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詩歌教育的黃金時代——隋唐兩宋遼夏金

　　隋朝建立后，迅速統一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空前繁榮。由于隋煬帝荒淫無道，隋朝只存在30余年就很快滅亡。唐朝建立后，疆域廣闊，國勢強盛，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達到了空前鼎盛時期。唐朝滅亡后，中國歷史又進入一個政權并立的分裂時期，從五代一直持續到南宋滅亡。

　　這一時期，儒學普遍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隋唐時期建立并完善了科舉制度，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持續了1300余年，對古代文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形成了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對學校教育影響巨大，尤其對詩歌教育和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遺風，雖戰亂不休，但學校教育和詩歌教育依然比較繁榮。兩宋時期的文化教育更加興旺，文人受到的優待在歷史上空前絕后，學校教育和詩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詩人群體非常龐大，詩歌創作成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唐詩宋詞，雙峰并立，成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這個時期，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劉禹錫、李賀、韓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隱、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楊萬里等大詩人，成為后世學習的榜樣。因此，這一時期不僅是詩歌極度繁榮的黃金時代，也完全可以稱之為詩歌教育的黃金時代。

　　受隋唐兩宋影響，遼、夏、金三個少數民族政權也十分推崇儒學，漢化程度很高。其詩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現了較多的詩人。特別是遼國和金國，還分別涌現了較大規模的詩人群體，其中出現了幾位成就不凡的女詩人，其詩歌教育成效十分顯著。

第一節　隋代的詩歌教育

　　581年，北周勛臣楊堅奪取政權，建立隋朝。589年，隋軍渡江南下，一舉滅陳，結束了長達360余年的分裂狀態，再次統一全國。隋文帝提倡節儉，勵精圖治，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間，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呈現空前繁榮景象。隋煬帝為滿足荒淫享樂的欲望和開拓邊疆的雄心，在全國統一的基礎尚未牢固的情況下濫用民力，暴虐無道，激起各地農民大起義，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歷史上僅是曇花一現，618年，隋朝滅亡。

　　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官員大多從世家豪門子弟中選拔，許多才華優秀但出身低微的讀書人很難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級官員，形成了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種狀況嚴重扼制了優秀人才的成長和任用。為了改變這種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實行新的用人制度，設立秀才、明經兩科，采用分科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員。房玄齡、孔穎達就是通過科舉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圖把選用官吏的權力完全收歸朝廷，廢除士族制度，結果引起士族的強烈不滿。隋煬帝正式設置進士科，按考試成績選拔優秀人才。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由此開始。科舉制度的實行，為有才學的讀書人進入各級政府機構任職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因此，極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學藝術的發展。

　　隋王朝對教育是極其重視的。隋文帝設立了國子寺，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內設祭酒一人，總管中央官學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學實行分科教學，《毛詩》是五個專業之一。隋煬帝時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607年，改國子寺為國子監。

　　隋朝由于立國短暫，在文學方面建樹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詩人——楊素、盧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頗有特色的詩作，貫穿了一種深沉悲涼的情思。楊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備，位高權重，不可一世。他的詩今存多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贈薛播州詩》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種人生的感慨，風格雄健蒼涼。盧思道、薛道衡的詩則體現了南北詩風融合的傾向。如盧思道的《采蓮曲》宮體氣息甚濃，而他的《從軍行》以七言歌行體寫邊塞風光，展示了恢宏遼闊的境界，更為人稱頌，堪稱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詩多以富麗精巧見長，如他的名篇《昔昔鹽》寫傳統的閨怨題材，以抒情委婉細致著稱，“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獨居的凄涼冷落襯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為人稱道；而他的詠懷詩《渡北河》則慷慨有力，風格大變；他的小詩《人日思歸》詞淺情深，傳誦千古。孫萬壽有《遠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詩，長達四十二韻，不事浮華，而情意真切，盛傳一時。

　　隋煬帝楊廣頗好文學，他為晉王時，便喜愛招引文人學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圍聚集著一群宮廷文人，文風綺麗，多為文造情、無病呻吟之作。楊廣的某些詩篇還有可觀之處，如他的一首小詩：“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銷魂。”意象安排巧妙，畫面富有情味。但楊廣又非常自負，疾賢妒能，當時文壇領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記載有兩則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統治者對文學的倡導有助于詩歌的興盛，但他在文學上的自負自大和妒忌殺人，又給詩歌的發展帶來重大的傷害。

　　由于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和提倡，當時社會普遍愛好詩歌，一些詩人的名作曾傳誦一時。如薛道衡詩名極著，《隋書》本傳記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猶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記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歸》的故事：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后，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不僅如此，當時還流傳著因擅長作詩而免罪的故事。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就記述了這樣一則與楊素有關的故事：“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于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后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詩歌教育還是比較發達的。傳統的《詩經》教育不僅在官學正在得到極大的恢復，在私學里也受到學者的重視。吟誦仍是詩歌教育的主要方法。這時出現了用楚聲讀《楚辭》的現象。《隋書·經籍志》談到《楚辭》時說：“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并載釋道騫《楚辭音》一卷。這就是說，當時誦讀《楚辭》這種韻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調，而且遞相傳授。以擅長這種讀法著名的釋道騫，還寫成專著《楚辭音》。

　　隋末學者王通，學問淵博，號“文中子”，終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講學，聞名天下。他力主漢儒的詩教說，認為詩當“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說·天地篇》），對南北朝以來的著名詩人如謝靈運、鮑照、庾信、徐陵等幾乎全部一筆抹煞。他的主張對儒家詩教傳統的恢復產生了較大影響。

第二節　唐代的詩歌教育

　　618年，李淵建立唐朝，定都長安。唐朝先后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疆域廣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座高峰。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還是科技、文化、商業、建筑，唐朝均處于世界前列。唐都長安成為當時國際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陽、揚州、成都都是聞名的商業都市。由于國內南北文化的匯合和國際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統治者的重視，唐代書法、繪畫、音樂、舞蹈全面繁榮，雕版印刷技術逐漸成熟，文化藝術出現了燦爛輝煌的局面。安史之亂后，唐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宦官專權、軍閥割據和黃巢大起義導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溫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統一，經濟上的迅速發展，國力的極度強盛，各種文化的交融匯合，統治階層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對寬松，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再加上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發展，而詩歌作為唐代文學的主流更是大放異彩。唐代政治氣氛寬松大度，在李家統治的二百九十年內，文人中沒有發生因文字觸犯忌諱而被判罪的現象，即便是諷刺了皇帝也沒有被殺頭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牽連，不久就遇赦放還。作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王朝，唐代始終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單一的思想統治，而是儒、釋、道并興。而道教和佛教在統治集團和整個社會中也受到極大的重視。由于最高統治者的偏愛，道教或佛教有時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學之上。儒、釋、道三種思想并存，對詩歌創作影響極大，這三種思想往往錯綜復雜地交織在詩人的思想意識上和他的詩歌創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頌孔子的《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也有贊揚老子的《過老子廟》，又有詠佛家的《為趙法師別造精院過院賦詩》等詩篇。王維早年懷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有掃除邊患、為國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卻是“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嘆白發》)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詩僧貫休的詩篇中也強烈地表現出憂民憂國和希望“致君活國濟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內儒的典型。唐代詩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詩歌內容更為豐富多彩。

　　唐代是一個極其重視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等歷代皇帝都有極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唐朝歷代皇帝大都喜好詩歌并重視以詩取士，對唐詩的繁榮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高祖李淵有較高文化修養，《全唐詩外編》卷一錄其《為秦王制詩》一首。唐太宗經常與群臣飲宴賦詩，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等，還給群臣賜詩餞詩，如《賜魏征》、《賦秋月懸清光賜房玄齡》、《賜房玄齡》、《餞中書侍郎來濟》。據《文苑英華》、《全唐詩》所載，唐太宗與群臣的唱和詩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詩，提倡群臣賦詩。他的一首詩《謁大慈恩寺》，奉和應制的詩共36首。儀鳳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諸親于九成宮之咸亨殿上，賦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諸親柏梁體》詩，“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詩》卷二)武則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詩人，所作詩文很多。《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十卷，可惜現在僅存詩46篇，收錄在《全唐詩》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詩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猶存。她的原唱中有“萬仞高巖藏日色，千尋幽澗浴云衣”，可謂一時佳句。她曾自制商調曲《如意娘》，最能表現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愛好詩歌，每與群臣飲宴必賦詩，而群臣則奉和應制。史青因五步詩《應詔賦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賞識，并授為“左監門衛將軍”。唐玄宗還常常讓喜延后進的賢相張說查訪穎悟超群、富有詩才的兒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劉晏等，經張說的推薦，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適擅長詩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視以詩取士，對科舉極為關切。據《唐詩紀事》載：“帝善為文，尤長于篇什。每與學士言詩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貞元中，昭義節度李抱真薦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試文，帝咨美。帝每與侍臣賡和，若昭姊若華等五人皆預，呼學士。”“帝晚年工詩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詩，詩調清俊。他曾想置“詩博士”，因大臣阻諫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與學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鎮，常賦詩餞行。他的《瀑布聯句》“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顯示出豪邁的氣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詩對白居易的詩歌作了高度評價，表明他對詩人的重視。最高統治者的提倡是唐詩繁榮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統治者的提倡重視外，唐詩的繁榮與教育的普及繁榮密切相關。唐太宗極為重視文教事業，先后令顏師古校定《五經定本》、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作為教材頒行天下。《詩經》被定為科舉取士的“九經”之一。唐文宗下令將《詩經》等十二部經書刻成石經，于開成二年（837年）竣工，總計650252個字，立于長安國子學內，供學生抄錄誦讀，被稱為“開成石經”。《舊唐書》卷十七載：唐文宗開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后漢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開成石經”對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傳播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學繼續實行分科教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學習內容分《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五個專業。唐代在州、縣等行政區域設立學校。《新唐書·選舉志下》：“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可見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國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儒學的地位較之魏晉南北朝有所提高，卻并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說，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

　　唐代繼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舉制度，學校教育體系也進一步完備。唐代科舉以進士、明經兩科最重要，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包括《詩經》在內的儒家經典“九經”是必考內容。在最受社會重視的進士科考試中，詩賦也是主要內容。唐朝的中央官學有國子監領導下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和廣文館等“六學一館”。此外，還有隸屬于門下省的弘文館和隸屬于尚書省的崇玄學。其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學生主要學習儒家經典。國子學有生員三百人，太學有五百人，四門學有一千三百人，入學年齡為十四歲至十九歲。高宗龍朔二年(662)，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國子監長官為國子祭酒，下設司業為副，及丞、主簿、錄事。諸學有博士、助教、典學、直講等學官，掌教學。唐代前期，進士及第者大多由兩監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當時進士如不由兩監出身則深以為恥。安史之亂后，由于政治混亂及財政困難，學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員不及舊時三分之一，太學、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只好降低，生徒在應科舉者中的比例亦大為減少。

　　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舉制度的關鍵人物。唐太宗進一步擴大科舉考試范圍，常設考試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等十多種，考試的體制更加健全。貞觀年間，每年參加進士科考試的舉子達上千人，錄取很嚴，錄取率僅百分之一二，進士的第一名稱為狀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寫詩道：“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武則天也大力提倡科舉，曾將應試舉子集中在洛陽宮殿里親自出題，主持面試，開創了殿試之先河；她還設立了武舉科目。在武則天當政時期，科舉應試者多達上萬人。唐玄宗時，將詩賦定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他曾經在長安和洛陽八次親自主持科舉面試。開元年間，科舉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說：“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進士及第享有很高的榮譽，時稱“登龍門”。新科進士不僅要在長安的曲江參加國宴，還要在大雁塔下題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謠》就反映了當時的盛況：“水國寒消春日長，燕鶯催促花枝忙。風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則寫盡了舉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悅心情：“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激發了士人讀書的積極性，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尤其是進士科重視詩賦考試，極大地促進了詩歌的繁榮。

　　詩歌創作的高度繁榮使唐代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唐代詩歌的作者群非常廣泛，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都熱情地從事詩歌創作，這是過去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現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將、舉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漁人樵夫、村婦小兒、僧道乞丐、宮女娼妓，大多會詩能吟。孟郊《教坊歌兒》寫道：“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中國真正成為“詩的國度”。初唐以后，宮廷文學就逐漸失去了在詩壇上的主導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對詩歌創作產生重大影響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顯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詩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顯達，但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與其政治地位沒有直接關系。總體上看，詩歌創作在唐代社會中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詩人數以千計，作品數以萬計，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詩人來自于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許多詩人來自社會中下層，他們對社會各方面情況有更深刻的了解和體驗，自身的經歷也往往更為曲折豐富，因而，唐詩廣泛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詩歌的題材與內容來說，詠史懷古、飲酒賦詩、壯麗河山、農家田園、邊塞戰爭、塞外風光、友誼愛情、琴棋書畫、音樂舞蹈、參禪禮佛等，都在唐詩中得到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唐詩中各種傳統詩體兼備，無論古體詩，還是近體詩，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詩——五律、七律、五絕、七絕、排律進一步成熟并定型，成為后人學習的楷模。

　　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詩歌教育的黃金時期，詩歌的廣泛普及正是詩歌教育興盛的結果。唐高宗以后，進士科考試逐漸偏重于以詩賦取士；唐玄宗將詩賦定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促進了唐詩的進一步繁榮，也促進了唐代詩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學百花齊放，詩歌成就最為顯著，名家輩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異彩紛呈，百花爭妍，萬紫千紅，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詞是產生于唐代的又一種新的詩歌形式，但它和傳統的詩歌有顯著區別。詞最初孕育于唐代繁華城市中的歌樓妓館，是歌妓們按照新興的燕樂演唱的小曲，為了適應樂曲的需要，漸漸形成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制的文學形式。由于當時詞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細致見長，而很少表現嚴肅重大的社會內容。晚唐出現了溫庭筠、韋莊這樣大量作詞的文人。唐代的詩歌教育就植根于這一時期燦爛的詩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文學史習慣稱之為“王楊盧駱”。駱賓王生年七歲即能詩，被稱為神童。楊炯年十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王勃十六歲時，被稱為神童而薦于朝廷，拜為朝散郎。四杰以詩文兼長齊名海內，沖破了唐初宮廷詩風的束縛，揭開了唐詩變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唐詩中數一數二的名句。楊炯的名作《從軍行》以“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表達了投筆從戎的豪情。盧照鄰以《長安古意》著稱，“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是流傳至今的名句。駱賓王以《討武氏檄》名聞天下，《帝京篇》和《在獄詠蟬》是他的名作。

　　陳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屬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邁，二十四歲舉進士。他順應時代需要，高唱漢魏風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學革新的主張。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諷刺現實、感慨時事，或感慨身世、抒發理想，都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充滿著積極進取精神。《登幽州臺歌》以無限的時空為背景，樹立了一個孤傲的自我。陳子昂從理論和創作兩個方面為唐詩注入蓬勃的生命力，開啟了盛唐詩人，贏得千秋萬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屬湖北）人。在盛唐詩人中，孟浩然是年輩較早的一個，其人品和詩風深得時人的贊賞和傾慕，如李白有《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傾大力寫作山水田園詩的詩人。他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宿建德江》、《過故人莊》和五絕《春曉》等，都是流傳后世的著名詩篇。

　　王維（700—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漲時期的一個多才多藝的詩人。他精通音樂，書法上擅長草、隸各體，繪畫才能尤為特出。他曾自負地說：“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許他為南宗畫派之祖。他的文學創作就建立在這樣全面的藝術修養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維九歲就能寫詩。十七歲時寫出名篇《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王維于各種詩體無所不長，堪稱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觀獵》、《使至塞上》，五絕如《輞川集》二十首、《鳥鳴澗》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七絕《送元二使安西》為當時的梨園樂工廣為傳唱，名曲《陽關三疊》的歌詞就是這首詩。王維寫相思別情的小詩如《相思》（紅豆生南國）、《雜詩》其二（君自故鄉來）傳達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情思，千百年來傳誦不絕。王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山水田園詩。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的創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藝術，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之渙（688—742）字季淩，絳州（今山西新絳）人。今存詩僅六首，均是絕句精品，如《登鸛雀樓》、《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昌齡（690？—756？）字少伯，京兆萬年（今屬西安市）人。他家境貧寒，開元十五年進士及第。他是盛唐時享有盛譽的一位詩人，和當時著名詩人幾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參、常建等都存有贈他的詩篇。他的詩以邊塞、閨情宮怨和送別三類題材為主，如《出塞》，《從軍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長信秋詞》、《閨怨》、《芙蓉樓送辛漸》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齡最擅長七絕，與李白同為七絕成就最高的詩人，他名氣很大，有“詩家天子王江寧”的美譽。如《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這首詩被明代詩人王世貞譽為唐人絕句壓卷之作（王世貞《藝苑卮言》）。明人胡應麟《詩藪》云：“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王昌齡的七絕不僅在唐詩發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為后人的范本。

　　高適（704—765）字達夫，渤海蓨縣（今河北景縣）人。整個唐代，大詩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職也做得最大的就數高適。《舊唐書》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他的詩以古體見長，尤以七古為勝。他的七言歌行氣勢渾雄，意象鮮明，淋漓酣暢，一瀉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別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黃云白日曛）也是歷代傳誦的名篇。

　　岑參（715—769）是江陵（今屬湖北）人，三十歲應舉及第，曾兩度出塞。他以寫邊塞詩著稱，是盛唐邊塞詩的殿軍。《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詩歌想象力豐富，善于以綺麗豪放的筆調描寫異域奇特風光，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在盛唐邊塞詩中獨具一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輕時仗劍任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與諸多名人相交，詩名遠播，震動朝野。天寶元年秋，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禮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宮廷權貴忌恨讒毀，天寶三載春，李白被放還鄉。他離開長安后，結識杜甫、高適等詩人，四處浪游，寫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安史之亂爆發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牽連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還。762年，李白病死于當涂。李白的詩歌題材豐富，各體兼備，尤工七絕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顯，卻以布衣之身而藐視權貴，肆無忌憚地嘲笑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批判腐敗的政治現象，以大膽反抗的姿態，發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義精神。他是唐代寫樂府詩最多的詩人，偏愛七言歌行，如《將進酒》、《行路難》、《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靜夜思》大概是中國古典詩歌中流傳最廣的一首游子思鄉詩。他的《送孟浩然之廣陵》、《早發白帝城》、《望廬山瀑布》、《贈汪倫》、《登金陵鳳凰臺》等都是流芳萬代的詩篇。李白的詩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來詩歌革新的歷史使命，以飄逸豪放的風格、蓬勃浪漫的氣質成為盛唐氣象的杰出代表。作為唐詩的高峰之一，他的詩歌成為后人學習的崇高榜樣。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出生于河南鞏縣。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他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就因詩文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家庭給予了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修養，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軌道。他年輕時曾漫游吳越、齊趙等地，二十四歲時赴洛陽考試未及第。三十三歲時與李白相識。三十五歲后，為了做官奔走于權貴門下。安史之亂爆發后，入蜀避亂謀食，被嚴武表薦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稱“杜工部”）。因蜀中大亂出川東行，五十九歲客死旅舟。杜甫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極大地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因而，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對政治理想的執著始終是其詩歌的主題。他的詩篇廣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被稱為“詩史”。他的詩各體兼備，形式多種多樣，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詩歌語言千錘百煉，“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的名篇眾多，如“三吏”“三別”、《兵車行》、《麗人行》、《秋興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陽樓》、《旅夜抒懷》、《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從忠君愛國的立場出發，痛斥禍亂，關心人民，因而隨著封建秩序的日益強化被尊為“詩圣”，成為后代眾多詩人學習的楷模，是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詩人。他善于總結前人經驗并善于創新，以沉郁頓挫為特征的詩歌藝術風格多種多樣，開啟了后世眾多詩家詩派，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啟后的集大成者。清代葉燮《原詩》中說：“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秾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于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杰，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杜甫在世時，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半個世紀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元稹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稱贊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北宋王洙編《杜工部集》，后王琪又重新編定。宋代著名詩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都對杜甫推崇備至，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詩歌的特點。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論解釋杜詩的著作非常豐富，如葉少蘊《石林詩話》、司馬溫公《續詩話》、陳師道《后山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等。后人注釋杜集的著作約在百種以上，如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又名《杜少陵集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等。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自稱昌黎韓愈，所以后人又稱他為韓昌黎。貞元八年（792）中進士，曾人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國子監博士、國子監祭酒、吏部侍郎等。他是文學史上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中唐也是整個唐代開宗立派的大詩人。他是中唐時的文壇詩壇領袖，廣交文友，提攜獎掖，以他本人為主將形成一個文學集團，掀起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新詩潮。他的詩歌氣勢逼人，語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穎，甚至不避生澀拗口突兀怪誕；常常把散文、駢賦的句法引進詩歌，詩句可長可短、跌宕跳躍、變化多端。《山石》、《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是他的名篇。韓愈是唐代、也是中國古代一個有獨特風格的大詩人，他以文為詩，尚險好奇，瑰麗奇崛的風格對宋代詩人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都有很大影響。

　　李賀（790—816）字長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陽），系皇家遠宗，因避父名諱不能參加進士考試，仕途不順，二十七歲怏怏而死。他是一個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揚名詩壇，十八歲時以一首《雁門太守行》使大詩人韓愈刮目相看。他的詩篇想象奇異荒誕、語言新穎幽僻、意象色彩斑斕，《南園》、《李憑箜篌引》、《天上謠》、《夢天》等均是其傳世名作。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十五歲以明經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第一名。十六歲時寫出《代曲江老人百韻》，早年因詩傳唱宮中而被宮中人稱為“元才子”。（《舊唐書》本傳）元稹以詩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遷升至宰相。他是新樂府運動最先的倡導者，與白居易并稱“元白”。《行宮》和《上陽白發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為人稱道的是悼亡詩，對后世詩人影響很大。如《遣悲懷》和《離思》，情深思遠、哀婉動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長篇歌行和長篇排律被稱為“元和體”（宋元以后稱之為“長慶體”），在當時盛行一時。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說：“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及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這種詩歌形式對明清時期的詩人有較大影響，清初吳梅村的《圓圓曲》和朱彝尊的《風懷》詩就是竭力學習長慶體的。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陜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個神童，據說生下來才七八個月就能識“之”和“無”字，五六歲即識聲韻，十六歲以一首《賦得古原草送別》贏得詩壇美名。德宗貞元十六年中進士，開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職上書言事而被貶為江州司馬。此后歷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詩歌今存近3000首，為唐代創作數量最多的詩人。白居易強調詩歌的政治與社會功能，他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與元稹一起把新樂府的創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是他“諷喻詩”的代表，《賣炭翁》《杜陵叟》《買花》《輕肥》《新豐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這些詩歌文字樸素淺顯，對比鮮明，描述尖銳的貧富對立現象和下層百姓的悲慘狀況，批評的鋒芒橫掃整個社會。他的“閑適詩”如《大林寺桃花》、《錢塘湖春行》、《問劉十九》等，語言平易流暢，自然明麗，悠遠平和，都是世人傳誦的名作。“感傷詩”中的《長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詩歌的最高藝術成就。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詩中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見這兩首詩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白居易也寫了不少小詞，如《憶江南》、《花非花》等，也是流傳至今的名作。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人（今屬河南），貞元九年（793）進士，積極參與永貞革新。早年曾向著名詩僧皎然和靈澈學詩，對其后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劉禹錫心胸開闊，性格倔強，《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再游玄都觀》二詩就是證明。他的詠史詩語言精練，意象鮮明，內涵豐富，十分為人稱道，如《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歷來被人廣泛傳誦。長慶、大和年間，他和白居易同為詩壇領袖。白居易極口稱贊劉禹錫的詩，稱之為詩豪。他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秋詞二首》、《望洞庭》都是詩歌史上的名篇。他學習民間歌謠進行詩歌創作，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等，都樸素自然、清新可愛，為唐詩開辟了一塊新的園地。《舊唐書·劉禹錫傳》說：“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詞也。”劉禹錫創作的《竹枝詞》很快便傳遍到長安、洛陽，成為流行的新歌詞。同時代的詩人白居易、顧況、李涉均有數量不等的仿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人。與劉禹錫同年中進士，又一起參加永貞革新，失敗后先貶永州，后貶柳州。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作家，留下來的詩歌僅一百多首，但歷來評價很高，在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詩歌簡潔溫麗，含蓄幽遠，語言自然樸實，意境空曠孤寂。《江雪》、《漁翁》、《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等都是流傳后世的名篇。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他出身于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兼著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杜牧胸懷大志，常以韜略自負，曾注過《孫子》十三篇。他最擅長七絕，意象高朗明麗，語言俊逸流暢，境界特別寬廣，寓有深沉的歷史感。如《赤壁》、《題烏江亭》、《過華清宮》、《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絕句》、《山行》等都是流傳至今的名篇。

　　李商隱（813—858）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唐文宗開成二年（837）進士。他少年得志，卻長期沉淪下僚。在詩歌史上他與杜牧齊名，并稱小李杜；又與溫庭筠并稱“溫李”。他善于學習前人并追求創新，最突出的貢獻是進一步擴大了七律的表現力。他的詩善于用典，屬對精工，纏綿婉轉，含蓄曲折，意象華美，意境朦朧。七律《錦瑟》、《無題》，七絕《夜雨寄北》、《賈生》，五言詩《樂游原》都是流傳千古的名篇。

　　溫庭筠（？—866），字飛卿，太原（今屬山西）人，是一個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詩人。他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詞的創作。他的詩善于捕捉意象，語言清新簡潔，畫面情景交融，《商山早行》是他的名作。溫庭筠是第一個大量寫詞的文人，現存六十余首詞。他的詞題材狹窄，偏重風月艷情，語言華麗，色澤明艷，描繪細膩，如《菩薩蠻》十五首等。《更漏子》、《夢江南》是他的名作。他的詞對后世文人詞的語言、題材、風格產生了重大影響。

　　韋莊（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人，乾寧元年（894）進士。后為西川節度使王建掌書記，前蜀建國后位至宰相。他是晚唐著名詩人，又是杰出的詞人，詩風與其詞風頗相近，自然流暢，淺近明麗，意境淡遠，如《臺城》、《憶昔》、《古別離》是他的名篇。長篇歌行《秦婦吟》是唐代篇幅最長的敘事詩，曾傳誦一時。他的詞如《思帝鄉》、《菩薩蠻》等色彩清淡、結構疏朗、意脈流暢，在花間詞人中別樹一格，為文人詞另開了一個境界。他的詞在文學史上與溫庭筠齊名，合稱“溫韋”，《花間集》第一卷即收溫、韋兩家詞，對北宋初的歐陽修、晏殊父子都有影響。

　　唐代社會各個階層都涌現了大量詩人，寫詩誦詩已經成為流行的習俗風尚。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詩人與各種題材、各類風格的詩歌層出不窮，多姿多彩。在女子中產生了上官婉兒、李季蘭、薛濤、魚玄機等才思超群、不讓須眉的詩人，以詩留名的女詩人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僅《全唐詩》中就保存了幾百首女詩人的作品，這說明唐代是中國古代產生女詩人最多的朝代。上官婉兒是上官儀的孫女，繼承家學，文學修養很高，詩文都是第一流。宋家五姊妹宋若華、宋若昭、宋若倫、宋若憲、宋若荀均善詩文，受到唐德宗李適的賞識，悉留宮中，呼為女學士。唐代女詩人中作品現存最多的只有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人。李冶和魚玄機都是女道士，薛濤是成都妓女。她們的社會交際非常廣泛，常與當時著名文人唱酬。薛濤的詩相傳有五百首，南宋時還流傳著她的《錦江集》五卷，可惜現在僅存八十九首了。唐代的名妓往往有很高的詩歌修養，她們曾經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篇。晚唐大中年間，越中歌妓盛小叢在浙東觀察使李訥為監察御史崔元范送行的酒宴上勸酒時，唱的就是她自創的曲子《突厥三臺》：“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這是一首極豪放的邊塞詞，是女詩人中罕見的作品。晚唐江淮名妓徐月英的《送人》即使列入唐人絕句的佳作之林也毫不愧色。

　　就釋道詩人而言，其數量之多殊為驚人。唐代僧侶與道士的詩歌共計4000余首。在唐代還產生了不少僧道詩集，如《五僧詩集》、《十哲僧詩》、《三十四僧詩》、《洞天集》、《神仙隱逸詩》等(見《唐音癸簽》卷三十)。唐代詩人中的僧侶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詩約3400余首。著名詩僧有寒山、皎然、靈澈、拾得、貫休、齊己等，其中寒山的詩303首，貫休詩712首，齊己的詩821首。唐代詩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馬承禎、吳筠、范堯佐、杜光庭、呂巖等，他們創作的詩約450多首，其中呂巖的詩就有246首，吳筠的詩119首。

　　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能文能武，曾屢舉進士不第。《全唐詩》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詩3首。如《題菊花》：“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不第后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兩首詩都充滿著英雄之氣，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歷來傳誦很廣。

　　以詩取士的考試制度對促進唐詩的繁榮產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詩》、《文苑英華》、《唐詩紀事》所記錄的御試、省試、州試、府試之類的詩，總計約490余首，而舉子平時的習作及行卷之詩的數量則遠遠超過省試詩。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詩與新科進士的雁塔題詩，與科舉考試有關的詩歌數量將更加可觀。應試詩大多內容一般，形式呆板。這些詩一般均為五言排律六韻，或寫景狀物，或詠史懷古，或歌功頌德，如敬括的《省試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試明堂火珠》、錢起的《湘靈鼓瑟》等。有少數詩沖破了這種格式，如祖詠的《試終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絕《省試夜》，黃滔的七律《御試二首》等。崔曙的《奉試明堂火珠》一詩當時曾被評為為文場第一，其中“夜來雙月滿，曙后一星孤”是盛傳一時警句。錢起的《湘靈鼓瑟》中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千古流傳的名句。祖詠的《試終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絕句。《唐詩紀事》載：“有司試終南山望余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于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這首詩是省試中獨標一格的詩，歷來受人稱贊。

　　唐代詩歌的繁榮與詩歌教育的繁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唐代詩人創作的詩歌數以萬計，為唐代學子讀詩學詩提供了豐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經的地位遠不如進士，讀經常常被讀詩代替。《舊唐書·楊綰傳》記載，楊綰在給唐肅宗的奏疏中說：“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從這里可以看出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對當時學子讀書內容的影響，當時一些著名詩人的詩集已經成為士子學習的教材。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詩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詩歌也成為家學和私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經學教育，促進了唐人個性和精神的解放。

　　《毛詩》是唐代“九經”之一，仍然是官學和私學進行詩歌教育的主要內容。孔穎達的《毛詩正義》是官方確定的教材。孔穎達（574年—648年）字沖遠，我國隋末唐初著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時入國子監任國子博士、國子司業及國子祭酒等職。為結束諸家對儒家經典注疏不一的局面，唐太宗令孔穎達等經學家撰疏《五經》義訓，于貞觀十六年（642年）完成，奉詔定名《五經正義》。后又經校定增損，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欽定為全國統一教材。《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和《春秋左傳正義》五書，共180卷，其中《毛詩正義》40卷。孔穎達的注疏博采諸家學說，《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孔安國傳，《毛詩》用毛傳鄭箋，《禮記》用鄭玄注，《春秋左傳》用杜預注，實際上是對漢魏南北朝以來眾說紛紜的解經進行鑒別裁定，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總結。《五經正義》以唐初流行語言解釋先秦兩漢的文字，對意義的解釋較前人更為周密，為儒生學習五經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

　　《昭明文選》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視，要學習詩賦文章，就必須閱讀《昭明文選》。《昭明文選》中選錄詩歌434篇，是詩歌教育的優秀教材。杜甫寫給兒子的《宗武生日》一詩中叮囑他“熟精《文選》理”。《文選》原只有三十卷，唐顯慶年間李善為之作注，并擴充為60卷。現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他注《文選》，謹嚴翔實、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資料，為學習歷代名家名篇有極大幫助。

　　唐代非常重視蒙學教育。當時的蒙學教材有許多種，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開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編寫的《兔園冊》、《蒙求》、《雜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與《蒙求》影響最大。這些讀本大多采用韻語形式，是詩歌教育的初級教材。

　　《兔園冊》又稱《兔園冊府》或《兔園策》,已亡佚。據王應麟《困學紀聞》載，此書系唐代蔣王李惲命僚佐杜嗣先仿效應試科目的策問編成；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卻認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 皆偶儷之語, 五代時行于民間村塾，以授學童”。該書收集古今典故，以對偶駢體文句分類編纂，是唐代和五代時期盛行的蒙學讀本。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兔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新五代史·雜傳·劉岳傳》載：“《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此書開后世《幼學求源》等蒙學讀本之先河。

　　《太公家教》是現存最早的訓誡類知識讀本之一，出于敦煌遺籍。它既吸取古書上的詞句，也吸取流行諺語，其內容大多是講述忠君孝親、隱惡揚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為人處世之道，側重于對學童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韻語形式，少數屬于雜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夾雜著不少俗語，使兒童易讀易記。如：“一日為師，終日為父。一日為君,終日為主”、“羅網之鳥，恨不高飛；吞鉤之魚，恨不忍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行善獲福,行惡得殃。行來不遠，所見不長；學問不廣，智慧不長”等。這本書是從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課本，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家喻戶曉，后漸失傳。此書還流傳到北方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境內，供北方各民族的學童諷誦。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為通行的童蒙課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屬對用事讀本，選材寬廣，整齊押韻，把592個典故編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詩，訓誡說教意味比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圍很廣，包括我國古代天文、地理、歷史、神話、醫藥、占卜、民族、戰爭、動物、植物等諸多方面。全書所講大多是歷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組成，采用主謂結構，兩句一組，互為對偶，隔句押韻，如開頭八句：“王戎簡要，裴楷清通；孔明臥龍，呂望非熊；楊震關西，丁寬易東；謝安高潔，王導公忠。”其中許多成為后來《三字經》、《龍文鞭影》等蒙學讀本的取材來源。在古代語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與《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輝映的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后世注釋《蒙求》者很多，大批蒙書都采用《蒙求》的編法和名稱，可見它的影響之大。

　　中唐時期，蒙館老師也往往指定某位詩人的作品作為教材。《舊唐書·楊綰傳》中載楊綰在給唐肅宗的奏疏中說：“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唐詩紀事》卷三八載：“元微之《長慶集序》云：‘予嘗于平水市見村校諸童競習詩，招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余之為微之也。”可見，白居易、元稹的詩就被蒙館塾師選定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剛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詩里稱頌他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歌《琵琶篇》。”從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詩作流傳非常廣泛。

　　唐代中后期還出現了供學童諷誦的詩歌選本如《文場秀句》等。《文場秀句》本是中唐詩人王起為莊恪太子輯錄的詩歌選集。《舊五代史·馮道傳》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的記述，可見這本書曾被作為科舉應試的詩歌范本，供學子諷誦模仿。

　　唐末出現的蒙學詩歌讀本是胡曾撰寫的《詠史詩》。在文學史上，詠史詩最初本不是為蒙童寫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啟蒙教材。唐代一些詩人詠史的組詩數量頗多，如胡曾的《詠史詩》150首，汪遵的《詠史詩》60首、徐寅的《詠史詩》6首，周曇80首，孫元晏《詠史詩》75首。其中，胡曾的《詠史詩》含150首七言詠史絕句, 概述從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故事，語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誦，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廣泛流傳。如《五湖》:“東上高山望五湖，雪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 更有功臣繼踵無?”《漢宮》:“明妃遠嫁泣西風，玉筋雙垂出漢宮。何事將軍封萬戶, 卻令紅粉為和戎！”用短詩來傳授歷史文化知識在當時是十分新穎的做法，對后世蒙書編寫多有啟迪。

　　蒙學階段教兒童讀詩學詩，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一條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兒童識字后，就要正式讀書了。在這個時候，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開始就讓他們學習一些比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興趣。而在此時采用讀詩的方法就容易激發他們讀書的興趣。愛大聲諷誦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而詩歌恰恰是最適宜誦讀的。由于詩歌音調和諧，注重押韻，本來就富有音樂性，誦讀時能產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學童在誦讀詩歌的過程中，盡管不一定能透徹理解詩歌的思想感情和藝術特色，卻也足以啟發他們想象，開拓他們的胸襟，培養他們良好的語感，促進他們求知的愿望。而這正是進一步學習的基礎。

　　唐代的科舉考試中，進士要考時務策和詩賦。而詩、策、賦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對偶；賦要限韻；詩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韻，中間8句對仗，全詩要講平仄。這種嚴格的格律要求，要求應試的學子必須事先接受各種寫作技巧的訓練，特別是押韻、平仄、對仗、用典等方面的訓練。科舉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寫這類詩文。由于科舉考試的需要，學習詩歌寫作是當時詩歌教育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學習屬對同時具有學習語音、詞匯、語法、修辭和邏輯的作用，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詩紀事》卷五四記述了詩人之間的屬對：

　　李義山謂溫（庭筠）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

　　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這種命題作詩帶有評比性質，對詩歌寫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響。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聯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為最多。聯句是多人合作寫詩，也有比試才情的意思，對于學習詩歌有很大激勵作用。

　　為了適應科舉的需要，唐代學者編寫了許多為寫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參考書籍。這些書籍的內容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為寫作提供材料；二是為寫作提供范例。如徐堅等人編纂的《初學記》是唐玄宗時的官修類書，全書共30卷，分23部，313個子目。每子目先“敘事”、次“事對”，最后是詩文。“事對”下有注釋，介紹典故的原文和出處。

　　唐代許多詩人在十歲前后就能寫出令人驚嘆的詩篇，如駱賓王七歲時寫成《詠鵝》詩，至今仍是對幼兒進行詩歌啟蒙的首選篇目之一。王勃六歲作詩英邁超人，被譽為神童。女詩人李冶六歲時作《薔薇詩》，令其父驚嘆。薛濤八歲時作《吟梧桐詩》詩。王維十七歲時就寫出成名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白居易十六歲作《賦得古原草送別》名震長安。《全唐詩》卷799載，南海一七歲女子被“武后召見，令賦送兄詩，應聲而就”《送兄》一詩：“別路云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不可否認，這些詩人有很高的文學天賦，但如果沒有較早接受詩歌教育，怕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出現了一個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跡。隰城丞薛元曖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經，能詩善文，名噪一時。《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九錄其詩一首《送男左貶詩（一作送男彥輔左貶）》。她年輕守寡后，親自教育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云及侄據、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進士。《舊唐書·薛播傳》載：“初，播伯父元曖終于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后，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云及播兄據、摠并早孤幼，悉為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并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新唐書·薛播傳》亦載：“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韙。”唐代進士科非常難考，錄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訓導的子侄七人全被錄取，的確了不起。在唐代科舉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訓導的家族諸子侄也極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位林氏實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這樣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僅此一例。元稹之母鄭夫人、李紳之母盧氏也都是這樣。

　　《舊唐書·元稹傳》載：“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新唐書·元稹傳》載：“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

　　《舊唐書·李紳傳》載：“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新唐書·李紳傳》載：“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于詩最有名，時號‘短李’”。

　　元稹、李紳二人均早慧且成為唐代著名詩人，她們的母親功不可沒。在唐代，這樣的奇女子還有許多，可惜的是她們的事跡史書多不傳。

　　唐代民歌也極為繁榮，尤其江南地區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詩》匯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間詩歌教育之盛可見一斑。民歌的繁榮也給唐詩帶來很大影響，如皎然、靈澈等人生活在民歌興盛的吳地，他們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潑樸素的特色來寫詩。劉禹錫多次被貶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民謠進行詩歌創作，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創作的詩篇。

　　詩歌在唐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極其廣泛，連當時寺院宣講佛經的“講經文”也多采用韻文形式。講經文在講說時大量采用賦體的形式鋪陳描寫虛幻世界，在詠唱時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詩體，使講經過程富有藝術感染力，而為僧俗民眾喜聞樂見。還有一種篇幅較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講經之前所唱誦的敘述經文大意的七言韻文，其性質與后來話本的“入話”、彈詞的“開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敘事詩。“講經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勸善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與傳統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變文”是民間流行的一種與“講經文”類似的韻文體曲藝作品，其文辭韻散相雜；唱詞有七言體，有六言體，還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內容或演唱佛經故事，或演唱歷史故事，或演唱民間傳說，或演唱當時重大事件。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文》、《伍子胥變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張義潮變文》和《張淮深變文》等。而歷史故事多帶有傳說色彩，民間傳說常涉及歷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滲透。這些作品往往宣揚忠孝觀念，贊美英雄人物，懲惡揚善，表達了人民群眾的良好愿望，在當時受到普遍歡迎。目連救母的變文在唐代流傳甚廣，相傳張祜曾戲稱白居易《長恨歌》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二句是“目連變”(《本事詩》)。從“變文”的影響和作用來看，它也是民間詩歌教育的一種有效的形式。

　　“講經文”和“變文”具有的韻散相間、有說有唱的形制，對后來的說唱文學、戲曲文學和各類小說的影響極為深遠。后世話本小說中常常夾雜許多詩詞的現象、古典長篇小說往往夾雜許多詩詞歌賦的特點，都與“講經文”、“押座文”和“變文”的影響密切相關。追本溯源，可以發現，詩歌對其它文學形式的影響是多么深遠！

　　唐代的詩歌教育還波及周邊鄰國。唐詩在日本廣泛流傳，白居易的詩尤其受到日本人喜愛。唐都長安是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羅等國家紛紛派遣留學生來長安學習，一些留學生也成為寫詩能手。如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侶，漢名晁衡，與李白結下深厚友誼，李白曾因聽到他渡海回國而遇難的傳聞而深情寫下《哭晁卿衡》一詩。新羅留學生崔致遠12歲入唐求學，18歲考中進士，曾寫下大量詩文，其文集《桂苑筆耕》流傳至今。中日詩人歌吟兩國友好的詩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詩人歌詠兩國友誼的詩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學為核心，經留學生的學習和傳播，儒學在日本的影響也相當大。如日本在大學寮設明經科，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為教授課本。

　　宋元明清時期的詩人，絕大多數都曾受到過唐詩的影響。如北宋初的“西昆派”專學李商隱；北宋后期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派”則把杜甫奉為祖師。南宋后期詩人爭學晚唐五言律詩，而北方的金元詩人都學中晚唐七言律詩。明代中葉興起的復古運動甚至以“詩必盛唐”相號召，前后七子都標榜盛唐詩法，以此為學詩的最高境界。可見唐詩的影響是多么深遠！

第三節　五代時期的詩歌教育

　　907年，朱溫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短暫的分裂時期。除梁、唐、晉、漢、周外，當時還先后出現了北漢、南唐、吳越、南漢、前蜀、后蜀等十個小國，總稱五代十國。這種分裂狀態，實際是唐代末年藩鎮割據混戰的延續。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滅割據政權，大體上結束了分裂局面。

　　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角度來看，五代十國時期是唐朝的繼續。在文學上，最突出的文學形式仍然是詩歌，而文人詞已很興盛，倚聲填詞蔚為風氣。而西蜀（前蜀、后蜀）與南唐二地，軍事力量雖弱小，卻是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因而成為詞人薈萃的兩大基地。

　　西蜀詞人的詞，大多數匯集在趙崇祚于廣政三年（940年）所編的《花間集》中。這部詞集收錄了晚唐溫庭筠、皇甫松以及韋莊、薛昭蘊、牛嶠、毛文錫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與蜀有關的詞人的五百首詞。西蜀詞人的創作基本沿續了溫庭筠的詞風，題材大抵以男女艷情、離愁別恨為中心，語言則善于藻飾，精心雕琢，艷麗精美，其描寫男女情愛的大膽露骨程度則遠超溫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統觀念的學者的嚴厲批評。總體上說，《花間集》是一部帶有濃郁宮體氣息的詞集，這些詞人常被稱統稱為“花間詞人”。“花間詞人”上承南朝宮體詩人，下啟宋代婉約派詞人，明清時期綺靡頹廢的艷情文學深受其影響。

　　南唐詞人中以馮延巳、李璟和李煜最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對后世的影響最大。

　　馮延巳（903—960）字正中，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南唐中主時任宰相。他的詞介乎五代花間詞風與北宋詞風之間，一些作品雖還帶有秾艷色彩，但詞風已轉向了清新流暢、深婉含蓄。他的詞以寫戀情為主，也有離恨傷感，但語言清新流暢，通過自然意象與心理變化來抒情，如《更漏子》、《歸自謠》、《謁金門》等。北宋重要詞人晏殊、張先、歐陽修都受到他的影響。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評價他“雖不失五代風格”，但已“開北宋一代風氣”。《全唐詩》卷八九八錄其詞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詩1首。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國君，他治國無能，但文學修養很高，能詩善詞，周圍曾聚集了韓熙載、徐鉉、馮延巳等著名文士。據說他十歲就寫出詠竹的佳句“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他傳世的詩詞很少，《全唐詩》卷八錄其詩2首，卷八八九錄其詞3首。《攤破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是他的名作。馬令《南唐書·黨與傳》記載，馮延巳有一次與南唐中主李璟閑談，李璟引了他《謁金門》詞中一句說：“‘風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馮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這是詞史上的一則著名佳話，可見他文學修養之高。其子李煜、李從善、李從謙均有詩傳世。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兒子。他多才多藝，洞曉音律，工書善畫，詩文俱佳，尤擅于作詞，是五代時期成就最高的詞人。與其父相似，也無治國才干，文學修養很高，喜招引文人學士。三十九歲時，南唐為北宋所滅，李煜開始了俘虜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詞的多寫宮廷生活、歌舞宴飲和男女戀情，如《清平樂》（別來春半）；后期的詞寫思鄉之情、亡國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等。《全唐詩》卷八八九錄其詞34首。他的詞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選擇意象，注重抒發情感，語言自然流暢，藝術感染力很強，為文人詞另開了一個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詩絕句，《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書史，善解音律，既會譜曲，又能填詞，惜其詞不傳。

　　五代時期雖然處于分裂狀態，特別是北方朝代頻繁更替，對于文化教育的發展極其不利，但統治者承襲唐代遺風，普遍崇尚文化，重視文士。五代政權沿襲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視國子學，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學和私學的主要教材；繼續實行科舉取士，寫詩作賦依然很重要，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發展。《五代會要》載：（后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為抄寫，仔細看讀，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并請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七十七載：“（后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一載：“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這次雕印儒經工作，從后唐長興三年（932年）開始，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歷經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個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時間。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進行大規模雕版印刷儒家經典，開創了經書印刷之先河，對后世影響很大。

　　五代時期出現了一位作詩上萬首的詩人王仁裕（880—956），其詩數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詩當時流傳頗廣，人們競相傳誦。蒙學經典《幼學瓊林》中說：“王仁裕多詩，時人號為詩窖”。他能文善詩，通曉音律，涉獵領域，既廣且豐，著述頗多，數量驚人。可惜這些著作特別是詩集幾乎佚失殆盡，《全唐詩》卷七百三十六僅存其詩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殘句2句）。《舊五代史·周書·王仁裕傳》載：“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有詩萬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他善于發現人才、獎掖后進，門生、弟子數以百計。他曾在《示諸門生》里寫道：“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后漢乾裕年間，他掌貢闈時中進士者多達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惲、許仲宣、李昉等，后來都成了一代文杰。《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他很重視詩歌教育，現存詩篇中寫給門生的就有3首。他在《與諸門生春日會飲繁臺賦》里寫道：“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他在作詩上為弟子做出了表率。

　　五代時與王仁裕同以詩文知名、以善于選拔人才著稱的詩人是和凝（898—955）。《舊五代史·周書·和凝傳》載：“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十九登進士第。……唐天成中，……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又好延納后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為文章，長于短歌艷曲，尤好聲譽。”他少年時好為曲子詞，流傳和影響頗廣，契丹稱之為“曲子相公”。他善于選拔人才，門生弟子眾多，聲譽卓著。《全唐詩》卷七百三十五錄其詩109首，卷八百九十三錄其詞24首。

　　馮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滄州)人，生于唐末，歷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號長樂老。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經籍的倡議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長興三年奏請朝廷刊印九經，在他的組織下，歷時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時刻苦讀書，長即以文學和仁孝知名。《舊五代史·馮道傳》載：“其先為農為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新五代史·馮道傳》載：“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谷貴餓農，谷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他吟誦聶夷中的《田家詩》諷諫后唐明宗，正是“詩教”的典型例子。馮道很重視詩歌教育，也很善于進行詩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贈竇十》等詩的內容就是寫立身處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贈竇十》一詩流傳頗廣。《全唐詩》卷七百三十七錄其詩五首。

　　由于江南地區相對比較安定，經濟相當繁榮，文化教育比較發達。儒家經典仍然是學習的主要內容。《開蒙要訓》、《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學階段的主要讀本。由于最高統治者的愛好與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吳越等國的詩歌教育仍然十分發達，涌現了一大批詩人。《全唐詩》中收錄了五代十國時期眾多詩人的大量作品。

　　南唐三代君主李昪、李璟和李煜都是當時著名詩人，均喜招延文學之士，因此南唐文學興盛一時。因唐代貞元中，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曾于廬山白鹿洞隱居讀書，故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在其遺址建立了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記載，南唐先主李昪年輕時“獨好學，接禮儒者”。據說李昪九歲時就作《詠燈》詩：“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全唐詩》卷八錄入這首詩。他立國后重視文化，愛好文學。其子李璟、其孫李煜在南唐宮廷濃厚的文學氛圍中成長起來，成為我國詞史上的著名詞人。

　　在南唐宮廷周圍聚集了眾多詩人。徐鉉，十歲能屬文，早歲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全唐詩》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錄其詩298首。韓熙載，《全唐詩》卷七百三十八錄其詩5首。宋齊丘，《全唐詩》卷七百三十八錄其詩3首。李中《全唐詩》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錄其詩310首。張泌，《全唐詩》卷七百四十二錄其詩19首，卷八百九十八錄其詞27首。伍喬，南唐時舉進士第一，《全唐詩》卷七百四十四錄其詩21首。成彥雄，《全唐詩》卷七百五十九錄其詩27首。

　　前蜀經濟繁榮，崇尚文化。王建雖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詩，《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首。著名文人韋莊、馮涓、許寂、周庠、張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詩僧貫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國色，均能作詩，《全唐詩》卷九錄其詩16首。后主王衍，頗知學問，能作艷詞。《全唐詩》卷八錄其詩5首，卷八百八十九錄其詞2首。前蜀宮廷周圍聚集了大批文人學士。牛嶠曾有歌詩三卷，《全唐詩》卷六百六十七錄其詩6首，卷八九二錄其詞26首。牛嶠之侄牛希濟以詞著名，《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三錄其詞12首，卷七百六十錄其詩1首。顧夐善作艷詞，意象清新生動，《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四錄其詞55首。薛昭蘊擅長作詩填詞，才華出眾，好唱《浣溪沙》詞；《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四錄其詞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現了兩位波斯裔詩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醫藥學家，又是著名詩人，有詩集《瓊瑤集》，《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六收錄其詞54首，卷七百六十錄其詩3首。其《南鄉子》詞17首,歌詠南國風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頗有文才，被王衍納為昭儀。李舜弦工于詩，其詩多受文人贊賞，《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七錄其詩3首。

　　前蜀還出現了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女才子黃崇嘏（883—925）。她是臨邛(今四川邛崍)人，父親曾在蜀中任州郡長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詩善文，棋琴書畫，無一不精。12歲時父母相繼亡故。成年后，她才藝出眾，特立獨行，常女扮男裝，游歷川東川西。她的詩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嘆賞，因為當時她扮作男子，就舉薦她代理司戶參軍。上任一年，卓有治績。周庠見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動提出把心愛的女兒嫁給她。黃崇嘏作《辭蜀相妻女詩》表明身份。后歸家守貧，全璧而終。《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九錄其詩2首。金元雜劇《春桃記》、明代徐渭雜劇《女狀元辭凰得鳳》均以黃崇嘏之事為藍本。明代楊慎的筆記《楊升庵外傳》亦記此事。黃梅戲《女駙馬》也以她為原型。清人吳任臣所著的《十國春秋》中記載了黃崇嘏的生平事跡。

　　后蜀文化相當發達。《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一載：“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書家，河中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貧寒，嗜好讀書，曾借書來讀，遂博學有才名。孟知祥鎮守四川時，他為掌書記，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繼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師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經術，極嗜圖籍，致力于藏書。早年向人借《文選》、《初學書》等書，人面有難色，他曾立志刻印書籍，惠及天下學子。后蜀廣政年間（938—965），他奏請刻板印行九經。他命張德釗書寫九經，刻石立于成都學宮；又出私財營建學宮，立印舍刻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寫《文選》、《初學書》、《白氏六帖》等書，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史書。他還著有《爾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將藏書與刻板獻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嗣主孟昶有詩詞傳世，《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首，卷八百八十九錄其詞1首。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女詩人。花蕊夫人費氏（一說徐氏）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幼即能文，尤長于宮詞，以才女著稱一時。因受蜀主孟昶寵愛，被賜號花蕊夫人。其宮詞用語以濃艷為主，偶有清新之作。其《述亡國詩》歷來為人稱道，令無數須眉汗顏：“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謝甲，更無一人是男兒。”世傳《花蕊夫人宮詞》150余首，其中可靠者90余首。《全唐詩》卷第七百九十八其名下有詩158首。

　　由于統治者對文化的重視和對文學的愛好，后蜀宮廷周圍也集聚了許多詩人。楊玢，卷七百六十錄其詩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錄其詩2首。劉義度，卷七百六十一錄其詩1首。毛文錫作詞較多，《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三錄其詞32首。歐陽炯能詩善詞，曾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全唐詩》卷七百六十一錄其詩6首，卷八百九十六錄其詞48首。韓昭，卷七百六十錄其詩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錄其詞6首。魏承班，《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五錄其詞21首。尹鶚，《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五錄其詞17首。毛熙震，《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五錄其詞29首。閻選，《全唐詩》卷八百九十七錄其詞10首。

　　后蜀趙崇祚于廣政三年（940年）編成《花間集》十卷，著名詩人歐陽炯為之作序命名。書中收錄了晚唐五代時期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夐、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詞人的五百首詞。《花間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集中體現了詞律的規范化，確立了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的文學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詞的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它是研究我國古代詩詞發展史的重要原始資料，是我國文學藝術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

　　吳越國文化也興盛一時。吳越王錢镠雖起于草莽，興于行伍，但立國后頗好吟詠。《全唐詩》卷八錄其詩2首，《全唐詩外編》錄其詩16首。《新五代史·吳越世家》載，錢镠的兒子錢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錢镠的孫子錢倧、錢俶皆能吟詠。錢俶自編其詩為《正本集》，《全唐詩》卷八錄其詩1首。

　　五代十國中的其它政權也出現了一些詩人。如后唐莊宗李存勖自幼喜歡音樂歌舞，洞曉音律，文才頗高，能作詞，《全唐詩》卷八百八十九錄其詞4首。荊南詩人孫光憲，素以文學自負，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詩》卷七百六十二錄其詩八首，卷八九七錄其詞79首。

第四節　北宋時期的詩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憑借手中的兵權發動陳橋兵變，定都開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稱北宋。此后20年間，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漢等割據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混亂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鎮割據的教訓，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不斷削弱地方權力，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成為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釋兵權”以后，歷代皇帝都對軍事將領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軍，把軍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對內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對外一味妥協退讓，在軍事上無所作為，屢屢屈服于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宋代是對外關系最軟弱的時期，所謂“唐烏龜、宋鼻涕”一說，可見宋之軟弱。1127年，金軍攻破東京開封，北宋滅亡。

　　宋代的科學技術相當發達，絲織業、制瓷業、造船業均領先世界，沈括的《夢溪筆談》記錄了當時科學技術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規模之巨大，商業之繁榮均超過前代，紙幣“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證。當時海外貿易尤其發達，廣州、泉州是聞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開封已經是人口超百萬的大型城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表現了開封當時的繁華景象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北宋時期繁榮的經濟、發達的科技，為文化的進一步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市民階層的壯大和文化消費的增長也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詞的興盛與城市經濟、特別是娛樂業的繁榮有極大關系。宋仁宗慶歷年間，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促使印刷業迅速發展起來，對科技文化的傳播產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業空前發展，公私刻書業的興盛使書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也動輒上萬卷。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等以私人藏書為對象的目錄學專著的首次出現就是一個明證。

　　北宋王朝十分重視文治教化。趙匡胤和趙匡義以下歷代皇帝都好讀書，重用文士。城市規模的擴大、經濟的繁榮為教育發展提供了契機，農業技術的改革極大的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宋代的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三位宰相相繼興學又極大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北宋繼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縣、路等行政區域內設立學校。北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導“慶歷興學”，在東京興辦太學，采用胡瑗的湖學法制訂“太學令”；在各州縣設立學校，應科舉者需先受300日的州縣學校教育；考試先考策論，次考詩賦，不考貼經、墨義。宋神宗趙頊時，王安石倡導“熙寧元豐興學”，進一步擴建太學，學生名額增加到兩千四百人，并重訂太學條制，推行三舍法；整頓地方官學，統一學校和科舉內容；科考取士本于學校，取消詩賦、帖經考試。宋徽宗趙佶時，蔡京倡導“崇寧興學”，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包括辟雍)共有學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停罷科舉，在各州縣普遍設立學校，由學校選拔人才，學校教育達到極盛時期。《宋史·選舉志一》說：“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除了從國子學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外，私立學校也日益興盛。官學、私學與書院構建了宋代的辦學格局。宋代書院尤盛，一般皆選山林名勝之地為院址，蒐集圖書，延聘學者，聚徒研習儒家經典，講授孔孟學說。聲名最著者為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書院等“四大書院”。南唐的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北宋改稱白鹿洞書院，就是著名的藏書與講學之地。四大書院的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辦學校媲美。宋代學者普遍重視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為中國文化教育高度發展的時期。

　　在繼承唐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宋代科考的內容和側重點不斷變化，時而重經文，時而重詩賦，時而重策論，但詩賦始終受到文人的重視。宋代科舉實行彌封制度，進士及第都要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選，每科所取的人數常超過唐代十倍，科舉成為國家籠絡知識階層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廣泛開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舉一路，“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社會門閥勢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會具有前代所沒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又名《勵學篇》）為讀書人描繪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因而當時士人皆以讀書為第一要務。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優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優，其它朝代都難以相比。宋代對待文人的政治環境相當寬松。據說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說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盡，不必過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頗為優渥舒適，如呂蒙正天天吃雞舌湯，宋祁夜夜擁妓豪飲，文人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宋代是一個君權高度強化的專制社會，宋王朝通過科舉加強了對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學為標榜，同時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趨向在這時開始形成。從維護高度專制的政權出發，大多數士大夫以儒學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學的優勢地位，也對儒學加以適當改造，希望以倫理道德的內化來解決社會矛盾，儒家倫理觀念被不斷強化。宋代科舉考試的內容自真宗以后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于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書籍不合儒學的都不許采用。自仁宗以后，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的語文教育，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實踐，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詩經》被確定為“十三經”之一，詩歌教育的內容、形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個思想統治開始嚴厲的時代。熙寧年間，蘇軾就因“烏臺詩案”被捕受審而險些喪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報國的前提下確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輕感情，個性內斂，“修身齊家”成為文人的自覺追求。這種思想傾向對宋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主導性的影響，文學被當作政治與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倫理觀念的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學就是在儒家思想約束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宋代文學、尤其是被視為正宗的詩文中常常充滿政治說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學又有了新的發展。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實用的文體。城市和商業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和市民文化的興盛。戲曲、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于抒情而短于敘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并為后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詩歌方面，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于通俗化，這種趨勢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詞是市井文化的產物，它的產生和發展，與都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文化的興起關系密切。北宋詞的境界進一步得到擴展，從題材到形制，從作家到作品，詞的創作達到巔峰狀態，成為與唐詩并稱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學，多具有較深厚的文化修養，愛好文學，多能詩詞，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趙匡胤在未發跡時就曾吟詠過一些表現宏大志向的詩篇。宋太宗時，姚鉉以一首《賞花釣魚侍宴應制》贏得太宗的激賞，為時人羨慕。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很有名氣。由于道統文學觀的興起和理學的逐漸形成，詩歌也被視為傳道的工具而較少表現純粹的個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視的、也最能反映他們的思想性格的文學體裁，仍然是詩歌。傅璇琮領銜主編的《全宋詩》收錄兩宋9000余位詩人的作品二十余萬首。唐代詩人對宋代詩人影響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韓愈、李商隱等人。北宋著名詩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都對杜甫推崇備至，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特點。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的詩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韓愈詩風的影響。北宋詩人在詩歌的語言技巧方面尤有顯著的創新與發展，他們比唐人更多地運用日常口語及散文句法，使得詩歌的意象自然親切、意脈流動順暢，意境平常沖淡；又將生僻語詞、典故及特異句式引入詩中，使得作詩成為詩人比賽學問和機智的工具，詩歌變得更精致、更含蓄。

　　詞至兩宋達到頂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唐圭璋編纂的宋詞總集《全宋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收錄兩宋詞人1400余家，詞21000余首。在傳統上，詞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與樂歌有密切聯系，以抒情委婉細致見長，抒情性與音樂性要比詩歌講究。晚唐五代的花間詞有濃郁的宮體氣息，題材大抵是男女艷情、離愁別恨，語言精心雕琢，艷麗精美。受其影響，宋詞的正宗依然是吟風弄月、兒女情長。詩莊詞媚，詩大詞小，重詩輕詞，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觀念。北宋初期，詞繼續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統治者的喜愛。據說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續湘山野錄》）。不過詞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間一觴一詠之際的娛樂性創作。北宋慶歷以后，詞的創作在內容、技巧、體制各方面都出現了飛躍發展，涌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詞人，其中晏殊、晏幾道、張先、歐陽修、柳永尤為出色，而蘇軾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頗好”柳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陳師道《后山詩話》）。雖然詞在宋代許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詩那樣崇高莊嚴，但它已經贏得了與詩并駕齊驅的文學地位。北宋詞人，從柳永、二晏、周邦彥、姜夔到吳文英等，恪守詞的傳統，使詞的形制更豐富、語言更精煉、意境更深婉、風格更細膩，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詞家本色。蘇軾則異軍突起，以其雄大才氣開創了詞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詞的題材限制，把“詩言志”的傳統引入詞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詞里，使詞的內容更豐富，形式技巧更多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文人詞的面目。

　　著名的開國君主趙匡胤卓著的建樹在于政治和軍事方面，詩文并非其所長。但他流傳下來的兩首詩《詠初日》、《詠月》卻歷來為后人所矚目。《詠初日》是一首絕句，有據陳巖肖《庚溪詩話》記載：“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詠月》一詩僅存殘句“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關于這首詩，還有一段佳話。據陳師道《后山詩話》記載：“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圣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我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這兩首詩都是趙匡胤未發跡時所作，氣勢磅礴，出語驚人，顯示了他年輕時的宏偉抱負和遠大志向。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中葉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兩歲時其父病故，貧無依靠，隨母改嫁，倍受歧視。雖家境貧寒，但他胸懷遠大，刻苦自律，每日畫粥斷齏，篤學不輟。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進士，鎮守延州時威震西夏，后官至參知政事，主持“慶歷新政”。范仲淹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他的詩歌堅持風雅傳統，有多議論的散文化傾向，以《四民歌》為代表。散文《岳陽樓記》是歷來傳誦的名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千古名句。其詞僅存五首，但突破了唐末五代詞的綺靡風氣，開拓了宋詞的表現領域，開辟了宋詞嶄新的審美境界，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蘇幕遮》、《漁家傲》是他的名作。《漁家傲》一詞意境闊大，沉郁蒼涼，成為后來豪放詞的濫觴。他的詩文對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影響深遠。

　　晏殊（991—1055）字同叔，臨川（今屬江西）人，七歲就能寫作詩文，十四歲以神童應召入試，賜同進士出身，后官至宰相。他善于選拔人才，當時知名文士如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俱出其門。他詩、文、詞兼擅，在北宋文壇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宋史·晏殊傳》載其“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其詩文大都散佚。他在詞的創作上有較大成就。由于一生顯貴，其詞作主要反映富貴閑適的生活，以及在這種生活環境中產生的感觸和閑愁，筆調閑婉，理致深蘊，音律諧適，詞語雅麗。他的詞題材狹窄，基本上沒有超出晚唐以來文人詞的范圍。今存《珠玉詞》130多首，其中傷春感時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特色，如《浣溪沙》二首。“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他詞中的名句。在封建士人中，其人生境遇算得上志滿意得，因而他的詞感情柔弱，常常滲透著自我滿足的心態和雍容閑雅的氣質，表現出一種富貴氣象。他的詞語言技巧很高，風格清麗疏淡，細膩精致，進一步把宋詞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張先（990—1078）字子野，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天圣八年進士。他與晏殊交情很深，詞作的題材也與晏殊相似。他生性浪漫，寫男女之情更多些。他的詞清新明麗，語言流暢精巧。由于他善于寫“影”，如《青門引》中“隔墻送過秋千影”、《木蘭花》中“無數楊花過無影”、《天仙子》中“云破月來花弄影”等，被譽為“張三影”。在宋代詞人中，張先較早較多地寫作長調和慢詞，為宋詞的發展開啟了一條新路。

　　柳永（約987—約1053），原名三變，字耆卿，別號柳七，是北宋專力寫詞第一人。出身官宦之家，為人放蕩不羈，留連于秦樓楚館。早年屢試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始登進士第。柳永精通音律，借鑒民間的俗曲，大量創制慢詞，在詞的體制、內容、風格諸方面均有所突破。其詞打破了長期以來文人詞以小令為主的傳統，自制長調慢詞，開一代風氣，奠定了宋詞昌盛的基礎。他對詞的題材有較大拓展，部分作品生動地展現了北宋中期都市的繁華富庶和民情風俗，其羈旅行役和男女戀情之詞比較典型地體現了落魄士子和市民階層的思想情趣。如《望海潮》（東南形勝）、《雨霖鈴》（寒蟬凄切）、《鳳棲梧》（佇倚危樓）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詞以鋪敘見長，語言通俗而不失雅趣，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歡迎。陳師道《后山詩話》中說“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記述西夏歸朝官說“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而《高麗史·樂志》里也多記載柳詞。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稱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據羅大經《鶴林玉露》載，《望海潮》一詞流播金國，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頓起渡江南侵的念頭。這都可見他的詞在當時流傳之廣與影響之大。其雅詞對蘇軾、周邦彥影響較大，而俗詞則遠接以敦煌詞為核心的民間詞傳統，下開金元俗曲之先聲。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廬陵吉水（今屬江西）人，出身于低級官吏家庭。四歲失怙，在其母鄭氏訓育下成才。《宋史·歐陽修傳》載：“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天圣八年（1030年）舉進士。文學上，他與梅堯臣、蘇舜欽等人聲氣相通，提倡文學變革。政治上，他積極參與“慶歷新政”，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他是北宋文學領袖，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集團在詩文創作上確立了宋代文學的基本風格。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大力舉薦人才，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文學家（如王安石、三蘇、曾鞏等）都曾得到他的提攜。他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在詩歌和散文的創作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名詩篇有《戲答元珍》、《別滁》等，散文名作有《醉翁亭記》、《秋聲賦》等。他在詞的創作上也有所革新，注重用詞抒發自我人生感受，這種創作方式對蘇軾有直接的影響。在宋代詞史上，歐陽修是主動向民歌學習的第一人。他的詞仍以吟詠男女戀情為多，承襲晚唐以來明麗柔婉的風格，以典雅細膩為主要特色，語言風格多樣，或精美，或樸素，或俚俗，與他的詩文顯然不同。《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踏莎行》（候館梅殘）是他詞作中的名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神宗熙寧年間主持變法，幾起幾落。在詩歌領域，他廣泛學習唐代詩人，尤其非常推崇杜甫，曾編輯《老杜詩后集》和《唐百家詩選》。杜甫在宋代逐漸受到高度重視，是以他為起點的。他的詩歌十分講究語言錘煉，并善于不留痕跡地化用前人的詩句和意象，形成了以語言精煉圓熟、意境清麗含蓄為主的風格，如《泊船瓜洲》、《書湖陰先生壁》等。他對后來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影響很大，他們以才學為詩的偏向，也與王安石大有關系。王安石的詞僅存29首，頗具開創性，《桂枝香·金陵懷古》是歷來傳誦的名篇。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進士，曾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等職。他一生坎坷，屢遭貶抑，曾因“烏臺詩案”被人構陷入獄。蘇軾為人正直，胸懷曠達，多才多藝，才華橫溢，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他的詩、詞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其文汪洋恣肆，自由揮灑，明白暢達，結構謹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后赤壁賦》是歷來傳誦的名篇。其詩廣泛汲取前人之長，又能多方面開拓創新；題材廣闊，幾乎無所不包；各體兼備，尤擅七言古體和律絕；內容富有哲理，耐人尋味；語言清新自然，風格多變；其新穎獨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聯想令人贊嘆。《游金山寺》、《和子由澠池懷舊》、《惠崇春江晚景》、《題西林壁》、《飲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他的名作。其詞開豪放一派，題材廣泛，氣勢雄渾，慷慨豪邁，高逸曠達，擺脫了綺艷柔靡的風尚。《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是流芳千古的名作。他開拓了詞的題材、意境、風格與表現手法，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新的文壇領袖，也同樣注意發現和提攜文學新人。北宋后期文壇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蘇軾門下。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均出其門下，被稱為“蘇門四學士”。陳師道、韓駒等也深受其影響。這些蘇門人物成為北宋后期文學領域的主要力量。

　　在蘇門人物中，黃庭堅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間中進士，曾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因出于蘇軾門下，多次受到排擠。他的父親黃庶是學習杜甫詩風的詩人，舅父李常是藏書家兼詩人，他的兩位岳父也都是詩人，這種生活環境造就了他很高的文化素養與藝術素養。他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又是北宋詩壇上一位開宗立派、影響深遠的詩人，與蘇軾并稱“蘇黃”。他宣揚“溫柔敦厚”的詩學觀念，一直苦心研詩，對杜甫尤為推崇。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詩法”，使得許多詩人欣然相從。他主張“無一字無來處”（《答洪駒父書》），善用典故古語而追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他的詩在語言上刻意求新求異，多用奇字拗句，形成生新瘦硬的風格，給宋詩帶來了一種新的變化。《寄黃幾復》《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之一（投荒萬死鬢毛斑）、《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二首》之一（凌云一笑見桃花）等是他的名作。黃庭堅的詞也寫得頗出色，現存詞一百八十余首，《清平樂》（春歸何處）是其名作。當時有很多詩人追隨黃庭堅或受到他的影響，如陳師道、韓駒、洪朋、謝逸等，一時在詩壇上造成相當大的聲勢，被稱為“江西詩派”。

　　在蘇門文士中，秦觀是最為出色的詞人。秦觀（1049—1100）字太虛，后改字少游，高郵（今屬江蘇）人。元豐八年（1086年）進士，因與蘇軾的關系被一貶再貶。他工詩善詞，詩風與詞風相近。詞多寫男女情愛，也頗有感傷身世之作，風格委婉含蓄，清麗雅淡。他性格柔弱，情感細致，“愁”是他的詞中最常見的主題，如《千秋歲》（水邊沙外）、《踏莎行》（霧失樓臺）等，意境凄婉悲苦。其描寫男女戀情的詞往往真摯動人，如《鵲橋仙》（纖云弄巧）、《滿庭芳》（山抹微云）等。少數詞作如《望海潮·廣陵懷古》也有豪放之氣。他特別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詩句，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滿庭芳》）出自隋煬帝的詩句；“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千秋歲》）化用了杜甫的詩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鵲橋仙》）是表達愛情的名句。凄迷的景色、宛轉的語調和感傷的情緒，構成了秦觀的詞的藝術特征，因此他向來被看作婉約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詞長于抒情，音律諧美，情韻兼勝，其中的感傷情調很容易引起一些懷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鳴，對后來從周邦彥、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納蘭容若等詞人都有顯著的影響。

　　賀鑄（1052—1125）字方回，自號慶湖遺老，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出身于外戚之家，個性倔強，不阿附權貴，喜論天下大事。因長身聳目，面色鐵青，人稱賀鬼頭。他能詩善文，尤長于詞。他的詞緊緊追隨蘇軾，內容、風格豐富多樣，兼有豪放、婉約二派之長，長于錘煉語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韻嚴格，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其描繪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曠，語言濃麗哀婉。其愛國憂時之作悲壯激昂，境界奔放闊大。其詞以《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鷓鴣天·半死桐》、《芳心苦》（楊柳回塘）、《六州歌頭》（少年俠氣）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壓卷之作，因“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一節，賀鑄在當時就獲得“賀梅子”的雅號。著名詩人黃庭堅曾親手抄錄這首詞放在案頭，把玩吟詠，同時還寫了一首小詩寄給賀鑄，對這首詞給予很高評價：“解道當年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鑄7歲學詩，詩作總數多達數千首，數量之巨遠過于詞，其詩名為詞名所掩。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詞人是周邦彥。周邦彥（1056—1121），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時博涉百家之書，為人落拓不羈。二十四歲時入太學讀書，因獻《汴都賦》升太學正。后仕途屢遭貶斥，曾任提舉大晟府。他博學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種曲調，創制許多新調，進一步豐富了詞的格律和形式，對詞樂的發展貢獻很大。其詩文俱佳，尤精作詞，是北宋末期的詞壇領袖。他的詞題材狹窄，內容多為風月戀情、懷古羈旅、別愁離恨、詠物抒懷之類。他講究章法布局，極端重視詞與音樂的配合，使詞律進一步規范化、精密化。其詞格律謹嚴，音律諧美，追求典麗，為后世格律派詞人所宗。代表作有《蘭陵王·柳》、《瑞龍吟》（章臺路）、《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和《六丑·薔薇謝后作》等。周邦彥雖然在詞的題材和內容方面沒有新的開拓，但他在詞的藝術形式、語言技巧方面是又一個集大成者，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宋時期的詞人姜夔、吳文英、周密、張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彥。直到清代的“常州詞派”還奉他為學詞的典范。

　　北宋末年，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首列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以下還有韓駒、潘大臨等二十多人，“江西詩派”從此確立。江西詩派是在黃庭堅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這一詩人群體具有前所未有的較為嚴格的宗派色彩，他們都以學杜相號召，不僅在詩學觀點和寫作風格上大體一致，而且多數成員確實相互聯系切磋，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詩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語言技巧方面“以故為新”，講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講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由于他們沒有很好地繼承杜甫憂國憂民的精神，而僅僅片面強調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藝術技巧，因此就愈來愈走向形式主義的道路。“江西詩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風靡一時，楊萬里、陸游、姜夔等著名詩人都曾在藝術上受其影響。其余波一直持續到晚清的“宋詩派”。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女詩人，至少表明當時中上層社會的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北宋詩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他稱贊王安石的妻子吳氏、妹妹（張奎妻）、女兒（吳安持妻）、侄女（劉天保妻）能文工詩，佳句頗多，“皆脫灑可喜”。司馬光曾說：“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詩歌，執俗樂，殊非所宜也。”也證明了這一點。可惜的是，當時這些女詩人的作品大多不傳世。北宋出現了著名女詩人魏夫人、朱淑真等。

　　魏夫人，即曾布妻魏氏，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名字及生卒年均不詳，生平亦無可考。其文學創作在宋代頗負盛名，朱熹甚至將她與李清照并稱。她的詞多寫離情別緒，如《菩薩蠻》之一：“東風已綠瀛洲草，畫樓簾卷清霜曉。清絕比湖梅，花開未滿枝。長天音信斷，又見南歸雁。何處是離愁，長安明月樓。”其筆下的離愁別恨表現得頗為深沉真切。其存世作品只有詩《虞美人草行》1首，詞10余首。其弟魏泰，著有《臨漢隱居詩話》等。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其籍貫身世，歷來說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時穎慧，博通經史，能文善畫，精曉音律，尤工詩詞，素有才女之稱。相傳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終。其作品為其父母焚毀，后人將其流傳于世的詩詞輯成《斷腸集》2卷、《斷腸詞》1卷，因輾轉相傳，版本很多。其詩詞多抒寫個人愛情生活，早期筆調明快，文詞清婉，情致纏綿；后期則憂愁郁悶，頗多幽怨之音，流于感傷，藝術成就頗高。如《菩薩蠻·木樨》：“也無梅柳新標格，也無桃李妖嬈色。一味惱人香，群花爭敢當。情知天上種，飄落深巖洞。不管月宮寒，將枝比并看。”

　　女詞人聶勝瓊有一首詞《鷓鴣天·寄李之問》：“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幾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這首詞寫離別相思之情，頗為感人。

　　1126年，金兵大舉南侵，河南陽武（今河南省原陽縣）縣令蔣興祖以身殉國，其女被金人擄走。蔣氏在雄州驛館墻壁上題了一首詞《減字木蘭花·題雄州驛》：“朝云橫渡，轆轆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進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女詞人心懷凄惻，悲怨情深，充滿感傷身世、眷戀故鄉的情感。

　　北宋繼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設童子科，作為考試科目之一，又稱“童子舉”。《宋史·選舉志一》載：“宋之科目……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童子科年齡限在15歲以下，科考的主要內容即是背誦經書。要獲得神童稱號，應試者必須至少將《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等“七經”約28萬字的儒家經典熟讀成誦，其中《毛詩》39000余字。《宋史·選舉志二》載：“凡童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其命官、免舉無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后皆為賢宰相、名侍從。”

　　楊億（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詩人，從小就受到較好的教育。《宋史·楊億傳》載：“（楊億）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為賀。……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時期，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首的館閣詩人效仿李商隱的詩風，大量寫作雕琢用典、鋪陳詞藻、屬對精工、深婉綺麗的詩篇，彼此唱和應酬。楊億把這些詩作編為《西昆酬唱集》后，這種被稱為“西昆體”的詩風進一步在社會中盛行，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

　　宋綬（991—1041）是北宋文學家、書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楊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楊氏也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宋史·宋綬傳》載：“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他曾輯錄《歲時雜詠》共二十卷,收漢魏至隋唐詩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載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壇上占據著統治地位。經過先后三次興學后，官學、私學、書院等三類學校的學科門類增多，課程內容也更加豐富實用。由于統治者對文化的重視和對文人的優待，大批知識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學而優則仕”外，教授私學成為他們的謀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學更加興盛和普及，而私學往往集中于蒙學階段。與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學教育更加發達，當時的小學、鄉學、村學、義學、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學有較完備的蒙學教材體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詩》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詩》是北宋時期出現的兩種對后世影響極其深遠的蒙學讀本。蒙學詩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詩》。《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備了詩歌的特點，可以看作是詩歌類教材。

　　北宋初年問世的《百家姓》是我國流行時間較長、流傳范圍很廣的一種蒙學識字教材，它將約500個常用姓氏編成四字一句的韻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詩，基本上包括了當時的常用漢字。雖然其內容缺乏文理，但編排合理，句式整齊，隔句押韻，讀來順口，易學好記。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衛，蔣沈韓楊；朱秦尤許，何呂施張；孔曹嚴華，金魏陶姜；戚謝鄒喻，柏水竇章；云蘇潘葛，奚范彭郎……”據南宋學者王明清考證，《百家姓》的作者是錢塘(杭州)的一個儒生，前幾個姓氏的排列大有講究，如趙是指趙宋，既然是國君的姓，理應為首；其次是錢姓，錢是五代十國中吳越國王的姓氏；孫為當時吳越國王錢俶的正妃之姓；李為南唐國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書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三字經》相配合，成為我國古代蒙學中的固定教材，影響深遠，至今仍在流傳。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傳不遠。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時期名揚江淮地區的著名詩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歲喪父母，隨其叔祖居廣陵（今江蘇揚州），刻苦讀書。十七歲就自立門戶，在天長、高郵等地以做私塾先生為生，素有治國安民之志，年僅二十八歲便在貧病交加之中辭世。王令是一位頗有才華的青年詩人，在短暫的十余年里就寫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詩，由其外孫吳說編為《廣陵集》。他的詩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敘述了自己的志向與人生態度及四處奔波的苦難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難，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夢蝗》一詩是其代表作。他的詩受韓愈、孟郊、盧仝、李賀的影響較深，構思新奇，氣勢磅礴，意境高遠。《暑旱苦熱》一詩尤其突出：“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干，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他的詩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極力稱贊。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韻語，上下兩句對偶，生動地介紹了許多歷史典故，富有教育意義。如：“宋璟第一，李廣無雙。燕許手筆，李杜文章。”“石苞當相，衛青封侯。誤點作蠅，落筆畫牛。一諾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黃，裒皮陽秋。荀家八龍，賈氏三虎。戰勝朝廷，折沖樽俎。漢臥發兵，郝餐擊虜。致瓜蘇瓊，掛黃興祖。裴楷如玉，衛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馬的顱。”

　　《神童詩》相傳是北宋學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溫，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出身于縣吏家庭，自幼聰明好學，九歲便善賦詩，有神童之稱。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進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諸儒講學，以教授族閭子弟，鄉稱崇儒館。據說，他九歲時曾在一所廢棄的學宮旁放鵝，見殿宇破敗，心有所感，就寫了一首詩：“顏回夜夜觀星相，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因而縣令召見他，他當即又作一首詩：“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被縣令稱為神童，受到獎賞。《神童詩》是一部影響廣泛的啟蒙讀物。據學者考證，通行的《神童詩》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對它進行了許多增補。《神童詩》最初共34首，均為五言絕句，其中勸學詩14首，表現科舉及第得意心情的詩5首，歌詠時令節氣的詩15首。后人又增補了一些描寫花草和自然現象的詩篇。通行的《神童詩》有48首詩，全部選用五言絕句，篇幅短小，簡潔含蓄，淺白清新，詩味濃郁，格律嚴謹，音韻和諧，對仗工整，瑯瑯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記誦。其中很多詩句已廣為流傳，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則相天下，窮則善其身。”再如流傳久遠的《四喜》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神童詩》是優秀的少兒詩歌讀物，也是教導少年兒童學作詩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時代局限，這些詩多以高官厚祿引導學童一心讀書，曾遭人非議，但在宋元明清時期影響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舉制度，也以詩賦取士，《昭明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后，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傷仲永》，記述了當時一個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說方仲永五歲就能“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這倒有可能是真實的；但說他“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詩，就太夸張了，恐怕是神話里才能發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說“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實，根據常識來判斷，方仲永幼時肯定接受過一些詩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徑，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沒有說，大概是當地人神化了五歲童就能作詩這件事，以訛傳訛，以致真相被湮沒了。不過，兒童五歲就能作詩，的確不簡單！王安石在文中強調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繁榮既刺激了文學作品的生產，又使文學作品得以迅速傳播。如曾鞏的《蘇明允哀詞》稱三蘇的文章盛傳于世，“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詞在宋代達到頂峰就與此相關。城市中的歌樓酒館是文學傳播的重要途徑，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詞新曲為榮，甚至不惜代價、千方百計獲得新詞，這種需求極大地促進了文人詞的創作，而她們的傳唱又使新的詞作不脛而走，在社會上迅速傳播。柳永的詞在當時就贏得了普遍歡迎。僧惠洪《冷齋夜話》稱黃庭堅“詩詞一出，人爭傳之”。由于傳統詩歌體裁成為正統思想觀念的載體，詞的興盛也就成為宋代民間詩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詞這種新的詩歌形式在宋代雖難登“大雅之堂”，卻獲得了極大繁榮，受到人們的普遍喜愛。“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就說明了柳永的詞受到大眾歡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學家頗重視研究、總結詩詞創作規律，編著了許多“詩話”、“詞話”。他們從個人經驗出發，提出了一些獨特的見解。這些著作既歸納詩詞的一些寫作規律，也對作家作品進行分析點評，這就為文人學習作詩填詞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歐陽修《六一詩話》、司馬光《續詩話》、劉攽《中山詩話》、王直方《歸叟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釋惠洪《冷齋夜話》、陳師道《后山詩話》、蔡絳《西清詩話》、范溫《潛溪詩眼》、吳開《優古堂詩話》、吳可《藏海詩話》、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紫微詩話》等。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歷史上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文藝論著，開創了詩歌理論著作的新體裁，大體上奠定了北宋詩話既有漫筆瑣記、逸聞趣事，也有詩歌考證、點評闡發這樣的體例。原書只稱《詩話》，因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后人名之為《六一詩話》、《六一居士詩話》、《歐公詩話》、《歐陽永叔詩話》、《歐陽文忠公詩話》等。全書共二十八條，各則條目之間的排列并沒有邏輯聯系，以漫談隨筆形式評論詩歌，記錄軼聞趣事和瞬間感想所得。其篇幅雖小，內容頗豐，有對詩歌規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對佳句的點評賞析，也有掌故軼事介紹和謬說更正等。書中提出的“詩窮而后工”、“意新語工”等論點，體現出歐陽修追求沖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學思想。歐陽修曾為北宋詩壇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對文學創作有深切體會，因而其詩話多有“點睛”之妙。其中對人物典故的敘述則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對詩人的品評大多準確中肯，足資后人借鑒。因此，這本書在后世廣為流傳。

　　在北宋時期，胡瑗、程顥、程頤等人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陜西安定，世稱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經術，先后在蘇州、湖州執教二十余年，創立了“蘇湖教法”，宋仁宗時詔令在全國推行。“蘇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學法，設立“經義”和“治事”兩科，改變了隋唐以來重辭賦的學風。“經義”科以探索六經義理為主，著重學習研究經學的基本理論；“治事”科以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用知識為主，強調學以致用。“蘇湖教法”實行分科教學，導致了學風的轉變，對宋明理學的產生起了先導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對后世的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蘇湖教法”的推行，也對宋代詩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產生了極大影響。

　　程顥、程頤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程顥（1032－1085）字伯淳，洛陽人，后人稱明道先生；程頤（1033－1107）字正叔，程顥之胞弟，后人稱伊川先生。二人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二程不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語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們潛心于學術，先后在開封、嵩陽、洛陽等地講學，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圣人，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內容。其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曾在他們的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

　　二程對詩歌教育非常重視，并有獨到見解。程顥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程顥作詩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偶成》：“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頤將詩看作“閑言語”，認為作詩“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載：“或問詩可學否，（程頤）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會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弄水蜻蜓欵欵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逺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視之術，正濟一身，因有是句。’”看來，理學家反對的是無助于傳道的詩，而他們的詩則往往充滿道學氣息。

　　歌謠歷來是民眾表達心聲的主要手段。北宋時期的民間歌謠只有極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筆記小說里。僅存的這些歌謠中，仍然能夠反映社會底層的呼聲，表達人民的愛憎。如“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就是群眾對抗敵英雄的一曲贊歌。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就表達了人民對權奸王黼公然受賄、賣官鬻爵的諷刺。如“打破筒（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對奸臣的憎惡。如“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統治者廣開言路的實質。這些民謠表達了人民懲惡揚善的愿望，是民間詩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第五節　南宋時期的詩歌教育

　　1127年，金軍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欽宗被俘，北宋滅亡。5月，康王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南宋與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壓迫下繼續南遷，最后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與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王朝。南宋立國之初，也曾由宗澤、岳飛、韓世忠等眾多將領抗金北伐，多次擊敗金軍。但宋高宗任秦檜為相后，削奪抗金將領的兵權，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國納貢稱臣，于東南半壁茍且偷安，窮奢極欲。此后，妥協投降成為南宋統治者的一貫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當道，政治腐敗，國勢日衰。1234年，蒙古大軍滅金，其后繼續南下攻宋。元軍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臨安，俘五歲的南宋恭帝趙顯。南宋殘余勢力陸秀夫、文天祥等人繼續堅持抗元斗爭。1279年3月，崖山海戰失敗后，陸秀夫背負剛滿八歲的小皇帝趙昺跳海自盡，南宋徹底滅亡。

　　南宋全面繼承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教育制度。高宗南渡以后，繼續沿襲科舉取士制度，并于建炎二年（1128年）恢復詩賦和經義兩科進士，一直延續至宋末。如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中榜330名進士。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中榜989名進士；寶佑四年（1256年），中榜601名進士。在外患內憂不斷的情形下，南宋官學仍然維持了較大的發展。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在臨安府重建太學，至南宋末，太學生多達一千七百多人。尊孔崇儒依然是南宋文教政策的核心。程朱理學在北宋末南宋初屢經禁止后，至南宋中期影響越來越大，宋理宗極其推崇程朱理學，是理學官學化進程中一位重要的君主。

　　南宋時期的書院教育尤其發達。北宋中期以后，隨著三次大規模的興學，州縣官學日益普及，書院漸趨衰微。南宋時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學者講學活動的廣泛開展，書院又開始復興。鼎盛時期的書院數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統治的大部分地區，而書院內部的設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學的規章制度更加完備。其中，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并稱為“南宋四大書院”，四大書院的主持人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都是當時著名學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主持修復了白鹿洞書院，親自為白鹿洞書院制定學規《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條》），體現了以儒家經典為基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間書院辦學的范本。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職湖南，大規模重建岳麓書院，邀請知名學者來此講學，一時名聲大振，成為當時的文化學術中心；學生人數最多時達千余人，辦學規模遠遠超過北宋時期。

　　南宋自立國起就始終面臨外敵不斷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難”、金兵南侵、蒙軍攻宋給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極大的刺激，其中許多人目睹了慘烈的戰爭，親歷了艱辛的流亡，親身體驗了百姓的苦難，他們的思想情感都產生了很大變化。平民百姓的流離失所與帝王將相的荒淫享樂，民眾要求抗擊侵略、收復失地的強烈呼聲與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無不使他們感到悲憤。因此，慷慨悲歌、蒼涼悲壯成為他們筆下的主旋律，許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悲愴激憤的情調。在這一時期，涌現出許多成就突出的詩（詞）人，如李清照、陸游、辛棄疾、楊萬里、范成大、姜夔、吳文英等。其中，陸游和辛棄疾分別代表了南宋詩與詞的最高成就，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南宋滅亡之際，涌現出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詩人群體，他們的詩篇歷來是激勵愛國主義精神的教材。

　　李清照（1084—1155？）號易安居士，濟南人。她出生于一個愛好文藝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學者兼散文家，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其母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學才能。李清照受到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幼時過目不忘，出語驚人，博覽群書，少女時代即以詩詞名噪一時，受到名家稱贊。她多才多藝，以詞著名，兼工詩文書畫，并著有《漱玉詞》和《詞論》，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很高聲譽。李清照主張“詞別是一家”，注重詞體協音律、重鋪敘、有情致的特點。她的詞以南渡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南渡之前，她生活幸福，婚姻美滿，因而前期的詞主要描寫傷春怨別和閨閣生活，流露出她對愛情生活的向往和對大自然的喜愛，表現了女詞人多情善感的個性。如《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一剪梅》（花自飄零水自流）等。南渡之后，因國破家亡、顛沛流離，她后期的詞表達了她對故國往事的深情眷戀，充滿了濃重感傷情調。如《聲聲慢》（尋尋覓覓）、《永遇樂》（落日熔金）、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等。李清照的詞主要繼承婉約派的詞風，有時還兼有豪放派之長，獨具一家風貌，被后人稱為“易安體”，對后世的影響極大。她的詩現存十余首和一些逸句，往往出語豪邁，不讓須眉。最著名的是《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逸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等。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有受到良好教育，十二歲就能詩善文。陸游自少年時即深受愛國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主張堅決抗金，收復失地，因而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壓制。直至晚年退居家鄉，收復中原的信念始終不渝。他一生創作詩歌很多，今存9300余首，是兩宋時期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詩人。著有《劍南詩稿》、《渭南文集》、《老學庵筆記》等。他的詩題材廣泛，內容極為豐富，或抒發政治抱負，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寫日常生活，或批判統治集團的投降政策，風格雄渾豪放，曉暢平易，表現出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渴望恢復國家統一的強烈愿望，充滿著愛國主義激情。他曾深受江西詩派的影響，廣泛學習前人之長，尤其尊崇屈原和杜甫。他的詩在體裁上無體不備，各體俱工，更擅長近體詩。《關山月》、《書憤》、《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游山西村》、《臨安春雨初霽》、《示兒》等均為后世所傳誦。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之一，在當時和后世都贏得了廣泛的尊重。陸游專力于詩，但也擅長填詞，較多地受到蘇軾的影響。在現存的100余首詞中，有部分作品同樣抒寫了激越的愛國情思，如《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釵頭鳳》是抒寫愛情的名篇，《卜算子·詠梅》是詠物言志的名作。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今江蘇吳縣）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范雩終官秘書郎，其母蔡氏夫人出身名門。他幼承庭訓，十分聰穎，十二歲時已遍讀經史，十四歲已能詩善文。其后父母早亡，家境貧寒，仍好學不輟，于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中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在南宋詩人中最為顯達。范成大是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曾深受江西派的影響，又廣泛學習中晚唐詩人的風格與技巧，博采眾長，自成一家。其詩題材相當廣泛，風格平易淺顯、清新嫵媚。尤其是他的近體詩，委婉清麗，意味深長，很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國時所作七十二首絕句和晚年退職閑居時所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絕句。他的使金紀行詩記述了途中的所見所感，表達了一位正直政治家的憂患意識與悲憤情感，如《州橋》、《清遠店》、《會同館》等。他的田園詩比較完整地反映了鄉村的生活面貌，既有農村秀麗風光和農家勞動生活的場景，也有農民遭受的沉重剝削和困苦生活。其《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七言絕句，是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者，風格清新明快，優美流暢，富有韻味，在南宋末期產生極大影響。他的詞作較多，或情意纏綿，風格婉約，如五首《秦樓月》；或豪放闊大，飄逸瀟灑，如《水調歌頭》（細數十年事）。范成大的作品有《石湖居士詩集》、《石湖詞》等，他的詩歌自南宋末年起，對后世詩人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出生于儒士之家，自幼讀書非常勤奮，廣師博學，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進士及第。一生主張抗金，正直敢言，清正廉潔；因奸相專權辭官居家，憂憤而死。他與陸游、范成大、尤袤齊名，并稱“中興四大詩人”（或“南宋四大家”）。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經歷了從模仿到自成一家的過程。他在《荊溪集自序》里說：“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于唐人。……戊戌作詩，忽若有悟，于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后欣如也。”他推陳出新，師法自然，形成了獨特的“誠齋體”，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促進了當時詩壇風氣的轉變。其詩篇多是吟詠江山風物的寫景抒情之作，也有一些直接抒寫愛國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絕句》、《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等。他善于學習民歌的優點，大量吸取生動清新的口語謠諺入詩，語言通俗明暢，詩風平易自然，構思新巧，幽默風趣，清新活潑，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如《嘲蜂》、《嘲蜻蜓》、《嘲淮風》、《竹枝詞》等。楊萬里一生作詩很多，相傳有詩二萬余首，其《誠齋集》存詩4200余首。他的一些抒情寫景的七絕描寫生動，情趣盎然，千百年深受人們喜愛。如《小池》、《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等，至今仍廣為流傳。他也善作詞，其詞風格與詩相近，清新生動，活潑自然。兩首《昭君怨》是其最著名的詞作。另著有《誠齋詩話》。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并成長于金人統治區域的一個漢族官員家庭，父親早逝，由祖父辛贊撫養成人。少時拜金國著名詩人蔡松年、劉瞻為師，與金國著名書法家、詩人黨懷英同學。他從小親眼目睹漢人在異族野蠻統治下所遭受的屈辱與痛苦，在青少年時代就立下了恢復中原的志向。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他一生堅決主張抗金，屢次遭到主和派的打擊，曾長期落職閑居。他是一個具有實干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文武雙全的英雄豪杰，又是一位勇于創新的詞人。辛詞繼承了蘇軾豪放詞風，進一步開拓了詞的境界，擴大了詞的題材，又創造性地融匯了詩歌、散文、辭賦等各種文學形式的優點，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形成了辛詞的獨特風格，進一步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其詞主要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揭露和批判南宋統治者的屈辱投降行徑；也有一些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他還善于吸收民間口語入詞，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詩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別出新意。他的詞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雄奇闊大，激情飛揚，慷慨悲壯，筆力雄健。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青玉案·元夕》、《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采桑子·書博山道中壁》、《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等都是流傳后世的名篇。在文學史上，辛棄疾與蘇軾并稱為“蘇辛”。其《稼軒長短句》存詞620余首，數量之富雄冠兩宋。辛棄疾的詞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很大影響，他的名篇歷來受到人們喜愛，成為培育愛國主義精神的教材。辛棄疾以詞名家，其詩文亦有令人稱道者。其詩作較多，同樣反映了他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變化，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等。其詩因詩集亡佚而多不被重視，今人輯有《辛稼軒詩文鈔存》。

　　姜夔（1155？—1221？）字堯章，別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今屬江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隨父宦游，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多次參加科舉考試而未登第，一生以布衣身份做著豪門清客，與當時著名詩人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蕭德藻等人都有交往。他多才多藝，精于書畫，能詩善文，精通音律。其詞尤嫻于音律，能自度曲，格律嚴密，其作品以清空峭拔、空靈含蓄著稱，《揚州慢》（淮左名都）、《暗香》（舊時月色）等是他的名篇，有詞集《白石道人歌曲》。他的詞藝術成就很高，尤其善于描繪清幽的意境來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對后世許多仕途失意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對后世詞人影響巨大，被清初浙西詞派奉為圭臬。姜夔也善作詩，為楊萬里、范成大等人推重。他初學黃庭堅，后轉學晚唐詩人陸龜蒙。其晚年自編詩集三卷，已佚。今存《白石道人詩集》、《白石詩說》等。他的詩歌善于錘煉字句，力求精巧工致，情調恬淡而有韻味。尤其是《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姑蘇懷古》、《湖上寓居雜詠》等絕句，意蘊清妙秀遠，有晚唐絕句風味。由于他的詩歌在藝術上缺乏獨創性，影響遠不如其詞大。所著《白石詩說》，其中多有精辟見解。

　　南宋寧宗、理宗年間，杭州書商兼詩人陳起結交了許多文人雅士，他們相互應酬唱和，形成了一個不固定的詩人群體。經過搜集、選擇，陳起出資刻印了一些詩人的詩集，命名為《江湖集》，以后又陸續刻印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等。　　這些詩集的刊刻流傳，擴大了這群詩人的影響，形成了一個組織松散、詩風相近的詩歌流派，后人便稱之為“江湖派”。廣義的“江湖詩人”人數眾多，包括姜夔、劉克莊、戴復古、趙汝遂、高翥、方岳、葉紹翁等，還有“永嘉四靈”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人。他們多是流落江湖的中下層文人，反對江西派詩風，比較重視詩歌的抒情性，提倡清麗新巧、精致空靈的詩風，其詩歌也多表現凄情落寞的心境和淡泊高逸的情懷。一些詩人的名篇意境優美、語句流暢，大受人們喜愛而流芳千古。如趙師秀的《約客》、翁卷的《鄉村四月》、葉紹翁的《游園不值》等，這些詩篇至今仍廣為流傳。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鄉間儒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以先賢歐陽修等為榜樣，立志做忠臣烈士；18歲時獲廬陵鄉校考試第一，二十歲參加科舉考試，經王應麟推薦，被宋理宗親自擢為進士第一名，歷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南宋滅亡后堅持抗元斗爭，因兵敗被俘，堅貞不屈，從容就義。他所作詩文較多，有《文山全集》。文天祥前期詩歌多贈和之作，深受江西詩派影響，常常搬弄典故辭藻，比較平庸。在抗元戰火中歷經滄桑之后，其詩風大變。他后期詩歌主要學習杜甫，有《集杜詩》二百首。他以詩為史和以詩明志，風格直露急切，蒼勁悲憤，表達了他對民族危亡的深沉憂患和忠貞愛國精神，這些詩篇結集為《指南錄》、《指南后錄》和《吟嘯集》等。他的事跡和詩篇都是后人學習的光輝榜樣，《揚子江》、《過零丁洋》、《金陵驛》、《正氣歌》等是中國詩史上閃耀著愛國主義光芒的優秀詩篇，傳誦至今，流芳千古。

　　南宋時期，吟詩填詞之風盛行。流風所及，就連一些征戰沙場的戰將如韓世忠、岳飛也有作品傳世。《全宋詞》卷148錄韓世忠的詞3首：《臨江仙》（冬看山林蕭疏凈）、《南鄉子》（人有幾何般）、《滿江紅》（萬里長江）。《全宋詞》卷177錄岳飛的詞3首：《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滿江紅·寫懷》（怒發沖冠）、《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遙望中原）。這些出身行伍的將領能寫出境界非凡的詞篇，正說明了當時詩歌教育的普及程度與顯著成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兩宋之際出現了杰出的女詩人李清照，至少說明當時中上層社會的女子能夠接受良好的詩歌教育。南宋時期出現了較多的女詩人，既有名門淑女，也有青樓才女。《全宋詞》里輯錄了女詩人的許多光彩篇章，雖然有一些人連姓名也被遺忘，但她們以卓絕的才華在詩歌史上留下了翩翩倩影。如唐婉、吳淑姬、嚴蕊、樂婉、張玉娘、章麗貞等。

　　孫道絢號沖虛居士,生卒不詳，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她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年，自幼聰穎絕人，飽讀書史，過目不忘；三十歲喪夫，守節教子，守志而終。她一生作詩詞較多，晚年因遭火災，文稿被焚毀；其子黃銖僅搜集到人們口耳相傳的詞作六首。如《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鑒，鬢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蕣華潛改衰容。　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軒一夢，回首春空。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嘆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這首悼亡詞最為人所稱。其子黃銖是學者兼詩人，著有《谷城集》五卷和《楚辭協韻》等。

　　唐婉，字蕙仙，生卒不詳。她是陸游母舅唐誠的女兒，自幼文靜靈秀，才華橫溢。唐婉嫁給表兄陸游后，兩人的親密感情卻引起了陸母的不滿，陸游被迫妻另娶。唐婉而后嫁給皇族后裔士人趙士程。1155年，陸游在沈園偶遇唐琬，在墻上題了一首《釵頭鳳》（紅酥手）詞。唐婉感慨萬千，于是和了一闕《釵頭鳳》：“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干，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此后不久，唐婉便抑郁而終。

　　吳淑姬本名已失，湖州人，生卒不詳。出生于寒儒之家，其父為秀才。她聰明貌美，能詩善詞，被一富家子弟強占，反被誣以奸淫而遭定罪判刑。府衙僚吏觀審后置酒席，命她脫枷侍飲，以冬末春初之景為題作詞自詠，即席作《長相思令》：“煙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疏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太守因此將她釋放。后為人買為妾，名曰淑姬。著有《陽春白雪詞》五卷，《全宋詞》錄其詞4首。

　　嚴蕊原姓周，字幼芳，生卒不詳。她出身書香門第，自小學習禮樂詩書，父母雙亡后淪為臺州營妓，藝名嚴蕊。她善操琴、弈棋、歌舞、絲竹、書畫，學識通曉古今，詩詞語意清新，色藝冠絕一時，義氣聞名四方。臺州知府唐仲友曾命其賦紅白桃花，嚴蕊脫口而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豪士謝元卿夙聞其名，在酒宴上命其賦詞，要求以己姓“謝”字為韻。剛開始行酒，嚴蕊已寫出一首《鵲橋仙》：“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唐仲友為嚴蕊才華遭遇所感，為其落籍。后浙東常平使朱熹挾嫌報復，誣唐、嚴二人有傷風化，令人抓捕嚴蕊，鞭笞拷打逼其就范。嚴蕊寧死也不愿污人清白。此事朝野議論，驚動宋孝宗。岳霖任提點刑獄，命其作詞自陳，嚴蕊當即口占一首《卜算子》表明心志：“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霖判令從良，被趙宋宗室納為妾。她的詞作多佚，僅存3首。洪邁《夷堅志》庚卷第十、周密《齊東野語》二十卷都記錄了嚴蕊的事跡。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即講述嚴蕊的故事。

　　杭州歌妓樂婉與施酒監相愛，兩人被迫分別時，樂婉作《卜算子》詞贈答：“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更使人、愁斷腸。要見無因見，拚了終難拚。若是前生未有緣，待重結、來生愿。”這首詞表達了一位柔弱女子對愛情的渴望與無奈，十分感人。

　　張玉娘（1250—1276）字若瓊，自號一貞居士，松陽（今浙江松陽縣）人。她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幼聰慧，文才出眾，尤其擅長詩詞，時人將她比作班昭。因未婚夫沈佺早亡，她守情五年抱恨而亡。著有《蘭雪集》兩卷，有詩117首，詞16首。其詩體裁豐富，風格多樣，有律絕、樂府、雜體、歌行等，尤其長于古風。既有清麗凄婉、感人至深的愛情悲唱，如《山之高》、《拜新月》等；又有慷慨激昂、壯懷激烈的愛國高歌，如《塞上曲》、《從軍行》等。其詞數量較少，主要抒寫相思離別之情，如《浣溪沙·秋夜》、《玉蝴蝶·離情》等。《蘭雪集》曾被稱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一詞集，時有“南張北李”之稱。

　　元軍南侵時，岳州人徐君寶被元軍殺害，其妻被擄，她以死抗爭，投水前題詞于壁，留下了一首凄絕千古的《滿庭芳》：“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鑒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后，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這首詞表達了女詞人對國破家亡、自身被擄的無限悲慨和寧死不屈、堅貞不渝的高尚節操。她另有一詞《霜天曉角·蛾眉亭》傳世。

　　宋度宗時昭儀王清惠在南宋滅亡時被俘，北上途中于驛中題詞于壁，即《滿江紅》：“大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里，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顰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云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這首詞抒寫了國破家亡、今非昔比的哀愁與感傷，當時在中原廣為傳誦，頗有影響。

　　南宋宮人章麗貞在戰亂中寫下了一首《長相思》：“吳山秋，越山秋，吳岳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颼颼，雨颼颼，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從其身份和詞中所用典故來看，她應當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學修養。

　　南宋蒙學教育十分發達，有鄉校、村校、義學、家塾等，遍布鄉村城鎮。陸游的《秋日郊居》之三就描述了村學的情形：“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詩下作者自注曰：“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這時的蒙學教育主要是進行初步的道德行為訓練，學習基本文化知識，以識字、寫字、背書為主，每日功課一般是背書、授新書、作對、寫字、讀詩等，主要教材有《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十七史蒙求》、《訓蒙詩》、《小學詩禮》、《三字經》、《名物蒙求》、《千家詩》等。南宋時期，蘇軾的詩文也成為學子學習的重要內容。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當時一些學者已經充分認識到采用韻語編寫蒙學教材的積極作用。如宋孝宗淳熙年間進士項安世在其所著《項氏家說》卷七中說：“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古人垂訓，多用韻語，亦欲其易記也，又文字整齊，聽者易曉，如《大禹之馴》及《洪范》等書可見。”“古之卜筮，專用韻語，至今猶然。”許多大學者都親自編寫詩歌類蒙學讀本，如朱熹的《訓蒙詩》、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應麟的《三字經》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自幼穎悟好學，十八歲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他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編注的《四書》、《五經》成為南宋之后科舉考試的必讀書；他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讀書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響。朱熹并不排斥文學，曾校注《詩經》、《楚辭》，有很高的文學修養，能詩善詞，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學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詩人。他和著名詩人辛棄疾、楊萬里、陸游等人往來密切，相互唱和，尤其與陸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的詩作現存1300余首，其內容主要是借助詩歌闡明義理，將義理通俗化，詩風平和純正，100首《訓蒙詩》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觀書有感》、《水口行舟》等將道學理趣與自然意象密切結合，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詞》一卷，其詞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艷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較濃，如《菩薩蠻》（暮江寒碧縈長路）、《水調歌頭》（富貴有余樂）、《南鄉子》（落日照樓船）、《念奴嬌》（臨風一笑）等。

　　朱熹繼承儒家詩教傳統，把詩歌作為傳授理學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視詩歌教育。他的《詩集傳》是詮釋《詩經》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他在《近思錄》卷十一《教學》和《小學》外編《嘉言》中專門摘錄了程顥關于詩歌教育的觀點：“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小學》外編《嘉言》第五）他還親自寫作100首七言詩結集為蒙學教材《訓蒙詩》，其內容完全著眼于向兒童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對于語言文字藝術基本不加考慮。如《天》：“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有昏。漸漸剔開昏與蔽，一時通透理窮源。”《中庸》：“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為道用無窮。”由于缺乏藝術感染力，這部《訓蒙詩》流傳不廣，影響有限。

　　朱熹的弟子陳淳仿照《訓蒙詩》編著了《小學詩禮》，將《禮記》中的《曲禮》、《內則》、《少儀》的主要內容編寫為43首五言詩，分為事親、事長、男女、雜儀四部分，向兒童傳授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如“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對言視面，立視前三尺。”“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閫。外言不入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人不問欲。”“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惰。當食則不嘆，讓食則不唾。”陳淳還用三言韻語寫成《啟蒙初誦》一書，目的也是讓兒童接受儒家倫理教育，如“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仁義實，禮智端，圣與我，同心然。”從內容上看，這可能是《三字經》的先河。他還編著了《訓童雅言》等。這些蒙學讀本曾在東南地區流行。

　　真德秀編錄的《文章正宗》正續集共四十卷，其正集體例包括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收入詩歌320余篇。這部書流傳較廣，對于詩歌教育有一定促進作用。

　　南宋劉克莊編輯的《千家詩》全名是《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全書共22卷，收錄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絕大部分為唐、宋詩人所作，少數為南北朝和五代詩人的作品。錄詩1270多首，全是律詩和絕句，分別按照時令、節令、晝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蟲、人品等十四個方面進行編排。這部《千家詩》選錄廣泛，不拘一格，不論作者的名氣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選錄簡潔短小、通俗易懂、膾炙人口的詩篇。從入選的作者來看，既有帝王將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無名氏（如《題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釋處默）。署名謝枋得編選的七言《千家詩》是在此基礎上編錄的。

　　作為蒙學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詩》分為上下兩集，上集收七言絕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詩48首，共142首。所選詩歌大部分淺近易懂，內容上于兒童成長有益或者至少無害，其中包括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程顥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朱熹的《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等。這本書在選編時充分照顧到了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表明當時一些學者已經開始認識到兒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七言《千家詩》在宋末廣為流傳。一是所選詩篇大多是名家名篇，以此開展詩歌教學，能使學生更好地學習語言，掌握詩歌藝術。二是所選詩篇大多淺近易懂，讀起來上口，學起來容易，而且便于背誦，極適宜兒童學習。如程顥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知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這首理學家程頤的七言絕句，自詠閑居之樂趣，把他追求自然舒暢的精神境界寫得平淡自然而親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些都是倍受群眾喜愛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選詩中有許多警策名句，對學童有思想教育意義。四是所選詩篇內容豐富，基本按季節歲時為序，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學習它可使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進一步了解社會生活。《千家詩》對于詩歌教育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針對兒童身心特點而專門編選的教材。盡管有人對這部詩集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無疑是古代最風行的且流傳時間最長的詩歌基礎教育讀本。后人把《千家詩》作為初級教材，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起來簡稱為“三百千千”，作為蒙學的基本教材。

　　方逢辰編撰的《名物蒙求》繼承了孔子關于“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主張，主要介紹各種名物知識，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鳥獸、器物、耕作、親屬、家庭、倫理等方面的名稱和常識，采用四言韻語形式，全書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麗乎天者，日月星辰。潤以雨露，鼓以風霆。云維何興，以水之升。雨維何降，以云之蒸。物無知者，為草為木。”這本書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歡迎的一本啟蒙教材。

　　南宋末期又有了新的蒙學課本《三字經》。關于《三字經》的作者，一般認為是大學者王應麟。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南宋著名學者，十八歲中進士，以博學多才名振朝野。宋亡后不仕，隱居鄉里著書立說。著有《困學紀聞》、《玉海》、《深寧集》等。其《三字經》繼承了歷史上編寫蒙學教材的傳統，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優點，是一部集識字、自然常識、歷史知識、讀書方法和倫理教育于一身的綜合性蒙學教材，是古代童蒙讀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它繼承了孟子以來儒家傳統的教育思想，開篇即從性善論出發論述教與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包含著大量合理的內容和有益的經驗，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義。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三字經》里的句子往往言淺意深，采用詩歌的形式，每三字一句，整齊排列，講究押韻，讀起來瑯瑯上口，非常易于兒童誦讀記憶。因此，自誕生后，《三字經》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為古代社會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蒙學教材。清代道光年間，學者賀興思增補了關于元、明、清三代的歷史記述共二十四句。通行的《三字經》共416句、1248個漢字。七百多年來，《三字經》不但是蒙學基本教材，而且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家喻戶曉，老幼皆知，對中國社會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89年10月，《三字經》英譯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發行。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三字經》確定為兒童道德叢書之一。

　　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教學童寫詩，重點是教“填詩”，首先是背會三十類韻，接著是用匡紙表韻頭，以便填詩時查閱。而模仿則是實踐訓練的一種好辦法。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這些都說明宋代蒙學的寫詩教學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上承北宋遺風，南宋時期的詩話著作很多，如周紫芝《竹坡詩話》、葉少蘊《石林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許顗《彥周詩話》、吳聿《觀林詩話》、陳巖肖《庚溪詩話》、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楊萬里《誠齋詩話》、尤袤《全唐詩話》、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嚴羽《滄浪詩話》、劉克莊《后村詩話》等。詞話著作有張侃《拙軒詞話》、周密《浩然齋詞話》、沈義父《樂府指迷》等。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總結了詩詞創作規律，為南宋詩人寫作詩詞提供了理論指導。張炎的《詞源》總結了格律派詞創作的藝術規律，是一部重要的詞學理論著作，對后世詞人的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嚴羽字丹丘，一字儀卿，自號滄浪逋客，邵武(今屬福建)人。生卒年不詳，一生未仕。其《滄浪集》收入古、近體詩146首。他作詩主要學習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但成就并不高。他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寫出了一部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滄浪詩話》，這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全書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個方面，提出了“詩道亦在妙悟”、“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的主張，概述了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線索和輪廓與歷代詩人的風格和流派，歸納了詩歌的基本寫作方法和寫作藝術特點，主要評析了宋代之前歷代詩人及其作品，并對一些詩篇的作者、異文等進行了考辨；附錄的《答吳景仙書》是一篇為自己的詩歌理論所作的答辯。在理學方興時期，嚴羽論詩完全不涉及詩歌與儒道的關系及其政治教化功能，而重視詩歌的藝術性和“吟詠情性”的作用，與理學家的文學觀形成鮮明對立，體現了他極大的勇氣和超凡的膽識。這本著作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關于詩歌創作的理論，尖銳批評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做法，重視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征和藝術特點，對兩宋之后古代詩歌的發展有極大影響。元代和明代詩人推崇盛唐詩歌的主張，清代王士禎“神韻說”與袁枚“性靈說”的觀點，與嚴羽的詩歌理論大有關系。

第六節　遼、夏、金的詩歌教育

　　遼、夏、金雖然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但他們受漢文化的影響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穩定的統治后甚至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在遼、夏、金統治時期，文人寫作詩詞歌賦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漢族文士，他們的文學素養并不比兩宋文人差許多。遼、夏、金三國都出現了相當多的詩人，雖然在歷史上成為名家的不多，但金末詩人元好問是足以與兩宋諸名家比肩而立的。由于遼、夏、金的文人受儒學的制約畢竟不像宋朝那么嚴重，他們的文學創作也較少受到限制，其文學作品突出地表現出率真任情的特色。金代的市民文學也很發達，有些方面甚至占據著領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就代表了當時說唱文學的高峰。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詩歌教育也是極為普遍的，成效也是極其顯著的。

　　遼是我國北方的契丹族于唐末五代之際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1225年亡于金，恰與五代和北宋相始終。907年，耶律阿保機通過部落聯盟選舉的方式繼任可汗，成為契丹族領袖。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國號契丹。947年，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立國以后，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采納漢族知識分子的建議，仿效中原漢族王朝，實行君主世襲制，改革契丹族的一些舊制度，極大地推進了遼代文明。遼太祖重視發展契丹文化，命通曉漢文的耶律突呂不、耶律魯不古創制了契丹文字；遼太祖弟迭剌又依回鶻文創制了契丹小字，遼太祖下令頒行天下。在遼朝統治期間，契丹文字和漢字同時使用，遼國皇帝和契丹文人多精通兩種文字。遼太祖在都城上京修建孔廟，并親自拜謁孔廟，尊崇儒學。他大力推行漢族文化，大量任用漢族知識分子，如韓知古、韓延徽、趙思溫等，推進了契丹發展的步伐。文字的創立和對漢族文化的引進，對契丹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遼國的強盛遠遠超過了中原諸國，“契丹”開始成為中亞以及其他一些亞洲民族，甚至部分歐洲民族對中國的稱呼。

　　遼代建國以后積極推行發展文化教育的措施。一方面積極興辦學校教育；另一方面，學習隋唐，實行開科取士。遼代學校的興建始于遼太祖時，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繼擴建或增設，學校的設置由京城向各地發展，最終形成了遍及全國的規模。遼國的中央教育機構包括國子監和五京學。遼太祖建國初在都城上京設立國子監，作為京城教育的管理機構；上京還設有太學，招收生員傳道授業。遼太宗時又建南京太學。遼道宗時相繼興建中京、東京、西京太學，后又詔建中京國子監，并親臨祭祀孔廟。遼國初期，地方官學還未普遍設置，以后隨著儒學傳播逐漸建立起來。遼道宗時下詔設學養士，擴大學校規模，將儒學五經傳疏頒賜給地方官學，在重要的府、州、縣普遍設立了學校，并委派博士、助教作為專任職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體系。這套教育體系是仿照北宋學校模式而建立的。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學校以外，遼朝廷還專門為宗室子弟設置諸王文學館，保證了皇室成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如耶律倍、耶律隆先、圣宗耶律隆緒、興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蕭柳、蕭觀音、蕭瑟瑟等，或為皇親國戚，或為帝王后妃，都具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其文學藝術成就在契丹文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個遼代也是出類拔萃。遼國歷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學，因此，遼代的學校教育把以五經為代表的儒學典籍作為主要研習內容。

　　遼代自遼太宗會同初年開始在漢人聚居區實行科舉選士，其科舉專為選取漢官漢士之用，只有漢人、渤海人可以應試，嚴禁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遼國契丹人中雖不乏文學之士，但他們卻多不是進士出身。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年）十一月，遼國從后晉得到燕云十六州。為了安撫和統治新附地區，遼國急需選用漢官，始舉行科舉考試，以漢人平素所習儒業進行選拔。遼代舉行科舉考試的時間前后不同。初無定期，只是籠絡和選拔漢族士人的權宜之法。遼圣宗統和六年（988年）蕭太后攝政時，沿襲隋唐科舉制，開始在全統治區域內開科取士，逐漸將科試制度化，此后大抵每年舉行一次。考試科目以詞賦為主，分鄉試、府試、省試(禮部試)，亦嘗用殿試之制。遼興宗重熙元年（1032年），借鑒宋朝科舉制度，三年一試基本成為定制。在推行科舉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過選取數人；后來逐次增加,多至百余人。如遼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取進士七十二人。終遼之世，科舉考試科目重詞賦，輕經律。遼圣宗時以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此后則分為詩賦和經義兩科。遼道宗時對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限制已逐漸放寬，西遼帝國的開創者耶律大石即于遼天祚帝天慶五年（1115）考中進士。對漢人應舉的限制，則承襲了中原歷代之制，禁止醫卜、屠販、奴隸、商賈之家和背棄父母、犯罪逃亡者應試。遼代重詞賦的科舉制度極大地促進了詩歌教育的發展。

　　遼代皇室深受中原文化影響，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當年曾以能說漢語自詡，他的兒子東丹王耶律倍和太宗耶律德光兄弟二人，都能熟練地運用漢、契丹兩種文字寫作詩文；而耶律倍的兒子耶律隆先和耶律琮則均是博學能詩的文學家。遼圣宗耶律隆緒、遼興宗耶律宗真、遼道宗耶律洪基均文武雙全，愛好詩歌并能作詩，都有詩歌傳世。

　　東丹王耶律倍是遼太祖的長子，曾被立為太子，因弟耶律德光襲帝位而遭疑嫉，逃奔后唐。他精通漢文，能詩善畫，多才多藝，是遼代第一位著名詩人，他的《海上詩》是現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寫的漢文詩，也是見于記載的遼代最早的五言詩。《遼史·義宗倍傳》載：“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日：‘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倍）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爇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遼圣宗耶律隆緒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十歲時就能作詩。他即位后不僅時常作詩，而且自擬題目親試進士，親自品評進士賦詩水平并量才任用。他的詩詞多達五百余首，可惜大多亡失，僅《傳國璽》一詩流傳至今。《遼史·圣宗紀》載：“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遼圣宗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開泰年間，遼圣宗在遼中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得到傳國玉璽時作了《傳國璽》詩：“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皆慎守，世業當永昌。”

　　遼興宗耶律宗真有深厚的藝術修養，曾經多次親自作詩賞賜大臣，并以賦詩選取進士。《遼史·興宗紀》載：“興宗神圣孝章皇帝，諱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圣宗長子，……幼而聰明，長而魁偉，龍顏日角，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重熙五年夏四月）甲子，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重熙六年六月壬申朔）上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宰相蕭撒八等皆屬和，夜中乃罷。己卯，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袞命，上親為制誥詞，并賜詩以寵之。……（秋七月）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重熙二十四年二月，有宋朝使者來賀節，他召宋使釣魚賦詩，為了讓遼代著名詩僧司空大師郎思孝賦詩在宋使前炫耀，他便先寫一首詩。詩曰：“為避綺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這首詩是耶律宗真流傳下來的唯一一首詩。

　　遼道宗耶律洪基好詩并善作詩，曾多次與群臣以詩唱和，有詩集《清寧集》。《遼史·道宗紀》載：“（清寧二年春二月）乙巳，以興宗在時生辰，宴群臣，命各賦詩。……（三月）己卯，御制《放鷹賦》賜群臣，諭任臣之意。……（三年）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集》進皇太后。……（六年）夏五月戊子朔，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制詩賦，仍命白為序。……（咸雍元年）冬十月丁亥朔，幸醫巫閭山。己亥，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群臣，令各賦詩。”遼道宗有一首絕句《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余香，冷落西風吹不去。”這首詩是遼代詩歌中的上乘之作，歷來頗受人稱道。

　　據《遼史》記載，遼代上層貴族中有許多人精通契丹、漢文字，有良好的儒學修養，能作詩文，如耶律隆先、蕭柳、耶律良等人詩作頗多，分別有詩集傳世。

　　《遼史·平王隆先傳》載：“平王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

　　《遼史·蕭柳傳》載：“（蕭柳）多知，能文，膂力絕人。……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遼史·耶律庶成傳》載：“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于詩尤工。……有詩文行于世。”

　　《遼史·耶律庶成附庶箴子蒲魯傳》載：“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應詔賦詩，立成以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眾稱其典雅。”

　　《遼史·耶律韓留傳》載：“（耶律韓留）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重，工為詩。……詔進《述懷詩》，上嘉嘆。”

　　《遼史·蕭迂魯傳附弟蕭鐸盧斡傳》載：“鐸盧斡，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干。……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遼史·耶律良傳》載：“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后。生于乾州，讀書醫巫閭山。……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奏請編御制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為《慶會集》，親制其序。”

　　《遼史·耶律儼傳》載：“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耶律儼原姓李，被遼道宗賜以皇族姓耶律，《題李儼黃菊賦》就是寫給他的。

　　《遼史·文學傳》中記述了幾位著名文人的事跡，如蕭韓家奴、王鼎、耶律孟簡等，他們都以善詩聞名于世，其中蕭韓家奴有詩文集《六義集》12卷傳世。

　　蕭韓家奴（975—1046）精通契丹、漢文字，是受漢文化濡染頗深的契丹上層知識分子。他是一個蕃漢、經史兼通的大儒，善詩文，明治道，以文才出眾被興宗命為詩友，有詩文集《六義集》12卷行世，惜今已不傳。《遼史·文學傳上·蕭韓家奴傳》載：“蕭韓家奴，字休堅，……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鑒經史，通遼、漢文字。……帝與語，才之，命為詩友。……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

　　王鼎是遼道宗清寧五年進士，是遼代著名文士，以詩知名于當時。《遼史·文學傳下·王鼎傳》載：“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會守臣召鼎為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他著有《焚椒錄》，記述遼道宗皇后蕭觀音被誣一事始末。

　　耶律孟簡是遼代著名詩人之一，還是一位重視教育的契丹上層貴族知識分子。他還是遼代的一位神童，六歲即能賦詩。《遼史·文學傳下·耶律孟簡傳》載：“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

　　從遼代現存的詩詞作品來看，遼代詩歌創作成就最高、特色最突出的詩人當數蕭觀音、蕭瑟瑟等女詩人，她們的詩詞作品都是遼代詩歌的精華。

　　遼國最著名的女詩人是蕭觀音，她的文學成代表了遼代文學的最高水平。蕭觀音（1040－1075）是遼道宗皇后，出身遼國名門貴族。她的姑姑蕭耨斤是遼圣宗耶律隆緒的皇后，父親蕭惠是圣宗朝國舅、北院樞密使，加封魏王。在這優裕家境中，蕭觀音接受了中原文化教育，她善于模仿蘇軾、歐陽修等文化名人，以填詞賦詩而聞名。現存詩4首，詞10首。《遼史·后妃傳·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傳》載：“通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王鼎《焚椒錄》中說蕭觀音“幼能誦詩，旁及經子。”一次，遼道宗到秋山狩獵，飲酒高會，命皇后賦詩，蕭觀音應聲賦漢詩一首：“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叫猛虎不投降。”這首《伏虎林應制》筆力雄健，語言曉暢，氣勢雄渾，豪氣干云，令遼帝遼臣無不嘆服。因遼道宗沉迷于田獵宴飲，蕭觀音常常規勸導致遼道宗的厭棄疏遠。蕭觀音常常獨守深宮，孤寂難眠，滿腹苦水化作柔腸寸斷的《回心院》詞十首。她的詞以婉約見長，辭藻華麗，寓意凄宛，怨而不怒，含蓄悠遠，被譽為遼代文學的壓卷之作。她曾作《懷古》詩：“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云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因詩中有“趙惟一”三字，被誣與伶官趙惟一有染被道宗賜死，一顆閃耀在遼代天空的文學巨星隕落了。蕭觀音向蘇軾、歐陽修等文化巨子學習，以填詞賦詩而聞名于世，表明她曾受過極有成效的詩歌教育。

　　蕭瑟瑟是遼代又一位名垂青史的著名女詩人，是遼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妃。她是一位才女，正直有遠見，善于以詩諷諫，可惜遇人不淑，死于非命。《遼史·后妃傳·天祚德妃蕭氏傳》載：“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善歌詩。女真亂作，日見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合罰不明。親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她的詩頗有政治見解，現存的《諷諭歌》、《詠史》都是諷諭朝政的。兩詩均用騷體寫成，情感激切，直抒胸臆，風格奔放，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遼史·列女傳》中還記述了邢簡妻陳氏和耶律氏常哥這兩位女詩人的事跡。

　　邢簡妻陳氏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遼史·列女傳·邢簡妻陳氏傳》載：“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于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后二子抱樸、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

　　耶律氏常哥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見識不凡的奇女子。她自潔不嫁，雖出身豪門卻常布衣疏食。《遼史·列女傳·耶律氏常哥傳》載：“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茍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

　　從現存作品來看，遼代詩歌多數是以漢字寫成的，這應當歸功于遼朝對漢文化的推廣。遼代一些詩人還用契丹語創作詩歌，可惜大多已失傳。這與遼代實行嚴厲的書禁制度有密切關系，其法律規定，凡把遼國書籍帶到外國的要處以重刑。這種制度嚴重阻隔了遼國與五代和北宋的文化交流，使得契丹文字難以廣泛流傳，很難為其它地區的人所認識，以致契丹文字的解讀成為中國文字史上著名的難題之一。再加上金滅遼時戰火的蹂躪，存世的遼代典籍極少。在用契丹語寫的詩歌中，現存篇幅最長的詩篇是《醉義歌》。元初的耶律楚材把這首詩譯為漢文，譯文為七言歌行體，長達120句，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耶律楚材《醉義歌序》把這首詩稱為遼詩的“絕唱”，認為“可與蘇、黃并軀爭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這首詩署為“寺公大師”作，據此推測作者當是一位僧人。《醉義歌》從重陽節飲酒寫起，縱情放歌，多方面抒寫對人生的感慨，雜揉儒、佛、道思想以求解脫，表達了對隱逸生活的喜愛。這首詩中運用了許多漢文化典故，說明契丹詩人即便用母語作詩，也深受漢文化影響，顯示了遼代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趨勢，也進一步體現了遼代詩歌教育的實績。這首《醉義歌》如果沒有耶律楚材翻譯，恐怕至今都無人能識。契丹族應當還有數量可觀的民歌，可惜能傳世者極少。

　　遼代漢族文人的詩歌創作如與同時期的北宋詩人相比，其成就并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趙延壽的《失題》一詩：“黃沙風卷半空拋,云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稱帳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饑還啄，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這首詩描繪北國生活，風格質樸粗豪，很能體現北地文學的本色，與宋詩迥然不同。再如李良嗣的《絕句》：“朔風吹雪下雞山（一作燕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這首詩意境蒼勁雄渾，具有鮮明的北國情調。地域環境的影響和北方游牧民族粗獷強悍的氣質，決定遼代詩歌的基本風貌，這恰恰說明了遼代詩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南宋學者洪邁在其巨著《夷堅志》中記載：“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為予言以為笑。如‘鳥宿池中（邊）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里和尚門子打，水底里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邁《夷堅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誦詩》）從洪邁的記述中，可以一斑而窺全豹，約略感知遼代詩歌教育的概況。

　　夏是我國西北方的黨項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繼遷、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礎上正式稱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項制度，廣泛吸引漢族生產經驗和技術，為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加速了其封建化的進程。西夏是在宋、遼兩大王朝之間誕生的，強盛時期曾經先與北宋、遼，后與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軍所滅。由于蒙古軍隊的毀滅性屠殺，西夏故地變成廢墟，其歷史斷絕，其文化堙沒。

　　西夏的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吸收漢文化。在西夏統治者的倡導下，黨項族也是接受漢文化較多的一個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據《宋史·夏國傳》記載：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制物始”。少時即“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1035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他重用的主要謀臣張元、吳昊等都是關中漢族文士。毅宗李諒祚實行改革，使西夏進一步漢化。1061年，“請去蕃禮，從漢儀”，“表求太宗御制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1101年，崇宗李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學，并尊奉孔子為文宣帝，進一步確立了科舉制。“（紹興）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慶。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他將國學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神宗李遵頊博覽群書，于1203年參加科舉考中西夏狀元。1211年，他發動宮廷政變，廢襄宗李安全自立，成為我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通過科舉擢為狀元的皇帝。

　　由于西夏文獻曾遭到毀滅性破壞，西夏文學作品傳世極少，而詩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據史籍的有限記載和國內外“西夏學”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大致可以確認，西夏與同時期的其它王朝一樣，也是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也曾產生了較多的詩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備，智勇雙全，《宋史·夏國傳》記載他少時即“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野戰歌》、《太乙金鑒訣》本身是兵書，既然稱為“歌”“訣”，其形式上必定是詩歌。西夏崇宗李乾順不僅能作詩，還與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國傳》載：1139年，“靈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宋史·夏國傳》載：“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于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民謠《十不如》的內容雖難以知曉，但當是詩歌應無異議。近年在西夏陵園李仁孝陵的碑亭遺址中，發現刻有《靈芝頌》部分內容的殘碑，其中有“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詩句，每句四言，并有韻律，據此判斷，《靈芝頌》當是一首四言詩。其語句文雅秀美，內容則歌功頌德，表現出西夏宮廷詩的特點。

　　李元昊時的重臣張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寫有詠《雪》詩、詠《鷹》詩。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四第四十五條說：“凡詩帶桀驁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詠《雪》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鷹》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處飛。韓范為經略，嫌其投詩自媒，棄而不用，張乃投元昊，為中國患。”當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全軍覆滅時，張元作為西夏的主要謀臣興奮不已，當即在兩軍交界的一座寺廟的墻壁上題詩曰：“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夏竦和韓琦是當時宋軍的主帥。這首即興詩，風趣自然、樸實無華，反映了張元在西夏勝利后的得意心情。

　　西夏有一首詩《頌師典》：“蕃漢彌人同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國，蕃人國中用蕃文。東方低地漢人國，漢人國中用漢文。各有語言各珍愛，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國野利賢夫子，文星照耀東和西。選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誨成人杰。太空之下讀已書，禮儀道德自樹立。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頭。大陸事務自主宰，行政官員共協力。未曾聽任中原管，漢人被我來降服。皇族續續不間斷，彌藥儒言代代傳。諸司次第官員中，要數彌藥人最多。請君由此三思忖，誰能道盡夫子功？”雖然《頌師典》頌揚的是西夏文字的創制者之一野利仁榮，但明確認同“漢人”、“蕃人”與“彌人”（黨項羌自稱“彌人”、“彌藥”）同出一源，頗有民族平等大團結的意味，完全可以當作民族融合的史詩來讀。

　　在敦煌文獻和黑水城文獻中發現了較多的西夏文獻，可惜這些文獻大多保存于俄羅斯、英國、法國的博物館內。現存西夏詩歌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羅斯藏存的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文詩歌集的寫本和刻本，其中保存了數十首詩歌，基本反映了西夏詩歌的面貌和特點。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部佚題的詩集，其中一些較短的詩目前已獲解讀，如《大詩》、《月月樂詩》、《夏圣根贊歌》、《新修太學歌》等。

　　《新集金碎掌置文》是一首長達千字的西夏文五言詩，據卷首記載，它的編者是“宣徽正息齊文智”。“宣徽正”是西夏政府里的高級官職，“息齊”是西夏黨項族的族姓之一，“息齊文智”應當是高度漢化的黨項族學者。這首詩收錄了生活中常用的西夏文字，字數恰好一千，編者把這一千個不重復的字巧妙地編成了長達200句、100聯的五言詩，其編排方法和敘事列名的大致順序與漢文《千字文》相仿，可能是受了《千字文》等童蒙讀物的影響。它的序言中明確表明編寫的目的是“欲遵循先祖禮俗，以教后人成功”，“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彌月可得，而愚鈍不過經年。”因此，《新集金碎掌置文》應當是西夏的一部采用了詩歌形式的童蒙識字讀本。我國學者聶鴻音、史金波曾將這首詩全文翻譯。如第1聯至第12聯敘述的是自然現象、時節變化等：“天地世界初，日月爾時現。明暗左右轉，熱冷上下合。諸物能成苗，季節依次列。春開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實申酉戌，冬藏亥子丑。今朝拂曉東，卓午影正南。晚夕暮昏西，睡臥夜晚北。明日先未過，后日后到來。年日一律有，歲者兩俱同。變化時十二，月沒再滿盈。夜晝為年日，臘正舊新逢。幼老壽增減，以此定限量。”（聶鴻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寧夏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2期）

　　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是一部充滿生活氣息、富有哲理性內容的詩歌集，所收作品有360余條，以諺語為主，還有民謠、謎語、歇后語等。西夏學者梁德養于1176年基本完成《新集錦合辭》的選編工作。其后，另一學者王仁持又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錦合辭》中，各種各樣的諺語以淳樸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民俗風情與黨項族的倫理道德觀念，如：“戶戶紫衣不繅絲，人人為官莫斂財”、“苦蕖雖小根腳苦，豺狼雖小本性毒”、“寧射蒼鷹不射兔，寧捕猛虎不捕狐”、“設筵供神宰羔羊，追殲逃敵騎雄畜”、“不孝父母增災禍，不敬師長減智慧”、“同伴有病莫相棄，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臨時抱佛腳”、“修牢畜圈防狼鉆，挖好深井畜不渴”、“該學不學學飲酒，應教不教教賭博”、“肝雖墜，未曾倒，箭已盡，不會降”、“腸流出，纏于腰，肚已穿，以草塞”。這些諺語表明西夏諺語是以偶句形式出現的，文字簡練，內涵豐富，修辭靈巧，形象生動，既有認識價值，又有文學色彩，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會心理風貌。

　　詩體類書《圣立義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諺語，如：“聰明人珍視婦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婦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懷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見西夏人有重視諺語創作的傳統。正如《新集錦合辭》中所說:“巧說諺語可解悶，巧干營生不覺困”、“祖輩辯才道不盡，彌人諺語說不完”，進一步說明西夏民間對諺語創作的濃厚興趣。西夏諺語的內容廣泛，它們既是民族風貌的反映，而它們的流行又對民族性格的形成發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述說：“柳永為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從他的記述中可知，柳永的詞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來，宋夏之間的文化交流是相當繁盛的，宋代詞人的作品同樣也受到西夏人的喜愛。能歌詠傳唱柳永的詞，表明西夏人應當具有一定的詩歌藝術修養。

　　西夏在遼國滅亡后稱藩于金國，夏與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如金國著名文學家趙秉文、王庭筠的詩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歡迎。《金史·趙秉文傳》載：“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諸臣奏議》卷135）中說:“其后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國。”這段話充分說明了中原文化對遼國和西夏的深遠影響。

　　金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女真族歷史悠久，世世代代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其先世可上朔到舜、禹和商周時期的“肅慎”，隋唐時稱靺鞨。五代時期黑水靺鞨逐漸興旺起來，改稱女真。遼立國后，女真成為遼的附屬。1115年，女真族領袖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定都會寧（今黑龍江省阿城）。此后，金國勢力迅速壯大，1125年滅遼，1127年滅北宋，統一了包括黃河流域在內的廣大北方地區，并與南宋長期對峙。1234年，蒙古軍隊滅金。金國全盛時期曾占據了大半個中國，成為當時中國境內最強大的政權，包括南宋在內，周邊國家都向金國稱臣納貢。因此，金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朝代，對中華民族文明史的發展曾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金在立國后十余年間就占領了中國淮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很快完成了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金是接受漢文化影響最深的少數民族政權，在文化上比遼代有顯著的進步。女真人南下后較快接受了漢族文化，甚至通用漢族語言。金朝建立以前，女真人是沒有文字的。天輔三年（1119年），金太祖命完顏希尹和葉魯創制女真文字，完顏希尹等人仿漢字和契丹字創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頒行了筆畫簡省的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成為金朝官方文字，與契丹字和漢字在金朝境內通用。金朝用女真字撰寫國書、諭令和文告，并設學校傳授女真字。金政權建立之后，為鞏固政治統治，推動經濟發展，對教育非常重視，上京一直是金朝教育和考試的中心。女真統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設諸方面廣泛地吸收漢文化，金國雖然保留女真族的某些文化傳統，但基本上是繼承遼和宋的漢族文化。金熙宗完顏亶在上京建孔廟，以女真字翻譯儒家經書，學校以《論語》和《孝經》為必讀課本。海陵天德三年，完顏亮仿中原王朝制度，設立國子監作為金朝國立高等學府，后成為教育管理機構，負責管理國子學和太學。此后，儒學逐漸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

　　金代繼承了遼、宋的教育和選舉制度，《金史·選舉志一》載：

　　“金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罷策試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真進士科，初但試策，后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學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

　　“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后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之。十三年，以策、詩取士，始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以新進士為教授。國子學策論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府州學二十二……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

　　“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黜落。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策論各一道。其設也，始于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百人，薦于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后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學者。俟行之久學者眾，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

　　“凡會試之數，大定二十五年，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時以復加四舉終場者，數太濫，遂命取不得過六百人。”

　　“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為中選。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初，天會八年時，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詔辟貢舉，始備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經童豈遽無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

　　從上引《金史·選舉志一》的記載來看，金代是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顏亮天德三年，“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詩取士。”金章宗完顏璟明昌元年，因劉住兒年十一歲即能詩賦，“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正是立足于發達的詩歌教育，金代的詩歌創作成就在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中首屈一指，獨占鰲頭。

　　金熙宗完顏亶和海陵王完顏亮統治時期，女真上層貴族逐漸接受了漢族文化，在漢族文士的影響下，開始出現文學創作活動。金世宗完顏雍、金章宗完顏璟統治時期，金代詩詞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女真詩人均是皇帝或皇室成員，他們對于當時社會的文化風氣和詩歌創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熙宗完顏亶、海陵王完顏亮、宣孝太子完顏允恭、金章宗完顏璟、密國公完顏璹等人。

　　金熙宗完顏亶自幼隨遼國進士韓昉學習漢文經史，又常到皇家圖書館稽古殿研讀中原典籍，漢文化程度很深。《大金國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載：“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后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他常常同韓昉等人賦詩唱和，必然會有相當數量的詩作。由于后來完顏亶被殺并降封，他的詩詞盡數亡失，一篇也沒有保留下來。

　　完顏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代君主，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長子完顏宗干第二子。他素有大志，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借鑒漢文化經驗，進一步推行改革措施，加速了女真漢化和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變革的步伐。1150年1月，他發動宮廷政變，弒殺熙宗，自立為帝，因荒淫無道在歷史上聲名不佳。完顏亮自少年時就仰慕漢文化，拜漢儒張用直為師。他自幼聰敏好學，愛好讀書，能詩善文，喜歡交結儒士。在漢族文人學士的熏陶下，完顏亮有良好的文學修養，是女真貴族文學的杰出代表。完顏亮在詩詞創作上熔南北文化于一爐，對金代文學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和影響。南宋岳珂在《桯史》說：“金主未立，封歧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則崛強，矯矯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他對金代科舉制度進行改革，廢除了金太宗以來的南北選制和熙宗時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的辦法，專以詞賦取士，可見他對詩詞的偏好。

　　完顏亮留下的詩作很少，多為短章佚句，風格豪放雄毅，氣象卓異不凡。金人劉祁在《歸潛志》卷一中記載：“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有大志。”完顏亮做藩王時曾寫過一首《書壁述懷》的七言絕句：“蛟龍潛匿隱蒼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搖撼霹靂震山河。”作者自比為不可一世的“蛟龍”，其雄心可見一斑。完顏亮有兩首詠物詩形神畢肖，極具個性。一詠竹，題為《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詩云：“孤驛蕭蕭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東風。我心正與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另一首是詠桂，題為《見幾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詩云：“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樣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等君王著赭黃。”

　　據《鶴林玉露》載，柳永《望海潮》一詞流播金國，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不由得起了渡江南侵的念頭。完顏亮于正隆六年（1161年）發動侵宋戰爭。此前，完顏亮派畫師隨使臣施宜生出使南宋。“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己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大金國志》卷十四《海陵紀》）完顏亮躊躇滿志，大有并吞天下的氣勢，揮毫題詩于畫壁之上（《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這首詩又名《題臨安湖山畫壁》：“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完顏亮也是女真族中成就比較突出的詞人。從其現存的《鵲橋仙》、《昭君怨》、《喜遷鶯》、《念奴嬌》等幾首詞來看，依然保持著質樸粗獷、豪放雄毅的風格。如《念奴嬌》：“天丁震怒，掀翻銀海，散亂珠箔。六出奇花飛滾滾，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癲狂，素麟猖獗，掣斷真珠索。飛龍酣戰，鱗甲滿天飄落。誰念萬里關山，征夫僵立，縞帶占旗腳。色映戈矛，光搖劍戢，殺氣橫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與談兵略。須拼一醉，看取碧空寥落。”

　　宣孝太子完顏允恭和其子金章宗完顏璟深受漢文化影響，都有深厚的文藝修養。完顏允恭（1146—1185）本名胡士瓦，是金世宗完顏雍的次子，于大定二年（1162年）被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大統便于大定二十五年因病謝世，追謚廟號顯宗。他熟悉漢文化典籍，愛好文學，能詩善畫。《金史·世紀補·顯宗允恭紀》載：“（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指允恭）及諸王侍側。世宗論及兄弟妻子之際，世宗曰：‘婦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哉！’帝對曰：‘《思齊》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盛而修之。’因引《棠橡》華萼相承、脊令急難之義，為文見意，以戒兄弟焉。”他能隨機拈出《詩經》中的詩句來答對，可見他對《詩經》十分諳熟。他的詩作留存極少，但顯示了較成熟的詩歌藝術。如《賜石右相琚生日之壽》詩：“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羅歸里社，冠蓋畫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余福被元元。”這首詩是祝賀世宗朝名相石琚生日而作的，以唐代賢相姚崇、宋璟比擬石琚，格律工穩，用典雅致，高度評價了石琚的人品、學問和政績，顯示出作者較高的漢文化修養與詩歌技巧。另有一首七言絕句《風箏》：“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無尋處，聲在亂云空碧中。”此詩詠風箏，圓熟典雅，頗有神韻，是詠物詩中的上品，顯示出作者在詩歌藝術上有相當的造詣。

　　值得注意的是完顏允恭的妻子徒單氏也具有較深厚的漢文化修養。《金史·后妃傳下·顯宗孝懿皇后傳》載：“后（徒單氏）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于禮。”由此看來徒單氏的詩歌修養也頗高，可惜沒有詩文流傳下來。

　　金章宗完顏璟與其父一樣，也是一位頗具特色的女真詩人。完顏璟（1168—1208），字麻達葛，是宣孝太子的嫡子、金世宗的嫡孫，于大定二十七年立為皇太孫，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即皇帝位。完顏璟繼承乃父之風，大力提倡漢文化，尤為重視詩賦，一時名士輩出。金章宗嗜愛文學，工于詩詞，其詩典雅工麗，氣韻高朗卓異，其所存詩歌多為絕句短章。如《宮中絕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卷，東風無處不飛花。”詩中描繪宮廷樓閣，用語富艷工麗，頗有帝王氣象。金章宗還有一首絕句《仰山》：“金色界中兜率地，碧蓮花里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疏林萬壑風。”這首詩描繪了仰山風光，雖突出了其間的佛教氣氛，然氣勢宏大雄健。又有詠牡丹絕句《云龍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陽谷雨紅千葉，嶺外朱明花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這首詩描繪了牡丹盛開的大好春光，從中生發了天公無私、造化四方的境界，立意超然不凡。

　　完顏永成也是宗室貴族中具有深厚漢文化修養的一位詩人。《金史·世宗諸子傳·永成》載：“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上（金章宗）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滕”之語，當世榮之。”

　　完顏璹是金代最杰出的女真詩人，代表了金代女真族作家的最高成就，元好問譽之為“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完顏璹是金世宗之孫，越王永功之子，封為密國公，號為樗軒居士。他對漢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湛的造詣，嗜愛文學藝術，長于詩詞書法，平生所作詩詞甚多，晚年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可惜多已散佚。《中州集》存其詩41首。《金史·世宗諸子傳·永功傳附子璹》載：“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璹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后，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云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稿》。”

　　完顏璹雖是皇室成員，位列公侯，但一生行跡卻如一介寒儒。他生活于金代后期，因金廷南渡后防忌同宗，他雖精熟《資治通鑒》，對于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之道頗為熟悉，也不得參預朝政。他一生自甘淡泊，極少結交權貴，與他密切交游的多為當時著名文士，如趙秉文、元好問等人。他深受佛道思想熏染，佛老隨緣自適、萬物一齊的處世哲學同儒家自甘清苦、追求道義的理想人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有機統一，在文學創作上就表現為一種隨緣忘機、淡泊自如的意緒，因而，他的詩文中多表達對富貴功名的鄙棄和對生活的超脫。他的詩歌用語清淡雅致，境界清遠蘊藉，色調散淡疏朗，意境蕭逸清新，風格平淡自然。如《秋郊雨中》：“嬴驂破蓋雨淋浪，一抹煙林覆野塘。不著沙禽閑點綴，只橫秋浦更凄涼。”這種淡泊自如的的意緒還表現為對清雅生活方式的自我陶醉，如《宴息》：“宴息春光晚，閑眠晝景虛。冥心居大道，達理契真如。樂對忘形友，欣逢未見書。世間幽隱者，何必盡樵漁。”如《內族子銳歸來堂》：“一旦能知夢里真，平生看破主中賓。歸來堂上忘形友，名利場上稅駕人。東郭風煙宜惠賬，南山猿鶴識綸巾。清樽雅趣閑棋味，盞盞沖和局局新。”如《北郊晚步》：“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涼。遠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歸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諳閑散樂，園圃意猶長。”完顏璹的詩歌風格在金代女真詩人中別具一格，靜謐閑散中透出一派禪機，更近于王孟一派。隨著金朝國勢的衰落和詩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他的詩中充滿了抱負難伸乃至嗟老嘆貧的感慨，如“孟津休道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他的《聞閑閑再起為翰林》、《過胥相墓》等詩，含蓄蘊藉，流行頗廣。

　　完顏璹是金代成就最突出的女真詞人，其詞現存9首，存于《中州樂府》和《中州集》。他的詞多抒寫隨緣忘機、蕭散淡泊的意緒。如《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不見海棠紅、梨花白。底事勝賞匆匆，正自天付酒腸窄。更笑老東君，人間客。賴有玉管新翻，羅襟醉墨。望中倚欄人，如曾識。舊夢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陳跡。落盡后庭花，春草碧。”詞人借傷春入筆，追憶故都往昔繁榮，感嘆國家盛世不再，抒發詞人對“故苑春光”的無限懷念，意境清幽，意韻綿長。再如《朝中措》：“襄陽古道灞陵橋，詩興與秋高。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雄豪。霜清玉塞，云飛隴首，風落江皋。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詞人憂念國事，但迫于政治環境的險惡，不能直接表白，故詞中用典頗多，意深筆曲，耐人尋味。他有兩首《漁父》詞表現作者安貧樂道的自我陶醉，也頗為人稱道。其一：“楊柳風前白板扉。荷花雨里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閑拈月下吹。”其二：“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酒葫蘆。煙際柳，雨中蒲。乞與人間作畫圖。”

　　與遼、夏相比，金代可謂詩人輩出，作品繁多。僅《中州集》就收入金代250余位文學家的詩詞2116首。《金史·文藝傳上·序》載：“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圣，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著名詩人有宇文虛中、蔡珪、吳激、蔡松年、趙可、劉迎、王寂、王庭筠、黨懷英、周昂、趙元、趙秉文、李純甫、楊云翼、完顏璹、辛愿、李俊民、王若虛、元好問、段克己等。元好問是金代最杰出的詩人。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縣）人。他是金朝成就最高的文學家，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其祖出自北魏拓跋氏，為唐代詩人元結后裔。他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人家，其生父元德明喜愛杜詩，推崇蘇黃，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平時以詩酒自娛，有《東巖集》三卷傳世。他出生后七個月即過繼給其二叔元格。他很早就顯露出文學才華，7歲即因作詩而獲得“神童”的美譽。1202—1208年隨當時名儒郝天挺學習經傳詩文，師生時常唱和，詩文技藝大增。金宣宗興定五年（1221年）進士及第，座主為當時著名詩人趙秉文。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中博學宏詞科，在朝中或地方為官。金亡不仕，潛心編纂著述，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他以詩存史，致力收集整理金國已故君臣的詩詞作品，編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全書收錄金代的251位詩人的2062首詩（《中州樂府》收錄金代36位詞人的114首詞），而且為每人編寫小傳，或簡敘生平事跡，或點評詩文作品，保存了大量的文學史料。

　　元好問多才多藝，工詩善文，廣泛涉足于詩、詞、文、散曲和筆記小說等文學領域，尤以詩、詞、曲的成就最突出，而且詩詞數量居金代之首，是金末元初之際聲望最著的文壇領袖。《金史·文藝傳下·元好問傳》載：“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為文有繩尺，備眾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郁。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后，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禨》一卷、《詩文自警》十卷。”他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詩1380余首、詞380余首、散曲9首、散文250余篇、小說《續夷堅志》4卷202篇等。

　　元好問全面地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是金代成就高的詩人。他的詩富于現實主義精神，生動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際的歷史畫卷，題材多樣，內容豐富，風格沉郁悲涼，多傷時感事之作，善于以雄勁的筆力抒寫深哀巨痛，情感悲涼而骨力蒼勁。其中反映當時人民飽受天災人禍之苦的作品，真實具體，富有感染力，如《雁門道中書所見》、《過晉陽故城書事》、《岐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等。《岐陽三首》之二寫道：“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這首詩著眼于蒙古入侵的現實、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沉痛感慨。《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之四寫道：“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荊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詩人面對戰禍蔓延、山河破碎的慘象，表達了以身許國的強烈愿望。元好問擅長各種詩體，他的七律深受杜甫影響，意境沉郁，成就突出；他的七古往往氣勢磅礴，意象壯麗，意味悠長。如《涌金亭示同游諸君》、《游黃山》等詩就體現了這一特色。元好問的寫景詩也很有特色，意境清新，耐人玩味，或如“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潁亭留別》）一樣恬靜悠閑，或如“兩峰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雙峰競秀圖〉為參政楊侍郎賦》）那樣壯闊酣暢，體現了詩人駕馭詩歌的高超功力。

　　元好問有是金代最優秀的詞人。其詞以蘇、辛為典范，兼有婉約、豪放等諸種風格，博采眾長，自成一家。其中又尤以兩首《摸魚兒》最富藝術魅力：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云，千山暮景，只影為誰去？
　　　橫汾路，當年寂寞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路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問蓮根、有絲多少，蓮心知為誰苦？雙花脈脈嬌相向，只是舊家兒女！天已許，甚不教、白頭生死鴛鴦浦？夕陽無語。算謝客煙中，湘妃江上，未是斷腸處。
　　《香奩》夢，好在靈芝瑞露。人間俯仰今古。海枯石爛情緣在，幽恨不埋黃土。相思樹，流年度，無端又被西風誤。蘭舟少住。怕載酒重來，紅衣半落，狼藉臥秋雨。”

　　這兩首詞任情率真，哀婉動人。其中“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和“海枯石爛情緣在，幽恨不埋黃土”等都是千古不朽的佳句。

　　元好問被譽為散曲的鼻祖，其散曲今存9首，其中小令《[雙調]小圣樂·驟雨打新荷》是一代名曲，被認為是散曲的開山之作：

　　“綠葉陰濃，遍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簇紅羅。乳燕雛鶯弄語，有高柳鳴蟑相和。驟雨過，珍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玩賞，對芳尊淺酌低歌。且酩酊，任他兩輪日月，來往如梭。”

　　這首曲表達了他留戀人生、安貧樂道的情懷。他的散曲創作直接推動了元代散曲的興盛。

　　元好問又是一位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絕句三十首》、《與張仲杰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后記》等，精辟評論了古代詩人詩派的得失。他仿杜甫《戲為六絕句》體例寫作《論詩絕句三十首》，相當全面地評論了自漢魏到兩宋一千多年間的重要詩人及詩派，推崇雄健豪邁的風格，反對綺靡纖麗的詩風，對后世詩歌評論和詩歌創作影響很大。他的論詩絕句自身也是優美的詩歌作品，是歷代詩論作品中最具有藝術性的作品之一。例如：

　　曹劉侍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色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涂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元好問十分喜歡培育英才，提攜后進。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之初，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54位中原秀士，如王若虛、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商挺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而經他教育指授出來的文人有郝經、王惲、許楫、孟琪、徐琰、閻復、白樸、王思廉、郝繼先等多人。他的學生郝經、王惲是元初著名文士。特別是白樸自幼得到元好問的精心培育與親身教導，成為元曲鼎盛時期的著名作家，是“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好問次女元嚴是一位聞名當時的女才子，美貌絕倫，文思敏捷，嫁為盧氏進士楊思敬妻。夫歿后因性情恬淡而做了女冠，號浯溪真隱，于盧氏山中修道。時任平章的張當揆十分愛慕，央人向元好問求婚，元好問推托說要元嚴親口答應。張當揆急不可耐找上門去，親自向意中人求婚。適逢元嚴正在修補天花板，見客來已知其意，當即借題發揮賦詩一首：“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詩中透露出明顯的拒婚之意，張當揆只好悻悻而返。蔣正子《山房隨筆》載：“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蔣正子的記述中將元嚴誤為元好問之妹，不知何故。

　　《金史》中還記載了許多詩人的事跡，從中可以發現金代詩歌教育的一些線索，如：

　　《金史·左企弓傳》載：“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金史·左泌傳附侄光慶傳》載：“（左企弓之孫）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隸，尤工大字。”

　　《金史·虞仲文傳》載：“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

　　《金史·趙秉文傳》載：“秉文之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郁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金史·文藝傳上·蔡松年傳》載：“（蔡松年）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

　　《金史·文藝傳上·吳激傳》載：“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

　　《金史·文藝傳上·趙可傳》載：“趙可‘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峰散人集》’。”

　　《金史·文藝傳上·胡礪傳》載：“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金史·文藝傳下·周昂傳》載：“周昂，字德卿，真定人。……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周昂作詩以杜甫、韓愈為榜樣，著有《常山集》，已佚。其詩存100首，內容有詠懷、吊古、傷別、寫景、邊塞、憫農、論詩、題畫等內容，其中以邊塞詩最有特色，如《莫州道中》等。周昂對于文學創作有許多見解，他的外甥——金代文學批評家王若虛接受了他的文學主張，并在《滹南詩話》中保存了他的文學觀點。

　　《金史·文藝傳下·王庭筠傳》載：“王庭筠，字子端，遼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泰和元年，復為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余首，上甚嘉之。……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于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金史·文藝傳下·劉昂傳》載：“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

　　《金史·文藝傳下·李經傳》載：“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

　　《金史·文藝傳下·劉從益傳》載：“從益博學強記，精于經學。為文章長于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金史·文藝傳下·王若虛傳》載：“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于世。”王若虛是金代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少時以其舅周昂為師，博學強記，精于經史文學，獨步一時。他在詩歌創作上推崇白居易、蘇軾，反對模擬雕琢等形式主義風氣，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深表不滿。作詩則以白居易、蘇軾為法，崇尚自然，創作實踐和理論保持一致。他的詩學主張對明清時期的詩歌創作與文學批評有一定影響。其《滹南詩話》3卷、雜文及詩5卷都收于《滹南遺老集》中。

　　《金史·文藝傳下·李汾傳》載：“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為人尚氣，跌宕不羈。……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由上述記載可知，虞仲文可說是當時的神童，“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但神奇卻來自“日記千言，刻苦學問。”而王庭筠雖然“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有天才般的表現，但“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卻恰好說明了他學習作詩的過程和結果。

　　在金政權建立以前，作為游牧民族，女真民族以游牧圍獵為生而又能歌善舞。女真人善騎射，信奉薩滿教，無論貴族平民，無論男女老幼，都善于舞蹈歌唱，而薩滿教樂舞在史書上也多有記載。女真人以起舞歌謳來侑觴，青年男女以歌聲尋配偶，其漁獵生活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現出來。據此推測，女真族世代相傳的民歌當不在少數，然而多已不傳。熟悉“岳家軍”戰史的人都知道的一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就出自女真人的民歌。

　　金代的音樂和舞蹈在立國后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其樂曲和歌舞被吸收到戲曲之中，促進了古代音樂、歌舞、散曲和雜劇的發展。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是金代最著名的說唱文學作品，其中的唱詞大量借用了唐宋詩詞的詩句意境，充分體現了詩歌對曲詞的影響。如寫張生鶯鶯分別情景的《大石調·玉翼蟬》：“早是恁凄凄涼涼受煩惱，那堪值暮秋時節。雨兒怎歇，向晚風如凜洌，那聞得衰柳蟬鳴凄切。未知今日別后，何時重見也，……縱有半載恩情、千種風情何處說！”很顯然,作者借用了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的情感和意境。再如表達鶯鶯在張生赴試后的思念愁緒的“非關病酒，不是傷春”（《道宮·尾》），應當是源于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中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來這位董解元有著比較深厚的詩歌修養，正如他在作品開頭部分的自我介紹：“秦樓謝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不曾胡來，俏倬是生涯。”“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么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里卻著數。一個個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余。”“詩魔多”一語，顯示了作者對詩歌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