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世說新語》和《后漢書》均產生于南朝劉宋初年，其所參考的材料大體相同，但對相同材料的比較表明，二書在取材和文字風格上呈現出較大的差異。這說明，《世說新語》的編撰旨趣一開始就與史學傳統大異其趣，表現出了鮮明的文學性和雛形期的小說面貌。

　　關鍵詞：《世說新語》；《后漢書》；比較

　　作者簡介：劉強（1970－），男，河南正陽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研究，現為同濟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講師。

　　一般而言，最具時代性的文化產物勢必會與同一時代的其它文化創造發生聯系，顯示區別，乃至相互影響。在考察《世說新語》（以下稱《世說》）這部劃時代的文化經典時，我們同樣看到了《世說》和另一些大體與其同時產生的周邊文獻，如范曄《后漢書》和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有著某種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關性。這些文獻或者直接有助于《世說》的編撰，或者體現了與《世說》迥然不同的編撰原則和文字風格。就后一種情況而言，如果說，《世說》對前源文獻[1]的取舍能夠直接表現其編撰原則和思想傾向的話，那么，對同一材料的不同處理方式，也許能夠從一個側面，展示《世說》和同時代其它文化產物的“異質性”。沿循這一思路，范曄的《后漢書》幾乎可以說是進一步透視《世說》編撰思想和審美趣味的一面鏡子。[2]

　　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人，生于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卒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著有《后漢書》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后漢書》一百卷，是補入司馬彪《續漢書》的十《志》而成。范曄 和劉義慶（403－444）系同時人，二書作年亦相去不遠。《世說》最有可能編撰于劉義慶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8）前后，而《后漢書》大概在元嘉元年（424）前后開始撰寫，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曄坐孔熙先事遇害時尚未完成。[3]范曄與劉義慶有無交游，史無明文，但根據范曄曾任彭城王劉義隆參軍，后升至尚書吏部郎的事實，可以推測，二人即使沒有深交，應該也是彼此認識的。由于作者所處年代大體相同，那么，我們說《后漢書》和《世說》在撰述過程中，面對的文獻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書對同源材料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將《世說》與《后漢書》相關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幾個作用：（一）通過排比分析，掌握二書在編撰過程中面對的同源材料有哪些。（二）通過二者對相同材料不同處理方式的考察（異文對校），進一步認識《世說》的撰述原則和審美旨趣。（三）通過對《后漢書》及注釋的考索，可以解決個別《世說》條目的取材來源問題。

　　由于《世說》所記“起于后漢，止于東晉”，有不少東漢歷史人物的言行見于該書。今查《世說》正面描寫的后漢人物如下：陳蕃（字仲舉）、徐稺（字孺子）、黃憲（字叔度）、袁閬（字奉高）、周乘（字子居）、郭太（字林宗）、荀巨伯、李膺（字元禮）、陳寔（字仲弓）、陳紀（字元方）、陳諶（字季方）、荀淑（字季和）、荀爽（字慈明）、鐘皓（字季明）、邊讓（字文禮）、孔融（字文舉）、禰衡（字正平）、楊修（字德祖）、馬融（字季長）、鄭玄（字康成）、服虔（字子慎）、崔烈（字威考）、橋玄（字公祖）、蔡邕（字伯喈）、謝甄（字子微）、許劭（字子將）、許虔（字子政）、袁紹（字本初）等，共二十余人。其中，除荀巨伯、陳諶、許虔、崔烈、謝甄等人外，《后漢書》皆有傳。這些人物在《世說》中穿梭出現，圍繞他們的條目近40條。毫無疑問，劉義慶和范曄掌握著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獻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跡，在二書中重出互見的情況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書中均有記載、且確實屬于引用同一材料的情況僅有十例，見下表：

《后漢書》與《世說新語》互見人物及本事對照表

人物言行事跡	最早出處	《世說》所在位置	《后漢書》卷次
1 周子居嘆叔度事	疑出《汝南先賢傳》	《德行》第2條	卷五三《黃憲傳》
2 郭太造叔度、奉高事	謝承《后漢書》	《德行》第3條	卷五三《黃憲傳》
3 李膺“登龍門”事	袁山松《后漢書》等	《德行》第4條	卷六七《李膺傳》
4 李膺嘆荀淑、鐘皓事	《海內先賢傳》	《德行》第5條	卷六二《鐘皓傳》
5 孔融見李膺事	《孔融別傳》	《言語》第3條	卷七十《孔融傳》
6 孔融二子事	《魏氏春秋》	《言語》第5條	卷七十《孔融傳》
7 鄭玄師事馬融事	《裴啟語林》	《文學》第1條	卷二五《鄭玄傳》
8 橋玄題目曹操事	《魏書》《世語》等	《識鑒》第1條	卷五一《橋玄傳》
9 人稱許劭兄弟平輿二龍事	《汝南先賢傳》	《賞譽》第3條	卷六八《許劭傳》
10 禰衡為鼓吏事	《文士傳》	《言語》第8條	卷八十《禰衡傳》

　　上表非常清楚地說明，盡管二書同時涉及的人物達二十余人，這二十余人的各類文獻材料想來不在少數，但同被《世說》和《后漢書》采用的卻僅有10條；換言之，《世說》所津津樂道的（如另外30條），《后漢書》大部分付諸闕如；《后漢書》源源本本、老實交代的，《世說》則根本不感興趣。如《世說·文學》第1條：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此條本于裴啟《語林》而稍有增潤。其事真假莫辨，特別是“禮樂皆東”以后文字，被劉孝標斥為“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諸書無考，故《后漢書·鄭玄傳》將其“腰斬”，其文如下：

　　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于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而《世說》竟置諸《文學篇》首條“隆重推出”，《后漢書》求信實而《世說》好新奇，二者編撰旨趣于此判然。至于《世說·文學》第 2、3條所記鄭玄聽服虔注《春秋》，引《詩經》與家婢問答等逸事，《后漢書》本傳則根本不予理睬。

　　不僅如此，即便對待同一人物的同一材料，二書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也多有不同。比如橋玄題目曹操之事，《三國志·武帝紀》裴注引王沈《魏書》和司馬彪《續漢書》均有記載，如《魏書》載：

　　太尉橋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4]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為托。”

而裴注引《世語》則謂：“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又引孫盛《異同雜語》說：

　　（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據此可知，橋玄或曾題目曹操，但“能臣”“奸雄”之語，則有可能出自另一位“月旦”行家許劭。這些材料范曄著書時當容易見到，辨明真相也不是太難，他的處理方式也不外是“就事論事”。先是在《后漢書·橋玄傳》說：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然后又在《許劭傳》中說：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所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應該說，這種態度還是比較審慎的。相比之下，《世說》就有些“不負責任”。《識鑒》第1條載此事云：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完全將此事屬之橋玄，故而引起劉孝標的不滿，特加按語說：“《世說》所言謬矣。”其實，《世說》作者未必在乎什么真假對錯，只要好看而不違撰述宗旨就行。余嘉錫在論及鄭玄家婢引《詩》之事的虛實時說：“特《世說》雜采群書，不皆實錄，……既不能懸斷其子虛，亦何妨姑留為佳話。”①《世說》的“小說”氣質，于此又可得一佐證。

　　不過，《世說》比《后漢書》更頂真的時候也不是沒有。比如“平輿二龍”的記載，《后漢書·許劭傳》只說：“（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至于語所出何人則語焉不詳。而《世說·賞譽》則非常清楚地交代：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 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

此事本自《汝南先賢傳》，范曄不可能沒看過，但史傳的記述方式決定了他只能突出傳主許劭，對其兄許虔尚且只能一筆帶過，再將謝甄拉進來就更屬“節外生枝”了。《世說》則無此顧慮，它先是對材料“化整為零”，然后又要“以零為整”，因而在細節的真實性上比史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恐怕也是《世說》給人以“征實”印象的原因。

　　比之《后漢書》，《世說》在遣辭行文上更為口語化。以孔融見李膺的故事為例，二書所本材料當是《孔融別傳》，《后漢書·孔融傳》這樣記載：

　　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曾與仆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煒后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小人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而《世說》則作：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仆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仆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后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相比之下，《世說》此條顯得明白曉暢，特別是后兩句對話，針尖對麥芒，妙到毫顛；而舍李膺贊語代以“韙大踧踖”的白描，增強了故事的戲劇色彩，因此，“小時了了”反倒后來居上，成為一個膾炙人口的典故。

　　此外，對《后漢書》及其注釋的考察，[5]還有助于找到《世說》個別條目的材料來源。如《德行》第3條：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劉孝標對此條的注釋主要是補充交代人物背景，分別引《續漢書》介紹郭林宗，引《汝南先賢傳》介紹袁閬，[6]又引《泰別傳》補充郭泰對袁奉高的評價云云，因此，從劉注中我們很難坐實這一條記載的原始出處。而《后漢書·郭泰傳》李賢注引《謝承書》則言之甚詳：

　　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

很顯然，這條故事主體當來自《謝承書》；至于“車不停軌，鸞不輟軛”及“彌日信宿”等語，其實是《世說》中的“人問其故”的那個“人”所說的話。據《后漢書·黃憲傳》李賢注引《郭泰別傳》可知，這個人乃是薛恭祖。今本《世說》劉注亦引《泰別傳》，卻正好刪掉了薛恭祖所問的原話。于此可知，此條故事乃《世說》作者綜合《泰別傳》和《謝承書》編撰而成。

　　綜上言之，如果說《世說》對前源文獻的取舍，業已表明其對既往正史材料的漠然態度的話，那么，作為同一時代、同一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且都是以歷史人物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兩部著作，《世說》和《后漢書》在取材上所表現的如此重大的差異，也許更能說明，《世說》作者從一開始，就不打算仰史傳之鼻息，僅僅滿足于做些“裨補正史”的工作，他在文學正式成為一科，[7]“體有因革”且日益“訛而新”②的宋初文壇，顯然有史學之外的抱負。以現在的眼光看，我們只好說，那是一種基于文學的抱負。

參考文獻：

①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第193－194頁。

②劉勰.文心雕龍[M]·明詩篇.[J]通變篇[J]。

注釋：

[1]這里的所謂前源文獻，正是指《世說》編撰過程中所“纂輯”的那些“舊文”，即《世說》所取材的各種原始文獻。這些材料的背景情況，在劉孝標的《世說注》里有較充分的展示，但劉注的目的，主要在察漏補缺、考訂糾謬；要了解《世說》取材和編撰的具體情況，還必須在劉注的基礎上按圖索驥，從史籍、類書及其它文獻中尋繹鉤稽。概而言之，《世說》的前源文獻無外乎正史、雜史別傳、志人小說以及詩賦雜文等其它文獻。筆者另文詳加論述。

[2]《后漢書》雖記東漢歷史，屬正史一途，然作者范曄（ 398－445）和劉義慶（403－444）系同時人，二書作年亦相去不遠，加之劉義慶亦曾著《后漢書》五十八卷，則二書所記一部分相同人物之事跡究竟孰先孰后，誰引據誰，實很難說。況且當時流傳的記載東漢歷史的史書共有十五家，故本文不將范曄《后漢書》視為《世說》的前源文獻，二書記載重出互見者，均視為對其它私家后漢史書的采撰引錄。

[3]參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后漢書》卷首《校點說明》。

[4]按：此條劉注多“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此數句見《三國志·武帝紀》，疑劉孝標合《魏書》與《三國志》而注之。

[5]按：最早注釋《后漢書》的是梁代的劉昭，大多亡佚；這里主要是指唐代的李賢注。

[6]今本作袁宏，非是，考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 1983年版，頁5。

[7]南朝劉宋初年，設置儒、史、文、玄四館，文學正式從學術中獨立出來。

（此文系“同濟大學文科科研基金資助”課題的階段性成果，原載《天中學刊》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