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公元前80年）出身于洛陽的一個較為富裕的商人家庭，這個家庭給了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以及對商業、商業經營較為全面的認識。兩漢時期，人們計算數字要使用一種被稱為“籌碼”或“籌算”的工具，而桑弘羊自幼敏悟，對計算一事也極為熟悉，因此可以脫離籌碼，只用心算得到準確的答案。靠此本事，他在十二歲時便被征召入宮，擔任“侍中”。

　　然而，史書對他的少年及青年時代都語焉不詳，以至于人們根本無法靠文字記載還原桑弘羊最初入宮的經歷，有些學者推測，在當時他或許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神童，而年幼的漢武帝同樣正在學習階段，朝廷因此給了桑弘羊一個“侍中”頭銜，令其伴讀。

　　無論事實究竟如何，這次入宮對桑弘羊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他不再像父輩那樣走上商賈之路，而是開始了始料未及的政治生涯。

　　從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到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始終擔任著侍中一職。在這二十七年的時光中，漢武帝即位，變尊崇黃老為獨尊儒術，對外政策也自和親改為武力解決。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被任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時年四十歲。當時對外戰爭耗費大量財孥，國家財政已經出現較為嚴重的危機，而桑弘羊在出任大農丞的五年中，先后參與了幾項重要決策，展現出卓越的理財能力。

　　首先是算緡告緡令，所謂算緡，是一種向工商業經營者征收的資產稅，而告緡則是指對隱瞞不報稅或所報不實者，要處以沒收全部財產的重罰，告發者可以得到被告發者所沒收財產的一半。此令的主要目的在于打擊富商大賈，增加財政收入。其次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幣制改革，把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禁止郡國和民間鑄錢。并且假民公田、移民屯墾，以便于安撫流民，鞏固邊防。

　　元豐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被任命為治粟都尉，代理大農令，從此之后直至漢武帝去世，桑弘羊都獨掌財權，總管國家財政。

　　他從上任開始，即先著手解決國家財經制度的混亂問題，整頓以往對財經多頭管理的弊端，并且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財經管理系統。

　　為了徹底解決財政困難，桑弘羊開始全面推行并完善鹽鐵官營政策。漢朝建國之初，民力正疲，百廢待興，因此自高祖開始，連續幾個皇帝都把“休養生息，無為之治”八個字當做治國寶訓，治鐵、煮鹽等行業也基本向百姓開放，如此一來，慢慢產生了一批靠資本原始積累而發家致富的富商，這些富商大賈壟斷鹽鐵行業，形成畸形發展，貧富差距也逐漸拉大。針對此問題，桑弘羊堅定推行了私營改官營的鹽鐵政策，把鹽鐵生產權收歸國家。這一舉措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還起到了抑制豪強兼并，打擊地方割據勢力的作用。

　　漢時地方間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桑弘羊推行均輸法，設置數十個大農部丞，分別掌管各個郡國的農業及官營工商業，在縣一級設置由大農部丞領導的均輸官，負責物資的轉運和販賣，如此在全國建立起一個由中央統一管理的官營商業網絡。均輸法的實施，可以調劑物資、賑濟災荒、壟斷市場。

　　推行均輸法的同時，桑弘羊還采取了一項新財經措施，名為“平準”，就是當某種商品價格過低，則大量買進，反之就以平價向市場拋售，以平衡物價。

　　此外，他還實行了酒類專賣制度，對增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桑弘羊被貶為搜粟都尉，此次降職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其子弟犯法的牽連。但漢武帝對他的信任并未減少，他仍然大力推行鹽鐵等各項理財措施，并協助武帝解決當時出現的各式新問題，如為鎮壓農民起義籌措經費，調撥糧草等等。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軍攻破西域門戶車師，為了鞏固勝利成果，確保中西商路通暢，桑弘羊與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聯名，向漢武帝提出了在輪臺擴大屯田的建議。然而對此建議，漢武帝并未采納，相反他批評了桑弘羊等人，并下詔承認以往戰爭政策的錯誤，同時要調整政策，認為當務之急是與民休息。

　　在此次詔書頒布后，武帝立即停止各種勞民措施，不再興師動眾，著手推行“富民”政策。武帝晚年的政策轉變，對桑弘羊個人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盡管他并沒有被繼續追究，但武帝專門增設了一個分管農業生產的搜粟都尉，桑弘羊的職權范圍因此減小。直到武帝去世的一年多里，桑弘羊都沒有任何顯著記載留于史冊。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去世，立年僅八歲的劉弗陵為太子。在去世前，武帝召集親信大臣托孤，六十八歲的桑弘羊被晉升為御史大夫，這標志著他已成為西漢王朝最高領導層的核心人員之一。

　　在幾個輔政大臣中，金日磾早逝，田千秋只做中立的和事老，上官桀同桑弘羊一起站隊，霍光則自成一派。霍光與桑弘羊不睦，在政見上也有分歧，為了扳倒桑弘羊，他促成了一次中國古代大規模的政治方針辯論會——鹽鐵會議的召開。

　　在鹽鐵會議上，代表民間力量的賢良、文學向桑弘羊提出了一系列批判，而桑弘羊口燦蓮花，以一當十，最后仍然落于下風。

　　會議結束后，桓寬將雙方發言整理出六十篇，稱為《鹽鐵論》，內容依照會議實際情況，以一來一往的對話形式加以記錄。這本書是世界上早期討論國家政權與市場體系關系的最為豐富的文獻，也是中國經濟倫理思想史上功利論與道義論最具現實意義的一次爭辯。

　　霍光與桑弘羊等人的爭權非但沒有結束，反而更加激化。漢武帝有六個兒子，衛太子因巫蠱之禍而死，齊王病故，在活著的四個兒子中，燕王劉旦最長。衛太子與齊王死后，燕王以為按次第應由自己即位，遂上書“求入宿衛”，這件事招致了武帝的極大反感，最后立少子為帝。當上官桀父子、桑弘羊與霍光之間的矛盾越發嚴重時，他們便開始與燕王交通，暗中決定以燕王的名義上書，告發霍光有圖謀不軌之嫌，并計劃由代理尚書事的上官桀負責把文書批給有關部門調查，桑弘羊和一些大臣共同來罷免霍光。但昭帝在接到上書后，發覺其中有詐，此事只好作罷。

　　上官父子又與長公主、燕王等合謀，讓長公主邀請霍光赴宴，然后伏兵殺死他，擁立燕王為帝，但其陰謀泄露，在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霍光以燕王劉旦覬覦帝位為名，處死了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加以族滅，史稱“燕王之變”，一代理財家和政治家桑弘羊，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