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fā)。愛養(yǎng)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愿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

——摘自“國學寶典”【史部·正史】 東漢·班固《漢書》-卷七十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百衲本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博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家屬徙者復得還。

——摘自“國學寶典”東漢·班固《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百衲本

　　京房（前77—前37年），西漢學者，本姓李，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
　　
　　開創(chuàng)了“京氏學”

　　京房之所以馳名于中國學術史，是由于他開創(chuàng)了今文《易》學“京氏學”。《易》作為中國學術源頭之一，研求者代不絕跡，京房是其中頗有影響的一位。京房的《易》學得之于焦延壽。焦延壽講《易》，喜推災異，以自然災害解釋卦象，推衍人事。《漢書·京房傳》概括焦延壽的學術道：“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漢代《易》學流變?yōu)樾g數(shù)，焦延壽是始作俑者。

　　京房從焦延壽學《易》，深得焦氏《易》學“真諦”。他把焦延壽以災異講《易》的做法推向極端，到處宣講，以至于干政，使《易》學一流派在當時聲名顯赫，對后世影響極大，以致人們把這一流派稱之為今文《易》學“京氏學”。焦延壽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險性，曾不無憂慮地說：“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漢書·京房傳》）最后結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京房的“創(chuàng)新”

　　把災異與政治相聯(lián)系，這種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創(chuàng)新”在于，他把這種聯(lián)系置于《易》學框架之內(nèi)，從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災異與政治之間并無因果聯(lián)系，要想以講災異干政，就必須對當時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發(fā)展變化趨勢，能夠做出比較準確的預測，再把這些預測與自然災害、反常天象結合起來，才能為人們所接受。京房不乏這方面能力。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清）。”京房趁此機會，“數(shù)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shù)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漢書·京房傳》）通過講災變的方法，京房獲得了元帝的信任。

　　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京房講災異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由此，當漢元帝召見他時，他就趁機對元帝宣講自己的見解，說：“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yè)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漢書·京房傳》）

　　元帝被京房的見解所打動，“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漢書·京房傳》）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沒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擱置起來。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與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們，在一次元帝宴見他時，趁機下說詞，他先講了一通帝王任人不當，會造成天下大亂，災異橫生，然后指出：“《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同上）他進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就是用人不當所致。這些話，危言聳聽，令元帝悚然心動，連忙向京房打聽錯用的是誰，京房趁機提出：“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顯端了出來。由此，石顯、五鹿充宗等對京房更心懷怨恨。這次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遭到官員們反對，皇帝讓京房推薦其“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石顯等人趁機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試師”，試圖把京房排擠出朝廷中樞。元帝接受了石顯等的建議，“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漢書·京房傳》）京房離京后，石顯等借機羅織罪名，最終竟將其置于死地。

　　災異論的影響

　　在以災異干政方面，京房失敗了，但他發(fā)展出的這套理論，在中國歷史上卻影響甚大。中國古人重視觀察、記錄異常天象和自然災害，與這種思想方法不無關系。中國古代天文學有一重要特點：重視天象觀測、記錄。這一特點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應思想和京房這套災異論影響的結果。

　　京房既要講災異，就要觀察、了解災異，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學史上比較重要的發(fā)現(xiàn)。例如，《開元占經(jīng)》卷九“日食而珥有云沖”一節(jié)記載京房的話說：“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蝕，有白云沖出四角，青云交貫中央。”

　　日珥是日面上不時發(fā)生的火焰狀噴出物，一般情況下難以看見，日食時則較易于觀察到。早在戰(zhàn)國時代，甘德、石申就曾注意到日食時日面邊緣有群鳥或白兔那樣的東西，那就是日珥。京房則注意到日全食時有時可見到好幾個日珥。引文中他所說的是四珥，在同一節(jié)中還提到過二珥、三珥的情形。另外，這里他所說的“有白云沖出四角”，指的是日全食時有時有白云從日面邊緣向四面沖出的情景，這應當是指日冕。有的日冕呈射線狀，因而有“沖出”的感覺。描述日冕的文字，此前并不多見。由此，京房的觀測非常珍貴：他的描述是準確的，而且在時間上也相當早。

　　音律學造詣

　　在科學史上，京房的地位還得益于他的音律學造詣。《京房傳》說他“好鐘律，知音聲”，并非夸張之辭。他“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漢書·京房傳》），遂以京為姓。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對音律的迷戀。

　　在音律理論方面，京房把傳統(tǒng)的十二律擴展成了六十律。在此之前，人們采用三分損益法計算十二律，用這種方法，當生到第十一次（即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發(fā)律上，使得十二律不能周而復始。對此，京房采用了擴展十二律的解決辦法。根據(jù)傳統(tǒng)的三分損益法，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這樣依次相生，最后是無射生中呂，就得到了十二律。京房則從中呂起繼續(xù)往下生，直到六十律為止。其實，六十律并非京房的發(fā)明，《后漢書·律歷志》明確記載漢元帝派人向京房問律，“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法”。由此，六十律是焦延壽之所為，京房的作用在于把這一方法介紹給了社會。

　　采用六十律相生法，當升到五十三次（即第五十四律）時，已與出發(fā)律極為相似，可以周而復始了。可是，焦延壽、京房為使律與歷相結合，一定要湊成六十這一整數(shù)，使得“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后漢書·律歷志》）這當然是牽強附會。而且這種定律法在演奏實踐和樂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難，因而無實用價值。這種定律法的價值在于理論上給人們指出了一種可能性：可以通過極微小的音差來變換音律。

　　笛子的五音

　　京房在樂器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貢獻。過去，笛不用商，只有四孔，對應于宮、角、徵、羽。京房加商于笛，合成五音。他加孔置笛后上部，便于按指吹奏。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發(fā)明“準”的定律器

　　京房的另一成就是發(fā)明了一種由十三根弦組成的稱為“準”的定律器。《后漢書·律厲志》記載了京房發(fā)明“準”的緣由及“準”的具體形制：“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shù)。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jié)。”

　　在“準”發(fā)明之前，音律標準器主要由竹子制成，但竹管充當標準器，有其不足之處，即“竹聲不可以度調”，很難通過調節(jié)它的長度來審音。由此，京房發(fā)明了“準”，“準”的結構原理類似于瑟，它有十三根弦。我們知道，瑟的一弦一柱，其清濁全憑移柱來定。現(xiàn)在“準”的十三弦亦各有柱，可以通過移柱調整各弦振動頻率。京房以合于黃鐘管音的中弦為其余十二弦的準則，由于其余諸弦粗細相同，張力相等，因此就可以用它們的長度來審音。《后漢書·律歷志》對此總結說：“均其中弦，令與黃鐘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shù)而應者矣。”京房改管為弦作為定律器，還有另一目的：用以證其六十律。把音律學理論與樂器改造相結合，這種努力應予肯定。

　　音律學見解

　　《后漢書·律歷志》在介紹京房的音律學見解時說：“房言律詳于歆所奏，其術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我們知道，王莽托古改制，曾指派劉歆組織精于律歷學者討論度量衡音律之事，后來劉歆把他們討論結果呈報皇帝，此即史書上所謂的劉歆“典領條奏”。現(xiàn)在，京房“言律詳于歆所奏”，這一評價表明，京房的音律學造詣及貢獻的確很高。他在科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應該的。

　　陰陽二氣的對待

　　納甲體系

　　在京房易中，陰陽二氣的對待深入于其各種學說。于其納甲體系，《京房易傳》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jié)。”顯然，京房的納甲原則為陽卦配陽干，陰卦配陰干，即：陽卦：乾震坎艮；陰卦：坤巽離兌；陽干：甲庚戊丙；陰干：乙辛己丁。

　　納支遵循的原則

　　除納甲外，京房還將十二支納入八宮卦中。廣義的納甲也包含納支。納支遵循的原則同納甲一樣，仍是陽卦納陽支，陰卦納陰支。二期內(nèi)在機制，盧央認為，乃是歷法及生律法納入。具體為：從歷法來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為一年之始，二十二律以黃鐘為首，黃鐘又自冬至始，所以黃鐘當乾之初九，納支為子。此起點確立之后，京房又根據(jù)音律之三分損益法，按十二支來說，即隔八生律法，納其它各支。隔八生律法即：律起于黃鐘子位當乾初九爻，再從子位起算，歷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位，這是林鐘未位，當坤初六爻，于時為六月。再從未位起算，未申酉戌亥子丑寅，這時律為泰簇寅位，當乾九二爻，時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律及其支位所對應的爻位。這樣，乾從初九到上九分別納子寅辰午申戌六支；而坤卦是陰卦，據(jù)“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之則，應右旋與六陽律相反方向運轉，最后得出坤卦從初爻至上爻分別納未巳卯丑亥酉六支。

　　其余六卦

　　其余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則，按律歷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為子午，陽支配陽卦各爻，故配長男震，……與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為丑未，陰支配陰卦，故長女巽卦當之。
……接著正月和七月當寅和申，又納于陽卦，則以中男坎卦配之。……再接著是二月和八月為卯和酉，則以中女離卦配之。……然后是三月和九月，當辰和戌，以少男艮卦配之。……最后是四月和十月，為巳和亥，以少女兌卦配之。”

　　盧央之說

　　《漢書－藝文志》載：“京房好鐘律，知音聲，……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由此可證，京房確有可能根據(jù)歷法及生律法將十二支納入卦體中，故盧央之說應該可信。

　　漢代以前，人們已將音樂看作陰陽和合的產(chǎn)物。如《樂記》云：“地氣上升，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地氣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煥之以日月，而百化與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這就把“樂”作為天地陰陽二氣相摩相蕩的產(chǎn)物，將陰陽節(jié)奏視為陰陽升降的表征。《管子－地員》與《呂氏春秋》皆對音律之“三分損益法”或“隔八生律法”進行過描述。如果盧央之京房依歷法與生律法納支之說成立，那么，納甲說的背后乃是一幅陰陽對待、流行圖。

　　西漢兩位京房

　　西漢兩位京房，于易學皆有研究。一位受學于楊何，官至太中大夫、齊郡太守。其學傳梁丘賀，《漢書·儒林傳》云：“梁丘賀，字長翁。……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另一位是西漢今文易、京氏之學創(chuàng)始人。這里所言的是后者。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字君明，本姓李，好音律，推律自定為京氏。元帝時立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屢次上疏，以卦氣、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后因劾奏中書令石顯專權，為石氏所忌恨，被捕下獄處死。死時年四十一。于易學師從梁人焦延壽，對《周易》象數(shù)多有發(fā)明，言納甲、八宮、世應、飛伏、五星四氣等。而且能夠運用象數(shù)理論進行占驗。據(jù)其弟子說：“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漢書·京房傳》）死后，其學傳與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形成了西漢易學中的“京氏之學”。京氏一生撰寫了不少的易學著作，《漢書·藝文志》載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而《五行志》又引京房《易傳》、《易占》二書。《隋書·經(jīng)籍志》載有：《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錯》八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占事》十二卷、《風角五音占》五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周易委化》四卷、《逆刺》一卷、《方正百對》一卷、《晉災異》一卷、《占夢書》三卷等。《唐書·藝文志》載：《京氏章句》十卷、《占候》三十三卷。《經(jīng)典釋文·序錄》載：《京房章句》十二卷。以上京氏著作大多佚失，今只存《京氏易傳》三卷。“考《漢志》作十一篇、《文獻通考》作四卷，均與此本不同。然《漢志》所載古書卷帙多與今互異，不但此篇，《通考》所謂四卷者，以晁、陳二家書目考之，蓋以《雜占條例》一卷，合于《易傳》三卷，共為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傳》為即《錯卦》、《雜占條例》為即《逆剌占災異》，則未免臆斷無據(jù)耳。”（《四庫提要》）然今存《京氏易傳》與《漢書》所引《易傳》大不相同。前者言與納甲筮法相關的內(nèi)容，后者言卦氣、災異。故知二者是京氏兩本不同的易著。清人對京氏佚失的書有輯錄。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漢學堂叢書》、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也有輯錄。

　　京房軼事

　　附有關京房之軼事一則：《異苑》中記載了一則盜墓故事云：“京房尸至義熙中尤完具，僵尸人肉堪為藥，軍士分割之。” 　　

　　如此事為真，則一代大儒死后不安，尸身還被分裂，實在是可憐可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