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詞學泰斗葉嘉瑩先生的《北宋名家詞選講》于2007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宋詞鑒賞著作，它是葉嘉瑩先生七冊迦陵講演集中的第二種。該書成書方式也很特別，是由葉嘉瑩先生的錄音演講整理而成。葉嘉瑩先生認為，在課堂上的即興發揮才能更體現詩詞的生命力，所以她講課不備講稿，全由現場發揮，然后再由課堂錄音整理成書。這種寫書方式在大陸不常見，然而在海外卻并不新鮮。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的許多重要著作就是由學生的課堂筆記整理而成。選講在這里有兩層含義：一，名家是有選擇的，北宋詞壇名家輩出，葉嘉瑩先生在本書中只選了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賀鑄周邦彥等八位最有代表性的詞家來講，這八位詞家又分別是北宋詞初期中期和后期最有代表性的詞作家,從而以點帶面全面勾勒了北宋詞的發展歷程和成就；二，每位詞家只選取了最有代表性的詞作來講，葉嘉瑩先生總是選取最能代表詞家成就和獨家風格的詞來講，多則一二十首，少則五六首，通過不多的幾首詞的鑒賞全面幫助讀者提高鑒賞能力和品位，并了解作家的風格和成就。本書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葉嘉瑩先生在詞的鑒賞中，善于從比較中揭示事物的特點。這一點在全書中是很突出的。在葉嘉瑩先生看來什么都可以比較，不同的作家的人生經歷、性格、人生態度、作品風格和形式都可以拿來比較，同一個作家不同的時期的作品風格、人生態度也可以拿來比較。還可以把諸方面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比較。正是通過廣泛的比較，葉嘉瑩先生更加鮮明的揭示了不同詞家的不同特點風格和成就。

　　通過陶淵明李后主和晏殊的比較，葉嘉瑩先生指明，在以純真向人方面，陶淵明和李后主有相似的一面，在有反省有節制方面，陶淵明和晏殊有相似的一面。從而揭示出晏殊是理性的詞人，他的作品是有反省有節制的，能使人從其所寫的感情中，體會出思致的意味，同時還具備一種通達的觀照的能力，通過觀察事象之后內心會有一種智慧的照明，會對人生有所體會和覺悟。在感情方面，葉嘉瑩先生又用馮正中和晏殊比較，指出馮正中的感情表現得強烈執著，而晏殊的感情比較含蓄細膩。

　　葉嘉瑩先生比較了蘇軾和秦觀在受到打擊后的不同表現。蘇軾是樂觀積極向上，用儒釋道的修養把煩惱排解掉，對事情通古今而觀之，形成了曠達的人生觀。秦觀則是悲觀絕望。面對挫折這兩種不同的反應同樣反映在二者的作品里面。蘇軾的詞豪邁激越，在烏臺詩案后蘇軾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句，融合了悲慨和超曠的精神。而秦觀則寫出“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的悲傷語句。

　　在作品的形制上，葉嘉瑩先生比較了小令和長調，指出小令以感發取勝，在敘寫方式上是一針見血，因為小令篇幅短小，沒有很大的空間來鋪陳敘述，所以必須寫得非常扼要，馬上打動讀者。而長調則是講究鋪陳。柳永大力寫長調重視鋪陳和層次，他的鋪陳是順序展開的。周邦彥雖然受到柳永的影響，也很重視鋪陳，但他的鋪陳方法與柳永不同。柳永是順序展開，而周邦彥是勾勒。柳永長調的展開是直接的、敘述性的，周邦彥的展開則是小說式的或戲劇式的。

　　葉嘉瑩先生對同一個詞家不同時期人生態度和詞風也會進行對比。秦觀少年時“豪俊”“慷慨”“好大而喜奇”，常常有過人的見解，可是一被貶官就馬上消沉了，寫下了“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斷腸，問爾黃花知不知。”這么悲哀的詩來。隨著一次次被貶，秦少游就更加絕望了，詞風也由凄婉向凄厲轉變。

　　第二，葉嘉瑩先生注重詞的感發功能，以之為評判詞品高下的重要標準。葉嘉瑩先生認為，一首詞是好是壞要看它的情意是否深遠，能有多大興發感動的力量，給你多少的想象和聯想。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葉嘉瑩先生舉了大小晏為例。晏小山的《蝶戀花》有句云：“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前人對舉大晏的《撼庭秋》之：“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句，以為大晏不及晏小山深刻，詞里沒有深遠的的情意。葉嘉瑩先生則曰不然。晏小山所寫的不過是替人流淚的蠟燭而已。大晏所寫的則不僅僅是一枝蠟燭。“心長焰短”四個字象喻非常之多，可以給人豐富的聯想。它可以讓人想到，對蠟燭來說不管它的心多長它點燃的火光，也就一點點。人也一樣，不論你有多么高遠的理想，多么美好的情感，人的生命年華是短暫的，有生之年能做的事很有限。實際上蠟燭就是人，就是整個人生的象喻。所以大晏詞更勝一籌。在詞的鑒賞中，葉嘉瑩先生總是從個人長期的品詞體驗出發，引導讀者去細細體味詞的意境和感發，把自己對詞的美妙感受和獨到見解傳達給讀者，從而使讀者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起點對詞進行欣賞。

　　第三，葉嘉瑩先生繼承發揚了中國傳統的文藝批評精神，把詞品和人品放在一起講，強調詞品是人品的表現，人品的高下決定了詞品的高下，人格的深度決定了詞的深度。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講究以人品論作品，一個人如果人品低劣他的作品就會為人所不恥。葉嘉瑩先生繼承了這一傳統看法，她指出詩歌不管使用什么形象，使用什么語言，表達什么情意，實際上都是作者內在修養和人品的反映。是作者的主觀精神為作品注入了生命力，感情單薄的作者寫出來的作品就缺乏感染力，只是詞藻的堆砌，精神狹隘的作者就寫不出大氣磅礴的作品來。作品與人品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晏殊的詞很少其他人詞中的牢騷感慨，抑郁悲憤，而是如玉般溫潤，如珠般圓潔，其實正是他珠圓玉潤的詩人本質的自然流露。蘇東坡的詞大氣磅礴深慨超邁，與他本人達觀開朗的性格相一致。王國維批評周邦彥詞深遠之致不及蘇東坡秦觀，也在于在他詞里所流露的心靈和感情的品質不及二者。蘇東坡秦少游的詞總有某些可以從精神上提升你的地方，就是一首寫愛情的小令也能使你看到更高遠的境界。周邦彥的詞則不然，寫愛情就僅僅停留在愛情的表象上，寫政治方面的感慨，也是考慮個人得失多，關心國家安危的成分少。在詞的鑒賞中，葉嘉瑩先生既講作品也講作者的人品，從而讓讀者更好的理解不同的詞境界不同的原因在哪里，為什么有的詞感情深厚感發力量強大，為什么有的詞則境界較低缺乏感染力，從作者的人品中這些問題不難找到答案。

　　第四，葉嘉瑩先生指出作品風格源于作家的個人性情。當然一個人的性情不可能是單一的絕對的，會有許多不同的方面，也會隨著個人際遇的變化而變化，但是一個人總是有一個比較占主要地位的性情。所以一個作家會寫出具有不同風格的作品，但是主要風格則是相對穩定的。每個詞人都不同，千差萬別的性格造成了萬紫千紅的詞壇風景。天性纖細敏感的秦少游對內在感情和外在世界都有異于常人的感受，所以他的詞起筆很淡，在淡與輕之中表現一種韻致，顯得平平淡淡但是有極有韻味，非細加品味不可得。蘇軾的文章有縱橫家氣，詞也用筆不凡充滿了奇思妙想，一開口就不一般：“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想象之奇絕有似太白。葉嘉瑩先生欣賞詞總是先介紹作者的性情和人生經歷再講詞，從人的角度解讀詞，又從詞來看作者，做到作品與作者的雙向互動解讀。這也是中國古典文學欣賞不同于西方文學欣賞的一個突出特點。

　　第五，葉嘉瑩先生講詞大講與小講相結合，突出重點。葉嘉瑩先生講詞是非常講究重點的，這一點在釋題“選講”的時候已經講過，這里需要補充的是就是這本詞選里的八位詞家也是有所側重的，重要的詞家就濃墨重彩大講一番，次要一點的詞家就小講，這從各章篇幅里可以明顯看出來，不算附錄，講蘇軾的一節用了84頁，講周邦彥的一節用了85頁，講晏殊的25頁，歐陽修28頁，柳永33頁，賀鑄15頁，晏幾道11頁。事實上葉嘉瑩先生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蘇軾代表了北宋詞的最高成就，周邦彥是宋詞承上啟下的人物，集宋詞之大成，有詞中老杜的美譽，他們當然要大講特講一番了。賀鑄詞只是偶爾用了一些精警的字句，大家絕對算不上，只是名家。晏幾道長于寫情，但除了追憶昔日歡樂時光就沒有更多的意義了。這兩位詞家自然小講一下就可以了。大講的詞家的詞也有大講和小講的區別。有的詞，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用了19頁來講，周邦彥的《蘭陵王》（柳蔭直）用了27頁來講，比講賀鑄晏幾道用的全部篇幅還多。有的詞則是隨便通通就過去了。大小講的結合是葉嘉瑩先生這本詞選不同于一般宋詞鑒賞類著作的一個顯著特點。

　　第六，葉嘉瑩先生賞詞有如東坡之文隨物賦形，從實際出發，不同類型的詞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標準去欣賞。習慣了讀晚唐五代次和宋前中期詞的人就難以欣賞周邦彥的詞，因為他們已經在心里建立了一套賞詞的標準。但是周邦彥的詞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這些標準。周邦彥是通過思索安排來寫作的，所以我們不能像欣賞李后主大晏歐陽修的詞那樣用直接感受來欣賞，而是也要透過思索安排來欣賞。周邦彥的詞不是像李后主大晏歐陽修的詞那樣從直接的感發引起聯想，而是要通過思索引起聯想，去猜測里面可能存在的寄托。王國維不太欣賞周邦彥的詞就在于他以欣賞李后主大晏歐陽修的標準去衡量周邦彥的詞。葉嘉瑩先生通過周邦彥的詞的欣賞為讀者示范了欣賞這類詞的方法。周邦彥影響了南宋許多詞人，他們許多人也用思索安排的方法來寫詞。葉嘉瑩先生在這里提出新的賞詞標準對以后欣賞南宋詞也大有裨益。

　　第七，葉嘉瑩先生在賞詞中注意到一些前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穎的見解。如晏殊的許多小詞一直不被人注意，一般選本也不選入，認為沒有什么深遠的意境，而葉嘉瑩先生認為，這些平常的小詞正呈現了晏殊非常細微銳敏的感受，非常富有詩意。這一分纖細幽微的感受非要深深地體會，以心領會，才能見出其內含的生發感動的生命。再如柳永詞“不減唐人高處”寫景時，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且開闊博大。葉嘉瑩先生認為他的地位的奠定在于他的秋士易感寫的好，他的詞把秋士易感的悲慨跟大自然的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興象超遠。但是他寫秋士易感又常常與相思懷念的情意結合起來寫，所以前人往往只注意到他寫相思情意而忽略了他寫秋士易感。

　　總之，葉嘉瑩先生的這本《北宋名家詞選講》是很有特色的，它既不同于一般文學史著作，不對北宋詞的發展做面面俱到的介紹，也不同于一般的詩詞鑒賞著作，它的內容更豐富更全面更深刻更學術。對于提高讀者的鑒賞水平，了解北宋詞的發展和成就，本書是不可多得的。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07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