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西風漸入國門，文人騷客也竟大膽地用洋名為其子女命名取字。這里所說的取洋名，是指直接用外國文字的譯音取的最初的中文名字，并非國人有了中文名字之后，因在國外生活而又取的英文或西文名字。此種風氣一開，也為我國姓名學的發展多添了一種命名方法。

　　記得讀張愛玲散文集《流言》時，才算弄清了她的大名的來歷。原來作者小名叫煐，而張煐連在一起，嗡嗡的不甚響亮。她母親送作者入學時竟一時躊躇不知取個什么名字好，突然靈感一動，便從英文名字胡亂譯了兩個字，就成了愛玲（Eileen），這的確念起來要響亮多了。

　　那位倡導白話文運動的胡適博士，平生最反對人取洋名，可是他竟給自己偏憐的獨女取名叫“素斐”。這個“素斐”倒是很有點來歷。經旅美華裔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考證：所謂素斐，即Sophia，也就是“莎菲”，正是陳衡哲女士的名字。原來，胡適與陳衡哲留美期間曾有過一種特殊的感情，為了紀念這段舊情，才為愛女取了個用心良苦的洋名。（見《胡適雜憶》第17頁，1990年2月華文出版社第一版）

　　旅美學者李歐梵的名字，就是取自希臘神話奧非歐（Orpheus），奧非歐是希臘神話中的佛律癸亞歌手，發明了音樂和作詩法。他的歌聲能使樹木彎枝，頑石移步，野獸俯首。李歐梵的父親李永剛、母親周瑗，皆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其父曾師從馬思聰先生學小提琴，又跟從一位奧國教授學指揮。父母雙雙皆酷愛西洋文學，他們不僅僅給他命名了這個獨特的名字，也從小給他以優良的藝術教育。李歐梵教授和妹妹李美梵的音樂造詣之深，才藝學問之寬闊，即使后來在美國哈佛大學，也使同行感到訝異。（見［美國］張鳳《哈佛采微》第115-132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一次，讀李敖先生的力作《蔣介石研究》，又看到這樣的話：“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同學看他臉蛋胖東東的，戲呼他是‘面包孩兒’，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譯音改為布雷，于是就干脆叫陳布雷了。”（見《蔣介石研究》第四集257頁，華文出版社1988年2月第一版）

　　看來，不僅大名可以取洋名，甚至還可以將傳統的名字改為洋名而顯揚之。至于小名、筆名，更是不在話下了。1987年11月21日《文匯讀書周報》上的一位叫程剛的作者，其小名就叫維克，是來自德國大作家維克多·雨果之名。現當代作家取個洋筆名，似乎也是時髦之舉。例如，巴金這個筆名，專家門就曾爭論過，但這還是較含蓄的。巴金自己曾說：“巴”是紀念一個投水自殺的叫巴恩波的北方朋友；至于“金”字，是一位學哲學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當時我的書桌上正放有克魯鮑特金《倫理學》的英譯本。他聽我說要找一個容易記住的字，便半開玩笑地說了這個“金”字。（轉引自何曉明《姓名與中國文化》第300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鄭伯奇曾用筆名“席耐芳”，據說，“席耐”是英文“電影”的譯音，“芳”則是英文“愛好者”的意思。臺灣作家三毛直接用“Echo”希臘一神女名作筆名。魯迅也來得干脆，談戀愛時給許廣平寫信，署名“EL”或“ELEF”，就是英文和德文“大象”的前幾個字母。當然，魯迅小說中那個名滿天下的阿Q，卻別是一番氣象了。

　　如果，我們誤認為國人取洋名的歷史肇自五四前后，那就大錯特錯了。

　　起碼，以我讀史的經驗和見到的資料，可以肯定地說：國人取洋名的歷史至少已有1700多年！

　　陳寅恪先生在《寒柳堂集》《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一文中說：華佗字元化，一名旉。檢天竺語（古印度語）“agada”為“藥”之義。舊譯為“阿伽陀”或“阿羯陀”，為《內典》中習見之語。“華”字古音，按照瑞典人高本漢漢字字典及日本漢音的讀法，則“華陀”二字古音恰與“gada”相應，其省去“阿”字者，相當于“阿羅漢”僅稱“羅漢”。華佗本名應為“旉”。當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為“華陀”，實際是把他看成“藥神”。而且，“夫三國志之成書，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時，猶不甚久，而印度神話傳播已若是之廣，社會所受之影響已若是之深”。正因為陳寅恪先生的博大精深，精通十余國語言，其精深的考證，才使我們一窺國人遠在三國時代即借古印度語而來取名的情況了。（見《寒柳堂集》179-18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4月第一版）

　　呂叔湘在《南北朝人名與佛教》的論文中指出：南北朝是佛教流行的年代。由于佛教入中土甚廣，以至于許多人的名字就取材于佛教經典。呂叔湘列舉了大量來自洋文（梵文，古印度語）的人名：

　　瞿曇——Gautama的譯音，是釋迦牟尼的姓，玄奘改譯為“喬答摩”。

　　菩提——梵文bodhi的譯音。

　　羅漢——arhan的譯音，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成果。

　　羅侯、羅云——Rahula的譯音，本義指日食、月食時的黑影，這里的意思是“執日”，是釋迦牟尼兒子的名字。

　　須達——Sudatta的譯音，意思是“善施”。

　　難陀——Nanda的譯音，佛教人名。一是指某放牛人，后隨釋迦牟尼出家；一是釋迦牟尼的兄弟。（見《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

　　而唐代最典型的名字就是大詩人王維，字摩詰。詩人的父親去世很早，母親崔氏虔誠奉佛，“師事大照禪師三十余年”（見王維《請施莊為寺表》）。王維的名、字聯結起來是“維摩詰”，而“維摩詰”正是梵文Vimalakirti的音譯的省稱。

　　由以上許多例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中華民族，的確是能夠而善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啊。

　　在兩次匆忙外出講學中，我曾為陜西安康一楊姓小孩取名楊克曼：此名既是連姓取名，也是源自洋名。楊克曼，即英文Younkman，是英格蘭人的姓氏。我還為寶雞一席姓小孩取名Sicily（諧音為“席西麗”），即意大利南端地中海之西西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