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古代公共醫療慈善機構出現較晚，大約在漢代。宋代時，機構的設置、分類、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已相當完善。到元、明、清三朝，分別對前代進行了承襲，但已逐漸衰落。

　　作者簡介：吳猛（1974—　），男，湖北廣水人，福建省泉州市仰恩大學校辦。

　　追溯中國古代的醫療事業可以看出，中國的醫療機構，尤其是代表上層統治階級利益的醫療機構，很早便已經建立并具有相對完善的體制。據《周禮·天官》載：“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可見周代的醫療機構較為健全，既設有醫師、上士、下士、府（管藥庫）、史（管記錄）、徒等人，又分食醫（管飲食衛生）、疾醫（內科）、瘍醫（外科）、獸醫四種。當然這種醫療機構的服務對象，可能只是封建帝王及其家眷，或者其它的朝廷官員。

公共醫療機構的出現與發展

　　服務于一般官員和平民的公共醫療機構（含慈善機構）則出現的較晚。大約在戰國時期，出現了“癘遷所”。據1975年湖北省云夢睡虎地出土秦簡中記載：當時規定，凡經醫生檢查后發現有鼻梁塌陷、手上無汗毛、聲音沙啞、刺激鼻腔不打噴嚏等癥狀者，一律送至癘遷所隔離治療。這說明中國古代對傳染性疾病的治療措施，很早就已經是得力有效的。在漢代還出現了專門性的婦科醫院，西漢時的“乳舍”，相當現在的產院。據《風俗通義》記載：“周霸，字翁仲，為太尉椽。婦于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比臥生男，因相與私貨易，裨錢數萬。”“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妊，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婦主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太平御覽》卷361）汝南、穎川均為漢代州郡，而更大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設有乳舍。從住院的產婦中有屠婦之妻，這一事實可以說明產院并不專為統治階層而設，而是服務一般官員和平民的公共醫療機構。漢代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間曾設立過臨時醫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蝗。……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紀》）

　　由此可知，漢代的公共醫療機構設置已較為普及，并且有了專科性質的婦科醫院。

　　南北朝時則出現了由朝廷主辦的慈善救濟機構“六疾館”和“孤獨園”，收養窮人和孤幼之人。《南齊書·文惠太子傳》載：“太子與竟陵王子良具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又《梁書·武帝紀下》載：“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干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發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赫天下。”

　　唐代時，京城及各地設有“病坊”，類似平民醫院之性質。據《通鑒正誤》載，“至德二載（757年），兩京市各置濟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設于廟宇”。隋唐時期，“癘遷所”更名為“癘人坊”。唐代僧人拜道宣的《續高僧傳》中記載：癘人坊專門收養患者，男女分居，四時供承，務令周給。《唐會要·卷四十九·病坊》也記載：唐還在各州郡設立“悲田坊”和“養病坊”，前者為佛教徒私人組織，后者為政府設立，專門收容窮苦病患，收養治病。所謂“悲田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國家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至于安庇，各有私存”。后來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廢止，只在全國寺院設立養病坊。

　　到了宋代，公共醫療機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現了專門售藥的醫療機構。宋代時在各地設有尚藥局等公共醫療機構。但其中最重要的醫療機構是“官藥局”，當時叫做“熟藥所”，也稱“賣藥所”。這種機構不但宋以前沒有，在世界上也是史無前例。據《清波雜志》卷十二“惠民局”條載：“神宗朝創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為五局，又增活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為名。”“賣藥所”的職能主要是按方制配及出售成藥，“以利民疾”，南宋時改名為“太平惠民局”。“和劑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藥，出賣以濟民疾。”（《宋史·職官志》）由于賣藥所的設立和《局方》書的頒布（《宋史·藝文志》載：陳師文《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五卷又《局方續添傷寒癥治》一卷），一般方劑多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藥出售，一般百姓也往往能不請醫生，按病求藥，便于醫藥知識在民間廣泛普及。官藥局的設立，是成藥在宋代的以發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證。

宋代的醫療慈善機構

　　宋代是中國醫療事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除各地建立的公共醫療機構以外，還出現了一些醫療慈善機構，這些機構有不少雖不始建于宋代，但至宋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和完善。從性質上看，它們大都以醫療貧病為宗旨，有些還帶有義務慈善之意，因而統稱之曰醫療慈善機構。結合歷史文獻材料可知，這種機構在宋代不居少數，其主要有以下幾種：

　　安濟坊宋代時政府在各地設置病坊，稱為“安濟坊”，收容窮困無靠的病人，給予醫藥照顧。《宋史·徽宗本紀》載：“辛未，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并置。崇寧元年(1102年)置安濟坊于各路，收容貧病無靠者給予醫藥。”病人依病情輕重異室居住，“以防漸染”，又有廚舍以調制湯藥飲食。此外，當時地方官紳也有個人出資建立病坊，從事慈善事業，收治貧困無靠病者。《宋史·蘇軾傳》載：“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槖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宋代病坊備有病房，醫生和記錄治療效果與失誤的，“手歷”(類似今之病歷記錄表)，以便年終考績。《宋史·食貨志·撫恤》載：“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痊失，歲終考其數為殿最。”其組織已漸具“醫院”雛形。由此類史料可知，當時安濟坊的設置較為普及，同時對病人的診治也很細心，對醫生也有嚴格的管理。

　　養濟院收容貧病無靠之人。《宋史·趙汝愚傳附子崇憲傳》載：“初，汝愚捐私錢百余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又《宋史·儒林傳·魏了翁傳》載：“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創義冢，建養濟院。”由此類史料可知，當時地方官紳也創立養濟院，容留疾病無依之人。對慈善事業較為熱心。

　　居養院收養鰥寡孤獨貧困不能自存者，月給口糧，病者給醫藥。《宋史·徽宗本紀》載：“九月戊子，京師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給養。”又《宋史·食貨志上六·振恤》載：“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居養院中收養人的口糧，日用錢，冬季柴炭錢，政府也都有具體規定。《宋史·食貨志》載：“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由此類史料可知，宋代時官府對慈善機構的日常用度，有較為明確的管理。

　　福田院收養老幼貧疾無依丐者。宋仁宗以前，京師已有東西兩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佑八年(1063年)增南北兩福田院，各院有屋50間，所養各以300人為額，內藏年拔給經費5千貫。《宋史·食貨志》載：“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后給錢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后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為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著為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于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癃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丐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

　　漏澤園用來掩埋貧無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元豐間(1078年～1085年)神宗曾詔令在開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寧三年(1104年)徽宗再次下詔推廣命各地擇高擴不毛之地理漏澤園，掩埋貧無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澤園制定有應葬者登記，對葬穴面積、深度也有具體要求。《宋史·食貨志》載：“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愿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為園，置籍，瘞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漏澤園的建立，客觀上改善了環境衛生，對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慈幼局淳佑九年(1249年)理宗給官田五百畝，于臨安創建慈幼局，收養遺棄的新生兒，并置乳母喂養，無子女者可來領養。《宋史·理宗本紀》載：“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保壽粹和館創立于政和四年(1114年)，是掖庭宮人養病之處，位于宮城西北隅建官設屬。《宋史·徽宗本紀》載：“秋七月丁丑，置保壽粹和館以養宮人有疾者。”

　　病囚院此院亦稱病牢，為監犯治病的醫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今諸路置病囚院，醫治持杖劫賊、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醫。《宋史·刑法志》載：“咸平四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余者保于外。”

　　由以上材料可見，宋代的慈善機構較為完備，不僅設置齊全，分類明確，而且管理周密，因而被視為我國古代慈善事業的新階段。正如《宋史·食貨志·撫恤》所載“宋之為治，一本于仁厚，凡撫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反觀以上內容，此確系不虛之言。

元明清三代的繼承

　　元代的公共醫療機構，設有廣濟提舉司和惠民局。“廣濟提舉司，達魯花赤一員，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掌修合藥餌，以施貧民。”（《元史·百官制》）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設置惠民局于大都，“大都惠民局，秩從五品。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藥修劑，以惠貧民。”（《元史·世祖本紀》）后來各路也設有惠民局，“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元史·成宗本紀》）為貧民免費醫病給藥，經費以民戶多寡分為等級撥給。《元史·食貨志》載：“元立惠民藥局，管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住址，以療貧民，其深得《周官》設醫師之美意者與。”

　　元代還設立了為平民治病和專為軍人治病的醫療機構。如廣惠司兼及為貧民治病外，還專設廣濟提舉司為普通百姓服務。“廣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合計，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元史·百官志》)至元八年在全國各地設得多處安樂堂，專門為軍人看病。《元史·世祖本紀》載：“詔湖南行省于戍軍還途，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槁葬之，官給其需。”元代承宋代之例，設有慈善機構養濟院，收容鰥寡孤獨、老弱殘疾之人。《元史·刑法志》載：“諸鰥寡孤獨，老弱殘疾，窮而無告者，于養濟院收養。”“諸父母在，分財異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職，及同宗有服之親，鰥寡孤獨，老弱殘疾，不能自存，寄食養濟院，不行收養者，重議其罪。”“親族亦貧不能給者，許養濟院收錄。”

　　明代的公共醫療機構的設置，則沿襲宋元舊制。與洪武三年（1370年）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縣均設惠民藥局。《明史·職官志》載：“洪武三年置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惠民藥局是為平民診病賣藥的官方機構，掌管貯備藥物、調制成藥等事務，軍民工匠貧病者均可在惠民藥局求醫問藥。遇疫病流行，惠民藥局有時也免費提供藥物。洪武七年（1374年），以前代例設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貧病無依者，工匠、軍人及其它老弱殘者，都是收養對象，院中有醫官擔任治療。《明史·食貨志》載：“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靠者，月給糧。設漏澤院葬貧民。”“養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幡竿二寺。”所需物資由所在府、州、縣按時供給。明末廣東還出現了民辦育嬰所。據《廣東通志》載：廣東馬應勛，字目明，建育嬰所，存活嬰孩無數。洪武三年，令全國各州、縣設立義冢，掩埋遺骨。各州縣奉令擇寬間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處，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順四年（1460），京師于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等門外，各置涌澤院一所，以收埋遺骨。

　　清初的公共醫療機構則仿明朝制，有施藥例。順治間曾在北京景山東門外建藥房，令醫官給滿漢軍民施藥，康熙中期曾一度擴充，在五城地方設廠施藥，至四十年（1701）停止。《清史稿·圣祖本紀》載：“丁丑，命五城粥廠再展三月，遣太醫官三十員分治饑民疾疫。”養濟院明代已有，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國各地設制養濟院，養贍鰥孤寡獨，殘疾無依靠的人，政府撥給銀兩和口糧，地方士紳有樂于資助者，任其捐獻。如清朝徐慶璋，“浙江山陰縣人。初佐都與阿戎幕，累保知縣，歷任奉天寬甸、蓋平、義州、普與京同知。所歷多善政。常微行市中，遇有訟爭者，輒為剖其曲直而遣之。倡修養濟院，收養貧民。”（《清史稿·徐慶璋傳》）清代還創立有育嬰堂，收養拋棄或無力養育的嬰兒。如廣西巡撫陳元龍曾“并于省城擴養濟院，立義學，創育嬰堂，建倉貯谷。”（《清史稿·尹泰傳附陳元龍傳》）

　　中國古代的公共醫療慈善機構雖出現的相對較晚，但發展很快。至宋代時極為完備，到元明清時逐漸衰落。這其中雖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但也與當時的統治者有極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