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任職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長，如今已經離世40年了，40年足有兩代人之遙，也許他那忠厚長者的風采已經被人淡忘，但“吳晗”這一名字卻永遠銘刻在中國現代史上，見證了新中國的興盛和悲哀。他從一名清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一躍而為任職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長，并非是他的初衷，早在西南聯大投身民主運動時，就與聞一多約定，待到民主政治實現，立刻退回書齋，專心著書立說。可他這一夙愿終身未能實現，雖然他一次再次辭官，向往重返校園，又一次再次服從工作需要，聽從黨的安排，勉為其難而又盡責盡力，喜耶？悲耶？這是常人難以理解的復雜情懷。

　　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雖然事與愿違，當了高官，緊跟黨的步伐，兢兢業業，但不變的是學術良知，毛澤東幾度批評他的《朱元璋傳》貶低農民戰爭領袖，明確要他把朱元璋的晚年“寫得好點”，他誠惶誠恐努力修改，始終不能使毛澤東滿意，為此他遍尋史籍，搜闕補遺，但修改的結果幾乎依然故我，這不是不聽從毛澤東的教導，而是一位史學家堅持從史實出發的本能，是這一道德底線使他沒有屈從政治需要，隨意篡改歷史，保持史料的本來面目。現實與史實的沖撞，政治與學術的矛盾，是他自己也意識不到的苦惱所在。

　　以這樣一名嚴謹的學者，成為高官，這本身就是歷史的誤會。但作為一方官員，他始終聽命于黨和毛主席的教導，包括他說過的錯話、辦過錯事。1959年當毛澤東點名要他撰寫直言敢諫的歷史人物海瑞時，他興致勃勃地一連寫下《論海瑞》、《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等學術文章，豈知到1965年風云突變，這些奉命之作頓時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作為學者的他也許永遠不明白，這是毛澤東有心從北京市委入手，打倒劉少奇，進行路線斗爭的突破口，吳晗就此成為引爆線，在中國燃起一場熊熊大火，幾乎將新中國毀于一旦！

　　人們若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和挫折，認識十年浩劫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吳晗就是最重要的見證人！《吳晗全集》的出版為當代人和后來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寶貴資料。難得的是，他的書信和幾易其稿的《朱元璋傳》，具體而翔實地展現了一名民主戰士、一名愛國的知識分子、一名才華橫溢的學者，一生的夢想和追求，最終被毀滅的行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這是最沉重的一筆文化遺存，珍藏這筆記憶，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說起吳晗幾乎與《中國歷史小叢書》聯系一起，吳晗在民眾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不因為副市長的頭銜，而是為民眾普及歷史知識的親自操辦的實事。

　　這套小叢書出版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論時期間是介于20世紀初的史學革命與21世紀初傳媒史學之間，由此興起的史學通俗化浪潮，上承新史學的遺風，下啟當代講史人的智慧，承前啟后，在現代史學發展中留下光輝的一頁。尤其是小叢書融匯大眾性、趣味性與學術性于一體，使人們在輕松閱讀中得到正確的歷史知識和深入思考，對讀者具有永遠的魅力。它對歷史題材的選擇、編輯的方針都足以對當今的史學時尚補正糾偏。回顧這一歷程，不能不追思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和先行者的足跡。

　　20世紀初新史學揭橥，是史學思想的大變革，梁啟超在抨擊舊史學的同時，提出，歷史要讓國民知道他們生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倡導史學的內容要從帝王政治為中心，轉向國民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史學的視線與讀者的群落從上層轉移到下層，這對中國傳統的舊史學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譽。

　　這一創舉在學術界得到熱烈反響，呂思勉率先推出白話史學《中國簡史》，顧頡剛評論這是“為通史寫作開一新的紀元。”一時間，張亮采的《中國風俗史》、陳衡哲的《西洋史》、張蔭麟的《中國史綱》等等，都以通俗易懂，明白曉暢的文風，得到讀者的好評。在通俗史學中，佳作甚多，規模最大的是蔡東藩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寫得最為生動有趣的當數陳(禾+犀)常的《中國上古史演義》，然而這一通俗史學尚未充分展開，就因民族革命戰爭無暇顧及而自然擱淺。

　　真正使史學走向通俗化的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這是由吳晗領銜的動員各路專家撰寫小叢書的大動作。建國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著述，恢復了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國史學的輝煌業績。然而由于階級斗爭的絕對化，一部豐富多彩的歷史變成階級斗爭史，強烈的政治性和觀念性沖淡了史學的平民色彩。寫作的程式化和千篇一律的說教，使歷史讀物成為枯燥無味的政治教科書，遠遠不能滿足民眾的需要。為改變這一局面，吳晗以史學界權威和北京市副市長的身份，發出呼吁:“為了我們的干部、工人、農民、士兵，也為了我們的孩子，我有權力提出這個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學者、專家也來寫一點通俗文章、通俗讀物，把知識普及給人民。”強調這“是一件極為重要，刻不容緩的事情。”

　　吳晗不僅著文提倡，向史學界游說，還親自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在他大力推動下，這套叢書，從1958年開始累計出版近300種，印數多達1000多萬冊，與此相應問世的，還有陳翰笙主編的《外國歷史小叢書》。這兩套大型通俗歷史讀物都設有專門的助編機構，聘請著名的歷史學家執筆，開創了大專家寫小著作的新風氣。每本書二三萬字不等，題材多樣，短小精致，通俗簡練，每冊至少發行10多萬冊。當人們津津樂道今日流行口袋書時，殊不知，這可追溯到五十年前這兩套小叢書。它們所具有的多樣性、通俗性和權威性，是當今某些時尚讀物無法比擬的。

　　吳晗本人就是撰寫通俗史學的高手，他的《廷杖》、《論貪污》、《談三字經》、《海瑞罵皇帝》、《古人的坐、跪、拜》、《歷史上對君權的限制》等等，以及結集出版的《燈下集》、《春天集》、《投槍集》等歷史隨筆，都以明晰流暢的筆法，睿智深刻的思想，準確無誤的歷史知識，引人入勝，非常暢銷。明史專家王天有教授評價說，吳晗的歷史隨筆是他最閃光的亮點，每篇文章舉重若輕，都是值得深人研究的命題。

　　在吳晗和小叢書的推動下，一本本深入淺出，有聲有色的雄文華章，聯翩而出。出版社紛紛推出通俗讀物，最受歡迎的是語言學家林漢達撰寫的春秋戰國故事新編系列，它的篇幅雖不算龐大，但難度不同尋常，要知道先秦的《春秋》乃是編年體，事無大小，逐年、逐月、逐日加以記載，其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就達2500多人，戰國時期人物更多，因此一個人、一個國家的故事可能分布在各個年代，而春秋時期就有300年之久，這對史學研究來說是實錄，對閱讀者來說，可就零亂不堪，要將這樣高度分散的人物、事件連貫起來，加以綜合描述，那可不是朝夕之功。這部故事新編出自語言學家之手，文字清新，故事凝煉，情節跌宕，可謂通俗史學的范本，所以一版再版，至今有關春秋戰國的一些影視作品多以這部系列為參照。假如在傳媒時代，林漢達一定擁有眾多的粉絲，是當之無愧的學術明星！前傳媒時代沒有給他們眩目的稱號，然而正是他們以開路先鋒的魄力和膽識，在現代史學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寫到這里，我忽發奇想，吳晗早在青年時代就以精辟的學術論著奠定他在明史學界的地位，論他的才華和努力，前途無可限量。可悲的是，從政后再也不能專心致力于明史研究，雖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作了最大的努力。假如當初他辭官成功返回書齋哩？學術界必將增加一座不朽的豐碑！他也會像季羨林、任繼愈一樣長壽、善終，安臥在鮮花叢中供人們瞻仰。可他卻在痛苦的呻吟中孤獨地離去，一家四口，死的死，瘋的瘋，僅剩的一位也已遠渡重洋。政治風暴無情地摧毀了他的理想，摧殘了他的一家。這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如今，他的不幸得到人們的追思，這種追思也會在后代綿延而傳至永遠。只要有文革歷史的書寫，吳晗就是值得大寫的一章。《吳晗全集》的價值已超越個人的文集，而是一代知識分子悲劇的實錄！對此我是望之彌高，而又深為痛惜，只得掩卷太息:

　　千古文章未盡才，悲哉吳晗！壯哉吳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