著作的同時，也殷切希望作者將來能夠“走進盛唐”，寫出研究盛唐詩風的專著來。
就我本人而言，寫完這一篇言不及“詩”的序文之后，聊以自慰的心得是：“王顧左右而言他”，確也不失為是一種藏拙的良方。
丁偉志
1993年4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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