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遼史學家劉鳳翥總結稱，劉浦江在遼金史領域有五方面的貢獻。其一是廣泛、全面地研究了遼金史，出版有《遼金史論》、《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其二是開創用契丹文研究遼史的風氣，邀請劉鳳翥在北大講授契丹小字，劉浦江和學生都聽講學習，劉浦江教出的學生也都熟通契丹文字。他還和學生康鵬主編了《契丹小字索引》，既是工具書，亦是學術著作。其三是“不計較個人名利，甘當人梯”，花十年時間編纂了《二十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極大地方便了整個遼金史學界的資料檢索。其四是在2007年至2014年間擔綱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本修訂工程的《遼史》修訂工作，在逝世前交稿。其五是“培養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學生”。

　　劉浦江最早的學術領域是文獻學，尤其是宋、遼、金史史料辯正、整理。他曾經說過：“史料熟不等于文獻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斷代，而文獻熟則是一種整體的感覺。一旦文獻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從容處理。”可謂深得其先師真傳，這段話正是對鄧廣銘先生強調治史要擁有年代、地理、職官、目錄“四把鑰匙”中目錄學的具體闡釋。純治史者，往往缺乏文獻學根柢，學問格局受限。純治文獻者，又易溺于文獻而難以自拔，學術視野缺乏宏闊。因此，浦江此語，無論治史者，還是治文獻者，皆當奉為圭臬，接受啟發。

　　劉浦江除了協助鄧廣銘先生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三朝北盟會編》等史料，還分別寫了多篇有關《契丹國志》和《大金國志》證偽的文章，解決了學術史上的重大問題。其實，劉浦江后來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針對相關領域的學術難題而寫的，發表以后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劉浦江還寫過對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糾錯的文章。總之，文獻學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輩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的。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領域連續發表有關歷代“五德終始”說的研究文章。

　　劉浦江的另一個學術領域是遼金史。在掌握了契丹文之后，劉浦江先生很快就能把學到的知識應用于契丹文碑銘的整理和考訂中去。無論是對漢文的《耶律元寧墓志銘》，還是對契丹小字的《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仁先墓志》和《耶律糺里墓志銘》，劉先生的研究都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遼金史學者的舊有規模，而漸漸接近于阿爾泰學的模式。

　　劉浦江無疑是打通遼金史、契丹女真語文學和阿爾泰學最合適的人選。除了契丹文和女真文之外，劉浦江對其他古代阿爾泰語言比如古突厥語和古蒙古語也有廣泛的涉獵。2006年，他參加過北大中古史中心聘請中國社科學院民族所研究員烏蘭女士開辦的《蒙古秘史》讀書班（主要研習最早的漢字記音古蒙古語）；2007年，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延聘的土耳其突厥學家涂逸珊女士開設的古突厥文讀書班，劉浦江也是積極的參加者之一。他曾把學生陳曉偉送到內蒙古大學進修蒙古語，陳曉偉后來就利用學到的蒙古語翻譯了蒙古學家亦鄰真的多篇蒙文論文。像劉浦江這種向上打通突厥，往下貫通蒙古的視野，已經使他跳出了傳統遼金史學的藩籬，真正進入到更為宏大的阿爾泰學領域。

　　遼金史領域雖然資料寡少，但畢竟是我國史學的一個傳統領域，之前已有不少積累。然而，劉浦江憑藉他深厚的文獻史料功底、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勤奮刻苦的努力，先后發表了一批重頭文章，很快就在學術界占有了一席之地。《遼金史論》出版于1999年，其實主要匯集的是劉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他的研究重點進一步轉向遼史，同樣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據說他有一篇論文投給《中國史研究》，編輯部請遼史前輩學者李錫厚審稿，盡管其中觀點與李先生相左，李先生仍然認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發表。劉浦江學術服人就到了這樣的水平。現在，國內遼金史學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劉浦江的研究成果了。

　　劉浦江第三個學術領域是做民族史，這個領域當然和他的遼金史研究有關，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發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對象本民族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劉浦江不但學習契丹文字，還專門請了契丹文著名專家劉鳳翥來給學生們上課。他還參加了古代蒙古文和《蒙古秘史》的研讀學習。劉浦江在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他的《契丹名、字初釋——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父子連名制》（發表于《文史》2005年第3輯），獲得北京大學第十屆人文優秀成果獎，就是他主要利用契丹文墓志進行研究的創獲。可以說，劉浦江已經站到了國際學界的前沿，他能把契丹語文、民族史志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樣的學者在國際契丹遼史學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作為遼金史這樣的傳統學科中培養出來的學者，劉浦江先生不僅第一個明確提出要利用契丹文和女真文史料來研究遼金史，突破了遼金史研究中存在的瓶頸，還使得遼金史經由契丹女真語文學融入阿爾泰學之中，能有這樣突破范式的見識，實在是難能可貴。劉浦江先生雖然已經故去，但相信由他引入的這種阿爾泰學理念一定會在他辛勤培養出來的一批兼通甚至主攻契丹女真文的遼金史人才中得到進一步的貫徹和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