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徽商從商經營之余，以各種方式來消遣余暇。其休閑生活，或怡養情性，或注重品位，或顯示風雅，或追求風流，或夸示豪富，等等。這些體現了明清時期士商交融、雅俗合流的趨勢和特色。

　　關鍵詞：明清；徽商；休閑生活

　　作者簡介：秦宗才，男，1974年生，安徽繁昌人，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中國古代史2005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史。

　　直到現代社會，隨著人們生活質量和品位不斷提高，“休閑”作為一個時髦的詞才出現。但休閑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歷史上長期以來卻是一種客觀存在。本文所談的明清徽商休閑生活，是指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之余暇時的休息和娛樂生活。當然由于受社會生產力水平和歷史時代意識決定，他們崇尚的休閑與我們現代的休閑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立場去看待他們。明清時期的徽商，作為我國傳統儒商的典型，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因而對于自身的休閑生活很注重品位，使他們擺脫了傳統商人崇拜“孔方兄”、惟利是圖的俗氣。有時固然有附庸風雅之嫌，但這畢竟體現了他們的價值取向和當時商人的社會心理。同時，因為他們的活動有雄厚的物質經濟作為基礎，故而其休閑活動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風氣的變化。本文擬就明清徽商的休閑生活及其對當時的社會的影響作些探討。

一、明清徽商的休閑生活

　　明清徽商的休閑生活豐富多彩，以下僅羅列較普遍性或較有影響的活動：

　　1．讀書交友

　　讀書是徽州地區的優秀傳統，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現之一。“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讀書，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強了他們經營能力，促使徽商儒賈結合。交友是儒家所提倡的為人處世方式之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成為徽商交友的座右銘。交友，使徽商不斷擴大交際圈，為徽商帶來了信息和客源，也體現了徽商作為儒商的處世風范。以下試舉數例分別說明之。閑暇以讀書為好，如歙商凌順雷“雅嗜經史，嘗置別業，暇則披覽于其中，叫諸子以讀書為首務。”[1]（卷4）其自身不但勤于讀書，且督促諸子“以讀書為首務”，可見其讀書之好。徽商程魚門（名晉芳），治鹽于淮，“時兩淮殷富，程尤豪侈，多蓄聲伎狗馬。”而晉芳卻是“鬧市收聲歸闃寂，虛堂斂抱對寒清”，“獨愔愔好學，服行儒業，罄其貲以購書，庋閣之富，至五萬卷，論一時藏書者莫不首屈一指。”此外，程公又“好交游，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討論世故，商量舊學。……”[2]（第20冊）被當時名士袁枚稱為淮南程氏四詩人之一。又如婺源人董邦直，兄弟五人，起初都學儒業，后由于“食指日繁”，乃“奉父命就商”。經商之余，“仍理舊業，出必攜書盈篋”。又好交友，“經紀三十余年，……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時相往還”。“稍暇，手一編不撤。喜歌詩，兼工詞，著有《停舸詩集》四卷，《小頻伽詞集》三集”。為時人所稱道。其友唐邑侯“額以‘才優學贍’”，雨艽徐御史贈以“藝苑清芬”。[3]（卷29）在讀書交友過程中，徽商更領悟到經商之道。讀書利于交友，交友更促進讀書，讀書交友促使徽商完善經營。讀書、交友與經營三者在徽商身上得到了統一。讀書交友便成為眾多徽商所崇尚的休閑活動之一。

　　2．寄情山水

　　明清時期徽商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經商之余，名山大川便是他們駐足流連之處，觸景生情時，少不了還會題詩書懷。如歙商鄭孔曼（字子長），“少而游吳，中歲游梁楚，晚棲遲舊京，凡三徙，而所在賢豪長者爭識子長。子長雖游于賈，然峨冠長劍，袖然儒服，所至挾詩囊，從賓客登臨嘯詠，悠然若忘世慮者。著騷選近體詩若干首，若《吊屈子賦》、《岳陽回雁》、《君山吹臺》諸作皆有古意，稱詩人矣。”[4]（《明故徠松鄭處士墓志銘》）又明成化嘉靖間歙商黃長壽（號望云），其妻鄭氏脫簪珥資其商于齊魯間，黃“嘗登泰岳，見白云起東南，輒感而泣，濟寧李侍御作望云詩解之，因自號云移……”，“與友人登高吊古，終日徜徉，不以世故攖其心。所著有《望云文稿》……”[5]（卷9）像鄭子長、黃長壽這樣既能經商又能詩文的徽商不在少數。黟商胡春帆承先業出入江湖，“舟車往返，必載書篋自隨。每遇山水名勝之區，或吟詩，或作畫”，“饒有雅人深致，與庸俗市儈不類”。[6]（卷5）正是由于他們具有詩人般的情懷，所以每到一處，經營之余，或登高望遠，或游湖蕩水，體味儒士般的風雅。五岳名山有他們的足跡，西子湖畔有他們的身影，秦淮河岸有他們的唱和。在這山水之間，他們忘卻了世間對商人的歧視，感受著自然之美，“暢” ①意抒懷，體味人生的價值和生活的樂趣，其境界非旁人所能領會。于是乎流連山水怡情養性就成為徽商津津樂道甚至欣然神往的余暇活動。

　　3．詩文酒會

　　明代興起講學聚會風氣，鄧子琴先生言：“明嘉隆后，講學盛行，農工商賈，雜然并至。知識漸啟，聚會既頻，則對于政治暴力之反抗亦自然之趨勢也。”[7]（講學風氣下之民氣）在此風氣之下，擁有雄厚財力的徽商自然不甘落后，經商之余，舉辦各種聚會。不過，他們聚會并非如鄧先生所言的“對于政治暴力之反抗”，其目的或延請官府，或聯誼同鄉，或結納名士，彼此吟詩唱和，擺出一副風雅之勢。延請官府，便于其經營；聯誼同鄉，利于其建立市場網絡；結納名士，可提高其聲名。如清名士袁枚《隨園詩話》稱：“淮南程氏，雖業禺筴甚富，而前后有四詩人。一風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橋，名夢星；一魚門，名晉芳。”[8]（卷3）袁枚是清代文壇泰斗，受他稱贊，聲名自然就不同凡響。如此名利雙收，徽商何樂而不為？關于徽商參與聚會活動的記載屢現于文人筆記和方志中。如《歙縣志》記載歙商方士庹，“聚族之商于揚者”，“與諸名流結社韓江吟社，著有《西疇詩抄》四卷、《新安竹枝詞》一卷。”[9]（卷9）文人筆記如《揚州畫舫錄》、《歙事閑譚》中記載尤以為多。《揚州畫舫錄》載歙商鄭氏居揚州修建影園，“延名碩賦詩飲酒無虛日。崇禎癸未，園放黃牡丹一枝，大會詞人賦詩，且征詩江楚間，糊名易書，評定甲乙，第一以黃金二觥鐫黃牡丹狀元字贈之。一時傳為盛事。”[10]（卷8）揚州是明清時期徽商的聚集地，可說是徽商的第二故鄉。詩文酒會最盛行于揚州，尤以徽商主辦的最出名。清代文人李斗言：“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至會期，于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會，酒肴俱極珍美。”“一日共詩成矣，請聽曲，邀至一廳甚舊，有綠琉璃四。又選老樂工四人至，均沒齒禿發，約八九十歲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間命啟屏門，門啟則后二進皆樓，紅燈千盞，男女樂各一部，俱十五六歲妙年也。”“詩牌以象牙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數十字或百余字，湊集成詩，最難工妙。”[10]（卷8）如此形成一定的規制，可見詩文酒會舉行之盛之繁。

　　4．聚古斂藏

　　受社會風氣尤其文人嗜古之風的影響，經商致富的徽商，往往也喜歡收藏古董和名人字畫。明末徽商兼書畫鑒賞家吳其貞言：“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時得甚多。其風開于汪司馬兄弟，行于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繼之。余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林程氏，以得皆為海內名器。”[11]“古玩之有無”居然成為區分“雅俗”之標準，足見徽商收藏風氣之盛。關于徽商收藏古董字畫的記載不勝枚舉，如歙商黃長壽，商于齊魯間，“性喜蓄書，每令諸子講習加訂正，尤嗜考古跡，藏墨妙。”[5]（卷9）茶商朱文熾“生平雅愛彝鼎及金石文字，積盈箱篋”。[12]（卷33）明歙商吳伯舉，賈于揚州，“博古重購商周彝鼎及晉唐以下圖書，即有奇，千金勿恤。”[13]（卷15）祁門商馬曰琯，“好學博古，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與其弟修建的園林小玲瓏山館，精美別致冠于揚州，內收藏書籍字畫豐富甲于海內，“所與游皆當世名家，四方之士過之，設館授餐，終身無倦色”。[10]（卷4）徽商常邀文人士客共同品題書畫賞鑒古藏，如著名書畫家收藏家黃賓虹之父黃定華，業布于浙江金華，家藏古書字畫。其好友倪易甫善書畫精畫理，常至黃家觀賞古書畫。每當他們品題書畫之時，少年黃賓虹總侍立一旁細聽倪翁論畫。倪翁“作畫當如作字法，應筆筆分明，方不致為畫匠”的教誨，幾乎影響了黃賓虹一生的臨摹和創作。有的徽商本人就是古董字畫的鑒別家。如前所提及的吳其貞，又如歙商程邃，“博學工詩文，精金石篆刻鑒別古書畫及銅玉器，家藏亦夥”。 [10]（卷10）歙人吳杜邨，先世在揚州以鹽筴為業，家道殷富。“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后奏進。”可以說是賞鑒界之權威了。其“家有顏魯公《竹山聊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摹詰《輞川圖》，貫休《十八應真像》，皆世間稀有之寶。”[14]（耆舊）嘉慶丁卯年，粵東李載園太守至吳門拜訪錢泳，隨身攜帶杜甫《贈衛八處士》詩墨跡卷。恰好杜邨亦至，并帶有顏魯公《竹山書堂聯句詩》真跡。錢泳于是邀請二人持墨跡至虎邱懷杜閣共同觀看，并笑說：“顏、杜生于同時，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兩公真跡聚于一堂，實吾三人作介紹也。”[14]（收藏）可謂一段佳話。徽商喜好收藏，究其心理，或本性愛好，或異貨奇居，或裝儒飾雅，或夸富示闊，雅俗兼而有之。

　　5．品茗賞劇

　　徽州乃產茶區，“嶺頭高土時聞味，古寺僧寒競品茶。”（休寧李應光為松蘿茶詩）飲茶之風極盛。明清時期，徽商經營的茶館茶樓遍及全國各地，而茶館茶樓往往是徽商休閑聚會聊天的場所，在這里，徽商一邊品茶，一邊交流，不知不覺中各地的商業信息便掌握在手中。有的茶館茶樓或設有說書的，或請戲班演戲，以增氣氛。徽俗有搭臺演戲之風，據文獻載：“萬歷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共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繒彩竟斗迷離美觀也。近來此風漸減，然游燈猶有臺戲，以綢紗糊人馬皆能舞斗，較為奪目。邑東隆阜戴姓更甚。戲場奇巧壯麗，人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遺也。”[15]（卷７）由此之俗，于是聽書看戲又成為徽商業余愛好。徽商中財雄勢大者，還每每擁有私人戲班，稱為“內班”。他們把四方名角聘入“內班”，“演戲一出，贈以千金”。[10]（卷5）如乾隆時兩淮八大鹽商之一汪石公者，其婦人稱“ 汪太太”，巾幗不讓須眉，名重揚城。其“家蓄優伶，嘗演劇自遣。揚城每值燈節，兒童輒作花鼓龍燈之戲，太太莫不招入，而人亦以樂得太太賞賜，爭趨之。”[2]（第24冊）徽商江春有春臺、德音兩個戲班。雖有擺闊之嫌，但足見觀賞戲劇是徽商消遣嗜好之一。

　　6．狎妓游樂

　　有一首新安竹枝詞道：“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發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8]（第７冊載方士庹《新安竹枝詞》）描寫徽商常年在外經商難得回家的情形。又據民國《歙縣志》載：“邑俗重商。商必遠出，出恒數載一歸，亦時有久客不歸者，新婚之別，習為故常。”[9]（卷１）商人重利輕別離，數年甚至數十年不歸，“徽州富甲江南，……土著或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其父。”[16](卷17)“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孤獨，“空對孤燈帶影殘”的寂寞，使得常年在外的徽商走向了寂寞情感的宣泄地帶——青樓游樂場所。

　　明清時期，青樓業以揚州為盛。揚州是富商大賈的集中地，其中以徽商為多。揚州青樓業之所以繁榮，商人可說是個重要因素。文獻記載：“揚州清明……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斗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眚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17](卷5)其他徽商集中的城市也類似揚州，如南京，“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有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征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18](卷3)場面之盛，人雖未至，已羨耳目。徽商汪海“既艾，日從諸俠少游，近聲伎、博奕，終日無倦。少年造出，終謝不支。年始及耆，復出而游吳越，日置高會，召諸故人為平原歡，踰月而歸。”[13](卷55)凡此等等足以表明狎妓游樂是某些徽商余暇之時留連忘返的活動。

　　7．其它休閑之樂

　　徽商還好斗蟋蟀之樂，如《揚州畫舫錄》載：“（揚州）北郊蟋蟀，大于他處。土人有鳴秋者，善豢養，識草性，著《相蟲譜》，題曰‘鳴氏純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10](卷1)鳴秋靠傳授徽商飼養蟋蟀技術而發財致富，可見揚州徽商對斗蟋蟀之好。其它諸如琴、棋、書、畫、牌、花草之樂，徽商所好也不乏其人，茲不詳述。

二、明清徽商休閑生活的特點

　　社會生活習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時代社會特征。徽商的休閑生活正反映了明清時期商人階層生活特征之一——雅俗結合。徽商休閑生活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凸顯商人之本色，追求儒士之風雅。

　　1．凸顯商人之本色

　　徽商的社會角色定位畢竟是封建商人，因而其休閑生活還是以體現封建商人本色為前提。首先，徽商的休閑生活一般是建立在商業經濟基礎之上的。作為商人，徽商一切活動無不受其經營活動影響，故而休閑活動往往是伴隨其經營活動并起輔助之作用。就讀書來說，固然有追求士人生活的時尚傾向，但更多徽商是通過讀書提高自身理性認識，并從中吸收和領悟經營之道。休寧商人王太學，起初“家計僅粗足，勤營什一狹”，“奇贏小術詎其不能自我力致為。”于是“再發貨殖傳讀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營心計，鑿空自師，大辟奧堂，創所未有。”象王太學類的徽商可謂舉不勝舉。再就交友來說，一方面有助于商人商品聲譽的提高和影響的擴大，再一方面便于市場信息交流。《歙事閑譚》有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問題，文載：歙商鮑士臣某日拾遺金交主人以歸還失主，失主拜謝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處贊揚他。“其后納交者日眾，或貸金于先生而薄其子錢，先生始得時貨之有無，興販四方。四方之人，聞先生至，爭先鬻其貨。”[19](卷21)此外，某些徽商出于奇貨可居之目的而聚古斂藏，這更凸顯了商人之本色。其次，徽商休閑生活也反映了明清商人價值觀的整合，體現了士商合流的發展趨勢。從傳統儒學發展史進程來看，儒學價值觀經歷了兩宋義理與功利的對立到明清經世實學的義利合一的轉換。這種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轉換，引發了明清商人價值觀的轉變，他們認為士商異術而同志、公私義利并重、賈儒相通。出于這種新型商人價值觀，徽商的休閑生活也就逐漸由“利”向“名”發生傾斜，追求一種“名”“利”相交融的生活形態。徽商不惜巨資舉辦詩文酒會以及慷慨解囊贊助文人等活動就是明證。再次，作為封建商人，徽商經營致富后，往往開始追求個人享樂，其封建腐朽性墮落性暴露無遺。這在徽商夸富示闊和尋歡狎妓上得到充分體現。最后，在我國封建社會，商人地位低下。這種社會地位在徽商內心深處產生自卑心理。這種自卑心理促使他們去追求儒雅的高品位的生活，試圖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來提高自身的地位。這在下文詳述。總之，從整體上來看，徽商在休閑生活追求上，無論是張揚金錢的魅力，還是掩飾心理上的卑賤，亦或是提高自身素養，無不體現了商人的角色地位。即使是徽商休閑生活的“儒士化”，也正從側面表明商人學會了用更高明的生活方式來掩飾自己。不過，這恰恰體現了他們思想價值觀念的發展和進步。

　　2．追求儒士之風雅

　　在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以“四民（士、農、工、商）”觀劃分社會階層，士排在四民之首，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生活儒雅，令人崇拜。而商人則在四民之末，地位低下，倍受歧視。雖然到封建社會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在現實中，商人地位逐漸提高，但在人們思想觀念上，“四民”觀卻沒有得到多少改變（雖然在社會思想界也出現了諸如“士商異途而同志”之類的說法，但其影響不大。更被正統思想者視為異端而加以排斥）。商人職業自卑感依然很強烈。如明朝歙商汪才生告誡其子“毋效賈豎子”。[20](卷78)清朝婺源商人汪庭梅致富后說自己“以商賈自穢。”[21](卷58)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這種自卑感使他們渴望擺脫自身低下境況。由此，崇拜士人生活，追求風雅品位，獲得精神上的平衡，基本上是商人階層的普遍意識。徽州地區重儒傳統，更有不少因生活所迫由儒入商者，因而在徽商中崇儒意識更為突出。“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經商謀利，但經商謀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價值追求，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業儒入仕才是他們的終極關懷。”[22]（P134）于是士人的生活方式也無疑成為徽商學習和模仿的目標。這我們從徽商教育子弟的言論中可看出，如明休寧商人程封，早年棄儒業賈，歷經艱辛終于致富，彌留之際告誡三子：“吾業中廢，碌碌無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潛為人，今已矣。爾向仁（長子）、向學（次子）業已受經，即向策（三子）幼沖，他日必使之就學。凡吾所汲汲者，第欲爾曹明經修行庶幾古人。”[13](卷61)類似言語在徽商家訓族譜中屢見不鮮。閑暇時，讀書作文以自娛，流連山水以怡情，結交官紳以為榮，品評書畫以為尚，標榜忠孝節義為人生準則，所有這些無不體現了徽商追求儒士風雅以獲心理平衡之特點。

　　徽商追求儒士之風雅還可以從聚古斂藏上得以驗證。明清時期尤其清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而加強思想控制，士人為避其害而躲入故紙堆、遺跡遺物中去考證歷史，從而興起一股復古之風。“漢族文人不滿清政府的文化鉗制政策，維護現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壓迫和欺凌，同時出于對明政權覆亡的反思，許多人認為禍根在于明末對傳統文化的反叛。鑒于此，清人有一種明顯的向傳統復歸的心理態勢，這種心理與當時整個時代環境相匯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復古潮流，文化風氣由明末趨新陡然一變為尚故。”[23]（P263）由此，自宋代開考古之端，歷經元明，至清民間聚古斂藏之風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種風格，或古樸，或典雅，或斑斕，只要來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睞和崇拜。”[23]（P 264）賞鑒古藏也就成為文人風雅生活的一個方面。此風自然也波及經濟實力雄厚的徽商。一些徽商不恤千金購古董字畫以裝潢門面，甚至邀請文人學者共同賞鑒品評以弄風飾雅，這可算是某些徽商追求風雅方面的又一特寫吧。

三、徽商休閑活動之影響

　　徽商的休閑活動對自身對社會的影響，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這需要我們對其有個正確的認識。

　　首先，有助于商業經營

　　徽商余暇之際，博覽群書，提高其文化知識水平，同時也客觀上增強了他的市場經營認識能力和思辨能力。同治時期黟縣商人舒遵剛，“讀書服膺義利之辨，力矯市駔積習”。他說：“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并設喻說：“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流也。……圣人言：‘以義為利’。又言：‘見義不為，無勇。’則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大道也。”[6](卷六上)其“錢泉論”可說涉及到了貨幣流通的本質。廣泛交友，擴大交際圈，尤其與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對徽商的市場競爭和經營擴大以及信息來源無疑有重要作用。去茶館茶樓聚會品茶聊天，有助于徽商掌握信息和把握市場行情。凡此等等都有助于徽商的商業經營。

　　其次，打造了商人新形象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商人都是不識詩書、只知逐蠅頭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讀書喜交友，喜好琴棋書畫，精通音律，談史論詩，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學籌算，余閑恒坐書城”，長久以往，其見識風度自是過人。他曾手書諭其子說：“為學當修養身心，藝術為次。畀以《陽明先生全集》，謂讀此即知即行，實痹世用。”名儒潘文熊聞說佩服萬分：“若翁具此見解，非讀書有得者不能道。”[24](卷14)在此商人已具備了儒者的遠見卓識，怎能教人等閑視之！明清時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詩錄，喜好收藏交友，聚會品題書畫，“歙縣自宋、元、明訖咸、同之亂，以居萬山之中，藏書籍字畫古今名跡，勝于江浙諸省，風俗以經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與同人博士交游，文藝亦有根柢。”[25]（P74）這在中國商人史上是較少見的。徽商賈而好儒，提倡“義利并重”、“以義為利”、“誠信為本”等經營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再次，提高了商人地位

　　徽商好儒，重視教育，積極靠近官府，特別徽商子弟科舉入仕，擴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場上的影響，從而使商人社會地位得以不斷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紛紛經商，這樣官商逐漸一體化。余英時先生說：“明清時期‘棄儒就賈’的普遍趨勢造就了大批士人沉滯在商人階層的現象。”[26]（P540）這些都為徽商交游封建官紳打開了方便之門。王世華先生說：“士商之間的傳統等級分野被打破了，出現了士商交往的新現象，為長江文化帶來了新的氣息。在很多徽商那里，談笑有鴻儒，往來多縉紳。”[27]這也從側面說明商人的社會地位在明清時期得到較大的提高。同時，徽商積極地與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擴大了商人在社會上的影響。不過，官商一體、士商合流卻促進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最終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第四，促進了文化發展

　　不少徽商經營之余著書立說，為商人辯護，傳播經商理念和經營之道，促進了商業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明清時期出現了商人書，如徽商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明人陶承慶的《商程一覽》、清陳其的《天下路程》、賴盛遠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覽》等，成為商人遠行和經營指南。徽商愛好字畫，常以重金收購。正因如此明清不少書畫家就以賣字畫來謀生。如揚州八怪之一高翔死后，其好友徽商馬曰琯作《哭高西唐》詩，其中幾句曰：“垂髫交契失高賢，傲岸夷猶七十年。白祫慣傾花嶼酒，青山只取研田錢。兩家老屋常相望，一樣華顛劇可憐。”[28]（P102）詩中反映了高翔以賣畫維持清貧生活景況，不難想象其在世時，馬曰琯是如何授金相助。其他如鄭板橋、汪士慎等都曾居揚州以賣畫為生，而且與徽商聯系密切。[29] 可見，若沒有商人尤其徽商收購收藏，在“黃金妄掌人榮辱”的時代，書畫家們的創作活動很難說能維持下去。有充足的理由說，徽商愛好和收購古董字畫，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金石學和書畫業的繁榮和發展。徽商愛好戲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戲劇的發展和傳播。“（明清時期的揚州）文化藝術活動十分活躍。如公、私詩文宴集的頻繁舉行，園林館閣的競相建造，字畫古董的搜羅收集，戲曲音樂的風靡盛行，書籍碑帖的刻板印刷，以及手工工藝品的精工制作等等，都在全國名列前茅。這種狀況的出現，主要是由于一些富商大賈為了他們的享樂，也為了附庸風雅，不惜金錢來辦這些事業。”[28]（P2）此言雖是泛指一般商人，但明清時期徽商在揚州商界可說是占了半壁江山，故其對揚州文化藝術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

　　第五，助長了奢侈之風

　　雍正帝說：“……而奢靡之習莫甚于商人。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伎樂，恒午酣歌；宴會戲游，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為甚。”[30]（雜記）徽商花費大量金錢于狎妓游樂之上，卻客觀上促進了青樓文化的繁榮，徽商肯花錢于狎妓上，青樓經營者便投其所好，利用徽商附庸風雅的心理，大量培養藝伎，教之以詩書禮儀和琴棋書畫，以供徽商消遣享樂。“正是在徽州鹽商的刺激下，揚州青樓文化發展并繁榮起來。”[27]也從而助長了社會上的奢靡之風，在徽商“ 俳優伎樂，恒舞酣歌；宴會戲游，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生活之風影響下，富家子弟追風逐俗，生活趨向奢靡。一首揚州竹枝詞唱道：“誰家年少好兒郎，岸上青驄水上航。猶恐千金揮不去，又抬飛轎學鹽商”。徽商花費大量金錢于詩酒宴會、排場賞戲，尤其徽商狎妓不惜花費大量金錢，甚至于傾家蕩產。這無疑耗費了徽商的經營資本。影響了商業擴大再生產。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閑生活所造成的消極影響。當然，這部分商人一般限于少數暴富的大商人。一般中小商人還是能堅持節儉的。

結語

　　休閑生活，它反映一個社會的風尚，受當時社會生產力和人們的審美觀影響；反過來，它又反映當時人們的審美品位和價值觀念，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發展的程度。歷史發展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市民階層地位上升，社會整體審美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原先占主導地位的以表現溫文爾雅、含蓄內蘊為主的雅文化地位逐漸下降，而以表現直率袒露、粗俗外向為主的俗文化地位逐漸上升，尤其以戲曲小說的出現為標志。到明清時期，雅俗兩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趨向合流。于是人們的審美觀便形成雅俗共賞的態勢。明清時期徽商休閑生活就體現了這種雅俗合流的特色：一方面，徽商作為商人，是市民階層的一部分，是俗文化的載體，俗的特色在其生活中必然處處體現；另一方面，徽商重儒的特色，使他們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人，他們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崇尚儒雅的生活方式。從這一層面來說，明清徽商休閑生活體現了士商合流的發展趨勢。

　　了解明清徽商的休閑生活之意義，不僅在于使我們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明清社會歷史尤其商人狀況，更在于它也有利于我們把握社會歷史發展潮流。我國著名的休閑文化研究倡導者于光遠先生曾說：“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學術，要掌握玩的技術，要發展玩的藝術。”因而研究歷史上特殊群體的休閑活動以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對于如今生活在更加商品化的市場經濟社會的人們，樹立正確的生活審美觀和人生價值觀也有借鑒之作用。

注釋：

①“暢”是美國心理學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的概念，是指在工作或休閑時產生的一種最佳體驗，人在進入自我實現狀態時所感受到的一種極度興奮的喜悅心情，與中文“陶醉”相似，但又不同，因為陶醉強調客體的影響，而“暢”則強調主體自我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凌應秋.沙溪集略[M].抄本.

[2]徐珂.清稗類鈔[M].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3]光緒·婺源縣志[M].光緒九年刊本.

[4]歙縣·雙橋鄭氏墓地圖志[M].嘉靖稿本.

[5]歙縣·潭渡黃氏族譜[M].雍正刊本.

[6]同治·黟縣三志[M].同治九年刊本.

[7]鄧子琴.中國風俗史[M].巴蜀書社,1988.

[8]許承堯.歙事閑譚[M].黃山書社，2001.

[9]民國·歙縣志[M].民國鉛印本.

[10]李斗.揚州畫舫錄[M].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

[11]吳其貞.書畫記[M].

[12]民國·婺源縣志[M].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13]汪道昆.太函集[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14]錢泳.履園叢話[M].中華書局，1979.

[15]徐卓.休寧碎事[M].嘉慶十六年徐氏海棠書巢刊本.

[16]魏禧.魏叔子文集[M].寧都三魏全集.

[17]張岱.陶庵夢憶[M].叢書集成初編.

[18]張潮.虞初新志[M].筆記小說大觀.

[19]歙縣·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M].嘉慶十年刊本.

[20]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M].中華書局，1962.

[21]婺源·墩煌洪氏通宗譜[M].嘉慶刊本.

[22]李琳琦.徽商與明清徽州教育[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3]王小舒.中國審美文化史（元明清卷）[M].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

[24]民國·黟縣四志[M].民國十二年黟城藜照堂刊本.

[25]黃賓虹.黃賓虹論畫錄[M].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3.

[26]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7]王世華.徽商與長江文化[J].安徽師大學報，2003，（1）.

[28]文物出版社資料室編.揚州八怪[M].文物出版社，1981.

[29]李家池.論揚州鹽商與揚州八怪的依存關系[J].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00，（1）.

[30]嘉慶·兩淮鹽法志[M].嘉慶十一年刊本.

本文發表于《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