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學者的活力在哪里？在無窮的追問里，在不停的探索中。如果停滯了追問和探索，一個學者的學術生命也就基本結束了。

　　這里有兩個無窮追問和不斷探索的例子：一個是李約瑟難題；一個劉明武難題。

　　“為什么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發(fā)展，而未在中國印度文明中成長？”這是李約瑟難題。這一難題是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出現(xiàn)的。

　　“如果說中華文化在根本上有問題，怎么會有領先于世界的中華文明？如果說中華文化在根本上沒問題，怎么會出現(xiàn)‘東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誰都能打敗’的悲劇？”簡而言之，就是“沒文化，中華文明從何而來？有文化，為什么會落后挨打？”這是劉明武難題。這一難題是在《清源濁流：黃帝文化與皇帝文化》一書中出現(xiàn)的。

　　李約瑟，英國科學院院士，一生都在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產(chǎn)生的理論基礎。“原來有，如今為何沒有”，李約瑟提出了這道難題，但沒有回答這道難題。

　　劉明武，中國工程師，多年來一直在追溯幾個“為什么”。“有！為什么有？有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怎么產(chǎn)生的，背后的思維方式是什么，背后的行為方式是什么？”“有中華文明，中華文明背后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是什么？”“領先于世界與落后挨打，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態(tài)。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態(tài)，會是同一個文化孕育出來的嗎？”劉明武提出了這道難題，也回答了這道難題。

　　當然，李約瑟的“難題”和劉明武的“難題”，也不僅僅只有李約瑟和劉明武兩人所想到，深信近代以來不少知識者心里也會有這樣的“難題”。對于這一“難題”，李約瑟沒有繼續(xù)追溯，他只是將它作為重大的思考題留給了后人，尤其留給了中國的斷探索者；然而，后者則不同，劉明武為回答難題，用十年的功夫，寫出了《清源濁流：黃帝文化與皇帝文化》這部著作，智慧地回答了這一系列難題。

二

　　中華民族前后為什么會出現(xiàn)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態(tài)？在古今中外的對比研究中，劉明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種果，一種因；兩種果，兩種因。但這不是積善有余慶積惡有余殃式的因果報應，而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中和我們的日常生活里普遍存在的誰也不能超越的邏輯法則。凡事必有因，這種因果關系制約著宇宙，也制約著我們人類。中華民族前后兩種截然相反的狀態(tài)，就是由兩種文化造成的。

　　源頭的中華文化即中華元文化是優(yōu)秀的文化，優(yōu)秀的中華元文化孕育出領先于世界的文明。如果一種文化從源頭就有問題，就不可能孕育出領先于世界的文明。

　　理性的文化批判，應該對文化的開端與演化進行基本的區(qū)分，即對文化的源流進行基本的區(qū)分。劉明武認為，問題出在文化的失傳與變質上，這種失傳與變質是中國落后與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劉明武在書中談到，只要認識了如下幾個基點，就可以對源頭的中華先賢與中華元文化有一個準確的判斷。

　　其一，這里沒有神賜的伊甸園。在希伯來大地上，亞當與夏娃一出世，就有一個神賜的伊甸園。伊甸園里瓜果飄香，應有盡有，用不著動手動腦，用不著發(fā)明創(chuàng)造，就能坐享幸福。

　　與古希伯來文化相比，中華大地上從一開始就沒有神賜的伊甸園。中華大地上的中華先賢，必須動手動腦，必須發(fā)明創(chuàng)造，才能過上好日子。一沒有人格神，二沒有神賜的伊甸園，這“兩個沒有”決定了中華先賢的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一定不同于亞當夏娃。這“兩個沒有”是認識源頭中華先賢和源頭中華文化即中華元文化的基點。

　　其二，這里有動手動腦的典范。沒有神，就不能依靠神。沒有神，只能依靠人，依靠善于動手、善于動腦的人，依靠理性而智慧的人。中華大地上的難題，都是由人來解答的。

　　天上的天文由人來觀測，地上的洪水由人來治理，火由人鉆木制取，巢由人構木建造。在中華元典與諸子百家記載里的中華先賢，個個都是用發(fā)明創(chuàng)造解答難題的典范。伏羲氏發(fā)明捕魚狩獵的網(wǎng)罟，神農(nóng)氏發(fā)明農(nóng)耕的耒耜，黃帝發(fā)明舟車、弓箭、臼杵……三皇五帝名下都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偉大功績，每一項發(fā)明創(chuàng)造都史無前例，每一項發(fā)明創(chuàng)造都解答了生活、生產(chǎn)中的重大難題。一道道生活、生產(chǎn)中的難題，都是由人來解答的。

　　《逸周書·謚法》：“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沒有利于天下的大功績，在起初的中華大地上，是不能稱皇稱帝的。在早期的中華大地上，稱皇稱帝者，個個都是動手動腦、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典范。善于動手動腦，善于發(fā)明創(chuàng)造，這兩個“善于”，同樣是認識源頭中華先賢、源頭中華文化的基點。

　　其三，同樣的問題，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宇宙的起源與演化”與“人生以何為坐標”，這兩大問題是每一個優(yōu)秀民族、每一種優(yōu)秀文化必須回答的問題。

　　這兩大難題，古希伯來文化是以萬能之神解答的。《圣經(jīng)》中的神，用六天時間，創(chuàng)造了包括一男一女在內的整個宇宙。神用十條戒律解答了人生的坐標問題。十條戒律，就是著名的“摩西十戒”。

　　這兩大難題，佛教文化是用一個“空”字解答的。空生四大地火水風，地火水風組成了宇宙，組成了人體。成佛須大徹大悟，悟在何處？悟在空處。孫悟空，這個家喻戶曉的藝術形象，反映就是佛教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統(tǒng)一。

　　這兩大難題，中華文化用一個“道”字進行了解答。道生天地萬物，道為宇宙觀。“朝聞道，夕死可矣”。做人必須講道理，道為人生觀。宇宙與人生兩大難題，中華先賢用一個“道”字進行了解答。

　　根本問題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各領域、各學科的具體問題同樣有自己的解答方法。

　　同樣是取火，古希臘的火是普羅米修斯從天庭偷來的，而中華大地上的火則是圣人燧人氏動手動腦鉆木取出來的。

　　奇偶之數(shù)，希伯來文化是用神解答的，中華先賢是用陰陽解答的。陽奇陰偶，一陰一陽，一奇一偶。直角三角形，古希臘大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是在紙上畫出了的，中華先賢是在天文觀測的立桿測影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桿為股，影為勾，桿端與影端相連的斜線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紙上的直角三角形，畫一個是一個，桿、影構成的直角三角形，日影一動就是一個新的直角三角形。隨著日影的移動，一日之內會有千千萬萬個直角三角形。證明勾股定律，用“因為，所以”的形式邏輯，《幾何原本》記載的求證過程在十步以上，而用形象折矩的方法，《幾何原本》記載的求證過程在三步之內。

　　同樣是制歷，大英雄凱撒在埃及天文學家的幫助下制出了太陽歷，中華先賢制出了太陽歷、太陰歷，最終制出了陽歷與陰歷合一的陰陽合歷。陰陽合歷，一用就是幾千年，今天仍然在使用。同樣是太陽歷，中華先賢又劃分出了二十四節(jié)氣。二十四節(jié)氣，一用就是幾千年，以后的幾千年還要用下去。同樣是制歷，我中華先賢又制出了盡善盡美的十二平均律。隨歷一起誕生的十二平均律，被全世界所采用……

　　同樣的問題，不同的解答；你有你的解答，我有我的解答；這，同樣是認識源頭中華先賢、源頭中華文化的重要基點。

三

　　有此果必有此因。中華文明不是萬能之神恩賜的，也不是從西方抄來的，而是中華先賢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中華先賢創(chuàng)造出的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領先于世界的中華文明。

　　《周易·系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鳥之兩翼，如車之兩輪。

　　在《圣經(jīng)》里，神是根本，至高無上，任何人、任何物、任何“X”都不可能與神并列并重。在中華元文化里，道是根本，至高無上，但一個“器”字可以與之并列并重。與《圣經(jīng)》相比，《周易》多講了一個“器”字。

　　人家有神，我們有道。我們有器，東西方誰家都沒有這個器。《圣經(jīng)》沒有談器，佛經(jīng)沒有談器，古希臘文化也沒有談器。器具之器，為中華元文化所獨有。

　　神文化解答了宇宙與人生兩大難題。道器并重的文化，解答了三大難題：一是宇宙如何發(fā)生？二是人生如何度過？三是如何發(fā)明創(chuàng)造？

　　一個“器”字，集中了如何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哲理。道器可以轉化，道何以能轉化器？這與道賦存的形態(tài)有關：一是道賦存于天地萬物中，二是道賦存在太極、卦象中。天地萬物為形象之象，太極、八卦為抽象之象。抽象之象源于形象之象，兩種象都可以啟示器具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歷史傳說，一片帶刺的草葉，啟示魯班發(fā)明了木工使用的鋸。而今天的機器貓、機器狗、機器人，無一不是仿生學的產(chǎn)物。道器轉化，在《周易》里又稱之為“尚象制器”。尚象之象，就是形象之象與抽象之象的總稱。尚象制器，講的是仿照形象之象與抽象之象去進行發(fā)明創(chuàng)造。仿照形象之象進行發(fā)明創(chuàng)造，可以媲美仿生學。而仿照抽象之象進行發(fā)明創(chuàng)造，則遠遠超越了仿生學。道可以轉化器的奧秘，就在于“尚象制器”里。

　　有器具才能發(fā)展生產(chǎn)，有器具才能改善生活；同樣的道理，有器具才能保衛(wèi)天下。《周易·系辭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先進武器，才有威風凜凜之天下。有銳利武器，才能制止強盜的覬覦之心。以文化化天下，以武化威天下，文化與武化一樣都不能少。

　　做人講道理，做事用器具。中華元文化孕育出的中華文明，不僅當時吸引了周邊國家，今天仍然贏得世界的敬重。

四

　　不同之果必有不同之因。文明先進是一果，落后挨打是一果，兩種果背后應該有兩種因。

　　道器并重的中華元文化，孕育出領先于世界的中華文明。偽道無器的變質文化，孕育出“東也敢打，西也敢打”的悲劇。以道器并重為坐標，劉明武求證出中華民族前后兩種狀態(tài)背后的兩種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并沒有源遠流長，而是發(fā)生了南轅北轍的質的變化。源流之變，變在何處？劉明武界定在以下幾個地方：

　　其一，道器并重發(fā)生了質的變化。道器并重，第一步變成了道器分離，第二步變成了偽道無器。其二，行而論道的行為方式發(fā)生了質的變化。手動腦動、行而論道的行為方式，變成了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的行為方式。其三，論證方式發(fā)生了質的變化。以道論之的論證方式，變成了以綱論之的論證方式。

　　道器分離，發(fā)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繼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國寡民。在這個理想國里，老子主張一不要使用現(xiàn)有的器，二是不要發(fā)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殘缺了一半。

　　偽道無器，發(fā)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陰一陽之謂道”，在董仲舒那里，被變質為“陽為陰綱之謂道”。“一陰一陽”與“陽為陰綱”，文化的根本變質就發(fā)生在這里，道的真?zhèn)沃兙桶l(fā)生在這里。“一陰一陽”講的是和合平衡，“陽為陰綱”講的是服從與盲從。以人際關系而論，大道與偽道論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結論。論君臣關系，大道論出的是“君有道從君，君無道從道”，論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偽道論出的是“君為臣綱”，論出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為不忠。”論夫妻關系，大道論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偽道論出的是“夫為妻綱”，論出的是“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我騎來任我打”。論父子關系，大道論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義從父，父不義子不可以不諍于父”。人際關系，大道主張的是相互負責，偽道主張的屈從與盲從。

　　行為方式的變化，發(fā)生在孔夫子這里。源頭的中華先賢都是行而論道者。伏羲氏、神農(nóng)氏、黃帝這些先賢都不鄙薄動手，都不鄙薄做事，個個都是動手動腦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魚狩獵。神農(nóng)氏一方面研究研究農(nóng)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場。黃帝研究范圍更為廣泛，天文歷法、家畜養(yǎng)殖、車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圍之內。行而論道的行為方式在孔夫子那里發(fā)生了變化，變成了坐而論道，變成了鄙薄動手。坐而論道，孔夫子之后成了讀書人的基本行為方式。對務農(nóng)的評價，也發(fā)生在孔夫子那里。務農(nóng)，在神農(nóng)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夫子那里卻變成了小人之事。

　　論證方式變化在董仲舒那里。書中道理在書外，中華先賢論證問題，以天文地理為坐標，以日月之理為坐標，以四時之序為坐標，以時間空間為坐標，歸根結底是以道理坐標即“以道論之”。以道論之，論出了源頭處的一部部經(jīng)典，一件件器具，一項項技術。先秦諸子延續(xù)這一論證方式，道家以道論德，儒家以道論禮，兵家以道論兵，醫(yī)家以道論醫(yī)，庖丁以道論解牛……以道論之，論出了中華大地上的第一個百花齊放的百花園。董仲舒的“三綱”之后，以道論之的論證方式被以綱論之所取代。以綱論之，中華大地上再也沒有產(chǎn)生出穿越時空的經(jīng)典，再也沒有產(chǎn)生出第二個百花齊放的百花園。

　　文化源流之間，發(fā)生了質的的變化。劉明武指出，發(fā)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變化，完全有糾正的可能。所以然則何？儒道兩家延續(xù)的是文化，文化允許批評，允許討論，在批評與討論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東西找回來。發(fā)生在董仲舒那里的變化，無法得到糾正。所以然則何？允許批評，允許討論的文化，在那里變成了專制文化。專制文化，不允許批評，不允許討論，變質的東西很難恢復本來面目。

五

　　為回答自己提出的難題，必須研究與追溯源頭的文化，在源頭文化的研究與追溯中，一些久懸不決的文化難題也就得到了解答。

　　一、文化起源問題。是水都有源，是樹都有根，那么，文化的根源在何處？劉明武的研究結果表明，人文源于天文。就各學科的順序而言，天文學是第一學。就天文學與各學科的關系而言，天文學是母親學，各學科均發(fā)源于天文學。

　　二、文化起點問題。天文學的第一個落腳點是歷法。有文字，歷法是用文字表達的。文字之前，歷法是用河圖洛書、八卦表達的。時間春夏秋冬四季，空間東西南北，萬物生長收藏四種狀態(tài)，都是從河圖洛書、八卦這里出發(fā)的。終則有始、原始反終、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陰極生陽與陽極生陰這些至理明言與成語，都是從立桿測影制歷那里發(fā)現(xiàn)的。人文的起點在歷法。

　　三、陰陽五行的定量。科玄之爭，爭論的雙方，都把中華文化界定在了一個“玄”字上。玄學之玄，就玄在陰陽五行的無法定量上。科玄之爭之后，“陰陽五行”一直是玄學的代名詞。

　　在劉明武的追溯中，陰陽五行學說，源于天文，奠定于歷法，首先奠定于太陽歷。

　　周日可以論陰陽，周歲可以論陰陽。周日之陰陽，為無限循環(huán)的晝夜。周歲之陰陽，為無限循環(huán)的寒暑。晝夜往來，是由日月往來決定的。寒暑往來，是由太陽視運動在南北回歸線之間循環(huán)決定的。晝夜寒暑，均可以重復，可以實證，可以測量，可以定量，而這四個“可以”都在自然科學的范疇之內。所以，可以定量的陰陽在自然科學的范疇之內。

　　苗族古歷以冬至為陽旦，以夏至為陰旦。以冬至夏至為界，分出了陰陽兩個半年——前半年為陽，后半年為陰。夏至陽旦過大年，夏至陰旦過小年。粵港澳有“冬至大過年”的說法，這一說法就源于最初的歷法。

　　彝族十月太陽歷，一年分五季，五季用木火土金水五行來表達。五行最初的含義，是循環(huán)不休的五個季節(jié)。一季兩個月，奇數(shù)月為陽，偶數(shù)月為陰。五行一可以論時間中的五季，二可以論空間中東西南北中五方。十月太陽歷，也可以稱之為五行歷。五行屬于歷法，歷法本身由測量定量而來。所以，可以定量的五行，與虛無縹緲的玄學毫無關系。

　　在《黃帝內經(jīng)》《管子》《淮南子》里，還可以看到五行歷的影子。五行十月太陽歷，在中原失傳了，這就是文化界、哲學界、中醫(yī)界解釋不了陰陽五行的根本原因。

　　陰陽五行學說，奠定了中華文化與中醫(yī)文化的理論基礎。“不認識天文歷法，就無法解釋陰陽五行；解釋不了陰陽五行，無法認識中華文化、中醫(yī)文化的真諦。”

　　四、宇宙的數(shù)字化。“一切都是數(shù)，數(shù)的關鍵是單雙。”畢達哥拉斯認為，完美的宇宙可以用奇偶之數(shù)來表達。畢氏說到了，但并沒有做到。繪制河圖洛書的中華先賢，用奇偶之數(shù)表達了天文歷法、時間空間、氣候物候。《黃帝內經(jīng)》延續(xù)了這一表達方法，用奇偶之數(shù)表達了天體與人體。奇偶既陰陽，陰陽即奇偶。“萬物負陰而抱陽。”奇偶之數(shù)隨陰陽進入到了萬物。“奇偶之數(shù)隨陰陽進入到了大到無外，小到無內”的兩個世界。在文化的起點處，在中華先賢那里，一切都可以數(shù)字化。

　　五、再出發(fā)問題。研究源，是為了流。研究歷史，是為了現(xiàn)實。二十四節(jié)氣，一用就是幾千年，還要用幾千年。永恒意義成果的背后，必然有永恒意義的坐標。超越時空成果的背后，必然有超越時空的方法。如果找到了具有永恒意義的坐標，如果找到了超越時空的方法，后世子孫就可以在先賢的基礎上再出發(fā)，創(chuàng)造出新的成果，創(chuàng)造出新的輝煌。劉明武有如此認識，也有如此行動。他在二十四節(jié)氣基礎上再出發(fā)，以太陽視運動為坐標，以天文三線（南北回歸線加赤道線）與時令四點（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為框架，指出了臺風在時間與空間的規(guī)律性，指出了暴雨、暴雪在時間與空間的規(guī)律性，指出了厄爾尼諾在時間與空間的規(guī)律性。在先賢以道論之的基礎上再出發(fā)，劉明武論出了很多新問題，沙漠化的治理，工業(yè)煙囪的控制，糖尿病等十大疑難病的醫(yī)治，等等。恢復提出問題的能力，恢復解答問題的能力，如此文化研究，突破了“有文章無見解，有專著無建樹”的困境。

　　在科學與學術上，劉明武視野獨異，善于獨立思考，因此也就善于發(fā)現(xiàn)。他對我常說的一句話是“觸類旁通——觸類萬通”，這是他的宇宙觀和方法論。他兼有學者的智慧和科學家的天才，并能將二者融通為一，造就了非同凡響的學術成就。十余年來，他的研究和探索都與中國的實際，人類生存的實際緊密相關。他所耕耘的這片文化之地，已經(jīng)碩果累累，“劉明武難題”也一個個從黑夜洞見了黎明。毫不夸張地說，他的研究有益于中華文化的復興，有益于再造中華文明。

2009年11月13日

（作者系《漢學研究》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