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八瓊室金石補正》一書作為宋代涪州石魚題刻收錄的“朱子詩”，雖確為朱熹《觀瀾》絕句，但既非宋刻抑或朱子真跡，也不在石魚所在地白鶴梁，而是大約在清代中期才刻于北巖石壁的作品，當地人稱作《北巖題壁》。

　　關鍵詞：《八瓊室金石補正》；石魚題刻；朱熹；《觀瀾》；《北巖題壁》

　　作者簡介：李勝，重慶市墊江縣人，1966年生，涪陵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唐宋文學文獻和區域歷史文化。

一

　　清代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分兩部分共收錄有宋代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題刻一百零七段：一為卷八三（宋二）之“石魚題刻一百段”，一為卷一一二（宋三十一）之“涪州北巖題刻七段”。其中，“石魚題刻一百段”第七十八段標題為《朱子詩》，題下有雙行小字注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四寸，四行，行七八字，字徑四寸余，正書。”詩文如下：“□（耳、少，左右結構）愁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扗）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落款：“晦翁”。①楊殿珣先生在其《石刻題跋索引·詩詞部》中徑稱為“石魚朱子詩”，系年附于“淳祐”②。《全宋詩》卷二三九四在收入朱熹《訓蒙絕句》九十八首時，充分利用了這一石刻史料，不僅用以校勘其中第五十一首《觀瀾》，謂“眇然方寸神明舍”之“然”，“《金石補正》卷八三作‘愁’”③，而且在卷首的編者按語中說：“朱熹訓蒙詩，世人多以為偽。然《宋人集》甲編收有徐經孫《徐文惠存稿》，其卷三《黃季清注朱文公訓蒙詩跋》引熹自序稱：乃病中默誦四書有所思之作。證諸《朱文公文集》卷二已收《困學》等六首，《永樂大典》卷五四一有《中庸》一首，《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三有《觀瀾》真跡一首，足證非偽。……”④，將其作為證明《訓蒙絕句》非為偽作的重要支撐材料。可見，自《金石補正》以來，所謂“石魚朱子詩”一向是被人們看作“《觀瀾》真跡”，即出自朱熹本人手筆的。

　　誠如《全宋詩》編者所言以及束景南、王利民等其他學者對朱熹訓蒙詩所做專門研究得出的結論，筆者同樣相信：《觀瀾》詩等近百首絕句，確系朱熹“為其家塾訓蒙之用而作”⑤，“是一組結合《太極圖》的義理通解四書主要命題的性理詩”，也是“他的理學體系的椎輪”⑥，大約寫就于隆興元年（1163）⑦或者隆興二年(1164)⑧，時朱子年三十四、五，在福建延平（今崇安）。而且，若單就《觀瀾》詩而言，筆者至少還可舉出如下方面的材料和理由以證其真：

　　（一）有朱子自謂曾經有作的多起記載

　　宋代真徳秀在其《西山讀書記》卷十五、《論語集編》卷五中記載：“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于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發之間斷也……因云舊曾作觀瀾閣詞，有曰：因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⑨又，宋代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三十六《論語十八·子在川上曰章》也有“丁巳（1197）所聞”曾道祖（擇之）記錄的朱子語錄：“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⑩此外，相同的記載還見于元代劉壎的《隱居通義》卷一《理學一·論子在川上章》（《四庫全書》本，子部第866冊，第25頁）、明代胡廣的《論語集注大全》卷九（《四庫全書》本，經部第205冊，第176頁）、清代李光地、熊賜履的《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論語七》（《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20冊，第385頁）等。

　　（二）有可靠的早期文本一直流傳

　　宋寶慶紹定年間（1225-1232）陳思編刻、元至正（1341-1368）末陳世隆補刊的《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九《朱子一·性理吟（上）》就收錄有朱熹《觀闌（瀾）》詩：“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盡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⑾而且，按照清代朱彝尊“思所編群賢小集，皆其同時不甚顯貴之人”⑿的看法，是集所收詩歌——包括朱子《觀闌（瀾）》在內應該具有較高的真實可靠性。

　　（三）與組詩中其它詩歌的關聯、互證

　　在《全宋詩》整理本朱熹《訓蒙絕句》九十八首里，第六十三、六十四為《逝者如斯》二首。其一云：“如何物卻能形道，只為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動理，故言逝者可同觀。”其二云：“岷源（原注：朱本作淵流。勝按：注誤，朱本作淵源。見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詩賦·補遺·訓蒙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16冊，第565頁。又，《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九“岷源”作“岷原”，見《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363冊，第675頁。）萬古只如斯，東注（原注：朱本作江。勝按：注誤，朱本亦是“東注”，與《全宋詩》據以錄入的鄭端《朱子學歸》本同，此處毋需出校。又，“注”字作“江”，見于郭齊、尹波點校本《朱熹集》之《外集卷一·詩書》，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冊，第5738頁。）曾無間斷時。后學不因川上嘆，安行體用亦難窺。”⒀這兩首詩，無論詩思涵容還是語氣口吻，均與《觀瀾》詩如出一轍，有著深刻的內在一致性，可以互為證明。

二

　　然而，判定《觀瀾》一詩的著作權歸屬與《八瓊室金石補正》所錄“石魚朱子詩”是否“《觀瀾》真跡”畢竟還不是一回事，即：《觀瀾》詩為朱熹所作并不等于說“石魚朱子詩”便是出自朱熹親筆。恰好相反，筆者在試圖力證其“真”的過程中，找到的卻是一些在相當大程度上足夠判其為偽的否定性材料，茲略述如下：

　　（一）《金石補正》收錄有誤，不足采信

　　陸增祥在《八瓊室金石補正》附錄的《元金石偶存》中曾說：“石魚宋刻百余段，姚彥士始搜拓之。己巳（按：同治八年，1869年）冬，悉數贈予。內有元人題記兩段，……。”⒁據此段文字，結合書中將朱子詩首句“□（耳、少，左右結構）然方寸神明舍”的“然”誤讀為“愁”，而“每向狂瀾觀不足”句之“狂”字可能由于拓片的局部不到位丟脫了一橫，陸氏照錄訛作“扗”即“在”字，感覺不通又無法補正，遂加括弧以示存疑的情況看，陸增祥編入《金石補正》的“石魚朱子詩”僅僅是來自于姚彥士（覲元）所贈“石魚宋刻百余段”拓片，其未曾作過實地考察，亦不了解當時涪陵方志中已有的相關資料（詳下文）顯而易見。所以，經過仔細的考辨類分，陸氏雖然發現了“內有元人題記兩段”，卻始終沒能發現朱子詩刻其實根本不在石魚所在地——白鶴梁這一簡單事實，錯誤地將其歸入“石魚題刻一百段”。這不得不讓人對他把《朱子詩》斷為宋刻的相關結論產生懷疑。而這種懷疑，從當時與姚覲元一同搜集整理石魚文字的錢保塘在《石魚題刻九十八段》編目核抄本“朱子詩”條目下所批的覆校按語：“此在點易洞，近人刻，不足存”⒂，以及光緒三年（1877）姚、錢同撰的《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⒃最終并沒有收錄該詩，而1995年新修的《涪陵市志》經實測將“朱熹詩刻”列入“北巖名勝”（詳下文）等，均可得到證實。

　　（二）涪州方志離奇標題，特意作偽

　　涪州方志，以明季兵燹毀沒之故，今僅存清代以來七種。除最早的一部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董維祺、馮懋柱等纂修的《重慶府涪州志》四卷和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鄒憲章、熊鴻謨等纂修的具有鄉土志性質而“稍異于州志”⒄的《涪乘啟新》三卷之外，其余五部：乾隆五十年（1785）多澤厚、陳于宣等纂修的《涪州志》十二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德恩、石彥恬等纂修的《涪州志》十二卷，同治九年（1870）呂紹衣、王應元等纂修的《重修涪州志》十六卷，民國十七年（1928）劉湘、王鑑清、施紀云等纂修的《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二十七卷，1995年蒲國樹等人新修的《涪陵市志》，在藝文門中均相沿錄選了朱子《觀瀾》一詩，但均標為《北巖題壁》。按題義，北巖“朱熹詩刻”應是由朱子在涪州親自題寫，或在別處受人請托專此題寫、然后由人攜至涪州翻刻的。而且，基于涪州北巖在程朱理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朱熹與北巖人事上的聯系來理解，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十一月，程頤以黨論削籍、“編管”涪州，至元符三年（1100）正月解除管制、移往峽州（今湖北宜昌）“任便居住”，在涪州總共生活了兩年有余。其間，程一直住在長江北岸北巖的普凈院，并在這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周易程氏傳》（或稱《程氏易傳》、《伊川易傳》）⒅，北巖也因此在南宋慶元黨禁以后成為程朱理學的發祥地之一而聞名朝野。以遠續孔孟、近接周程自命的朱熹前往先師遺址瞻仰憑吊、題壁留念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另外，據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文公門人》所列“及門受業四百二十人”，朱子共有宋之源、宋之潤、宋之汪、度正、淵等川籍門人五人。其中和涪州北巖有密切關系的，是重慶府的淵和度正⒆。淵，字亞夫，號蓮塘（一作蕩），涪州人，《朱子語類姓氏》列為“癸丑（紹熙四年，1193年）所聞”⒇，“為《池錄》第二十八卷，……從朱子學于建陽考亭”。〔21〕度正，字周卿，號性善，合州巴川（今重慶市銅梁縣）人，“曾于慶元三年（1197）問學于考亭”。〔22〕二人學歸后都曾主教于涪州北巖書院，傳布發揚理學，深得朱熹器重。由他們出面函請朱熹為北巖書院題寫詩句訓示勉勵，也是可能而且能夠辦到的事情。

　　但是，上述推想并不能得到歷史文獻材料的支持。查考朱子一生行跡，無論是宋代黃榦的《朱文公行狀》（清同治二年<1863>長沙明辨齋刻本）、李方子的《朱文公年譜》（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還是明代何可化的《紫陽朱夫子年譜》（清康熙二年<1663>刻本）、清代朱欽紳的《朱夫子年譜》（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王懋竑的《朱子年譜》（清道光光緒年間<1767-1908>刻本）、褚寅亮的《重訂朱子年譜》（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乃至今人新著如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等等，都沒有他曾經到過巴蜀大地，到過當時四川重慶府轄下的涪州，和他曾經于何時何地為誰題寫過該詩的記載。翻檢有關各方的文集、語錄，如《朱熹集》、《朱子語類》、《性善堂稿》等，特別是其中彼此往復的遺留書札、序跋以及其他人的一些相關信件，如：朱熹的《與亞夫》三書〔23〕、《答度周卿》〔24〕、《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后》〔25〕、《（與）劉德修》〔26〕等，也不見提及此事。而涪州方志，除了前述的五部在藝文門中收錄所謂《北巖題壁》詩，其中一、二并在古跡或石刻等目偶爾提及一下詩名之外，也再找不出關于此詩——特別是其來歷的任何記載，尤似空穴來風，顯得可疑。正如道光《涪州志》凡例所說：“程（頤）黃（庭堅）二夫子為理學名儒，足跡所經，誠堪向往。故既列《職官》，復詳《流寓》，亦高山仰止之意云爾。”〔27〕涪陵方志自乾隆州志開始，即列有涪州“四賢”（程頤、黃庭堅、譙定、尹燉）或“五賢”（“四賢”增入亞夫）的名目，于程、黃諸人謫涪事跡、遺跡如程子“點易洞”、黃庭堅“洗墨池”、尹焞“三畏齋”等等，莫不詳載。連朱門弟子淵，也被奉為“五賢”之一，于古跡、山川、津梁諸目備載與其相關的“夫子坪”、“溪”、“溪堂”、“溪橋”等遺跡。依此類推，亦可反證朱熹與涪州及其北巖詩刻實無牽連。否則，涪州方志必將其列入四賢五賢，為此廣羅張事。

三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既然“石魚朱子詩”不是真跡，那么它又是刻石于何時呢？筆者以為，通過綜合考察朱熹《觀瀾》詩不同傳本的異文情況和涪陵地方志中所錄《北巖題壁》及與之關聯的點滴記載，應該可以推斷出其形成的大致時間。

　　（一）朱熹《觀瀾》一詩的三種不同傳本

　　筆者對朱熹《觀瀾》一詩的傳世文本作了全面清理，得到三種不同傳本。除開上文已經提到的宋元間陳思、陳世隆《兩宋名賢小集》作“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盡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其余兩種均出現在對朱熹詩文進行大規模整理刊刻的清代。一是康熙癸亥年（二十二年，1683）鄭端《朱子學歸》二十三卷，其末卷《詩教·觀瀾》詩作：“□（耳、少，左右結構）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28〕一是雍正庚戌年（八年，1730）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一卷，其《詩賦·補遺·訓蒙詩九十六首·觀瀾》詩作：“□（耳、少，左右結構）焉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此處看。嘗向狂瀾觀至理，只是工夫欲順難。”〔29〕其中，朱本煩瑣割裂，此首與二陳本不同者凡一十一字；而鄭本簡明扼要，此首與二陳本僅異一字，且較前者及二陳本字、義略勝，應是當時《觀瀾》詩最為流行的本子。

　　（二）涪陵北巖“朱熹詩刻”和歷代涪陵地方志中收錄的朱熹《北巖題壁》詩

　　1、今存于涪陵北巖崖壁的“朱熹詩刻”

　　《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錄的石魚朱子詩，至今仍存。1995年新修《涪陵市志》在第二十六篇第四章第二節《北巖題刻》中說：“南宋至民國年間，鉤深堂及北巖崖壁上留下題刻甚多，但由于崖壁砂巖易風化，字跡多漫滅，崖壁現存題刻和有痕跡可辨者70余幅……可辨、可定為宋代題刻的有7幅”。其中“朱熹詩刻”（勝按：此處判為宋刻有誤，詳下文）：“85（幅寬）×142（高）厘米。行楷，4行。正文：‘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落款：‘晦翁’。”〔30〕，無標題。如前所述，由于北巖崖壁為比較粗糙的砂石，又年久風化形成不少凹點，致使詩刻中個別“﹑”劃漫漶尤甚，極難察辨。從重慶市涪陵區政府公眾信息網上最新發布的詩刻圖片〔31〕來看，“眇然”應是“渺然”，二者此處同義。

　　2、涪陵地方志中收錄的朱熹《北巖題壁》詩

　　乾隆《涪州志》卷十一《詩選》、道光《涪州志》卷十一《藝文志·詩選》、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五《藝文志·古今體詩》、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卷二十二《藝文志四·詩選一》、新修《涪陵市志》第二十五篇第七章《藝文一·詩歌》〔32〕收錄的朱熹《北巖題壁》（《觀瀾》）詩為：“渺（勝按：道光、同治《重修涪州志》異作‘□（氵、耳、少，左中右結構）’）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勝按：道光《涪州志》作‘恰’）如有本出無窮”。

　　（三）歷代涪陵地方志中與《北巖題壁》（《觀瀾》）有關的記載

　　1、道光《涪州志》卷一《古跡》“點易洞”條：“北巖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滴露研朱注《易》于內。前牧張晴湖傍壁為樓，顏曰‘觀瀾’。”卷十一《詩選》張師范《北巖十詠·觀瀾閣》（題下雙行小字原注：閣峙巖顛，俯視一切。）：“杰閣挐云據上遊，魚龍噓沫互沉浮。聒天崩浪轟霹靂，漾日輕漪狎鷺鷗。驚喜世途翻局異，觀摩物理至虛侔。棹謳朝暮響空際，捲起瀾光澹若秋。”又，陳昉（字午垣）《涪陵北巖十景》詩序：“涪陵北山之陽有巖焉，曰北巖……（碧云）亭之西曰觀瀾閣。高□（石、尊，左右結構）峭壁，俯瞰長流。每登閣曠覽間，令人有河伯之嘆。故晦翁題壁句云：‘每向狂瀾觀不足，恰如有本出無窮’。閣之得名殆亦以此……”，以及其中《觀瀾閣》詩：“峻閣崢嶸氣象超，下臨無地上干宵。開軒風雨來松壑，到眼波瀾學海潮。坐對南山依漢案，依憑北斗望星軺。晦翁獨有澄觀意，高詠于今未寂寥。”

　　2、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人物志·文苑》“賈元”條：“字長卿，涪州人。有文學，凡使蜀還京者，必問曰‘得賈先生文章否’。題《觀瀾閣歌》，撰《文廟御碑亭記》，鄉人重之。”小字注：“見《通志》及《蜀中著作記》”〔33〕。

　　3、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跡》“北巖”條：“州城大江之北，上有注易洞，為宋程伊川先生謫涪時注《易》之所，又有三畏齋及尹子讀書處、黃涪翁洗墨池。巖壁多宋以來名人留題，多漫滅不可識，惟山谷書‘鉤深堂’與朱子七絕一首刻石尚存。”〔34〕

　　4、新修《涪陵市志》第二十六篇之《北巖名勝》“觀瀾閣”：“在點易洞前，首建于元代。以朱熹《北巖題壁》詩意命名。閣名為元代文史學家、涪州人賈長卿題寫，并作《觀瀾閣歌》(原注：已佚)。閣之上有‘江天獨坐軒’，僅容坐一人。閣軒前臨懸巖峭壁，可俯瞰長江波瀾。”〔35〕

　　上述材料，可以據以進行如下的分析并得出相應結論：

　　第一，《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錄的石魚“朱子詩”即今存于涪陵北巖崖壁的“朱熹詩刻”，在字句、內容上與清代鄭端《朱子學歸》中的《觀瀾》一詩都是完全一致的（按：□（耳、少，左右結構）、眇、渺三字此中為異體字）。由此，可以得出“詩刻”出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本編成之后的結論。

　　第二，從涪陵地方志收錄《觀瀾》一詩均標為《北巖題壁》來看，應該是先有該詩的題壁，然后才有方志的收錄。方志的收錄以乾隆州志為最早，卻不見于此前的康熙州志。由此，又可進一步大致得出“詩刻”的形成在這兩部州志的纂修之間，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的結論。

　　第三，按道光州志所記，觀瀾閣為前州守張師范首建，以當時北巖崖壁已有的“朱熹詩刻”——《觀瀾》絕句詩意命名，并與點易洞、碧云亭、致遠亭等共同形成了“北巖十景”。而張師范之守涪州，又可從后來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國朝秩官》“張師范”條、卷十四《藝文志·散體文》所收陳廷璠《州牧晴湖張公祠碑記》得知其詳：張公字晴湖，陽湖（今江蘇武進）人。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除知涪州，二十二年丁丑（1817）以年逾七旬、多疾體衰解組還鄉。任內悉心賑濟，興辦義學，曾重修尹焞三畏齋、程頤點易洞等〔36〕。據此，觀瀾閣之建當在嘉慶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11-1817）之間，這與康熙州志既無題壁詩亦不載觀瀾閣、乾隆州志有題壁詩仍無觀瀾閣記載的情況正相吻合。

　　第四，民國《續修涪州志》說，北巖“巖壁多宋以來名人留題，多漫滅不可識，惟山谷書‘鉤深堂’與朱子七絕一首刻石尚存”。其中，“朱子七絕”并未稱“朱子書”，而山谷辭世時朱子尚未出生。因此，“山谷書‘鉤深堂’與朱子七絕一首刻石”只能理解為朱子七絕不署書刻人。又，考《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在《涪翁題名》“元符庚辰涪翁來”（題下雙行小字原注：正書，徑二寸，凡三行，行三字。）下所系按語：“《輿地紀勝》：紹圣丁丑（1097），伊川先生來涪于北巖普靜院辟堂傳《易》，閱再歲而成。元符庚辰（1100），徙夷陵。會太史黃公自涪移戎，過其堂，因榜曰‘鉤深堂’。按，此題名七字蓋同時所書也。”〔37〕、民國《續修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跡》“鉤深堂”條：“宋程伊川謫涪，即舊普靜院辟堂，黃山谷為題‘鉤深堂’……光緒壬寅（二十八年，1902），改為師范中學堂，‘鉤深堂’三字移刻于巖石”。〔38〕北巖巖壁“鉤深堂”三字雖確為黃山谷原書，但是晚近移刻。“朱子七絕”能夠與之僅存，表明其鐫刻時間亦不久遠。

　　第五，查《蜀中著作記》，確有涪州當地人賈元曾經“題《觀瀾閣歌》”〔39〕，同治《重修涪州志》記錄如實。但該作既已不存，又找不出其它任何相關的記載，何況依孔子泗水觀瀾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孟子.盡心上》）的圣訓和朱子《觀瀾》絕句詩意建修觀瀾閣并為之題詩撰記在全國各地蔚為風氣，古已有之：宋元祐八年（1093），福建武夷山真隱峰下曾建觀瀾閣（《福建通志》卷六十三）；宋崇寧間（1101-1106），孫喬年在江西也建過觀瀾閣（《江西通志》卷四十一）；今江蘇省鎮江市焦山，還有清代作為乾隆皇帝南巡時逗留的行宮的觀瀾閣。至于寫觀瀾閣的文學作品，單宋代就有胡寅(1098-1156)的《觀瀾閣記》（《斐然集》卷二十一）、周必大（1126-1204）的《寄題新居羅長卿觀瀾閣蘭堂二首》（《周益文忠公集》卷七）、項安世（1129-1208）的七律《觀瀾閣》（《平庵悔稿》卷五）等。所以，新修《涪陵市志》僅憑同治州志一句“題《觀瀾閣歌》”的記載，就生發出涪州觀瀾閣建自元代，賈元題寫閣名等等，是頗為牽強的。即便事實果真如此，最多也只能說明那時曾經依照《觀瀾》絕句詩意等命名建造過觀瀾閣，和“朱熹詩刻”、《北巖題壁》沒有直接關系。

　　綜上所述，《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錄的宋代石魚朱子詩，即涪陵地方志中所謂《北巖題壁》者，實清代中期無名氏取美前賢文字，附會于鄉里風物之作。其雖確為朱熹《觀瀾》絕句，但既非宋刻，亦與石魚無關，更不是朱子的真跡。不過，在今天看來，它畢竟是二百多年前的文物，荷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信息，仍然是值得我們寶貴和珍惜的。

注釋：

①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吳興劉氏古稀樓斷句縮印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頁。

②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472頁。勝按：“淳祐”為1241—1253年，時朱子已卒（慶元六年，1200年）數十載，由此或可推斷楊氏雖然仍以“石魚朱子詩”為宋刻，并不認為是朱子親筆，即真跡。

③《全宋詩》，傅璇琮等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冊，第27677頁。勝按：“眇”、“□（耳、少，左右結構）”異體；“愁”，當為“然”字手寫誤讀。

④《全宋詩》，傅璇琮等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冊，第27671頁。勝按：徐經孫《黃季清注朱文公訓蒙詩跋》，亦見《矩山存稿》卷三，《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181冊，第31－32頁。

⑤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

⑥王利民《從〈訓蒙絕句〉看朱子學的發生過程》，南京：《南京化工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70頁。

⑦同注⑤。

⑧王利民《〈朱熹集·訓蒙絕句〉辨正》，南京：《江海學刊》，1999年第6期，第20頁。

⑨真徳秀《西山讀書記》，《四庫全書》本，子部第705冊，第444－445頁；真徳秀《論語集編》，《四庫全書》本，經部第200冊，第165頁。

⑩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00冊，第809頁。

⑾陳思、陳世隆《兩宋名賢小集》，《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363冊，第673－674頁。

⑿朱彝尊《兩宋名賢小集·跋》，《四庫全書》本，集部第1362冊，第329頁。

⒀《全宋詩》，傅璇琮等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冊，第27678頁。

⒁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吳興劉氏古稀樓斷句縮印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65頁。

⒂錢保塘《石魚題刻九十八段》，《涪州石魚題刻》，《石刻史料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冊，第325頁。

⒃姚覲元、錢保塘《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涪州石魚題刻》，《石刻史料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冊，第330－352頁。

⒄《涪乘啟新》卷首《編輯大意》，涪陵：涪陵小學堂光緒乙巳（1905年）刊本。

⒅盧連章《二程學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3頁；徐洪興《曠世大儒——二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頁。

⒆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16冊，第441頁。

⒇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庫全書》本，史部第700冊，第13頁。

〔21〕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頁。

〔22〕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頁。

〔23〕《朱熹集》卷六三，郭齊、尹波點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冊，第3289－3291頁。

〔24〕《朱熹集》卷六十，郭齊、尹波點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冊，第3116頁。

〔25〕《朱熹集》卷八四，郭齊、尹波點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冊，第4318－4319頁。

〔26〕《朱熹集》別集卷一，郭齊、尹波點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冊，第5357－5358頁。

〔27〕道光《涪州志》卷首，涪陵：涪州州署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28〕鄭端《朱子學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子部第21冊，第641頁；又，《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五年（1986>）版，第22冊，第393頁。

〔29〕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16冊，第567－568頁。

〔30〕《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8頁。

〔31〕參看網頁：http://www.fl.gov.cn/xwlr.asp?newid=2&mlm=57&mxh=9492（2005-3-31）。

〔32〕《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5頁。

〔33〕同治《重修涪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影印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6冊，第572頁。

〔34〕民國《涪陵縣續修涪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影印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7冊，第17頁。

〔35〕《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8－1409頁。

〔36〕詳參同治《重修涪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影印本，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6冊，第503、669頁。

〔37〕姚覲元、錢保塘《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石刻史料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冊，第334頁。
〔38〕同注〔34〕。

〔39〕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第九·賈先生集》，《四庫全書》本，史部第592冊，第6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