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北師范大學館特藏部收藏《八旗書錄》三卷，手稿本，李放撰，關文瑛輯。據封面上“甲申夏日”可知書成于 1945 年夏。封面“八旗書錄”四字下有“云簽 甲申夏日”及“云”字印，未知“云”所指為誰。扉頁左有張鳳翔題“八旗書錄”四字，左下鈐有“張鳳翔印”及“慶閣”印，其右書“義州李放撰 沈陽關文瑛輯”。有關文瑛自序。

二

　　關文瑛，字童全，生于 1903 年，吉林人。曾“挾文為介，以造閩侯鄭公之門，不意公不棄菲葑，立予延見”（《閩侯鄭太夷相國頌》），“鄭公”即偽滿洲國的重要人物鄭孝胥，鄭很賞識關文瑛，認為關“可躋于圣清乾嘉諸老”（《嗣守齋文集序》），“且賜以鴻文一卷、法書二幅、贐儀百金，無何又辟為部曹，俾效錐力”（《閩侯鄭太夷相國頌》），因此關文瑛便在偽滿洲國任職，曾任過文教部編審官、九臺縣文教科科長等職。解放后，任東北師范大學中 文系副 教授。在反右派斗爭中因為他的歷史問題被劃為右派。“文革”時，被激烈批斗，后與其妻服毒自殺。盡管關文瑛曾在偽滿洲國任職，但對其形跡我們仍應辯證地看待，而不能因此否定他在學術方面的某些貢獻。

　　關文瑛自云“予少事頡籀，雅好篇章”（《文氣論》），“童而好美，長憙麗言”（《漢魏六朝論文匯鈔序例》），其后“游學燕都，涉歷名師，于是所學日進，而所業漸宏”（《嗣守齋文集序》），即在北京大學求學時期。此后他沉心于讀書與研治學問，曾參與編寫《奉天通志藝文志》。他對于經學、史學、寫作等均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經學方面以《通志堂經解提要》最為著名，作書目的為“考鏡其源流，挈舉其綱領，辨別其良窳，校論其是非”，這本書是研究《通志堂經解》的入門之書，被收入《販書偶記》。另有《儒林雜論》（一、二、三）、《讀朱子〈詩經集傳〉》等。史學方面有《補三國志》《補三國志王粲傳評》《補三國志陳琳傳評》《補三國志文苑傳》《漢書藝文志摘謬》《讀〈后漢書劉平傳〉》等書，在這些書中，關文瑛評價人物時有精辟之論，摘謬補缺則力求精審。寫作方面則有《文氣集說》《漢魏六朝論文匯鈔》《嗣守齋文選》《嗣守齋詩選》等。其《文氣集說》直承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爰就造句之方，藉申行氣之理，復推論文氣之要”（《文氣集說序》），以文氣來說明寫作的規律。另外關文瑛也寫了不少祭文與游記文章，這些文章也很有特色，頗為典雅。他的序言、傳評、祭文、頌、贊、墓志銘等文章多收于《嗣守齋文集初集》。

三

　　由扉頁“義州李放撰 沈陽關文瑛輯”，可知《八旗書錄》原為李放著，后由關文瑛輯錄，對于個中原委，關文瑛在《序》中作了說明，提出了幾點意見來說明輯錄此書的原因和目的，即：

　　一、為了宣揚旗人及其在書法上取得的成就。八旗是滿族的社會組織。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八旗，其主要作用在入關前后是不同的。入關前，它的作用主要為軍事和政治方面，為清朝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文化方面，但因為滿族統治者的注意力在擊敗明朝，統一全國，所以影響了八旗在這方面作用的發揮。入關后，隨著統治的需要，滿族統治者對于“典章制度，多仍明舊。而于華夏文藝，尤存情宏獎”（《書林藻鑒》），并制定了各種文化措施來促進滿漢文化的交流，提倡旗人對于漢族文化的學習，使八旗在文化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八旗“輔成王業，延及子嗣，遂膺世祿之懿，沐承平之化，尋而涵泳詩書，棲遲道藝，寄聰明于篇什，讬性情于翰墨”（《序》），遂產生了著名的書法家。前人如李放等人雖對于旗人書法家有所認識和評論，卻是零星的、無系統的，這些評論散見于各書之中，未把這些書法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不利于對旗人書法家的研究。關文瑛認識到旗人書法家的重要地位，在其《序》中講到：“雙峰狂草，則凌轢顛坡；石閭邈書，則追摹魏晉；理王落墨，則比美香光；成邸臨池，則并肩文敏。他若錢督部之各體皆工，英協揆之無美不備，清平階蒼勁入古，鄂虛亭之草書獨步，恒益亭之小楷名家，莫不牢籠百態，恢宏眾妙，墨跡見珍于當時，石刻爭搨于后世。”給旗人書法家以很高的評價。因此他輯錄《八旗書錄》是為了讓人們進一步了解和研究旗人的書法成就。

　　二、為了與李放的《八旗畫錄》并行，“以徵八旗之人文，考曼殊之掌故”（《序》），為人們研究八旗文藝提供一個全面的資料。考李放，原名充國，字無放，義州人，清末度支員外郎。《八旗畫錄》六卷是李放為了研究旗人的繪畫藝術而輯錄的資料匯編，主要是前人對于旗人繪畫的評論。李放當時已經寫定了《八旗書錄》，但隨后他又編了《皇清書史》三十二卷，認為“《書史》之作，寔括全局，八旗名家，無庸復見，故《書錄》廢而《書史》行焉”（《序》）。而關文瑛以為旗人既然在書法上取得這么高的成就，“先生之書畫二錄”，“宜并行而不宜偏廢”（《序》）。因為“先生二書，厥質各異，一則廣包禹域，一則偏重艮維，如通史之于斷代、省志之于縣書”，“雖或互見，無礙并行”，“既有《畫錄》，尤需此編”（《序》）。所以他“徧檢《書史》，按頁搜尋”（《序》），輯錄出《八旗書錄》，并把自己的觀點和從旁書得到的資料以按語的形式附加于后。

　　總之，《八旗書錄》記錄了前人對于旗人書法家的評鑒，目的是“藉以發先正之光，啟后學之楷慕”（《序》），為人們研究旗人書法及滿漢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四

　　《書錄》三卷，輯自《皇清書史》，為旗人書法家的資料匯編，共錄一百八十二人。編排體例“以有清諸帝及宗室王公為首卷”；其余人物“按《畫錄》為準，另以年代為次”。附錄則載“《書史》所載八旗外之滿洲書家”，滿書，《原書引用書目一覽》，《按語參考書目一覽》及《〈八旗畫錄〉目次補表》。具體為：卷上、清朝帝王八人，宗室王公三十五人；卷中、大臣五十八人；卷下、大臣六十四人；附錄、八旗外之滿洲書家十三人，滿書家四人。

　　《書錄》基本依照《書史》之例，先敘述此人的身世籍貫，然后記述他的功名官職，最后征引諸家著述論述此人的書法成就及對其鑒賞評論。關文瑛的觀點則“附加按語于后面，以名氏冠之”（《凡例》）。內容上略于記述書法家的身世籍貫、功名官職，以書法家的書法成就和鑒賞評論為記述重點，“或論體法，或溯源流，或記收藏，或述見聞，或事考證而發為題跋，或矜賞鑒而標為品第，然皆主于書跡而書人附見焉”（《書林藻鑒》）。

　　但是關文瑛不僅輯出《皇清書史》中的關于書法家的資料，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勢必做到“語必出前人，事咸依乎典籍”（《按語參考書目一覽》），主要為：

　　一、補闕訂誤。補闕如成哲親王永瑆，在《書史》中作“成邸早師趙董，晚學大歐”。關文瑛補：“嘉慶王戍王年五十始改學歐書。見英和思《福建詩鈔》。”高承爵原作“隸漢軍鑲白旗”，關文瑛按“《盛京通志》以一菴為漢軍鑲黃旗，《奉天通志》同。此作鑲白旗者，以清初本隸鑲白旗，后以文恪公其位貴，遂改為隸漢軍鑲黃旗也。祖尚義從龍入關，有軍功。一庵以蔭得官，頗著循聲，其能書亦見《安徽通志》”。訂誤如履段親王永珹，《書史》作“高宗第六子”，關文瑛按《清史稿》正為“第四子”。再如“著篆字匯者為佟世男，而原文誤為著《冬白堂詞選》之佟世南”。《書錄》中此類例子很多，這使資料更豐富，可靠性高，為研究旗人書法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旁采軼聞、臚陳著述。關文瑛在輯錄時不但增加了旁書中前人對書法家的書法的賞鑒和評價，而且增加了此人的繪畫詩詞文集著作目錄及前人對于此書法家在如繪畫詩文等方面所作成就的評鑒，使人可以全面地看到此人的藝術成就，便于對其進行研究。如在介紹世祖章皇帝時，不但搜尋了《書史》上對世祖書法的資料，而且從《國朝畫徴錄》《八旗畫錄》中輯出前人對世祖的繪畫成就的評鑒。這方面的工作對全面地、公正地評價旗人的藝術成績提供了資料。

　　三、關文瑛自己對于此人藝術成就的評鑒以按語附錄于后，多數評價頗為中肯。如對成德的評價為：“蓋有清初八旗人文，自以容若為首選。”對惠端王綿愉的評價為：“按睿朝諸子，惟惠邸最擅文事，有《愛日齋集》。”就符合成德和綿愉的實際藝術成就。

　　《八旗書錄》作為一部資料匯編也有它的不足之處。首先是關文瑛對于旗人藝術成就的評價雖然多為中肯之言，可是稍嫌在評價時有言過之詞。旗人書法家中雖有著名的人物聞名后世，但是代表清朝書法繪畫詩詞文著名人物中的旗人所占比例畢竟是很小的，所以關文瑛的一些評價似有夸大之詞，而未做到實事求是地評鑒。其次有些征引資料有原出處略有差異。如《八旗書錄》卷上圣祖仁皇帝中有“《池北偶談》曰：‘康熙十九年，御書手卷賜日講起居注諸臣’”。而查《池北偶談》第 106 《御書》原文作：“康熙十九年，以御賜手卷賜日講起居注諸臣。”盡管如此，《八旗書錄》仍不失為一本優秀的輯錄書，尤其在宣揚旗人的藝術成就方面做了突出貢獻，而且他所作的大量工作也對研究旗人書法和旗人文化的學者們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