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祖藉廣東南海。1957年入臺灣東海大學，師事徐復觀，亦受牟宗三思想影響。1961 年畢業后，于次年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196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76 年加入美國籍。先后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并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0年借調夏威夷東西中心擔任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大學府發表“國家講座”。1996年至2009年期間擔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長。

　　杜維明早年受徐復觀、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后在美國又系統地研習過西方哲學，從1966年起開始全力從事對儒家精神作長期的探索，其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他把自己“看作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將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來進行研究， 直接關切如何使傳統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接軌，從而自20世紀80 年代以來通過借鑒哲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比較多地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從而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主要著作有《今日儒家倫理》、《人性與自我修養》、《儒家思想：創造轉化的人格》、《新加坡的挑戰》等。由于其杰出的貢獻，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杜維明自述：“在臺灣的中學時代因受周文杰老師的啟蒙而走上詮釋儒家傳統的學術道路，而在東海大學親炙牟宗三和徐復觀的教誨才是促使我體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質理由”，爾后負笈哈佛，“以比較思想史為范圍集中探索儒學傳統的核心價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據此為業，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風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釋、傳播儒家文化。

　　杜維明將自身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學術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決心鼓起心力對儒家的精神價值作長期的探索，以此作為自己專業上的承諾。他努力詮釋儒學傳統，主要“反映了當時為推進一種既有群體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識所做的努力”；

　　第二階段，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他的關懷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這一時期，他所關注并拓展的論域有“傳統與現代”、“儒學創新”、“儒學三期”、“工業東亞”、“東亞核心價值”、“軸心文明”等。“我關懷的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

　　第三階段，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進一步拓展論說領域，更加關注“文明對話”、“文化中國”、“全球倫理”、“人文精神”、“啟蒙反思”、“印度啟示”、“新軸心文明”等問題。“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響的氛圍里，如何為儒學第三期的展開拓展理論和實踐的空間，是我近來的思想焦點”。這些論域與“儒學創新”緊密相關。第一階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階段是其發展成熟期，第三階段是其進一步發展期。盡管杜維明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動始終關懷著一個主題，即儒學思想的現代命運。

　　這些論域與“儒學創新”緊密相關。第一階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階段是其發展成熟期，第三階段是其進一步發展期。盡管杜維明的思想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動始終關懷著一個主題，即儒學思想的現代命運。

　　杜維明對儒學精神的現代認同與顯揚，做了大量艱苦而又頗具開拓性的工作。這集中體現在以《人性與自我修養》，《儒學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中與庸：論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容的人文主義”。因此，杜維明極力倡導的儒學第三期發展決非一種出自個人喜歡的非理性意愿，而是其學術理性在深思熟慮之后自覺創造的結果。

　　杜維明站在人類現代文化發展的基線上，用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開闊眼光審視傳統儒學，力圖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文化走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康莊大道上，這表達了一位海外華裔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國文化能實現其現代化與世界化，希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圣之學’得以發揚”，實際上，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對傳統儒學的“照察”對儒教中國及其命運的分析，對“儒學第三期發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見，具有理論創新的意義。

　　儒學傳統應是文化認同的基礎，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源頭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發展的內在資源。我們應“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和西方比較杰出的思想家進行公平的對話”。所謂“真正的立場”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義的基礎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終極關懷是自我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