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因緣，是對我個人而言的。此處的“現代性”是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性”。對現代性的思考依存于對其母體——文學史，尤其是新文學史——的梳理。梳理的過程是從思想史回歸學術史的過程，是對既有文學史進行重寫和對既有文學史學科進行重建的過程。作為梳理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以其作家的“吶喊——彷徨”、作品的“生成——接受”、思潮的“碰撞——對話”記錄下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軌跡。現代性，作為通過歷時的眼光觀審那些蘊藉在共時的述評中的對現代化的態度，無疑是所謂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元問題。現代文學史家陳平原先生的“觸摸”與“進入”和當代文學史家吳義勤先生的“目擊”與“守望”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方案：通過構建現代化的“現場”進而“追蹤”現代性的進程。與文學史敘述所具有的必要的時空距離同文本所應當具有的先驗性的“第四堵墻”一樣，是思考現代性諸問題的前提和保障。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相比更加適合成為我們探求現代性的真理與終極價值的場域。文學史和現代性，準確地說是文學史中的現代性以及文學史的現代性，是令我久久不能釋懷的“塊壘”，而現在的我，愿意它們在我的胸中衍生，與其說是一種思想的歷險，更不如說是一種因緣——現代性的因緣。

　　從“邂逅”陳平原先生的著作，到如饑似渴地閱讀中外學者關于“文學史”和“現代性”的述評，再到旁聽吳義勤先生的“新時期文學”專題課，我對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性的興趣日高。終于，在今日讀罷王德威先生為《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一書撰寫的導論《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后，我感覺應當為自己的“現代性的因緣”作一番階段性的梳理了。此番梳理，不是為了了卻，而是為了飛揚；不是華麗地轉身，而是期待更上層樓。在我看來，“中國”、“現代”、“文學”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關鍵所在，而三者呈現的形式是“扁擔狀”：“現代”，即對現代性的思考挑起了“中國”與“文學”這兩幅重擔。

　　“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已有溫儒敏先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和陳平原先生的《學術史：課程與作業——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史”為例》進行反思。兩本著作都建立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視野之中，對籠罩在思想史的“夢魘”中的文學史的寫作或者慣性寫作展開了有力的“撥亂反正”。所謂“正確的方向”，即是揭示文學史中的現代性以及文學史的現代性的理路。嚴家炎先生曾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歸納為“現代的語言”、“現代的思維”和“現代的人”三個層面。本著一種對研究對象的“了解之同情”的態度，我們應當承認：在現代文學階段的現代性的生成較之在當代文學階段的現代性的新變，在文學史上具有更高的價值和更大的意義。從“語言”，到“思維”，再到“人”，“現代”作為核心元素正在一步一步灌注到重建之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靈魂之中。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陳思和、王曉明兩位先生倡導的“重寫文學史”的實踐。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學科建設，乃至學風培養，對現代性的思考所呈現出的都是一種學人的本能追求和“學者的人間情懷”。

　　“現代文學”應當如何“中國”，晚清以降的學者在研究實踐中為我們呈現出了多種闡釋的可能性。加拿大學者Charles Taylor在《兩種現代性》一文中揭示，除去那套從韋伯的思路發展出來的著重于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關于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理論，還存在著一種“另類的現代性”，即表面歐化而實質不然的蘊含著非常復雜的文化內涵的“現代性”。李歐梵先生在《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一文中進一步將其闡發為“從晚清到五四逐漸醞釀出來的，一旦出現就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對于歷史觀、進化的觀念和進步的觀念”的“在理論層面所作的一種概括性的描述”。王德威先生在《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一文中也有著類似的表述，在他看來，五四所確立的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壓抑了在中國發展多種現代性的可能性，因此“晚清”最真實的記錄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對此，楊聯芬先生有專著《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遙相呼應。海內外學者將目光逐漸聚焦于晚清（近世）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實際上走上了一條自覺探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的道路，標志著一種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學術史意識和學術規范的確立。“中國”為“現代”和“文學”所貢獻出的正是一種“現代文學”，這是站在文化反思的角度做出的重要抉擇，也是王瑤先生開創的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事業的一座里程碑。

　　“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為“中國”、“現代”、“文學”三者的結合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作為“現代學術”的重要特征的教學與研究的相輔相成也制造了“文學史”如何“文學”這樣一個實際困難。劉夢溪先生的《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和陳平原先生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兩本著作分別側重“有利條件”和“實際困難”進行了深入探討。戴燕在《文學史的權力》一書中通過對“作為教學的‘中國文學史’”的考察，得出了“如果我們仍寄希望于這門課的發展的話，就必須走出現成的‘中國文學史’”的結論。“走出”，不僅是“走出”在意識形態下通過政治認定建構起來的思想史進而回歸以“文學”為本位和本體的學術史，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受教育體制和學術體制束縛的“文學史”進而回歸以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的歷史和以文學為鑒賞對象的“術”的歷史。梁啟超先生說：“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我們的“文學史”應當在“學”和“術”兩個層面上同時書寫，這是文學史的現代性使然。唯有在具有現代性的文學史中，我們才能觀審到文學的現代性。文學史，通常在文學止步之處起步，這是我們應當承認的一個事實，但這不能成為“文學史”與“文學”對立的理由，因為“文學”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進行研究的本位，更是“中國現代文學”存在的本體。

　　對現代性的反思，離不開對“中國”與“文學”的反思，這是“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本學科所固有的知識論規律和方法學基礎。“現代”挑起了兩端，而擔起“現代”這幅扁擔的文學史本身在發展過程中也蘊藉著建構與解構的雙重變奏。在我個人看來，“文學史”以及新近興起的“關鍵詞”是否可以作為“元問題”納入學術譜系之內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在對現代性的反思過程中，我們應當采取的是一種文學史視野，而不是將文學史作為唯一的依據。文學史是靜態的、固化的和封閉的，而文學史視野是動態的、鮮活的和開放的。在姿態的選取上，本身就體現著一種現代性。無論自己的思想歷程經歷幾世幾劫，我都唯愿這份現代性的因緣能在腦海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06級三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