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簡介　　

　　劉銘傳（1836——1896），字省三，號大潛山人，1836年9月7日（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生于合肥西鄉井王四房部（今合肥市肥西縣銘傳鄉劉老圩）人。因排行第六、臉上有麻點，人稱劉六麻子。自幼務農，生活窘困。為人剛毅任俠，曾殺了當地團勇頭目，加入當地販賣私鹽的團伙，接著干起打家劫舍的勾當，成為官府追捕的要犯。太平天國亂起，咸豐六年（1856）8月，劉銘傳糾集幾百名貧苦青壯，當上了結寨自保的武裝頭目。兩年后，以“捍衛井里”為旗幟，在大潛山西面建起寨堡，成為這一帶對付太平軍和捻軍的一股主要團練武裝。1859年9月1日，太平軍一部攻打合肥的長城鎮、官亭，劉銘傳奉命率部“協剿”，將太平軍擊退。后被安徽巡撫福濟褒獎為千總，賞五品頂戴。咸豐九年（1861）11月，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在合肥招募勇丁，編練淮軍。劉銘傳受薦組織一支500人的隊伍，號稱“銘字營”，編入李鴻章的淮軍。同治元年（1862）4月，李鴻章奉命援上海，“銘字營”隨行，由安慶乘英國輪船到達上海李鴻章到達上海后，便著手更換軍械。至9月，“銘字營”中小槍隊已改為洋槍隊。以后，全營都換成清一色的洋槍。11月，劉銘傳聘請法國炮兵軍官畢乃爾教演洋槍，后來又四處購覓新式炸炮，委任他充任親兵炮營營官。隨著武器裝備的改變，作戰形式也就改為在開花炮隊掩護下由洋槍實施突擊的新式戰法，劉銘傳的變法維新思想，亦由此種下根苗。在滬對太平軍作戰期間，劉銘傳先后參與了進攻上海外圍和蘇南的太平軍，攻占了南匯、川沙、江陰、無錫、常州等城鎮，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軍統帥李鴻章的賞識，很快由千總、都司、參將、副將提升為記名總兵，成為李鴻章麾下的一員大將。所部“銘字營”發展成左、中、右三軍，每軍6營，共18營，加上炮隊、親兵隊和募僚人員，總兵力達七八千人，成為淮軍的主力之一。

　　同治五年（1866）12月，李鴻章接替剿捻失敗的曾國藩，去圍剿賴文光的東捻軍。六年2月，劉銘傳奉命自湖北宜城拔隊，與自樊城南下的湘軍鮑超部，合攻舊口、尹隆河地區的東捻軍。19日拂曉，劉銘傳圖功心切，提前由下洋港渡過司馬河（今天門河）進攻捻軍。結果，遭到捻軍的分割包圍，總兵唐殿魁等部被殲滅。劉銘傳與幕僚逃入一個廢堡，脫去衣冠，坐地待死。后因鮑超一軍趕到，架劈山炮連環轟擊，將包圍劉銘傳殘部的捻軍擊退，救出了劉銘傳及部下2000余人。六月，東捻軍在賴文光，任化邦率領下渡過運河進入山東半島，兵鋒直指煙臺。劉銘傳整天疲于追擊，不見成效，遂提出“守運河進扼膠萊”的對策，企圖將捻軍“擠入登、萊海隅，趁勢圍逼”。李鴻章采納了他的建議，在膠萊河近300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營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長墻濠溝，每營負責3里寬的防御正面。8月，清軍王心安部營壘初成，河墻未筑的情況被捻軍偵知，趁機由此突圍，向南轉移。劉銘傳緊追其后，先后在淮縣、贛榆大敗捻軍，并收買叛徒殺害捻軍領袖魯王任化邦，使東捻軍元氣大傷，于當年年底覆敗于揚州東北瓦窯鋪。劉銘傳因山東鎮壓捻軍有功提升為記名總督，封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及一等男爵。

　　在東捻軍被圍告急之際，正在陜北作戰的西捻軍聞訊回救，取道山西，進入直隸，威脅北京。清朝廷慌忙調集多路清軍圍堵。此時劉銘傳因積勞成疾，辭官回鄉。此時的“銘軍”已擴編為1.2萬余人，分步、騎、炮諸兵種，全部裝備了洋槍洋炮，成為淮軍及整個清朝軍隊中一支十分兇悍的武裝。剿滅西捻軍，自然少不了指揮這支勁旅的劉銘傳。在曾國藩的嚴令督促下下，劉抱病于同治七年7月27日回到銘軍老營，參與鎮壓西捻軍。8月16日，劉銘傳部淮軍和郭松林部湘軍，與西捻軍在陡駭河邊決戰，西捻軍全軍覆沒，領袖張宗禹不知所終。

　　同治十一年（1872）2月，劉銘傳衣錦還鄉，回到老家養病。駐扎在陜西的“銘軍”由于失去劉銘傳的控制，突然嘩變，幾天內潰散殆盡。清廷追究責任，擬予革職查辦處分。在劉銘傳四下活動后，求得開復，被解除兵柄，回故鄉閑居了13年。鄉居期間，他憂國之心未減，且革新思想萌生。他買了許多西方書籍和報刊的中譯本仔細閱讀，還經常往來于上海、南京間，結交洋務派人士和改良主義知識分子陳寶琛、徐潤、薛福成等人，思慮中國富強之道。他拍案驚呼：“中國不變法、罷科舉，火六部例案，速開西校，譯西書以厲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為矣”。（《劉壯肅公奏議》卷首）這種直率深邃的見解在當時是不多的。1880年，清廷以沙俄霸占伊犁，并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便召劉銘傳入京征詢對策，并準備必要時派他統兵作戰。劉銘傳借這個機會，呈上思慮已久的《籌造鐵路自強折》。他認為：鐵路不僅利于漕務、賑務、商務諸業，而且可以迅速提高清軍的機動能力，使18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可惜這一建議未被清廷采納，劉銘傳不得施展抱負，依舊返歸故里“療疾”。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次年6月，法軍除在陸路節節進逼中國邊境，海上則派海軍中將孤拔率領炮艦20余艘，企圖攻占福建和臺灣海口，以逼迫清政府在談判中讓步。無奈之下，清廷只好再次起用驍勇善戰的劉銘傳。1884年6月24日，劉銘傳乘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召見之機，提出了“整頓海防以濟當務之急，講求武備以立自保之基”的變革主張，并輔之以具體措施：嚴密防守各商埠及產煤地區，斷絕敵艦之源；改建各海口炮臺，配備炮隊、水雷，裁撤長江、太湖水師，籌辦中國海軍，以嚴防守；速派精通業務者到外洋購買新式槍炮，以應戰時急需；酌裁無用的募勇、綠營，編練新式軍隊，對統兵將領實行嚴格的考核和賞罰制度；設局譯刻西洋實用書籍以備參考。如果說，康有為等在是中國近代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方面改革先行者的話，劉銘傳則在國防、軍事方面的改革邁出先行的一步。覲見后兩天，劉銘傳被任命為督辦臺灣事務大臣，籌備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他從“銘軍”中抽調陸操教習100人、炮隊教習30人，水雷教習4人，并令銘軍舊將王貴揚等10余人攜帶毛瑟后門槍3000桿，配齊子彈渡海赴臺。

　　7月14日夜間，他趁著雷雨交加的惡劣天氣，乘軍艦躲過法國艦隊，于16日在基隆港口登岸。立即著手重新組織海岸防御：首先在基隆外海口門兩山對峙之處，增筑社寮島，仙洞山和沙灣炮臺，阻遏敵艦入口。滬尾除原有沙侖舊炮臺，又新筑中侖和油車口兩座新炮臺，填塞港道口門，阻止敵船突入。其次，鑒于臺灣清軍兵力單薄，劉銘傳在全臺推行團練之制，陸團在內地駐守，漁團在海上巡邏。同時，劃全臺為數個防區，分兵設將，各負其責。此外，在臺北府設支應局，在上海設軍械糧餉總局，保障后勤供應。這番設防和改制對臺灣防御收到顯著效果：先是8月6日在抵御法軍基隆抗登陸作戰中，取得擊倒法軍指揮官，法軍傷亡近100人的初戰大捷，遏制了法軍的囂張氣焰。繼而放棄基隆，援助滬尾，固守臺北，確保全臺大局。此方略雖遭到清廷、清軍將士和社會各界的反對，但他力排眾議，不改初衷，與法國侵略軍展開了長達4個月之久的拉鋸戰，為中法戰爭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極大貢獻。1885年，清政府決定臺灣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撫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

　　劉銘傳在他任臺灣巡撫的六年（1885-1890）中，對臺灣的國防、行政、財政、生產、交通、教育，進行了廣泛而大膽的改革，全面推進臺灣的近代化進程，使臺灣的面貌煥然一新。劉銘傳認為臺灣是東南7省的門戶，需要認真加強防務。他確定了臺灣防務建設的原則是：以澎湖為前沿，臺北為重點。依靠近代化的武器裝備和工事。建立獨立防御體系，為此，他先后做了四件大事：興辦軍器局和軍械所，興筑新式炮臺，加強澎湖防務和整頓臺灣軍制。在加強海防的同時，劉銘傳還將臺灣的陸營裁汰，整編成35營，全部改用洋槍，仿照歐洲方式進行訓練，嚴格考核制度。臺灣的團練也改為常設，設團練總局于臺北，各府、縣、廳設分局，各鄉設團，使之平時維持治安，戰時佐助官軍御敵。此外，劉銘傳還在臺灣創辦全國最早的、獨立的郵政局，在臺灣修建最早的一條實際營運的鐵路，在臺灣提出中國最早的創辦經濟特區計劃——基隆煤礦承辦章程。以及架設電線，發展工商、種植送輸諸業，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為防務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他在臺灣進行的革新并非囿于臺灣之一島，而是有著希冀“以一島基國之富強”，以臺灣“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范”，推動全國的革新與富強遠大眼光和胸懷。劉銘傳在臺新政是清朝統治臺灣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革新。連戰祖父連橫的《臺灣通史》評價劉銘傳“倡淮旅，練洋操，議鐵路，建臺省，實創中國未有之奇”，“溯其功業，足與臺灣不朽”。但這些革新措施卻遭到朝廷、社會保守人士的共同反對。迫于內外壓力，劉銘傳不得不在1891年告病辭歸。此時劉銘傳五十五歲，正值壯盛之年。

　　劉銘傳是清末洋務運動中比較具有時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實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以一介武夫，起自皖北鄉團，既無科舉出身的曾國藩、李鴻章所受的儒學經世傳統的熏陶，又無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研習西學的素養，竟然能主張“內仿工商，外興制造”，進而提出“變西法、罷科舉”，成為中國近代化的積極鼓吹者和實踐者，這與兩個因素關系極大：一是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他率淮軍進抵上海的經歷以及李鴻章的影響。他在十里洋場，目睹千年世變。與洋人常勝軍并肩作戰，更親自體驗到西式武器的精良和西法訓練的嚴整，下決心虛心求教。他不但得到李鴻章的賞識，也深受其改良思想的影響，深感“因循坐誤，一旦變生倉促，將何以自立”。正是基于上述思想，他才會一到臺灣，便以異乎尋常的魄力和毅力致力于近代化建設，將自己的革新主張快速付諸于實踐。二是深受桐城派影響：首先發現劉氏為將才的是曾國藩，其勛業也為桐城派后人所張揚，如王樹枏撰《清史稿?劉銘傳傳》，馬其昶撰的《劉壯肅公墓志銘》，陳澹然編《劉壯肅公奏議》，皆充分肯定他的變革思想和成就。另外，他的開放主張也得到桐城派中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的推助，如著名的奏折《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就是桐城派著名人物范當世擬稿，吳汝綸潤色而成。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桐城派關注宣揚劉銘傳一類人物，也可作為桐城派在近代因時而變、向務實輕文方面轉化的一個很好的例證。

　　然而，此時的清政府已大廈將傾，劉銘傳的改革也遇到來自各方面的種種阻力，迫使他于五十五歲壯盛之年告病辭官而去。劉銘傳二次隱居之后，仍時時牽掛國防大事，尤其擔心日本的侵略擴張。退隱之初，他多次上書李鴻章，請他轉告朝廷，對日本為患要多加提防，特別是要加強海軍建設。1894年，日本侵略軍挑起了中日戰爭。一些清廷官員考慮到劉銘傳系淮軍宿將，對日本情況研究頗深，交章奏請起用劉銘傳指揮抗日軍務，遭到光緒皇帝的師父翁同鯀的阻攔，僅向他詢問戰守之策。劉銘傳亟盼清廷能夠重新起用他，馳騁沙場，抗擊日軍。他立刻復信李鴻章，建議練兵，一半分屯沿海，一半扼守鴨綠江。不同日軍在朝鮮爭一城一池，重點保衛東北三省，不使日軍越江，而后觀敵破綻，相機行事。這一頗為清醒的用兵方略也并未為朝廷所重視。1895年4月17日，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這不啻給劉銘傳當頭一棒。他憂思郁結，舊病增劇。11月下旬，臺灣軍民抗日斗爭失敗，日本侵略軍占領臺灣全部土地。消息傳來，劉銘傳頓時昏厥過去。

　　1896年1月12日，劉銘傳去世。作為一名有愛國心的沙場老將，清追封其為太子太保，謚壯肅，準建專祠，《清史稿》有傳。但這些死后哀榮也許并不是劉銘傳所追求的。也許最令他抱恨終天的是不能馳赴疆場，抗擊日寇，而是眼睜睜看著多年嘔心瀝血建設的臺灣寶島被拱手割予日本。

劉銘傳時期臺灣政區圖

　　二、詩文創作

　　劉銘傳有文集《劉壯肅公奏議》和《盤亭小錄》，詩集《大潛山房詩抄》。

　　《劉壯肅公奏議》起自1870年“奉詔督師關中”，至1891年告病辭官二十二年間給朝廷的奏折，共22卷。桐城人陳澹然將其分為“出處、謨議、保臺、撫番、設防、建省、清賦、理財、獎賢、懲暴”十類，其中以臺灣軍政要務為多。劉銘傳為人剛毅，又在亂世統兵，更加睥睨鷹揚。年少時就桀驁不馴、爭勇好強，其師劉盛藻曾評論他：“升平之世是塊廢物，亂世倒可能成為英雄。”曾國藩以擅長相人察人而著稱，有人后來把他所寫的察人筆記整理成《冰鑒》。劉銘傳中曾記載這樣一件事：有曾國藩在李鴻章的陪同下悄然來到淮軍營地，只見：“淮軍諸名人，有賭酒猜拳者，有倚案看書者，有放聲高歌者，有默坐無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執書，右手持酒，朗誦一篇，飲酒一盞，長嘯繞座，還讀我書，大有旁若無人之概；視其書，司馬遷《史記》也。巡視畢出館，諸人皆不知為曾帥，亦不趨迎鴻章。曾帥歸語鴻章曰：‘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將來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其人為誰，即淮軍有名之劉銘傳。”劉銘傳如此秉性，加上未受過傳統儒學熏陶，所以表現在文風上就為直白淺顯、通脫率性，心口如一，不知拘束，頗類曹操的散文風格，也體現了桐城文派后期務實輕文的傾向。在臺時，加上身為閫帥，重任膺寄，戎馬倥傯之間更少文飾。其奏折往往直抒己見、無所顧忌，行文更加淺白率直，如為了加強臺北防務，他請求調遣和購買艦船，鞏固海防，奏折劈頭就直書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海防形勢的嚴峻：竊惟臺灣孤懸海外，為南北樣關鍵，礦產實多，外族因而環伺。綜計全臺防務，南以澎湖為鎖鑰，臺北以基隆為咽喉。澎湖一島，獨嶼孤懸，皆非兵船不能扼守[1]。

　　隨后分析在基隆重建炮臺的重要性，但建炮臺所需材料要從廈門運來，“現無輪船過海，望洋束手，萬難迅速告成”。全臺防務，孰輕孰重，皆一目了然；關鍵所在，均一一點出，言簡意賅而語氣峻。急但清政府卻以“已有南北洋海軍和經費短絀”為由不予采納，劉銘傳卻不改初衷，變換辦法，將上述意圖付諸行動：1884—1885年他先后購買南通、北達等幾艘小船，供緝捕、運輸兼通文報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駁船一艘，用以運炮械、安置水雷。在臺北建機器廠，自制槍彈，準備繼建大機器廠以制造炮彈。同時，設立軍械所和火藥局，又聘德國技師重建基隆炮臺，興工加固安平、旗后、滬尾、媽宮、西嶼、大城北諸炮臺，配備強勁大炮，火力增強數倍。在基隆和滬尾設水雷局和水雷營，使水雷與炮臺相資為用。此外，他還進行整軍、練兵，防軍全部改用洋槍，聘請外國教習，加強訓練。在臺北設總營務處，統轄全臺軍務。在他的大力整頓下，臺灣防務日見充實，表現了一位封疆大吏寧被朝廷誤解也不誤國的忠貞之志。

　　在對待臺灣少數族的撫慰上，劉銘傳發布文告：一方面嚴禁官吏凌虐番民，漢人奪占番地，一經發現嚴加懲處，絕不偏袒。這類文告則呈現一種嚴行峻刻風格；但在對臺灣少數族撫慰時，無論是消除少數族的疑懼、停止劫殺居民等對抗行為，或是大興文教，誘導少數族講求起居禮儀，這類文章則是循循善誘、反復申說，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呈現一種委婉紆徐的行文風格，如奏章中談到1885年首撫淡水東南馬來番時的情形：“馬來聞臣劾治副將潘高升，謂其不袒官民以虐番也，則大喜，十九日親至屈尺莊求撫，所有八社番丁，皆愿薙發歸化”。其后又定規約，將馬來番子弟邀至城讀書。生番地界，各歸各業，不許軍民侵占（《剿撫滋事生番現經歸化折》）。史載劉銘傳為撫番曾“三親絕域，蒙瘴涉險，不騎而徒”，從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間招撫400余番社，歸化7萬余人。1887年春夏之間，后山撫218社，番丁5萬余人，前山撫260余社，番丁3.8萬余人，田園數十萬畝，使“全臺大定”。

　　《盤亭小錄》中的盤亭，是劉銘傳用來存放國寶虢季子白盤所建的亭名。1864年劉銘傳攻下太平軍占領的常州，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府得此盤，第二年在家鄉劉老圩置亭收藏。此盤在劉家傳了四代，歷經艱辛。新中國成立后，劉家把它獻給了國家。同治十一年（1872）劉銘傳將虢季子白盤拓片、考證文字、安徽巡撫英翰的序，全椒薛時雨和合肥徐子苓的記和自己的跋匯成一集，題為《盤亭小錄》。劉銘傳在“跋”中記敘在常州得盤的經過以及吳云的釋文和“記”，最后對此國寶的失而復得發抒感慨。作者描摹其盤：“其狀碨磊而銼，大數圍，重不可舉，黝然澤如元玉，扣之清越以幽”，語言簡括精到，可見狀物之功力。文章最后的感慨是：“寂寂青山，悠悠白眼；一重闕案，百尺孤亭。世有識奇好事如揚子云者，覽而補訂之，則更幸甚”。完全是文人清慨，與前面奏議那種淺白率直而少文飾的風格大相徑庭。

　　劉銘傳雖以武功名世，亦愛詩文，他的詩歌頗有特色。時人謂其“少耽吟事”，“才兼文武”。曾任其幕僚的同光體代表作家，著名詩人、詩論家陳衍稱其詩“偶對甚整”，“體近樂天”。其實由于自幼務農、戎馬一生，詩歌上并無師承，往往獨出蹊徑、抒其襟抱。加上為人剛毅任俠，百戰百勝，“所向有功，未遭挫折。故蔑視此虜之意多，臨事而懼之念少”（曾國藩《大潛山人詩鈔》序），所以詩中有種馳騁縱橫、一往無前的氣勢，盡展這位一代名將的豪情和襟抱。如:

　　半壁皆烽火，江南不見春。離家才三月，航海八千人。才系蒼生望，身承寵命新。英雄有抱負，舉止自天真——《上海軍次中丞接篆日》

　　1862年，劉銘傳率練勇編入李鴻章的淮軍，號稱“銘字營”，隨李鴻章去上海鎮壓太平軍。詩中有對國家陷于戰亂的感慨，更有對自己才干的自負和為國平亂的信心。曾國藩認為劉銘傳的七律，非常像杜牧，“皆豪士而有俠客之風”，“往往有單行之氣”（《大潛山人詩鈔》序）。這種豪氣，不僅吐納在戎馬倥傯的軍旅之作和封疆守土的謀劃吟詠之中，即使是窮愁困頓之際，亦見坦蕩昂揚之氣，如：

　　自從家破苦奔波，懶向人前喚奈何名士無妨茅屋小，英雄總是布衣多。為嫌仕宦無肝膽，不慣逢迎受折磨。饑有糗糧寒有帛，草廬安臥且高歌。——《遣懷》

　　午夜沖寒喚渡河，滿天風雨悵如何。一身落落誰知己，四顧茫茫且放歌。豈是蘆中人未識，恐教髀里肉生多。畫工似有規儂意，不寫逍遙寫折磨。——《題〈風雨窮途圖〉》

　　《大潛山房詩鈔》刻于同治五年，多劉氏壯歲之作，晚期詩作皆未收錄。據銘傳之孫劉朝敘云，劉氏解甲歸田后，“以吟詠自適”，遺詩有“數百首”之多，但今多不見，王揖唐的《今傳是樓詩話》存有兩則，可見一斑：

　　得遂歸田志，君恩肯放還。解兵渡渭水，策馬出秦關。不歷風波境，焉知世事艱。此行無建樹，羞對二華山。——其一

　　秦兵不渡隴，界限總分明。我抱虛糜恥，誰將寇難平。徒憂回紇馬，未解世人情。努力期來者，朝廷務遠征。——其二

　　詩中回憶為國從戎的戰斗經歷和自己的慷慨之志。其中“不歷風波境，焉知世事艱”和“徒憂回紇馬，未解世人情”亦暗含對朝政荒嬉、茍且偷安的不滿和自己的抗爭結局。《其一》的結句抒寫從戎 的結句和感慨；《其二》則對未來充滿信心，雖解甲歸來但壯心不泯。詩風悲壯而慷慨。

劉銘傳手稿

　　三、魂歸故里的一波三折

　　劉銘傳一生，三次離鄉從軍，三次離職返歸故里:第一次是咸豐九年（1861）組織“銘字營”，編入入李鴻章的淮軍。同治七年（1868）因積勞成疾，辭官回鄉；同年七月，在曾國藩的嚴令督促下抱病赴陜北剿捻，第二次離開故鄉；同治十一年（1872）2月，平定西捻軍，衣錦還鄉。光緒十年(1884)再次啟用為督辦臺灣事務大臣，赴臺抗法。六年后被迫從臺灣巡撫任上告病辭官，返歸故里。劉銘傳在返鄉期間，曾先后在皖中修建了三處住所，分別是肥西劉老圩子，六安劉大圩子和金寨的劉新圩子。其中肥西劉老圩子修建最早，金寨的劉新圩子修建最遲。劉新圩子今已不存。作為故居遺址存留的是肥西劉老圩子和六安劉大圩子。

　　劉老圩坐落在合肥市西郊大潛山下，是具有皖中民居特色的圩堡型住宅群。同治七年（1868）劉銘傳在剿捻中積勞成疾、回鄉養病。此時已是記名總督的劉銘傳在原住宅東南約六里處興建新宅“劉老圩”。圩基包括水面，占地約6公頃。建圩時四周挖壕溝墊圩基地，西面挖大堰燒磚瓦，就近從山上取石料。為了面對大潛山，劉老圩建筑坐西朝東。圩內四周是深壕和石圍墻，大潛山匯流的金河水繞圩而過。圍墻上配有5座碉堡、炮臺。分內、外壕溝。外壕有東南、東北角兩大吊橋，各橋分別有兩層門樓7間，住有兵勇護圩。過外吊橋進圩內即是內壕溝，每座吊橋處均有門樓。

　　據《肥西縣志》記載：劉老圩正大廳為三進，每進3間，后人稱為“九間房”。頭進與二進之間的天井院內是回廊包廂，第三進為兩層堂樓。主入口東大門為紅漆鋼釘，敞廳、中大廳、九間廳皆有彩繪裝飾；門窗漆紅色油漆，廳堂廊柱為金龍抱柱式，這已遠超出了清工部對民間建筑的形制、色彩的嚴格規定。這與劉銘傳為人桀驁不馴有著密切關系。另外，劉老圩地處遠離朝廷的鄉村，曾一度為六安、合肥皆不管轄的“飛地”也是一個原因。使其得以自由發展，不受禮制的約束。正大廳大門面對外壕溝月芽塘，月芽塘兩尖角內弦是矩形荷花池，池中有花圃。正廳西南角是西洋樓，兩層三間，樓上藏書，樓下住人。正廳北面是鋼叉樓，兩層五間，因大潛山側有老虎洞，建此樓”壓邪鎮圩”。墻體皆為清水青磚，脊飾豐富多彩，鋪地、園林多采用當地盛產的青石。樓后的盤亭，四面環水，惟石橋相連，存放國寶“虢季子白盤”。盤亭北面的九間廳，是劉銘傳迎客會友之處。廳后的小島曾經是彈藥庫。劉老圩西水面上有一大島，是讀書的好所在。當年劉銘傳常在此讀書，后有棧橋通往島上。據說劉銘傳晚年時曾拆了棧橋，每天搖船送孫輩到島上讀書，中午送飯吃，傍晚才準回家。劉銘傳的后代多在圩內居住。這一片建筑群19世紀末曾遭火災，解放初期為華東野戰軍某部駐地，因軍工建設需要改建為倉庫。

　　劉銘傳故居1998年確立為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又被確立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現在的劉老圩基本上保持著莊園風貌。圩內濠水環繞，圩外樹木蔥蘢，很有氣勢。跨過與圩外連接的一座小橋進入圩內。迎面就是鼎鼎大名的九間廳。這是圩內僅有的幾幢古建筑之一。面闊五間，硬山屋頂。房梁上雕有精美的山水，人物木雕。大概是經費匱乏吧，唯一這個九間廳經過修繕，顯得很氣派。陳列著名“虢季子白盤”盤亭亦經修繕。但廳西南的“西洋樓”，廳北面的“鋼叉樓”，樓后，圩西劉銘傳以及子孫們當年的讀書處俱已不存。唯有廳的東邊原來“彈藥庫”的舊址，大概因為建國初解放軍也在此儲藏彈藥，現在還剩兩堵斷壁，在料峭的寒風中訴說著昔日的輝煌。圩內有幾株古柏、香椿，倒是歷經滄桑卻枝繁葉茂，其中一株已經一百多年的廣玉蘭，是中法戰爭后慈禧太后賜給劉銘傳的。

　　2006年11月，合肥評選新“十景”，劉銘傳故居雖是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價值很高，但評選委員會趕到現六安金安區張店場察看時，卻發現故居內開發的景點以及可供觀賞的文物實在有限，因此該景點落選。唯有廣玉蘭今日已成合肥的市花，物在人亡，撫今思昔，更讓人平添幾分惆悵！

合肥銘傳鄉劉老圩劉銘傳故居的“九間房”

今日劉老圩：圩溝水草叢生，圩內屋舍殘破

　　劉大圩子位于六安金安區張店鎮郊，是同治十一年（1872）劉銘傳被革職鄉居的十二年間修建的，前后修建的還有金寨的劉新圩子。1958年，位于金寨的響洪甸水庫建成，劉新圩子遺址沒入水中，唯有劉大圩子存世。據政協六安市委員會編著的《六安文史》（第二輯）記載：同治十一年，劉銘傳革職返鄉，便在張家店按肥西的劉老圩子的規模和構局修建劉大圩子。直到1883年，劉大圩子初具規模。同年劉銘傳離開了劉大圩子，并將劉大圩子的修建工作交給劉子務，又經過五六年，劉大圩子終于建成。但劉大圩子是否是劉銘傳所建，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最大的可疑點是找不出劉銘傳修建此圩的相關資料。現有資料只能說明劉大圩子和劉子務有關系。但劉銘傳在咸豐九年（1861）11月，率“銘字營”入伍后，一直跟隨李鴻章，并未投奔過六安的劉子務，劉銘傳也未負責修建過劉大圩子。現在除了幾位研究學者之外，普通市民幾乎都不知道劉大圩子，更不了解劉銘傳和劉大圩子的歷史。據劉銘傳研究會長劉學宣說：劉氏后人現在重點修復劉老圩子和附近的祠堂，而對于六安的劉大圩子，則是無暇顧及。

　　劉大圩子當年曾有“江淮第一水圩”美譽。現在卻殘破不堪：正大門是一個門樓，白墻青瓦，但顯得極為陳舊，門樓前堆放著許多爛瓦。過了這座門樓，就是一座石橋。據住在院內的劉大圩糧站退休職工云：當年過了橋就是內圩，從橋到最前面的門樓是中圩。現在外圩已無遺跡；中圩門樓墻體傾斜，而石橋石欄有一段完全消失，開了個“大口子”。“內圩拆掉了大片古建筑，以前這都是全紅木的頂梁和框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糧站拆除后就成了徹底的磚瓦房。”現在內圩門樓的上蓋也已椽爛瓦破。內圩住著有約七、八戶糧站職工。院內走廊的木頭支柱基本都已殘缺，而上面的木梁還架著電線，在靠近水邊的“繡花樓”，底層兩間住著一戶職工，一間臥室，一間廚房，二樓樓臺護欄基本不全，上面長滿野草。整個內圩沒有任何管理人員，除去一小部分房屋外，已經全部改造成民房及糧站倉庫。

今日之六安張店劉大圩子

　　比故居更富坎坷的是英雄的魂歸故里。劉銘傳的一生有著傳奇色彩，尤其與“六”字有著不解之緣。劉銘傳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享年60歲。他在家里排行老六，人稱“劉六麻子”。他1856年在六安興辦團練。1862年創辦淮軍“銘字營”，當時年僅26歲。臺灣建省后，他當巡撫6年。其遺骨和骨灰亦經六次搬遷，最后保存在其后人家中，直到2011年4月12才正式安葬于故居劉老圩對面的大潛山下，一代天驕的遺骸竟然在外飄零了116年。

　　肥西縣地方志專家馬騏講述了劉銘傳遺骨和骨灰六次搬遷的經過：1896年1月12日，劉銘傳在六安麻埠劉新圩去世，遺骨暫時安放在圩內，擬擇時安葬。當年春，一場大水沖毀劉新圩，劉銘傳家人將棺材放在竹筏上運回肥西，葬于離劉銘傳故居劉老圩十幾里遠的金橋吳家院墻。

　　1958年“大躍進”時，平整土地，劉銘傳墓被挖開。劉銘傳曾孫劉肅曾先生的夫人和親戚去劉銘傳墓地察看，發現劉銘傳隨葬品僅剩帥袍等少數物件。他們把遺骨撿出，包以帥袍殘片，帶回合肥火化，珍藏家中。

　　1964年，劉銘傳的后人劉朝望的夫人周宗文由上海來合肥時，受劉肅曾先生的委托，將劉銘傳骨灰盒連同后人劉朝望的骨灰送往蘇州天平山靈巖寺保管。

　　1966年秋，蘇州天平山靈巖寺住持通知將存放的骨灰盒取回。周宗文委托娘家侄兒周國保將劉銘傳及劉朝望骨灰帶回老家長豐縣三十頭村，趁天黑埋入村后墳地，堆成兩個相連的小墳包。周國保及家人從來不敢透露這是劉銘傳的墳墓，恐遭人盜掘。周國保去世后，由其老伴和子女負責看護祭掃。

　　此后，劉銘傳骨灰改由劉銘傳后人放入家中輪流保管。2000年12月13日，20多位劉銘傳后人齊聚發掘現場，合肥市地方志專家，和合肥市文物考古專家程如峰先生，應邀作為見證人和記錄人。 劉銘傳骨灰盒出土時已嚴重腐爛，一碰就破，不過，骨灰保存基本完好。此后，劉銘傳骨灰暫時放在其后人家中輪流保管。

　　劉銘傳骨灰出土的消息一經傳出，各界人士十分關注劉銘傳骨灰正式安葬的問題。大家認為劉銘傳作為有重要歷史功績的名人，應該建一座規模較大的墓園，以彰其功。肥西縣政府很快將建設劉銘傳墓園一事列入議事日程。劉銘傳的后人、安徽省劉銘傳研究會會長劉學宣曾為此致信當時的臺北市長馬英九，與他探討是否可將劉銘傳骨灰安葬在臺灣，因為劉銘傳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是在臺灣度過的。馬英九將信轉給時任臺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臺，龍應臺很快就給程如峰回了一封信，建議還是將劉銘傳骨灰安葬在他的家鄉肥西縣。2008年10月23日，劉銘傳墓園建設項目在安徽省肥西縣正式啟動。墓址選擇在劉老圩附近的大潛山，因據說年輕時的劉銘傳曾登上大潛山仰天長嘆:“大丈夫當生有爵，死有謚！”劉銘傳成名后自號“大潛山人”，他創作的詩作也命名為《大潛山房詩鈔》。工程分為兩期，初期投資約為500萬元。初期墓園部分于2011年完工。當年4月12日，劉銘傳遺骨正式在其家鄉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大潛山安葬。墓園高度為146米，形狀看上去有點像南京中山陵。劉銘傳遺骨裝在水晶棺內的水晶球中。墓園外是一個大的停車場，一進門是一個照壁，經通道拾級而上，沿途可見石馬、石豬和華表，在半山腰有祭祀的廣場，很是氣派。據介紹，劉銘傳墓園規劃期間，規劃設計人員曾赴湖南考察了與劉銘傳同時代的人物，如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墓園，并將按劉銘傳的官秩來設計墓園。“同時，鑒于劉銘傳非同一般的歷史功績，這位傳奇人物的墓園規模將遠遠高于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墓園規模”。劉銘傳墓園建設均由政府投資。據肥西縣政協副主席衛先毓介紹：劉銘傳墓園將建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兩岸交流平臺和肥西縣一個重要的人文旅游景點。在建設劉銘傳墓園的同時，圍繞劉銘傳故居，還準備打造臺灣風情一條街，將原汁原味地濃縮臺灣幾個時期建筑、文化的要素，可能還會請臺灣同胞對風情一條街進行建設、管理和經營。不但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而且還將作為聯系兩岸的文化紐帶，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偉大貢獻！（首席記者何雪峰、記者楊丹丹、李歡《仿照中山陵安徽將建清朝將領劉銘傳墓園》，2008年10月24日《新安晚報》)墓園至今還未開放，因為當地政府“打算請國臺辦、省臺辦來主持。如此計劃，就能邀來更多臺灣名流，更好發揮兩岸交流的作用”，銘傳鄉黨委書記王慶富如是說。

仿中山陵的合肥肥西縣銘傳鄉大潛山下劉銘傳墓園

大潛山下劉銘傳墓園內劉銘傳墓

注釋：

[1]《恭報到臺日期并籌辦臺北防務折》，《劉銘傳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版，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