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獨立編纂的《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音韻分典》，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音韻分典》下設六個總部三十個部，正文800多萬字。六個總部為：先秦兩漢音總部，魏晉南北朝音總部，隋唐兩宋音總部，元明清音總部，等韻總部，音論總部。日前，武漢大學、湖北省《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工作委員會、長江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韭?lián)合舉行了《音韻分典》學術研討會。??????????????????????????????????????????????????????????????????????????????????????

　　出席研討會的有《中華大典》辦公室主任、新聞出版總署原副署長于永湛，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古文獻學家安平秋，《語言文字典》工作委員會主任劉道清，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郭明磊，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長聶昌慧，湖北大學文學院院長郭康松。北京大學教授唐作藩，四川大學教授趙振鐸，北京大學教授郭錫良，南京大學教授魯國堯，武漢大學教授、《中華大典·明清文學分典》主編吳志達，武漢大學教授陳世鐃，北京大學教授耿振生，山西大學教授、中國音韻學會會長喬全生，武漢大學教授盧烈紅，北京大學教授孫玉文，武漢大學教授蕭紅，湖南師范大學教授蔡夢麒，以及武漢大學教授、《語言文字典》執(zhí)行主編、《音韻分典》主編宗福邦，《音韻分典》主編駱瑞鶴，《語言文字典》編委，《音韻分典》編纂人員，《語言文字典》編輯室負責人蔡夏初、李作君等參加了研討會。??????????????????????????????????????????????????????????????????????????????????????????????????????????????????????????????????????????????????????????????????????????????????????????????????????????????????????????????????????????????????????????

　　專家們著重對《音韻分典》的編纂體例、對待原始資料的態(tài)度、文獻的征引、對所引資料的整理以及該分典的意義和價值等發(fā)表了看法。

　　一部類書，編纂是否成功，取決于諸多因素，其中編纂體例是重要因素之一。《中華大典》有一個總的體例，《大典》工委會、編委會要求各分典在編纂時，在遵守《大典》總體例的前提下，根據(jù)本分典的實際情況，設定本分典的編纂體例。專家們對《音韻分典》的編纂體例，表示了肯定的態(tài)度。趙振鐸認為，《音韻分典》不僅包括了傳統(tǒng)音韻學的內(nèi)容，而且從體例、綱領上說，以簡馭繁，對所收資料處置得較好。陳世鐃認為，《音韻分典》作為《中華大典》架構(gòu)下的一部專門性類書，在體例上“既有傳統(tǒng)的好方法，亦有今天的好方法”。喬全生指出，《音韻分典》?“前四個總部既體現(xiàn)了語音史發(fā)展的自然進程，又與學術史的演進緊密結(jié)合；后面的等韻總部、音論總部則從音韻學方法論和一般原理上著眼，對音韻學理論研究的相關資料進行了歸類編纂。這樣，對音韻學資料的審視就是多角度、多層次的，構(gòu)成了一個立體的構(gòu)架，有助于研究者從更高層次上對音韻學做出宏觀的、整體的關照與思考。”他又認為，“《大典》逐級分類的編纂體例也是非常科學合理，優(yōu)點明顯的。如先秦兩漢音總部下分總論部、葉音部、詩經(jīng)音部、群書音部、諧聲部、漢經(jīng)師音讀部、聲訓部，這就把研究上古音所用的各種材料和觀點從多角度進行了歸納排比，極便研究之用。”孫玉文在詳細分析了《音韻分典》的結(jié)構(gòu)后說，“可以看出，《音韻分典》既與《中華大典》的體例相銜接，又有自己獨創(chuàng)的體例，基本上能滿足材料編排、展現(xiàn)學科體系的要求，也有助于讀者按類查閱資料。”蔡夢麒認為，《音韻分典》編纂體例嚴謹，分門別類細密，時代脈絡分明、音韻發(fā)展源流清晰，方便查閱、參考和研究。吳志達認為，《音韻分典》“引用資料采取五階制：朝代、作者姓氏、書名、卷次、篇名，符合當今的學術規(guī)范”。

　　對待原始資料的態(tài)度，主要是對原始文獻資料的鑒別與取舍的問題，這是類書編纂者必須正視的問題。原始文獻資料往往魚龍混雜，不能無原則地一概收錄，應有鑒別取舍，即在鑒別真?zhèn)瘟驾幕A上有所去取。《中華大典》的要求是在資料去取時，應注意客觀反映不同學術流派、不同學術觀點的資料。在這一方面，專家們肯定《音韻分典》做得較好，對待原始資料態(tài)度公允，去取有法。陳世鐃認為，《音韻分典》有資料全面的特點。喬全生認為，“《音韻分典》在材料取舍上做得非常好，方便實用。如《先秦兩漢音總部·總論部·論說一》既收錄錢大昕‘古無輕唇音’等名家名論，又收錄夏燮等名氣相對較小的學者的論說，這樣就很便于研究者認識古代學術發(fā)展的全貌。與此相適應，名家著作中的那些與本題關系不大的論斷，則斷然舍棄。”蔡夢麒說，他點校過清代鄒漢勛的《五韻論》，今特別比較研究了《音韻分典》收錄清代《五韻論》的情況，了解到書中收錄時客觀而全面，對有關資料定位準確、取舍得當。

　　關于《音韻分典》的文獻征引，專家特別予以關注。一部類書，所引文獻資料是否豐富，是否翔實可靠，是衡量該類書編纂成功與否最重要的指標。專家認為，《音韻分典》引用文獻一千多種，內(nèi)容豐富，已充分占有資料。唐作藩指出：我國傳統(tǒng)的音韻學包括今音學、古音學、等韻學、近代音學。《音韻分典》所引文獻資料，涵蓋了傳統(tǒng)音韻學的各個方面，如實反映了其來龍去脈，其研究情況。趙振鐸認為，《音韻分典》確是體大思精的著作，將傳統(tǒng)音韻學的內(nèi)容都包括進來，實不容易。喬全生認為，“從事學術研究，資料是第一位的”，《音韻分典》就資料而言，“真可謂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孫玉文認為，“《音韻分典》的編纂者在資料的占有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關于《音韻分典》所收資料是否翔實的問題，專家認為是翔實可靠的。郭錫良認為，《音韻分典》是一部好書，是經(jīng)得起時代考驗的。趙振鐸說，經(jīng)過翻閱與專門抽查，《音韻分典》“舉證翔實”，很少錯誤。?陳世鐃亦認為此書有內(nèi)容翔實的特點。

　　關于對所收資料的整理的問題，即對所收資料所作的句讀標點、校勘正誤等，這不僅是《音韻分典》也是整個《中華大典》編纂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成書質(zhì)量的重要方面，因此引起專家們的注意。專家一致認為，盡管傳統(tǒng)音韻學文獻資料整理難度很大，但可以看出，《音韻分典》的編纂者經(jīng)過了大量研究，在整理中是精益求精的。趙振鐸在談到對本書的質(zhì)量檢驗時說，經(jīng)仔細抽查，發(fā)現(xiàn)其中很少錯訛。郭錫良論及《音韻分典》資料整理的繁難，認為能夠做好《分典》資料標點工作，踏踏實實，體現(xiàn)了宗福邦的風格。陳世鐃指出，就已收入《音韻分典》中的資料而言，其中有很多僻字怪字，許多是《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等未收的，此外還有很多復雜的符號，“《音韻分典》一一依原書字形制字、排印、核校，忠實保持了原書原貌，實屬不易。”耿振生認為《音韻分典》是精品著作，其中的資料整理，“點校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期間的勞動量是很難估算的，真正知道內(nèi)情的人，會肅然起敬。”專家們指出，《音韻分典》在資料整理方面能達到這樣一個較好的程度，體現(xiàn)了編纂者的認真態(tài)度，同時也說明了出版社的編輯在排印、校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專家們高度肯定了《音韻分典》面世的意義和價值。《音韻分典》是《中華大典》中最難編的分典之一，主要原因首先是傳統(tǒng)音韻學文獻經(jīng)用現(xiàn)代方法整理出版過的不多，資料搜集不易；其次是傳統(tǒng)音韻學文獻基于自身的特點，整理比較困難。與會者認為，《音韻分典》編纂組能夠廣泛搜集、發(fā)掘原始資料，并認真地進行整理，使分典編纂成功，難能可貴。以往并沒有關于音韻文獻的大型編纂，《音韻分典》的成功編纂并出版，本身即體現(xiàn)了創(chuàng)新性。分典的出版，對傳統(tǒng)語言、文化的研究與承傳很有意義。唐作藩在強調(diào)《音韻分典》內(nèi)容全面后說，“這部大典確實是非常珍貴的，而且內(nèi)容非常豐富的。這樣一部真正稱得上是典了，可以看得出它的價值，它的學術性。”趙振鐸認為，《音韻分典》不僅對相關研究很有價值，而且對教學也很有裨益。郭錫良認為，《音韻分典》實實在在，確是一部有用的書，并認為，“《中華大典》要是都能象這樣編下去，就可以跟《永樂大典》一樣，可以傳之于后世”。耿振生認為，分典的出版，對做漢語史、音韻學研究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孫玉文認為，《音韻分典》的出版，對于我國漢語音韻學及相關學科的發(fā)展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并以翔實的研究事例，強調(diào)了《音韻分典》對漢語語音史、漢語語音學史、詞語訓釋的研究都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