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說

　　在中國，一個改革家，特別是一個失敗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會非議甚多，以致蓋棺難以論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慶歷新政”的范仲淹，則是個例外。

　　朱熹評論他：“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1]

　　劉宰評論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2]

　　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韓琦評論他：“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師于來哲。”[3]

　　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評論他：“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4]

　　前賢渺遠，近哲可師。在宋代，乃至后世，這個失敗的改革家，則成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范仲淹為什么會得到如此之高的評價？為什么會得到如此之高的精神地位？同樣是改革家，王安石的身后為什么竟是毀譽參半，而范仲淹則是“名節無疵”？

　　以往，人們評論范仲淹，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范仲淹的事功上，集中在范仲淹如何主持“慶歷新政”和抵御西夏這兩件大事上。[5]誠然，這是范仲淹的主要活動，不應當忽視。然而，人們卻很少去探討形成范仲淹這些事功的原動力是什么？在這種原動力的推動下，產生了什么樣的行為準則與行為方式？而形成這種原動力的時代背景又是什么樣？如果沒有一種精神上的原動力，范仲淹會有如許事功，會得到如許評價嗎？在這里，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一下范仲淹。我以為，這樣的研究或許有助于人們對宋代士大夫社會與士大夫政治的認識，乃至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主流精神的認識。

一、“荷國家不次之遇，思所以報”——報恩論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這是宋人編次并廣泛流傳的《神童詩》[6]的第一首。這首詩形象地說明了宋代朝廷與士大夫的關系以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范仲淹晚年也作過一首詩，作為對自己仕途的回顧和對鄉人的勸諭：

　　長白一寒儒，登榮三紀余。
　　百花春滿路，二麥雨隨車。
　　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
　　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7]

如果說以上兩首詩是以籠統和含蓄的筆觸來表達一種觀念和意識的話，那么，相傳出自北宋第三代君主宋真宗之手的《勸學詩》，則是十分通俗淺顯地告訴人們，天子是如何“重英豪”的，并且形象地向人們曉諭了為什么“唯有讀書高”的道理。詩云：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8]

這些詩，盡管都是毫無例外地誘人以功利，但在客觀上卻反映出一種觀念。那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身分與社會地位是可以通過讀書來獲得的。這是一種全新的觀念。在宋代以前，是缺乏形成這種觀念的現實條件和社會基礎的。然而從宋代開始，自身獲益的體驗與官方的提倡，以及“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9]的現實，則象春雨入土一樣，滋潤并助長著世世代代的庶民與士大夫的夢想。而這種光榮與夢想，又不斷地激勵著他們的進取心。于是，宋真宗的詩演化成為民謠：“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于是，始盛于宋的科舉制度，歷千年而不衰。

　　不可否認，利，對任何人都是一種誘惑。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并不都是唯利是圖。猶如“器”之于“道”，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是以科舉之“器”，來實現其理想之“道”。自古以來，在中國知識份子的血液里，一直流淌著一種責任意識，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不過，這種責任意識，由于客觀環境與統治者的政策等因素，在許多時期里，使許多士大夫得不到抒展。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是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種門閥制度及其殘余觀念一直影響到唐代。這樣就使大多數士大夫難以“達則兼濟天下”，就只好轉而“窮則獨善其身”。一部分人因此而遁入山林，走向了積極入世的反面，做了隱士。中國古代的隱士現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政治上極度壓抑之下，產生出來的一種畸形解脫。

　　宋代則不然。從客觀政治現實來看，唐末五代的大動蕩，較為徹底蕩滌了殘余的腐朽門閥觀念。在宋代，已經基本上找不到唐代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現的士庶之爭了。此外，五代時期政權象走馬燈似地不斷更迭，打亂了固有的政治秩序，打散了傳統的政治組合，也不可能形成和平時期出現的那種牢固的“門生故吏”式的政治派系。這就給絕大多數士大夫步入仕途提供了一種相對平等的機會與可能。

　　此外，從統治者的主觀意圖來看，趙宋王朝鑒于歷史上出現的魏晉門閥政治、隋唐集團政治、五代武人政治的弊端，加之自身并未帶有多少“君權神授”的光環，因此，這個同樣是通過篡奪建立起來的政權，選擇和制定了一種能夠最廣泛地籠絡士大夫的政治策略，讓他們都來參與政治，以增強士大夫對這個政權的向心力。這就是“與士大夫治天下”。

　　“與士大夫治天下”。這句話出自北宋宰相文彥博之口。熙寧時期，王安石實行變法，朝野內外議論紛紛，神宗拿不定主意，招集文彥博等大臣們商議。其間，君臣有如下對話。

　　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10]

　　“與士大夫治天下”，這句話不僅充滿了一代士大夫的自豪與自信，也等于是提醒君主，我們是這個政權的合作者。它反映了一種新型的君臣關系，也清楚地表明了宋代政治的特征。與這句話適成對照，令我不禁想起了一個士大夫之死。

　　一個叫顏見遠的讀書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朝齊做官，當梁代齊，他竟絕食而死，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伯夷、叔齊。梁高祖聽說這件事之后，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也！”[11]一介書生之死，對一個王朝來說，固然微不足道，但從今天看來，則可以說是時代的悲劇。在那個時代，士大夫之于朝廷，至多是一種雇傭、而不是作主的關系。而當歷史步入宋代，則真可謂是“時代不同了”，士大夫作為一個階層、一種勢力，已經崛起，并且已經不可小視。

　　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與太祖、太宗一同打天下的士大夫們，為他們所建立的政權設計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政治構架。在這種政治構架之下，宋朝統治者通過科舉的方式，大規模地開科取士，把視角面向全社會，汲取有用之才，這就擴大了統治基礎，把一個農業社會中占人口比例并不多的掌握文化知識的精英大都網羅了進去。由于“取士不問家世”[12]，讀書人只要耐得寒窗苦讀，在機會基本均等的競爭之下，其中的出類拔萃之輩便能夠脫穎而出，通過科舉而躍入統治層，成為統治結構中的一分子。

　　入仕后的士大夫們，不再因難跳“龍門”而顧影自憐。恰恰相反，社會環境的改變，入仕的成功，“兼濟天下”之志的再度激發，使他們以所投入的政權安危為己任，不再充當冷眼觀世的局外人。這一切都鑄成和強化了一代士大夫的責任感與事業心。“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13]二十世紀初葉，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的疾呼，似乎是宋代那“與士大夫治天下”的遙遠的回聲。

　　宋代君主希望通過擴大科舉考試能夠恩歸于己，并且將殿試制度化，以增強士大夫都是“天子門生”的觀念。朝廷的各種優禮政策，使得宋代士大夫十分感激君主的知遇之恩。許多由普通庶民甚至貧民出人頭地的士大夫，在對國家朝廷盡忠盡力的行為中，都包含了相當強烈的報恩成分。

　　出身貧寒的范仲淹自然也不例外。他是宋王朝優禮士大夫政策的受惠者。在范仲淹的所有言行中，都浸透著一種濃厚的報恩思想。不過，在他那里，已不是簡單地對君主一人報恩，而是升華到為一個朝廷盡忠盡力，為這個朝廷所代表的國家的最高利益——長治久安而盡心竭慮。

　　范仲淹兩歲時，父親便去世了。母親因生計無著，攜其改嫁，過著一種寄人籬下的貧寒生活。青年時期，范仲淹在山間僧舍讀書，飲食難濟，一小盆粥冷凍之后分成四塊，放一點韭菜和鹽，便是一天之食。[14]范仲淹在睢陽學舍讀書時，生活也很艱苦，以致牽動同學中富家子弟的側隱之心，饋以食物。[15]當時，他將自己比作貧困的顏淵。[16]然而，在登進士第入仕之后，范仲淹的境況便頓然改觀了。政治地位且不說，僅從經濟收入看，當他還僅僅是大理寺丞、秘閣校理這樣的小官時，據他自己說，一年的俸祿已相當二千畝地的收入了。[17]由此，也可見宋王朝對士大夫優禮政策之一斑。因此，范仲淹從他自身這種地位與經濟上的變化中，深切體會到：“朝廷用儒之要，異其品流，隆其委注。”[18]

　　“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構架，決定了宋王朝優禮士大夫的政策。這種政策，具體講，正如宋人呂中在《大事紀講義》卷1序論所言：

　　取士至于累舉，舉官至于及內親，任子至于異姓，拜近必擇良日，固所以結士大夫之心。

　　對此，范仲淹時常縈繞于懷的是：“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報。”[19]這樣的話，范仲淹不止一次地說過。例如，他說：“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粗使，得預班列。……每自循揣，曷報上恩。”[20]他還說：“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21]

　　上面引述的范仲淹的幾句話，我都是摘自范仲淹寫給朋友的書信。如果說一個士大夫寫給朝廷的奏疏多少有些官面文章的成分，那么，朋友間私下的書信，則大致上反映了一個人的真實思想。所以說，上述言論所展示的范仲淹的報恩思想，可以說是相當真實的，相當真切的。同時，我還注意到，范仲淹上述話語所提及的報恩對象，不是君主一個人而是國家政權這個整體。

　　自身地位的強烈反差，雄心壯志的得以舒展，這一切都造成了范仲淹濃厚的報恩思想。我以為這種報恩思想，就是范仲淹一切政治行為的主要原動力、內驅力。范仲淹的許多行為準則和行為方式，都可以從這里找到部分答案與解釋。

　　不過，范仲淹是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方式來報答國家朝廷對他的恩遇的。即這種報恩思想化作了一種對國家對朝廷的強烈責任感與事業心，貫穿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在士大夫政治的構架之下，國家政權就是士大夫的政權。朝廷優禮士大夫的政策，同樣也是在士大夫的主持之下實施的。因此，可以這樣說，士大夫向朝廷、向作為朝廷代表的皇帝報恩。實際上是個人向整個集團的表忠，是政權的參與者向自己的政權盡誠。

二、“少小愛功名，欲作萬人英”——愛名論

　　宋王朝的優禮政策，開科取士的一系列措施，這一切都極大地激發了士大夫們壓抑已久的“兼濟天下”之志。一個個都躍躍欲試，試圖建功立業，以報答國家對他們的知遇之恩，并且光宗耀祖。作為士大夫中的一員，范仲淹的功名心相當重。早在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就在他的一首詩中自抒抱負：“有客淳且狂，少小愛功名；非謂鐘鼎重，非謂簞瓢輕。”[22]同時，他慨嘆道：“風塵三十六，未作萬人英。”[23]不過，他很自信：“萬古功名有天命，早晚將相云漢外。”[24]他在經略西邊時，滿懷自信地吟出：“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25]看來，出身貧寒的范仲淹頗想出人頭地，欲作“萬人英”。幸運的是，以士大夫為統治基礎的社會政治環境，給他提供了這種機會。

　　對于范仲淹的愛名、近名，當時頗有些非議。范仲淹入官的舉主（推薦人）晏殊就曾告訴過他，說有人議論他“好奇邀名”[26]。宰相呂夷簡說范仲淹“務名無實”[27]。曾向晏殊推薦范仲淹的另一位宰相王曾，也說過“范希文未免近名”之類的話[28]。看來，對于范仲淹的愛名、近名，在當時，除了有人出于惡意攻擊之外，不少人也不理解或有些誤解。

　　那么，范仲淹是怎樣看待名節問題的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名節觀。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1030）寫的《上資政晏侍郎書》中，集中反駁了別人對他“好名邀奇”的非議。在景祐三年，為反擊呂夷簡攻擊他“務名無實”，范仲淹又專門寫了一篇《近名論》。這兩篇文字，集中地反映了范仲淹的名節觀。[29]

　　第一，范仲淹認為，道家的遠名說，缺乏責任感。他列舉了老子的“名與身孰親”和莊子的“為善無近名”等說法，加以批駁。他說，這是“道家自全之說”，“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并不是“治天下者之意”。他說這種人“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就是說，范仲淹認為，這種無入世之意，不愛名節，明哲保身的人，毫無責任感可言，根本不可能為國家盡力。因此，統治者不應當提倡道家的遠名說。他說：“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第二，范仲淹認為，重名、愛名，是圣人前賢一貫的思想與作風，著在經典。他從儒家經典中找出許多重名、愛名的理論，如“立身揚名”，“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疾末世而名不稱”，“榮名以為寶”等等，來證明他主張近名符合圣人的思想。同時，他還列舉出古代圣王名臣的許多事跡，來進一步闡述他的“近名論”。他說：“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圣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后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

　　第三，范仲淹認為，重名、愛名，是推行教化的第一要事，關乎治亂興衰。他說，“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兇不足恥。”而普通人如果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最后，他指出：“人不愛名，則圣人之權去矣。”就是說，儒家以禮教化天下，使人有羞恥之心，遵守一定的秩序規范。如果人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名節，毫無羞恥之心，那么，圣人借以教化天下的理論也就行不通了。因此，范仲淹得出結論：“教化之道，無先于名。”

　　所以說，在范仲淹看來，一個人看重和愛惜自己的名節、名譽，立身揚名，是件好事，而不是壞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好名、重名的一生。在當時，范仲淹可謂是直聲滿天下，賢名遍朝野。然而，范仲淹的好名、重名是有一定分寸的。他對這個問題有一種辯證的認識，知道在什么情況下應當愛名，在什么情況下不應當顧名。范仲淹并不是那種“賣直取名”的淺薄之輩。在他那里，近名與邀名是有嚴格區別的。他在一封家書中囑咐繼父家的子弟說：“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30]由此可見，范仲淹的近名，是建立在高度事業心之上的近名，好的是大名大節，而不是出于個人目的的出風頭。因此，他在生前死后，留下的名是一種正直之名。此外，當這種注重個人名節對國家利益以及整個事業有所妨礙時，范仲淹認為，應當服從大局，“宜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31]

　　范仲淹提倡注重名節，可以說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的一種撥亂反正。唐末五代時期，由于政權轉換頻繁，士大夫往往轉仕幾朝。如自命“長樂老”的馮道，就歷仕四朝十君[32]。宋朝禪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為宋臣。在宋初的幾十年中，“貳臣”充滿了朝廷。因此，當時對所謂的“貳臣”，在輿論上也沒有什么非議。后來，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來士風澆薄，道德淪喪，而以身作則，振作士風，砥礪士大夫名節。《宋史》卷446《忠義傳序》指出：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余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場之臣，勇于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

　　從宋初到真宗時期，在統治層，道家的“無為”思想占了主導地位。當時為了安定政局，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有關，從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過去割據政權的官吏。然而，時光過去了幾十年，隨著政局的安定，作為朝廷，已經沒有必要繼續提倡道家的無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對所謂的“貳臣”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否定性的批判成為風潮。以道家批判為中心的范仲淹的愛名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它代表了當時的新思潮。實際上，在《宋史·忠義傳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時代，關于名教，就已經提出了與范仲淹幾乎相同的主張[33]。在與范仲淹同時，歐陽修也在其編纂的《新五代史》中，改而對馮道作了否定的評價，同樣也是這一思潮的反映。

　　朱熹更是具體地突出評價了范仲淹以名節振作宋代士大夫之功。他說：“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卻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34]朱熹還有一段與學生的問答。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

　　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勵廉恥，振作士氣。[35]

　　清人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六援引一個叫魏象樞的話說：“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這句話頗有道理。但他僅是就勉勵學業而言，而范仲淹的近名之論、近名之行，意義則更為廣泛深遠。起碼說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點已有定評。在南宋前期，有個叫薛季宣的人進一步展開了范仲淹的愛名論，他向宋孝宗進言說：

　　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耳。誠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立。[36]

　　此外，在《宋史》卷423《陳塤傳》中，有這樣一段問答：

　　（史）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

　　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耳。

　　南宋理學家黃震在《黃氏日抄》的《本朝諸儒理學書》中，引用理學家張栻的話說，“君相不當惡士大夫好名。唯朋友相切磋，不當好名耳”。

　　歸納以上諸人的言論，可以看出，自范仲淹以來，愛名論作為一種“道統”已為宋代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宋亡之際，能出現如文天祥那樣的堅貞之士，不能說與崇尚名教、砥礪名節無關。不管怎樣評價，功名心對于一個人來說，畢竟構成了一種進取的驅動力。而當一個人的功名心與事業心結合在一起時，則肯定會成為積極因素。

三、“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憂患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段為人們所熟悉的《岳陽樓記》中的名言，正是范仲淹憂國憂民之心的自我真實寫照。

　　《岳陽樓記》寫于慶歷六年（1046），而范仲淹這種憂國憂民之心，早在少年時代便已形成。歐陽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寫道：“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37]此外，歐陽修在景祐元年，當得知范仲淹知蘇州時，寫給范仲淹的一封信.其中就有這樣的話：“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38]歐陽修在信中把范仲淹稱為“有憂天下之心者”，可見，他對范仲淹這一點相當熟悉，所以他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寫范仲淹少有憂患之心，當是言之有據。

　　范仲淹少年時期，曾為自己的將來設想了兩種職業，兩條生活道路。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醫。宋人趙善璙的《自警篇》卷8記載：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愿為良醫”。亦不許。既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醫之技，君何愿焉，乃無失于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生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兩種人生設想，一是救世，一是救民，都是以憂國憂民為出發點的。在范仲淹入仕后，這種憂國憂民意識，變得更為強烈。天圣五年時，他僅是一名大理寺丞這樣的小官，在母親去世服喪期間，他由一己之憂，而推及天下之憂，在強烈的憂患意識的驅使之下，寫下了近萬言的《上執政書》[39]。針對當時各個領域中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議。他在述說上書的理由時說：“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

　　做地方官，他說：“憂國憂民，此其職也。”[40]為邊帥，他在因擅復西夏趙元昊書而被冤枉地降職時說：“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猶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41]在朝為諫官，范仲淹奉命視察江淮災區，將災民用以充饑的野草拿回一把，帶給皇帝，“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42]。他還稱贊災區的地方官吳遵路的救災事跡。后來，當吳遵路去世時，范仲淹專門寫了祭文，滿懷深情地說吳遵路“憂國憂民，早衰而死”[43]。看來，范仲淹并不是不知道憂國憂民會耗心損神，但他始終未改初衷。由于背負著憂患之心，范仲淹一生活得很沉重，很少有歡快輕松的時候。甚至在同朋友一道飲酒時，范仲淹也會聯想到黎民百姓，“但愿天下樂，一若樽前身”[44]。

　　宦海沉浮，也曾使范仲淹產生過急流勇退的念頭。但這種很快就被他那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所遏止，想到的是：“鵬鷦共適逍遙理，誰復人間問不平？”[45]

　　由上述可見，范仲淹的憂國憂民，是一種明確的自覺意識。因而，也就相當強烈而執著，“如卞生獻玉，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這種執著的憂國憂民意識，正是強烈的事業心與責任感的延伸。相反，一個對國家、對百姓毫無責任感的人，只會局于自私而可憐的一己之悲歡，絕不可能產生出如此高尚的憂天下之心。

　　那么，范仲淹這種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呢？我想起碼有這樣幾個因素。

　　從客觀上看，第一，宋王朝“以士大夫治天下”的社會政治環境，造就了范仲淹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責任感。因而，他一言一行，處處從民生疾苦與國家安危著想。第二，到范仲淹入從仕的時代，大宋王朝已建立了八十余年。這架巨大的車子，已開始從峰巔向谷底滑落，各種危機已經萌發。用范仲淹的話說，“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46]。這種政治現實，也不能不使具有高度責任感的范仲淹憂患意識增強。

　　從主觀上看，第一，范仲淹在入仕之前，身處底層，對民間疾苦和地方上貪官污吏、各類橫豪對百姓的欺壓深有了解。他說：“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47]因此，他在少年時代選定良相與良醫作為將來的職業時，便已立志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懸，形成了深重的憂國憂民意識。第二，儒學積極入世與重民思想的長期陶鑄，使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樹立得相當牢固。既以天下為己任，必然會有憂天下之心。范仲淹說過他的憂患意識是推求“古仁人之心”的結果。范仲淹很推崇唐代韓愈的文學成就，倡導北宋的古文運動。[48]他的思想也受韓愈這樣的一代大儒影響很深。范仲淹心憂天下，冒死上言，也援引韓愈為楷模。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總之，“以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環境，危機日重的社會問題，古代仁人志士的風范所及，這諸多因素，鑄成了范仲淹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品格。

　　或許，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范仲淹活得很累。的確，他是活得很累。但一個人或者是一批人，特別是那些為官為吏從事公務的人活得很累的話，或許就可能換來更多的本來就活得很累的人的輕松。

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進言論

　　接觸過宋代歷史的人，大都會有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宋代士大夫言事之風頗盛。無論大事小事，往往紛紛上言，議論不休。且不說議論當否，這種現象起碼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國家觀念的增強，事業心與責任感的增強。在任何社會里，百家爭鳴總比鴉雀無聲要正常。

　　宋代士大夫上書言事蔚然成風，久而久之，上書言事竟成了宋代士大夫的一種“專利”。朱熹就說“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49]。對此，我們可以舉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慶歷二年（1043），朝廷把帥邊的范仲淹從文臣換成武職。盡管武官在待遇上要優厚一些，但范仲淹還是連上三表，堅持謝絕了這項任命。范仲淹為什么要這樣做呢？這里面固然有士大夫間重文輕武風氣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一換武職，上書言事就不方便了，幾乎等于失去了這種“專利權”。范仲淹在《讓觀察使第一表》中述說了理由：

　　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睹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缺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則今而后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于軍中，或有害于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缺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覆奏，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

　　因此，在范仲淹看來，“儒者報國，以言為先”[50]。所以，他自然不愿意失去這種發言權了。

　　報恩思想，近名主張，憂患意識，這一切都通過一種基本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儒者報國，以言為先”。這是范仲淹的一貫主張，他一生都在身體力行這一主張。早在天圣三年（1025），當他還是監楚州糧料院這樣的地方小官時，便寫下了一份《奏上時務書》，呈給宋仁宗與臨朝聽政的章獻太后。提出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等建議。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經過周密思考，給朝廷寫了一份萬言書。針對時弊，他提出了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等改革主張。這些主張幾乎就是他十五年后主持“慶歷新政”時提出的十項改革主張的藍本。史載，當時的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后，“見而偉之”，讓晏殊推薦范仲淹為館職[51]。

　　范仲淹所說的“以言為先”，并不是無關痛癢地泛泛之言，而是危言讜論。為此，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貶黜，吃了相當多的苦頭。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與事業心驅使著他，無改初衷。

　　天圣七年（1029），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準備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禮，屆時將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為太后上壽。范仲淹聞訊后，上疏極言不可。他認為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后世法”[52]。并且要求太后還政于宋仁宗。范仲淹這些言論觸怒了頗有野心效法武則天的劉太后。她把范仲淹逐出朝廷，貶為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的這些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53]，理直氣壯地作了解釋。信中寫道：“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在這封信中，范仲淹公然申明，他不想做明哲保身、不負責任的“循吏”，而是要“發必危言，立必危行”，以“致君與無過，致民與無怨”，使“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

　　明道二年（1033），在劉太后死去，宋仁宗親政。范仲淹被招還，擔任了諫官。不久，就發生了仁宗廢黜郭皇后之事。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伏閣極諫”，結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54]。即使這樣，范仲淹依然不忘勸諫仁宗，他告訴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55]。

　　過了兩年，范仲淹再次被招還京師，判國子監。史載：“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也。仲淹曰：論思正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師肅然稱治。”[56]范仲淹危言立朝，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史載：“公（范仲淹）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57]當時，呂夷簡任相，頗為專權。而范仲淹“言事無所避”。這就深深地得罪了權相呂夷簡。史載：“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辯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辯于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訴，辭愈切，由是降黜。”[58]這次范仲淹被貶知饒州。

　　縱觀范仲淹的仕途，幾乎就是一個屢言屢貶的過程。

　　面對上書言事，屢遭貶黜，范仲淹是怎樣看的呢？宋人張滋《仕學規范》卷25中記載了范仲淹的一句不大為研究者所注意的話：“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這是一種有趣的說法。因公獲罪，并不看作是犯罪。大概宋代士大夫面折廷爭的最大理由正在于此。至少范仲淹作如是想。他在詩中寫道：“可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59]“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60]以面折廷爭、日犯雷霆的言行來堅持原則，來報答朝廷乃至君主的知遇之恩，這樣的忠誠，可以說是一種有別于愚忠的特殊的忠誠。而這種特殊的忠誠，在宋代士大夫中并不少見。翻檢史籍，比比皆是。在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里，正是有了一大批像范仲淹這樣具有特殊忠誠的士大夫，他們以自己的忠言讜論，將統治機制無法正常反饋的各種信息傳遞到決策層，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來為一個政權一次次糾偏正誤。這種責任感與事業心，在今天看來，除了令人敬佩之外，更多的是讓人們感受到一種悲壯。

　　范仲淹的作為，不過是眾多的宋代士大夫所作所為的滄海一粟。因言獲罪，在宋代非但不會受到輿論的非難，相反還會得到贊揚。范仲淹在慶歷新政前曾因上言被貶謫三次。對此，輿論譽之為“三光”[61]，即一次比一次更為光彩。這種保護士大夫上言的輿論，正是宋代士大夫制約皇權的勇氣來源之一。

五、“左右天子為大忠”——皇權論

　　范仲淹在他的《楊文公寫真贊》中有一段對寇準的評論：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62]

　　“澶淵之盟”時的宋真宗，按當時的佞臣王欽若的說法是，被寇準像賭博的孤注一樣擲于澶州城下。[63]而范仲淹則把寇準這種左右天子的行為視為大忠。由于范仲淹這段話很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皇權觀，因此被廣泛征引[64]。下面，我們就來具體看一下范仲淹的皇權觀，作為對宋代士大夫皇權觀的一個剖析。

　　一、范仲淹對君主的認識。范仲淹說：“臣不興諫，則君道有虧。”[65]由此觀之，在范仲淹眼里，君主并不圣明，與常人一樣，也會犯錯誤，時刻需要群臣加以監督規勸，補正君道。所以，范仲淹認為，如果君主剛愎自用，“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66]

　　基于這種認識，范仲淹儆誡君主：“堯舜則舍己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于天。”[67]

　　基于這種認識，范仲淹要求君主，應該“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68]

　　基于這種認識，范仲淹希望君主從善如流，舍己從人。他舉出古代的虞舜作為君主的楷模，說“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圣德。”[69]范仲淹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你皇帝想要有圣德之譽，就必須舍己從人，不要有自己的主見。

　　基于這種認識，范仲淹認為：“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就是說，批評君主的錯誤不僅是一種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是自宋朝創立以來的傳統。

　　基于這種認識，范仲淹“每睹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于必正”。對于以皇帝的名義下達的詔令，照樣堅持己見，糾正其錯誤。因此，在范仲淹那并不長的仕途中，有著相當多的面折廷爭，危言危行。

　　二、范仲淹對皇權的認識。范仲淹認為，“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權”[70]。盡管這里的“權”字，是相對于常道來說的權宜之意，但使用相同的文字，范仲淹可以說是語義雙關的。因此，他這句話是在明確地說，權力對于君主來說無關緊要，關鍵是要遵守為君之道，不能做無道昏君。關于道與權，范仲淹還有進一步的解釋：對于君主來說，“虛己之謂道，適道之謂權”[71]。這就等于是告訴君主，你的權力就是“適道”，在為君之道的嚴格規范之內，規規距距，老老實實，不可越雷池一步。那么，是不是范仲淹就認為君主一點權力也不能有呢？也不是。在范仲淹看來，君主只應當擁有一種權力，那就是人事權。他在《推委臣下論》中指出：“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賢，不勞慮于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慮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72]因此，按照范仲淹的觀點，君主除了人事權之外，任何政事都不應親自從事。這樣一來，就無異于從理論上剝奪了君主的其他所有權力。

　　然而，即使是人事權，范仲淹也并不主張全部交給君主。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于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于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可見，在范仲淹看來，君主的人事權，也僅僅限于選拔“清要之職，雄劇之任”。而選拔這些官員也要有前提。即必須“僉諧”——群眾輿論要能通得過。看來，君主的這點權力也要置于群臣的監督之下，也不容易以自己的意志為意志。由此觀之，范仲淹希望賦予君主的，只是一種有限的、有條件的人事權。

　　接下來，我還想探討一下范仲淹關于皇權與相權的辯證觀。在對待皇權的問題上，從宋代士大夫的言行中，人們往往可以發現一種矛盾現象。即時而主張皇權虛化，時而又要求加強皇權。作為宋代士大夫的個案研究，以前我曾分別寫過關于宋祁和蘇頌的文章。從他們對待皇權問題的態度上，我都發現了這種矛盾現象。[73]這種矛盾現象，在范仲淹的言行中，也毫無例外地存在著。那么，怎樣解釋這種矛盾現象呢？

　　通過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在宋代，皇權全面走向象征化的同時，作為宰相和執政集體領導的相權空前強化。[74]就皇權和相權這二者來說，皇權過強，易成君主專制；相權過重，易成權相獨裁。二者都不利于一個政權的長治久安。因此，作為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對這兩種傾向都很敏感。他們常常小心審慎地權衡兩端，“允執其中”，以阻止兩種傾向的發生。

　　作為范仲淹，在他走入政界后，適逢朝廷中呂夷簡長期任相，頗為專權，進退官員，一由己意。例如范仲淹就曾兩度遭其貶放。甚至呂夷簡還左右皇帝廢掉了皇后。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同位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相抗爭，范仲淹只能抬出皇帝來，把皇權作為限制相權的武器。面對呂夷簡的專權，范仲淹對宋仁宗說：“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在這種形勢下，范仲淹主張“君道宜強，臣道宜弱”。因此，可以這樣說，主張加強皇權，是宋代士大夫在特殊時期，特殊形勢下，為了特殊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總的看來，在正常的政治形勢之下，包括范仲淹在內，宋代士大夫還是希望君主最好不要干涉政府機器的正常運轉，希望君主老老實實地呆在九重宮禁中，做他的“官家”。

　　范仲淹以及宋代士大夫皇權觀念的形成，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宋代是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會。唐末五代時期幾十年的劇烈動蕩，造成了一種文化斷層。這種機緣，使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崛起的一代士大夫得以重塑傳統，再造理論。在對待皇權問題上，宋代士大夫的觀念也與前代有著明顯的不同。唐末五代動蕩的現實，幾乎把“君權神授”的觀念打得粉碎。而作為皇帝，也在這種現實之下，從至高無上的天子，重新走回人間。在宋代士大夫那里，皇權觀念降低的同時，國家意識卻增強了。皇權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中央政府的管理機制則日趨完善。這種局面，使皇帝重新定位。即將其地位以新的形式再度“提高”——推向象征化。作為皇帝，其作用在于，以國家、民族的象征，來維系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75]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對“忠”的認識也比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改變。《東都事略》的作者王稱在卷98《李清臣傳》中寫道：“人臣以公正為忠。”就是說，對宋代士大夫來說，忠并不僅僅意味著對皇帝本人效忠，而是體現在行為的公正上。這樣的忠，更接近于忠誠、忠實的意思。范仲淹對寇準“左右天子”的行為評價為“天下謂之大忠”。這種大忠，無疑是“大公”的同義語。也就是把傳統意義上的“忠”轉化成為對天下盡忠的“大公”。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范仲淹，其皇權觀，正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觀念的折射。反過來說，那個時代的皇權觀念，也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代結語——“名節無疵”還是“甚壞風俗”

　　對于范仲淹，王安石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除了在緒說援引的范仲淹祭文中有“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這樣極高的評價之外，在《長編》卷275熙寧九年五月癸酉條，又記載王安石指責范仲淹“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為什么王安石會有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似應作一些具體分析。從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祭文是作于仁宗末年，此時范仲淹的政治同道韓琦、富弼、歐陽修都處于相當高的地位，所以王安石的祭文與其說是為死人作的，不如說是給活人看的。從王安石文集中大量的呈寫給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的書信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依從傾向是相當明顯的。當然，王安石在寫范仲淹祭文時，也并不完全是從政治依從著眼的。本來就負有盛名的范仲淹，在壯志未酬的境況下死去，更把其名聲推向鼎盛。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也體現了當時他從心底里敬佩范仲淹這一層面。王安石的一生，曾為故人寫過幾十篇祭文。其中范仲淹祭文的篇幅最長。比宰相文彥博祭文長出了幾倍，也比寫給其恩師歐陽修的祭文長。從這一事實也可見王安石對范仲淹敬佩之一斑。可以說，王安石對范仲淹的稱揚代表了當時士大夫的主流評價。因而，這篇范仲淹祭文也被廣泛征引。[76]

　　基于范仲淹生前的言行而形成的主流評價，在范仲淹死后，又塑造出一個近乎完美的范仲淹的精神形象。此后，這個精神上的范仲淹就成為了中國傳統士大夫所代代傳承的“道統”的一部分。并且，精神范仲淹一經塑造出來，便作為無可非議的正面形象被定型下來。此時的范仲淹已與生前活著的范仲淹有所不同了。這也是歷史上常有之事。某個人物一旦被賦予某種精神意義，便幾乎是永遠不會改變了。要說改變，也僅僅是油彩越涂越厚。例如被肯定的岳飛，被否定的秦檜等。隨著時光的推移，被固定下來的精神人物被后人不斷進行再加工。或是錦上添花，或是雪上加霜。總之，神圣的愈加神圣，丑惡的愈加丑惡。這也是歷史的“累層造成說”的一個方面吧。

　　從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積極參與范仲淹精神形象的塑造來看，時過二十余年，王安石與宋神宗批評范仲淹，當是屬于一種私下里的議論。我們來看一下兩個人的對話。

　　上又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復何所憾！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

　　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從以上的對話可以看出，君臣二人的議論，主要是從政治的角度，圍繞著當時的變法，對以前改革的教訓所做的總結。當然這種總結包括了對范仲淹的批判。然而，在范仲淹的精神形象業已豎立的氛圍中，這種批判是無法拿到桌面上來的，也僅限于君臣二人私下議論而已。因為即使皇帝也不能罔顧士大夫的輿論反應。而作為士大夫的一員的王安石就更要顧及了。

　　那么，對于范仲淹的評價，王安石早年的“名節無疵”與后來的“甚壞風俗”是否矛盾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

　　《長編》所載王安石對范仲淹評價的背景是，處于變法與反變法斗爭激烈時期的王安石，對當時已形成的黨同伐異的黨派之爭，把慶歷新政前明顯萌生黨爭的始作俑者，視為范仲淹。因此，在神宗同王安石談到不滿意范仲淹的科舉改革主張時，王安石借機發泄了這一番實為針對現實的抨擊。意在激發神宗對反變法派的不滿，以期達到打擊的目的。因此，王安石的抨擊，未必就代表了他對范仲淹的真正評價，也不能認為他對范仲淹的評價已經改變。

　　此外，關于“名節無疵”的評價，也似應作一些具體分析。平心而論，范仲淹的政績在宋代政治家中并不突出。而且在宋代的一些私下的議論中，對范仲淹也并非是一片贊譽，全無非議。除了王安石，對范仲淹作出極高評價的朱熹也有與本文緒說援引的贊譽近乎相反的評價。《朱子語類》卷129云“范文正雖有欲為之志，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

　　那么，為什么包括王安石、朱熹在內的宋代乃至后代的士大夫又對范仲淹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呢？比如說，置身于北方金朝的著名文人元好問就說：“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77]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范仲淹的言行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主流精神，而且還契合了從北宋開始的士大夫作為一個強有力的階層崛起的事實。從而，范仲淹也作為一種精神象征，成為士大夫群體維護和發揚其道統的精神支柱。歷史不僅是一種事實的敘述，同時還是一種后人的評價。后人總是依照自己的時代價值觀與利益取向來評論歷史人物。因此，歷史人物的真實度總與其生前有著一定的距離。正如生前的孔子與死后的孔子大相徑庭一樣，成為精神象征的范仲淹也與生前的范仲淹不盡一致。盡管我們要區別對待，但畢竟精神的范仲淹是從生前的范仲淹發展而來的。這就是我們要研究歷史人物的意義所在。

　　王安石和朱熹都對范仲淹作出過截然相反的評價。對此，似應把他們對精神范仲淹的肯定，同他們對范仲淹生前政治行為的批判區分開來，兩者不可等同。王安石接著神宗的話題，說出的實際上是對現實改革的感慨。同時，王安石所指出的范仲淹與呂夷簡之爭開了宋代大規模黨爭的端緒，也是不爭的事實。從具體的政治斗爭的形勢來看，在激烈的元祐黨爭到來之前，王安石的范仲淹批判，可以說也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洞察機微的見識。然而，在宋代以后，像這樣的范仲淹批判，除了清人王夫之的《宋論》中稍稍可以看到一點之外，就幾乎看不到了。完美也是一種負擔。近乎完美的精神范仲淹，不僅讓古人為尊者諱，也讓今天本應客觀分析秉筆直書的歷史研究者緘口。這并非不可思議。今天的歷史人物評價，又有多少真正跳出了傳統定位的窠臼了呢？

　　對于范仲淹的具體政治操作盡管存有質疑，但政治是一時的，精神是永遠的。因此，我以上著重從報恩思想、功名心、憂患意識、言事精神、皇權觀念這樣五個方面評論了范仲淹。其實，范仲淹的立言行事，遠不止以上這五個方面。然而，我之所以僅僅論述這五個方面的原因，不僅是想揭揭示范仲淹諸多事功的精神原動力，而且更想通過對范仲淹的精神世界的分析，由一斑窺全豹，來探索一下有宋一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因為，以上所列舉的范仲淹的五個方面，正是宋代絕大多數士大夫皆具有的共性特征與思想主流，也正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為可貴的一面。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一個由士大夫構成統治基礎的社會，士大夫的活動，對于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歷史的影響，則顯得十分重要。考察他們的活動，探索他們的精神世界，不僅有助于叩開這個時代的歷史之門，而且對于研究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海外的漢學研究，士大夫研究始終是一個熱點。而在國內的學術界，似乎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作此文，以為引玉之磚。

　　＊此文作為《范仲淹集編年校證》前言的一部分，作于1989年，并于1990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專題報告會上作為演講稿使用。其后，2000年，日文稿刊發于《東洋學報》第82卷第2期。中文稿此次首發。2004年11月筆者識于日本東京。

（文載《宋史研究論叢》第六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

注釋：

[1]《四部叢刊》本《范文正公集》附錄《諸賢贊頌論疏》

[2]出處同①。劉宰為理宗朝名流，傳見《宋史》卷401。

[3]《范文正公集》附錄《祭文》。

[4]出處同上。

[5]迄今為止，有關范仲淹的研究論著相當多。主要有劉子健《范仲淹梅堯臣與北宋政爭中的士風》(《東方學》14，1957年)、漆俠《范仲淹的歷史地位》(《中國歷史人物論》，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王德毅《呂夷簡與范仲淹》(《史學匯刊》4，1971年)、程應镠《范仲淹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陳榮照《范仲淹研究》(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6年)、竺沙雅章《范仲淹》(日本白帝社，1995年)等。拙作有《試論導致慶歷新政失敗的一個因素——讀范仲淹致葉清臣信》(上海《學術月刊》9，1990年)、《范仲淹三至杭州考實》(《浙江學刊》2，1992年)、《范仲淹集版本問題考辨》(臺灣《國家圖書館館刊》86-1，1996年)、《范仲淹與北宋古文運動》(臺灣《大陸雜志》94-4，1997年)。包括拙作在內，上述的范仲淹研究均無自本文角度切入者。本文以范仲淹為個案，試圖窺見宋代士大夫乃至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精神之一斑。

[6]《神童詩》，北宋汪洙編纂于元符年間，后世有所增益。作為開蒙教材，近代以前，在民間廣為流行。

[7]按，此詩未收錄于現存《范文正公集》，見于北宋王bi之撰《澠水燕談錄》卷４及南宋樓鑰編《范文正年譜》。然文字略有差異。例如，《年譜》中“三紀”作“二紀”，“二麥”作“二月”。《年譜》將此詩系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即范仲淹進士及第時所作。實誤。理由如下。第一，系年與詩所云“三紀”或“二紀”不合。古代紀年，以十二年為一紀。“登榮三(二)紀余”，當指進士及第的三十六年或二十四年后。據此可知，此詩當為范仲淹晚年的作品。第二，詩中的“二月”也與進士合格發榜的時期不合。據《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84記載，范仲淹進士及第的大中祥符八年合格發榜在是年三月。詳見拙作《范仲淹生平事跡考辨——〈范文正公年譜〉抉誤》(即刊《王云海先生紀念論文集》)

[8]元黃堅編《古文真寶》卷1，題為《真宗皇帝勸學》。

[9]《貴耳集》卷下。

[10]《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條。

[11]《南史》卷72《梁協傳》。

[12]《通志》卷25。

[13]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1919年8月4日)

[14]《范仲淹年譜》，大中祥符三年紀事。據《仕學規范》記載，此事為范仲淹親口所述。

[15]《范仲淹年譜》，大中祥符七年紀事。

[16]《范文正公集》卷3《雎陽學舍書懷》詩。

[17]《范文正公集》8《上資政晏侍郎書》。

[18]《范文正公集》卷9《上呂相公書》之三。

[19]《范文正公尺牘》卷下《謝安定屯田》。

[20]《范文正公尺牘》卷中《與韓魏公》之十七。

[21]《范文正公尺牘》卷中《與韓魏公》之二十。

[22]《范文正公集》卷1《贈張先生》。

[23]《范文正公集》卷3《歐伯起相訪》。

[24]《范文正公集》卷3《寄余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25]《范文正公集》卷4《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26]《范文正公集》卷8《上資政晏侍郎書》。

[27]《長編》卷118，景you三年五月丙戌條。

[28]《錦繡萬花谷》卷11引《魏王別錄》。

[29]載《范文正公集》卷5，以下所引范語，均出此篇與《上資政晏侍郎書》。

[30]《范文正公尺牘》卷上《與朱氏》之六。

[31]《范文正公集》卷9《與省主葉內翰書》之二。

[32]馮道傳見《舊五代史》卷126，《新五代史》卷54。

[33]《小畜集》卷18《答丁謂書》。

[34]《朱子語類》卷47《論語》。

[35]《朱子語類》卷129《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36]《宋史》卷434《薛季宣傳》。

[37]《歐陽文忠公集》卷20。

[38]《歐陽文忠公集》卷67。

[39]《范文正公集》卷8。

[40]《范文正公集》卷10《祭英烈王文》。

[41]《范文正公集》卷9《答安撫王內翰書》。

[42]分別見《長編》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條、卷113明道二年十月辛亥條。

[43]《范文正公集》卷10《祭吳龍圖文》。

[44]《范文正公集》卷2《依韻答提刑張太傅嘗新醞》。

[45]《范文正公集》卷4《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首因以綴篇》之五。

[46]《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答手詔條陳十事》。

[47]《范文正公集》卷16《讓觀察使第三表》。

[48]參見拙作《范仲淹與北宋古文運動》(臺灣《大陸雜志》94-4，1997年)。

[49]《朱子語類》卷132。

[50]《范文正公集》卷16《讓觀察使第一表》。

[51]《長編》卷106天圣六年十二月甲子條。

[52]《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53]見《范文正公集》卷8。

[54]《長編》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丙辰條。

[55]《范文正公集》卷15《睦州謝上表》。

[56]《長編》117景you二年十二月癸亥條。

[57]《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卷1。

[58]《長編》卷118景you三年五月丙戌條。

[59]《范文正公集》卷2《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60]《范文正公集》卷3《出守桐廬道中》。

[61]《續湘山野錄》。

[62]《范文正公集》卷5。

[63]《長編》卷62景德三年二月丁酉條。

[64]除《范文正公集》以外，尚見于《國朝二百家明賢文粹》卷88、《古今源流至論》后集卷9、《自警編》卷8、《宋史全文》卷7。

[65]《范文正公集·別集》卷2《從諫如流賦》。

[66]《范文正公集》卷20《用天下心為心賦》。

[67]出處同注⑥。

[68]出處同注⑥。

[69]《范文正公集》卷16《讓觀察使第二表》。

[70]《范文正公集》卷5《易義》。

[71]《范文正公集》卷20《用天下心為心賦》。

[72]見《范文正公集》卷5。

[73]《試論宋祁》，見《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88.4；《蘇頌論》，見《浙江學刊》1988.4。

[74]參見拙文《論宋代相權》，載于《歷史研究》1985.2。

[75]參見拙文《論宋代皇權》，載于《歷史研究》1989.2。

[76]王安石的范仲淹祭文原載于《臨川先生文集》卷85，又見于《皇宋文鑒》卷133，《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94，《文章辨體匯選》卷751，《永樂大典》卷922。

[77]《遺山先生全集》卷38《范文正公真贊》。

（作者單位：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