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的歷史源遠流長。在古代文學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詩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學形式。如果從“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詩歌開始算起，那么，詩歌的歷史也就幾乎等同于人類語言的歷史。流傳至今的《彈歌》也許就是遠古時候最美的詩歌了。

　　有了詩歌，也就有了詩歌教育——利用詩歌來傳承生產經驗和社會經驗、教授自然知識與社會倫理，同時完成識字寫字的任務，教會讀詩作詩的方法。詩歌的產生，隨之產生了詩歌教育；詩歌的繁榮，隨之帶來了詩歌教育的繁榮。詩歌的歷史有多長，詩歌教育的歷史就有多長。《彈歌》的流傳也正是詩歌教育的結果。

　　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詩歌教育是什么樣子，沒有辦法說清楚，只能憑借想象去猜測。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后，詩歌教育的內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說的清——因為有許多時候即使是用文字記載的所謂“歷史”也往往極不可靠。

一、夏、商、周時期的詩歌教育

　　依據現有的歷史資料基本可以確定：夏、商、西周的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和射御教育而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射、習舞、習樂和學藝等教育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難以分開。西周的學校，大概分國學和鄉學兩極。國學即天子之學，是當時的最高學府，為大奴隸主貴族所有，以詩、書、禮、樂為主要學習內容。其中“樂”包括音樂、詩歌、舞蹈課的內容。據《周禮》所載，大司樂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其中樂語之教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主要講的是詩歌教學，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創作詩歌。當時，朝廷和民間詩歌十分發達，其應用范圍也很廣泛。諸凡舉行集會，如慶功祝賀等，都要演唱傳統的或貴族們創作的詩歌。在這種場合能夠吟誦詩歌，乃是具有文化修養的表現。當時的詩歌教學必須體現特定的政治倫理思想，滿足社會需要，因此，西周樂教開創了我國“溫柔敦厚詩教”之先聲。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過渡時期。政治上王權衰落，諸侯割據爭雄，意識形態方面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文化教育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打破了奴隸主壟斷文化的格局，“官學衰落，私學興起”，出現了學術下移，士階層崛起，百家爭鳴，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春秋時期，四言詩已經十分成熟，作詩言詩蔚然成風，舉凡廟堂祭祀、外交應對、親朋酬答，都離不開詩歌的創作和應用——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是明證，其中的一部分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戰國時期，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創造了一種新文體“楚辭”，使詩歌獲得了飽滿的生命力。詩歌的初步繁榮，為當時開展詩歌教育提供了豐富的教材。

　　中國有確切文字可考的歷史中，最早的有意識地開展詩歌教育的人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認識到詩歌的多種作用，提出了詩歌教育的內容與方法，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詩歌教育理論。孔子把“詩”作為教學內容之一，為此他整理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實際上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歌教育課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他要求學生“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第十七》）。用現代白話理解，孔子所說的“興”是指詩歌運用比喻聯想，托事于物，因物寄興，有激發情感意志、使人奮發有為的作用；“觀”是“考見得失，觀風俗之盛衰”，就是說詩歌可以起到觀察社會現實、認識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風俗習慣、知曉國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啟發，互相砥礪，引起感情共鳴，改變輕薄妒忌的惡習，培養群體意識，就是說詩歌可以使人們交流感情，達到和諧，起到團結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說詩歌可以干預現實，批判黑暗的社會和不良的政治，即運用諷刺的形式針砭社會不合理現象，批評當權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則是懂得倫理道德，培養忠孝觀念；“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是學習自然常識。孔子的“興、觀、群、怨”學說奠定了中國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他整理的《詩經》成為我國詩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詩歌具有多種作用，因而孔子提出了“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第八》）的見解和主張，甚至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第十六》）。孔子強調學習《詩》，是認為它可以培養想象力和觀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養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自此以后，儒家把《詩》作為學習的重要內容，同時作為宣傳儒家學說的重要手段。墨子也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篇》）；還說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墨子·非儒篇》）。

　　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主張，對后世詩歌教育乃至語文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意逆志”就是說在讀“詩”時，讀者要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詞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記述了孟子與弟子咸丘蒙關于“以意逆志”的對話：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知人論世”的意思是要根據作者的生平經歷和所處的時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場上，與作者為友，體驗作者的思想感情，準確把握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正確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孟子·萬章下》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一直是我國閱讀學理論的重要原則。

　　荀子是戰國末期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繼承孔孟學說，十分重視傳統文化教育，把《詩》與《書》、《禮》、《樂》、《春秋》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發揚了儒家的“詩教”傳統。

二、秦漢時期的詩歌教育

　　秦王朝統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書同文”、“行同倫”、“頒挾書令”、“禁私學”和“以吏為師”等鞏固統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頒挾書令”導致了“焚書坑儒”事件的發生。“禁私學”、“以吏為師”，這實際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學，又不設官學，說明秦朝對學校教育的作用認識不足。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誤，是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場歷史性的災難。

　　在漢代，由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尤其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說的“詩”奉為“經”，此后便稱“詩經”。《詩經》是漢代確立的“五經”之一（《樂經》早已亡佚失傳）。賈誼說：“為之稱《詩》，而廣顯道德，以馴明其志。”董仲舒說：“《詩》道志，故長于質。”《毛詩序》中對詩歌抒發志向的作用更有具體的闡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代學校分為官學和私學兩種，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詩經》是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學選學教材。著名女詩人蔡文姬由于家學淵源，幼年早慧，博學能文，又善詩賦。《后漢書·鄧寇列傳》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由此可以看出漢代詩歌教育的成效。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夸贊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六誦詩書”，真實地反映了漢代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詩歌在漢代有了新的發展。漢代樂府詩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詩歌繼《詩經》、楚辭之后取得新的成就。漢武帝時設立“樂府”，它所收集的民歌就叫“樂府”民歌，多同民間的音樂舞蹈相結合，樂府詩大多是在這種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的，如《江南》、《陌上桑》、《十五從軍征》等，具有典型的“興、觀、群、怨”的作用。樂府詩的整理流傳，推動了詩歌教育的普及。從此，五言詩代替了四言詩，在長時間里成為詩的主要形式。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歌教育

　　魏晉南北朝時期進入了“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作為繼漢開唐、承前啟后的過渡時期，各類文體漸趨完備，文學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學逐漸受到重視，并最終與經學分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躋身學術和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時，學校首設文學館，主要進行專門的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活動。這些都對詩歌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政權長期處于分裂狀態，但性質與西漢政權并無二致。不僅基本的政治制度與西漢一脈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樣以儒學為先。無論官學還是私學，在教學內容上仍以經學為主，《詩經》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由于統治者對詩歌的愛好和提倡，詩歌教育進一步受到重視。與經書相比，由于詩賦文章押韻好讀，所以常作為學童閱讀的初級教材。女詩人謝道韞的出現，至少說明她曾經接受過良好的詩歌教育。南朝謝靈運的山水詩文辭幽美，冠絕一世，人們爭相傳抄。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詩歌等文學教材受到學子的重視和歡迎。北朝的《敕勒歌》流傳甚廣，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愛。

　　南朝梁太子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是秦漢以來收編詩文最精彩最豐富的文學總集，也是我國最早的詩文總集。其選文分三類：詩歌、辭賦、雜文，收錄詩文共752篇，其中詩歌434篇。《昭明文選》成書之后，被認為是古代語文教材的典范，也是詩歌教育教材的典范之一。

四、隋唐時期的詩歌教育

　　隋朝統一全國后，實行了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社會呈現空前的繁榮，但僅是曇花一現。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座高峰。由于國內南北文化的匯合和國際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統治者的重視，隋唐時期封建文化出現了燦爛輝煌的局面。唐代繼承并發展了隋朝的科舉制度，學校教育體系也進一步完備。唐代文學百花齊放，詩歌成就最為顯著，名家輩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出現了百花爭妍、異彩紛呈的鼎盛局面，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唐都長安成為了當時國際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羅等國家紛紛派遣留學生來長安學習文化，一些留學生也成為寫詩能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侶，漢名晁衡，與李白結下深厚友誼）。中日詩人歌吟兩國友好的詩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詩人歌詠兩國友誼的詩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及五代的詩歌教育就植根于這一時期燦爛的詩歌文化之中。

　　隋唐時期的中央官學已實行分科教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學習內容分《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五個專業。唐太宗極為重視文教事業，先后令顏師古校定《五經定本》、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作為教材頒行天下。《詩經》被確定為“九經”之一。

　　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詩歌教育的黃金時期。唐高宗以后，進士科考試逐漸偏重于以詩賦取士，促進了唐詩的進一步繁榮，也促進了唐代詩歌教育的普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將、舉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漁人樵夫、村婦小兒、僧道乞丐、宮女娼妓，大多會詩能吟。中國真正成為“詩的國度”。孟郊《教坊歌兒》寫道：“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詩歌的廣泛普及正是詩歌教育興盛的結果。

　　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詩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詩歌也成為家學和私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經學教育，促進了唐人的精神解放。當時出現了供學童諷誦的詩歌選本如《文場秀句》等。除詩歌選本外，老師也臨時指定某位詩人的作品作為教材。《舊唐書·楊綰傳》中載楊綰上言：“(士人)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唐詩紀事》卷三八載：“元微之（稹）《長慶集序》云：‘予嘗于平水市見村校諸童競習詩，招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為微之也。”可見，白居易、元稹的詩就被教師選定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剛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詩里稱頌他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歌《琵琶篇》。”從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詩作流傳非常廣泛。

　　唐末出現的蒙學用詩歌讀本是胡曾撰寫的《詠史詩》。在文學史上，詠史詩本不是為蒙童寫的，從來也不大有人用來作啟蒙教材。胡曾的百余首詠史詩，涉及的范圍很廣，語言特別通俗，全是七言絕句，容易背誦，因而在社會上流傳很廣，后來用它作為啟蒙教材的越來越多。

　　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詩歌寫作訓練成為當時詩歌教育的一項極其重要內容。在學習寫詩過程中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其中，屬對訓練在唐代很受重視，不僅具有語音訓練、詞匯訓練、語法訓練的作用，還有修辭訓練和邏輯訓練的作用，所以它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蔡云培曾說它“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唐代許多詩人在十歲前后就能寫出令人驚嘆的詩句，如駱賓王七歲時寫成《詠鵝》詩，王勃六歲作詩“詞情英邁”，被譽為“神童”。女詩人李冶六歲時寫作《薔薇詩》，薛濤七八歲便能吟詩。王維十七歲時就寫出成名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不可否認，這些詩人有寫詩的天賦，但如果沒有較早接受詩歌教育，怕也是不行的。

五、宋元時期的詩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權，乘機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間，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等割據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混亂局面。宋王朝汲取了唐朝權臣擅政、藩鎮割據的教訓，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不斷削弱地方權利，加強中央集權，對內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優渥文士，對外妥協退讓。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優，其它朝代都難以相比，士人皆以讀書為第一要務，“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書中自有顏如玉”即始于此。兩宋時期經濟繁榮，科技發達。宋王朝十分重視文治教化，印刷業和教育事業都有空前的發展。宋代公私刻書業的興盛使書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也動輒上萬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以私人藏書為對象的目錄學專書到宋代才首次出現，就是一個標志。與此同時，學校的數量和種類也大量增加。除了從國子學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外，私立學校也日益興盛。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等四大書院，其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辦學校媲美。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實用的文體。詩歌方面，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于通俗化，這種趨勢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詞這種新詩體，到宋代達到了巔峰狀態。戲曲、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于抒情而短于敘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并為后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大統一結束了數百年間各民族相互紛爭戰亂的局面，出現了各族人民之間空前的融合，帶來卓絕的文化成果。蒙古統治者進入中原以后，越來越多地接受了漢族文化，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和思想文化的交流。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統”，自命為中原正統帝系的繼承者，后又據《易》“大哉乾元”之義改國號為“元”，建立了蒙古貴族和中原地主階級的聯合政權。蒙古族入主中原，也帶來了某些文化的“異質”，給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由于意識形態控制的放松，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范的束縛。由于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和對科舉的輕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從而也就擺脫了對政權的依附。他們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存在，通過向社會出賣自己的智力創造謀取生活資料，因而既加強了個人的獨立意識，也加強了同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階層的聯系，他們的人生觀念、審美情趣由此發生了與以往所謂“士人”明顯不同的變化。由于社會內部經濟、文化諸條件的變動，促使文學同大眾傳播媒介結合，戲曲、小說成為新興的文學樣式，走在中國文學發展進程的前沿。元代另一種饒有新鮮意味的文學類型是散曲。它和雜劇中的唱詞使用同樣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語言風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為一種新的抒情詩體，它既承繼了傳統詩詞的某些因素，又鮮明地體現出元代文學的新精神。從內容上看，散曲比傳統詩詞大大開拓了表現范圍。多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學氛圍所決定，作者的視野延伸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適應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語言較于詩、詞都別具特點。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時，可隨意增加襯字，從一字到十數字不等；另一方面，散曲的語言（特別是襯字）主要是口語、俗語，使散曲成為更自由輕靈的形式，更適宜于表達即興的、活潑的情感。“尖歌倩意”（芝庵《唱論》）構成了散曲的主要藝術特征，從而打破了在中國詩歌傳統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的束縛，使淵源于早期民歌俗謠的美學趣味獲得顯著的進展。詩歌在元代并沒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廣大知識階層表達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審美趣味的主要文學形式。特別在表現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動方面，詩歌具有其他文學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元詩不僅反映了百年間動蕩、復雜的社會狀況，反映了不同時期中知識階層的精神面貌，而且對于認識中國詩歌的發展趨勢及其與新興文學樣式之間的關系，都有特殊的價值。后人對元代文學有“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區別，當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時必須注意到：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現象。所謂“俗文學”的興盛與發展，離不開文人士大夫的參與；所謂“雅文學”，也深受社會變化、市俗意識的影響。

　　宋元時期科考的內容和側重點不斷變化，時而重經文，時而重詩賦，時而重策論。但經文始終是最重要的內容，詩賦、策論也很受重視。《詩經》被確定為“十三經”之一。宋元時期的語文教育，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實踐，都達到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高峰。詩歌教育的內容、形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占據著統治地位。宋代教育主要有三種類型：官學、私學、書院，歷經“慶歷興學”、“熙寧元豐興學”、“崇寧興學”，學科門類增多，課程內容更加豐富實用。宋代的私學更加興盛和普及，大批知識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學而優則仕”外，教授私學成為他們的謀生方式。所以，當時的小學、鄉學、村學、義學、家塾等十分普及。元代教育體系與宋代基本類似。宋元“小學”語文閱讀教材可分為三類：散文類、詩歌類、工具類。蒙學也不免要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在蒙學中也自然也會有一些詩歌教材。程顥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令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千家詩》和《神童詩》等。

　　南宋劉克莊編輯的《千家詩》全名是《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全書共22卷，將唐、五代及宋人的詩分別按照時令、節令、晝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蟲、人品等十四個方面進行選編的。《千家詩》選錄廣泛，不拘一格。從入選的作者來看，既有帝王將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無名氏（如《題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釋處默）。選錄標準有三條：一是簡潔短小，二是通俗易懂，三是詩作好，而不論作者的名氣大小。所選詩作可謂“鼎嘗一臠，其味無窮”。作為蒙學教材的《千家詩》是在此基礎上編錄的，分上下兩集，上集收七言絕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詩48首，共142首。盡管對這部詩集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無疑是古代最風行的且流傳時間最長的詩歌基礎教材。

　　《千家詩》在宋代廣為流傳，一是所選詩篇大部分是名家名篇，以此開展詩歌教學，可使學生更好地學習語言，掌握詩歌藝術。二是《千家詩》所選詩篇，大多淺近易懂，讀起來上口，學起來容易，便于背誦，極適宜兒童學習。比如第一首程明道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知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這首理學家程頤的七言絕句，自詠閑居之樂趣，把他追求自然舒暢的精神境界寫得平淡自然而親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些詩都是倍受群眾喜愛的名篇佳作。三是詩中有許多警策名句，對學童有思想教育意義。四是詩篇所反映的內容豐富，并基本按季節歲時為序，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學習它，可使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進一步了解社會生活。《千家詩》對于詩歌教育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針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而專門編著的教材。后人把《千家詩》作為初級教材，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起來，簡稱“三百千千”作為蒙學的系列教材。

　　《神童詩》相傳是北宋神童汪洙所作。有記載說他八九歲時就作詩作賦，一次在一所廢棄的學宮旁放鵝，見殿宇破敗，心有所感，寫就了：“顏回夜夜觀星相，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因而有神童之稱。經考證《神童詩》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對它進行了許多增補。《神童詩》共34首，均為五言絕句。其中勸學詩14首，歌頌太平的詩4首，歌詠時令、節氣的詩16首。后人又增補了部分詩篇，多為描寫花草和自然現象之作。《神童詩》全部選用五言絕句，篇幅短小，詩味濃郁，格律嚴謹，音韻和諧，對仗工整，平仄準確，讀起來瑯瑯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記誦。其中很多詩句已廣為流傳，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達則相天下，窮則善其身”等。再如流傳久遠的《四喜》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神童詩》是優秀的少兒詩歌讀物，也是教少兒習作詩歌的示范教材。這些詩多以高官厚祿引導學童向學，是其詬病。

　　其它詩歌教材還有南宋時期朱熹作《訓蒙詩》100首、陳淳編《小學詩禮》等。這一類詩歌讀本完全著眼于向兒童進行封建思想教育，對于語言文字的藝術基本不加考慮，所以流傳不廣。南宋真德秀編的《文章正宗》，正續集共四十卷，其正集體例包括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類，這部書流傳較廣，對于詩歌教育有一定促進作用。

　　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在宋代雖難登“大雅之堂”，卻獲得了極大繁榮，受到人們的普遍喜愛。民謠“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就說明了柳永的詞受到大眾歡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值得注意的是，兩宋時期，女子往往也可以接受適當的文化教育，包括詩歌教育。司馬光曾說：“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詩歌，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兩宋時期還出現了女詞人李清照、朱淑真等，至少表明當時中上層社會的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的遼國出現了女詩人蕭觀音。蕭觀音向蘇軾、歐陽修等文化巨子學習，以填詞賦詩而聞名，表明她受到了極有成效的詩歌教育。

　　元代的“雅文學”與“俗文學”都與社會變化、市俗意識密切相關，與詩詞創作有聯系的雜劇、散曲的盛行，特別是散曲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出現和興盛，打破了在中國詩歌傳統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的束縛，進一步促進了詩歌教育的普及。馬致遠的《秋思》就是千古傳誦的名篇。

　　在宋元的“小學”寫作教學中，屬對是最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最基本的語文訓練。作詩是宋代蒙學作文教學的基本內容和基本形式。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教學童寫詩，重點是教“填詩”。首先是背會三十類韻，接著是用匡紙表韻頭，以便填詩時查閱。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模仿者，古人用功之法。”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這些都說明宋代學者在學習寫詩方面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六、明清時期的詩歌教育

　　明朝建立后，統治者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進行了諸多改革，最終建立了集軍政大權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權的封建主義政權。明初統治者已認識到教育對于國家的重要作用，確定了“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文教方針。建國之初就大力發展學校教育事業，在國都設立了中央最高學府國子監，并發布興學令，要求全國各地普遍設立學校。從京師到郡縣直至農村地區，建立了遍布全國的學校教育體系，普及程度為唐、宋所不及。科舉制度更受重視，學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科舉考試。學校教育中竭力推崇官方哲學思想程朱理學，采取種種措施排斥有礙于專制統治的思想學說以加強思想控制，把《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作為欽定的學校教科書。到了永樂年間，《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便成了學校教學的主要課本。明中葉以后，科舉腐敗，官學衰落。一些從事學術研究的士大夫就紛紛創建書院，雖曾被禁毀，但還是日益昌盛。明朝中葉之后，特別是嘉靖、萬歷年間，封建社會出現了危機的端倪，典型表現是在沿海地區的手工業作坊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促使人的個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張揚和重視。傳統詩文進一步衰落，適應市民階層需要的俗文學大興。

　　清初統治者在入關定都北京后，用了40多年的時間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勢力，統一了中國。政治上繼續推崇程朱理學，頒布法令，責令各個學校以理學為指導思想。用高壓政策對毀謗程朱理學者大開殺戒，把其它學派的學說或不利于專制主義統治的思想一概斥之為“偽學”、“異端”而加以限制、排斥，直至迫害相關學者。

　　明清的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鉗制士人外，還用科舉來誘導知識分子就范。明清對前代科考制度又各有所增損，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久而久之，學校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其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系。同時科舉制度也越來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明憲宗成化年間開始盛行的“八股取士”就是典型代表。因此，詩歌教育與科舉的距離進一步拉大，詩歌更多地成為文人吟風弄月或抒寫情志的手段，但傳統“詩教”的作用仍得到人們重視。明代東林黨人高世泰題無錫東林書院麗澤堂楹聯“身教莫如禮，言教莫如詩”就說明了這一點。

　　清朝的官學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沿襲明制，其學制基本相同，都分為地方和中央兩類。中央主要是國子監，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書院。此外的義學、社學、私塾等伴隨著民間的搜書、藏書和編書的風行也愈來愈昌盛。除《詩經》繼續作為經學教材之外，主要的詩歌教材有《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

　　明清時期的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更注重通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明代王守仁主張要用教詩作為蒙學中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后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明人呂坤說：“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集為一書，分之歌頌，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呂坤：《社學要略》）。清代的沈龍江義學有更明確的規定：“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系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沈龍江義學約》，見張伯行輯《養正類編》）。

　　明清時期用作蒙學詩歌讀本的《千家詩》有七言、五言兩種。七言《千家詩》分為上、下兩集，是前人從原本《千家詩》選錄編定而成。通行的七言《千家詩》分上下兩集，上集收七言絕句八十五首，以程明道的“云淡風輕近午天”打頭，下集收七言律詩三十八首。所選的詩有些很不好的，也有些偏深的，但是大部分是淺近易懂，于兒童有益或者無害的，其中包括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清人王相又編選了五言《千家詩》。后來有人將五言和七言這兩本編成合刊本，成為明清兩代流傳最廣的詩歌教材，也對我國以后的語文教育、特別是詩歌教學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作用。這部綜合類詩歌教材，上下卷共有224首詩歌，分成時令、節候、氣象、晝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宮室、器用、音樂、禽獸、昆蟲、人品十四類，分別擇取唐、五代及宋人的律詩和絕句，而最多的是宋人做的詩。其中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適合學生讀、背。如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再如朱熹的《觀書有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本書在選編時充分照顧到了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兒童的主體地位，這是一個可喜的變化。

　　清代康熙年間編選的《全唐詩》堪稱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詩歌作品48900多首，包括詩人2200多位。這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全唐詩》的編選，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對于詩歌教育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唐詩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孫洙選編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唐詩精選普及讀本，僅以300多首的篇幅，就使人們得以欣賞到唐詩中的精華之作，為初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全書共分八卷，第一卷是五言古詩，第二、三卷是七言古詩，第四卷是七言樂府，第五卷是五言律詩，第六卷是七言律詩，第七卷是五言絕句，第八卷是七言絕句，后面附有樂府詩。詩集涵蓋了我國古詩中的各種詩體，是一本質量上乘的精選詩歌讀本。這本書選的詩家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詩人，也選了不少不太出名的詩人，如無名氏的《雜詩》；不僅選了高適、岑參等邊塞派的詩作，還收入了孟浩然、王維等田園派的代表作。全書的編選以適合私塾教學為基本原則，以學童容易理解和記憶、適合兒童興趣為主要出發點，共選了310首，后來有人增補了三首杜甫的七律。因此，《唐詩三百首》被塾師們廣泛采用，而且深受學童和成人的歡迎。此后為了幫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賞這些詩作，出現了多種注釋本。唐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高峰，一直影響著我國的詩風和文風。而這本流傳很廣的詩選，也深刻影響著我國的詩歌教育，對發揚我國的“詩教”傳統有重要作用。民間流傳的俗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說明了這部讀本的廣泛影響和在詩歌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運動沉重打擊了傳統封建勢力。其領導者為了反對舊禮教，批判封建傳統教育，宣揚其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改革。太平天國特別重視兒童教育，專門編寫了自己的蒙學教材，主要有《三字經》、《幼學詩》、《御制千字詔》等。《幼學詩》共三十四首五言體的詩歌，內容主要涉及做人和教義兩方面，主要是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說教。這種寓道于文、文道結合的編寫教材方法，充分發揮了傳統詩歌教材編寫的優點。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屬對——作詩——作文。屬對是作詩、作文的基礎，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系相同等，是一種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邏輯于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這種從簡單練習到復雜訓練的程序，更適合于低年級學生的年齡特征。采用的訓練書籍有《對類》、《詩月夜》、《詞林典腋》、《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清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的作詩作文興趣，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后再從放到收。王筠還主張對蒙童的訓練要循序漸進地進行，即學生識二千字后，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后在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上，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

七、古代詩歌教育的特點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的詩歌教育歷史悠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傳統。概括地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詩經》一直是傳統詩歌教育的最主要讀本，形成了古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溫柔敦厚”最早見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作家要性情和柔，可以諷諫，但要“怨而不怒”，“止乎禮義”，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詞寄寓諷諫之意。《禮記正義》又說：“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于《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溫柔敦厚”這一詩教傳統特別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因此，《詩經》徒具文學形式，卻只是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教化萬民、維護統治秩序的工具。“溫柔敦厚”除了倫理意義外，后世也引申為藝術原則，因而在中國古典詩歌創作和理論上有過十分消極的作用。

　　2、蒙學階段比較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而且成效顯著。

　　教兒童讀詩，這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寶貴經驗。兒童識字后，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開頭就給他們讀一些比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興趣。前人采用在這個時候讀些詩的方法，是很有見地的。兒童認字之后，常讀些優美而淺近的詩歌，這是自唐宋以來一直實行的辦法，后來逐漸成了蒙學中一個固定的教學內容。明代王守仁主張詩歌教育應適應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他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萎。今教童子，必使之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自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于詠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他強調一定要注意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順應兒童的性情，保護兒童的學習積極性，以誘導啟發來代替“督”、“責”等傳統手段，避免產生逆反心理。這段論述正說明了古代詩歌教育的特點。

　　張志公先生對我國傳統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對古代詩歌教育傳統是這樣論述的：“愛聽故事，是兒童的特點；愛大聲誦讀，也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詩的語言，音調和諧、押韻，念起來給人以極大的快感。淺近的好詩，盡管兒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啟發想象，開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詩，孩子們逐漸會感覺到語言的美，感覺到書有念頭，有學頭，從而培養起他們愛好語言的情感，促進了他們求知的欲望，增強了他們思考、想象的能力”（《張志公文集》之四《傳統語文教育研究》116-117頁）。概言之，詩歌教育既使學生樂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3、古代的詩歌教育將讀詩與寫詩相結合，使得讀書人從兒童起就開始學習寫詩的技巧和方法。如蒙學階段進行“屬對”和“聲律”訓練，為寫詩奠定了良好基礎。當然，“屬對”是一種實際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訓練，同時包含修辭和邏輯訓練的因素，是一種綜合的語文基礎訓練。

　　4、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韻文教學，從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兒童的認知規律。實際上，古代的韻語讀物本身也具有詩歌的形式和特點，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稱之為詩歌似乎也并無不妥，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的詩歌教育教材也應當包括這些韻語讀物。

　　5、古代詩歌教育尤其重視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的完美結合。以倫理道德為基本教育內容是我國古代傳統教育的重要特征。蒙學詩歌教材的編寫都有明確的倫理道德指向，如《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均是這樣。

　　6、古代詩歌教育特別重視誦讀訓練，十分有利于培養良好語感。

（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2004級教育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