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幼承庭訓

　　湯用彤，字錫予，祖籍湖北黃梅，其父湯霖，字雨三，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光緒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變法的前一年署甘肅渭源，任上頗有政績。次年卸任，先后在蘭州、北京設館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張錫鵬、翔九均系其及門弟子。張氏解放后任甘肅省文史館館員，是渭源縣最后故世的晚清秀才。

　　湯用彤于1893年8月4日（農歷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肅渭源，隨父在任上束發修學，啟蒙于父親任教的學館，接受了嚴格的傳統教育。渭源碩儒楊筱霞既是湯氏總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據湯氏回憶：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雖諄諄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啟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彤梢長，寄心于玄遠之學，居恒愛讀內典。顧亦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宗派之變遷。（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

　　據此，我們可以理出湯用彤幼年時期四條主要線索：

　　一、幼承庭訓，啟發愚蒙。說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湯用彤，自幼接受嚴格的家庭教育，開始鑄就其傳統文化的心理模式。

　　二、諄諄于立身行己，告誡以前言往行。著重于儒家誠心正意，修身齊家的內在道德修養以及圣賢經傳的啟蒙教育。這與其在清華就讀時祟尚理學，視之為救國之良藥的思想，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與其“昌明國故”的現代文化保守主義也有著必然的邏輯關系。

　　三、早覽乙部，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說明他自幼接受史學教育，并受清儒“六經皆史”的影響，又“繼承了乾嘉以來的考據之風”，為其在近代復古主義的大潮中，投身史學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初創了學術基礎。

　　四、愛讀內典，寄心于玄遠之學。吸引他把學術興趣馳向佛學、玄學、印度哲學等形而上的空曠原野。湯氏以后之所以能夠在冷僻艱深、微妙難知的佛學領域，創造出眾口皆碑、無人超越的成就，無不得力于此。

　　清華學堂

　　湯用彤出生的年代正是新舊交替的年代，是中西交匯，新學、舊學并陳的年代。1895年，歐陽中鵠力主廢除八股。1896年，張之洞奏請選派學生出國留學。清廷下令各地書院改為高等、中級和小學堂，兼習中學西學。1898年，梁啟超上書督察院，請明詔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制六科。同年八股廢，學校興，自隋唐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科舉入仕的老路已成為歷史陳跡。處在這個時代潮流中，尚且幼小的湯用彤，盡管隨其父的教館，自蘭州遷往北京，但決不可能再固守讀經致仕的傳統，也不可能固守晚清新學家以經術求治術，變法維新的傳統。

　　辛亥革命前，未及弱冠的湯用彤，便離開父親的學館，求學于北京順天學堂，自此開始接受新式教育，思想上展開了面向新世界的窗口。民國元年，湯氏考入清華學堂，此時正是湯氏意氣風發的弱冠之年，清華無疑成為其新思想和整個文化觀念孕育的溫床。湯氏自1912年入學，至1916年畢業，在清華攻讀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訓練，并濡染了美國耶魯大學嚴謹求實，認真負責的校風。這不僅為其留學美國、獲哲學碩士學位打下了扎實的語言學和科學的基礎，而且為其日后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16年，湯用彤以優異成績完成清華學業，同時考取官費留美，但因治療眼疾未能成行，最終留校教授國文，并擔任校刊《清華周刊》總編之職。考取官費留美并留校任教國文，足見湯氏是一個契符清華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見其深厚的國學基礎。這些都可以從他在清華期間發表于《清華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資證。然而，清華畢竟不是耶魯，更不是哈佛，湯用彤畢竟是傳統文化熏陶出來，并鑄就其文化雛形的中國知識分子。他雖然不可能固守科舉入仕、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思維模式，但也決不可能改變民族文化在他心理深層的積淀。此時，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識，也只能是對國學缺憾的補充和修正。換句話說，此時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沒有突破中體西用的樊籬。即使以后，他也始終沒有像自由派胡適，激進派的陳序經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傳統決裂，而是把他那實現傳統文化轉化的思想變得更加完整綿密。

　　從湯氏就讀清華時期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來看，其中有對西方文化的介紹和闡發，諸如哲學、生物學，以及為當時知識界津津樂道的社會進化觀念，但更為顯著的是闡述其理學救國的學術思想。在“幼承庭訓”的傳統教育的基礎上，開始形成其“昌明國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義的文化觀念。當然，這也同當時用國粹激勵種性，增強國民道德的時代思潮相吻合。

　　青年時期的湯氏在其初入京時，對宋明理學同樣懷著輕蔑的態度。對理學先生，尤有不愿與之為伍的敵意。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強自勝”,“救亡圖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學，即理學之中。他首先寫出了《理學澹言》的長篇論文，發表于《清華周刊》之上，闡王、進朱，表現了振興國學、堅定精神，以救中國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會觀念。另外，他還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理論之功用》、《新不朽論》、《植物之心理》、《快樂與痛苦》、《談助》、《說衣食》等論文多篇，以及類似小說體裁的事實報道——《孤嫠泣》，還有外國文學著作評論四則，盡其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展開了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文中無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學之胸臆，表現了重視東方精神文明，重視內在道理修養的保守主義傾向，這正是其文化觀念發展變化的第一個階段。

　　大洋彼岸

　　湯用彤清華時期的同學，以后足可以稱為學衡派核心和主將的吳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先后均游學美國，并在大洋彼岸獲得碩士學位。特別是吳宓，與湯用彤同年畢業，又與湯氏同時留清華任職。湯氏任國文教師，兼任《清華周刊》總編，吳氏則任文案處翻譯。1917年，他們又都用庚子賠款留學美國。湯用彤正是從這一年才開始接受真正的西方文化教育。

　　湯用彤在哈佛學習兩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完全沉浸在沉靜的哲學思維之海。學科涉及西方哲學、印度哲學。正如樂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樣，原就讀于芝加哥西北大學、弗吉尼亞大學以及加州貝克萊大學的梅光迪、吳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之聲名，先后轉入哈佛，以白璧德為師，并非白璧德塑造了他們的思想，而是他們早已形成的思想雛形，與白氏新人文主義取得了共識，因而共同選擇了白氏。湯用彤同樣在白氏新人文主義的吸引下，系統地接受了白氏基于個人道德完善的“同情加選擇”的人文思想，并受白氏重視佛教研究的影響，兼治佛教史研究所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研究院學習期間，湯氏刻苦攻讀，博采東西，并覽今古，成績優異，提前完成學業，于1922年獲哲學碩士學位，與其清華、哈佛學友，以后的學衡派中堅成為我國第一代系統接受近代科學訓練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識的學者。他與吳宓、陳寅恪被譽為“哈佛三杰”也得力于此。

　　故國新論

　　1922年，湯用彤載譽歸國。其時新舊文化、中西文化、問題與主義、科學與玄學之爭日益深化，學術界無不沉浸在古史考證之中，為自己的觀點尋找或創設歷史依據。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于上年年底發行，于是掀起了一場如何重建中國文化爭論的軒然大波。由學衡派創辦的《學衡》雜志于這一年一月首刊。他們針對新文化運動只關心政治實體存亡，漠視傳統文化絕續，企圖以近代西方文化全面取代中國傳統的偏頗之弊，標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學術宗旨，與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同年7月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泜洹精舍的基礎上創辦支那內學院，為近代佛學之勃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湯用彤就是在這樣的學術風氣中，不僅戴著碩士的高帽，更重要的是挾西方文化，具體說主要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之利器，并以深厚而扎實的佛學研究基礎，登上中國近代學界這個大舞臺，也登上了中國新式教育的講壇。他應梅光迪、吳宓之邀，首先任教于南京東南大學，繼而于天津南開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原東南大學）執教，任哲學系教授、系主任等職，前后九年左右。

　　就目前所知，湯用彤為中西文化討論直接而發的僅有兩篇文章。一是1943年1月發表于《學術季刊》第一卷二期的《文化之沖突與調和》。另一篇就是湯氏自哈佛初返國土不久，即發表于《中華新報》的《評近人之文化研究》，1922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學衡》頭條全文轉錄。如果說其后的《文化之沖突與調和》以其人文主義為指導，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系統闡述了民族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漸進的轉化理論，那么，《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則是針對當時中西文化論戰中的謬誤有感而發的。

　　可以這樣說，湯氏學術道路是由講學、著述、譯介三路并進的：

　　其一，在大學講壇上講授《中國佛教史》；

　　其二，譯介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

　　其三，同時著手《中國佛教史》的撰著。

　　游學歸來的湯用彤立即將其人文主義思想付諸學術實踐。他不僅把西學引入舊學領域，促進了傳統文化的近代轉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西學屏障傳統，藉以保存中國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如果說，清華是湯氏文化觀念的搖籃，哈佛則是助其成長的舟楫，而歸國后系統表述其人文主義文化觀念的湯用彤，無疑是騰躍龍門之魚，搏擊長空之海燕了。

　　綜上所述，先生幼承庭訓，接受了系統的傳統教育，植入了往圣先賢的前言往行及憂國憂民的情思。二十歲以后在清華接受的新式教育，不僅沒有使他同傳統割裂，而且加固了他對傳統文化的感情，面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戰，力圖以西學翼護傳統，逐漸形成反躬內省、堅定精神的理學救國思想。也正是這一思想，使他和他的同志選擇了近代保守主義大師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五年間異國文化的熏陶又為其文化救國的國粹思想找到了他鄉故知。儒家的道德倫理哲學，白璧德“同情加選擇”的人文主義，在文化層面上的認同純化而為一種“昌明國故，融化新知”的理論。這一理論，在其歸國后的二十余年中逐漸系統化而為一種以古論今、中西互補、因革損益的文化整合系統和全面立論、分疏事實、傳統考證、科學比較的治學方法。同時他受白璧德、莫爾的影響，選擇了中國佛教為研究對象，刻苦攻讀梵文、巴利文，并提出了同情默應、心性體會、廣搜精求的治佛教史的思想，在中國佛教史研究方面，創造出前無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

　　他對于傳統洞悉入微，卻沒有絲毫守舊之士大夫積習。他是號稱哈佛三杰之一的美國留學生，而不露少許時髦之學者風度。因此在中西爭論的大潮中融凝如一，既不以西人為祖師，趕作一些政治、社會思想的時髦文章，也不以本族為至善，視傳統為無可變革的單一體系。他藉雄辯的歷史事實，闡明因革損益的文化轉化觀念而異軍突立，同時表現了他“獨立不倚”的人格和學術思想。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國學術巨變的年代，也是湯用彤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

（參見麻天祥《湯用彤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