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高風亮節，為后人所仰，也是北宋文壇的宗師。他發起并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詩文革新運動，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這場運動確立了標桿。他還喜歡獎掖后進、識拔人才，曾鞏、三蘇、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家皆出其門下。正因為如此，他逝世后，祭文如動地銀山，滾滾而來，其中比較特出的是王安石和蘇軾的兩篇祭文。這兩篇祭文雖皆傾訴對歐陽公的仰慕和懷念之情，但謳歌的角度、表達的方式乃至語言風格皆有很大的差異。歐陽修雖是王安石的恩師，但也是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堅決反對者，所以王安石在祭文中一方面客觀公允地評價了歐一生的豐功偉業，其高山仰止的道德文章，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的公正和坦蕩；但其中也攙雜了自己政治生涯之中的種種感慨：既有對改革進程一波三折的傷嘆，也有對改革難致所期的感悟；既有自己的種種努力卻不被世人理解的灰心，更有再也無法獲得恩師首肯的沮喪；既有對歐陽修達到“三不朽”這一人生最高境界的仰慕和艷羨，也有反照自身由此而產生的悲涼。蘇軾的祭文卻與此不同，蘇家與歐家是通家世好，齠齔學文，即耳濡目染；長大以后言傳身教，道同文亦同，一生為師為友。蘇軾踏上仕途與文名的播顯皆是歐氏的慧眼識拔、大力揄揚的結果。所以，王安石的祭文從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作出評價，蘇軾的祭文多敘兩人間的私誼；王的祭文立論客觀公允，力避因政見不合而造成評價不公；蘇軾之文則盡敘歐陽修對他的扶植和眷顧，不避私嫌；王安石之文中有悲，但多為自嗟自辯，動輒人事天理、盛衰興廢，似乎在無可奈何之際恰逢故人棄世，傷感突發；蘇軾之文中亦有悲，則多為喪親之痛、親眷之悲，是一垂垂老人在回憶當年，對扶持自己走上人生道路的一位長者逝去的慨嘆。

　　下面即對兩篇祭文在謳歌角度、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上的差異，以及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進行一些具體的分析。

一

　　王安石為文，立意超卓，議論新特，語言簡練樸素，筆力健勁峭刻，以為世所公認，這些風格在這篇祭文中就有充分的體現。但分析文章，僅僅耽于詞句篇章顯然是不夠的，應深入剖析其中的思想精髓，因此，必須了解寫作背景與目的。

　　史載王安石議論高奇，是一個矢志務于實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這一點也是不少中國士大夫的同一特性，譬如歐陽修，《宋史》載：“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然任于事者必遭物議，必被攻訐，上下沉浮，仕途坎坷，皆不免之事。這正是王安石慨嘆悻惜歐陽修之處，以歐陽修自引自譬，乃本文的精意所在。王安石于熙寧二年執政，推行新法，遭到了元老大臣包括歐陽修的反對，其它政治勢力也紛紛阻撓，神宗時有動搖妥協之意，改革集團內部也駁雜不純，時有背叛，在各地又遭到百姓的抵觸，因此改革進行得非常艱難。歐陽修棄世于神宗熙寧五年，正是改革進行得比較深入，實際問題暴露得較多，阻力較大之時，此后不久，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罷相。

　　稽故以言，歐陽修與王安石的關系甚為近密，史載歐陽修“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于世。”歐陽修于王安石有獎掖之誼，他的人品與文章也影響激勵了王安石等一代人。

　　從這一點說，王氏是很尊重歐陽修的，但熙寧變法之后，歐陽修反對施行青苗法，王氏深為不滿。當歐陽修申請退休時，神宗有意慰留，王氏則認為歐陽修附麗韓琦，“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宋朝對待文臣極為寬厚，因此文臣多任氣，王安石如此議論雖過分，但也不足為怪。

　　至歐陽修去世，就政事引發的矛盾不復存在，這時對一個人的評價是較為客觀的，如這篇祭文。祭文比較重情，本文又是如何抒情？一開始，念及舊日之誼，還顧自身處境，思及故人遭際，郁積之氣又所藉以抒發，因此開篇即有“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之嘆，這正是其改革難致所期的感悟。后以一句“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表達了王安石一貫的思想，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世人在遭遇挫折時，容易茍且信于天命天理，然而作者卻認為天理溟漠虛無，無從推及，可信的還是人生自我。既然事不可期，天理不可信，那么人生的價值又何以體現，作者在連續否定之后，認為“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后世”是人生價值的標準，歐陽修正是這個標準的典范。行文中，作者著重從三個方面加以評介：

　　一，文章學術上的成就與功績。歐陽修的文章，“天才自然，豐約有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霸谖闹校髡咭砸幌盗械呐疟葘ε季湫蜗笊鷦拥孛枋隽藲W文的精妙之處，也點明了歐氏在當時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國近百年，還承襲五代文章的陋習，文式駢偶，文風委靡。歐陽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學改革，但都沒有成功，至歐陽修，始師法韓愈，開創了一代新風。《宋史?歐陽修傳》評論：“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贊歐陽修的政治道德。歐陽修自仁宗天圣八年中進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寧四年退休，其間約四十年。在政治上，歐氏“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比首跁r，社會問題已非常嚴重，以范仲淹為首的一批先識人士主張新政的呼聲很高，得到了歐氏等青年官員的支持，紛紛抨擊因循守舊的政治勢力。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貶謫，司諫高若訥攻擊頗力，歐氏“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因此也被貶為夷陵令。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當時被斥為朋黨，一時無人再敢言事。這時，歐氏又挺身而出，寫了《朋黨論》進呈仁宗，認為君子有朋黨，小人則無，呼吁君主應毫無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黨。此后，又上書要求改革吏治。直至慶歷三年，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韓琦等執政，歐陽修主持諫院，進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舊派的極力阻撓。次年，范仲淹被構陷，引退出朝，慶歷五年，歐陽修等也先后被貶出朝。本文褒揚其仕途雖然崎嶇，但不畏不屈，忠于國事，敢于公論，代表了當時先進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為世人所共仰，而“終不可掩”，最終得到重用。在寫歐氏的不屈精神時，作者這樣用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边@一點與王安石的政治風格有相似之處，作者不也是銳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嗎？這幾句出自肺腑，同聲共鳴，錚錚有聲。

　　三，彰揚歐陽修的事功。仁宗后期，歐陽修漸登要樞，先后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與韓琦等當機立斷，擁立英宗。作者對此事以豪健的筆法予以肯定，認為歐氏在緊急之機從容建立了千古功勛，封建社會建儲立君畢竟是第一等大事?！肮γ删?，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歐氏力求引退。過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這里以此相譽。英宗時期，歐陽修任執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誹四起，歐氏不自安，曾上書請退不獲，又為蔣之奇構陷，神宗即位后，信以為真，“欲深譴修”，歐氏閉門不出，請求調查推究，后雖然得以昭白，但以風節自持的歐陽修年已六十，已無意仕宦，于是辭職請退。在作者的筆下，歐陽修是一個守節氣、知進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靈氣不隨出仕隱處、進升退黜而挫磨變化，人雖故去，但精神長存于箕山潁水之間。這里引用了一個典故，上古時，堯欲傳位許由，不受，逃往潁水之陽、箕山之下，許由因此成為高士的代表人物。潁水、箕山，宋時在潁州一帶，歐氏曾任潁州知府。古來文士好于林泉之樂，歐陽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寫了不少優美的散文。在作者來說，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淵明所言，“托體同山阿”，對死者是一種敬思，對生者也是一種慰藉。這幾句不同于前文贊頌歐氏文章的對偶句，句式長短參差，節奏張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發作者的緬懷向往之情，頗為真摯，這種情分兩個層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繼之以臨風不見的悵然若失之情，前一種情是后一種的基礎，前者較單純，后者則復雜得多。悵然若失既因不見故人所致，也因“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發，這句對應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達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發了抱負難濟的感慨。

　　歐陽修的道德文章為天下范，死后門生蘇軾等也有祭文，各有特色，但歷來以此篇評價為高，究其大端有三。一是客觀公正，排除私念。歐陽修晚年與王安石政見不合，曾批評青苗法失措，王安石也曾因此抨擊過歐陽修，但在寫作這篇祭文時，王安石卻能盡拋前嫌，重懷舊誼，不但客觀公正地評價了歐氏一生的人品操守、道德文章，而且也抒發了景仰緬思之情。與蘇軾等人的祭文相比，王安石并沒有強調師生私恩，而是從天下之義的高度上評價歐陽修。二是抓住一生大節，突現歐陽修的主要風貌。中國士大夫歷來講究“立德、立功、立言”，所謂三不朽，作者也以此入手，并沒有陷于枝節末事的是非辨白，在這點上，比起韓愈的祭柳宗元文，要輕靈灑脫。立言：就歐文，作者從“積于中”、“發于外”入筆，不但既形象又準確地概括出歐文的特色，也分析了其風格形成的原因，即“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學術之精微”，這樣的內質外充于文章，才能“豪健俊偉，怪巧瑰奇”。立德：作者概括歐氏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不畏壓制排擠、堅持正義的高風亮節，并能一貫終始。立功：寫其當機立斷，擁立英宗，僅此足以名世。這一段要言不煩，不為絮事聒耳，這就是王安石勁潔的文風。三是寫作技巧精妙，堪稱祭文中的典范。一則以襯托的筆法，用天下人之悲，烘托朝中與歐陽修交游之士更悲，進一步襯顯自己的悲不自勝。二則以欲擒故縱之法增加文勢的變化，全文圍繞一“悲”字層層轉折，展開議論抒情。文首言歐陽修雖死而可以無憾無悲，下面幾段順承無悲發展開去，論證確乎可以無悲。這些都是“縱”，目的是為了“擒”，極力寫“無悲”，是為了更好地“抒悲”。末段文勢忽起轉折，言歐陽公本人盡可以無憾無悲以去，但天下人卻為之涕泣噓唏，何況作者從此失去了平生所敬仰的師長，因此格外悲痛了。這就是由縱到擒。想一想自古盛衰興廢之理，人生不免于此，似乎又不足以悲，然而又想到死者長逝，不可復見，臨風悵惘，不由得悲從中來。從而縱擒交替，開闔張弛，變化無窮。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言，他的政治道德與人格人品也是非常出色的。正如王安石所頌揚的“智識高遠”，在政治思想上，歐氏并不保守，勇于言弊，主張除弊布新，以致“人視之如仇”。在治政方法上，歐氏極力講求，崇尚寬簡，不為苛急，不為繁瑣。這一點與包拯的嚴峻苛急不同，繼包拯之后，歐陽修也出任過開封知府，“承包拯威嚴之后，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京師亦治。”他還反對矯情偽詐，講求自然平實，當包拯彈劾三司使張方平，致使其罷職，又劾罷繼任者宋祁而自代時，歐陽修上奏章予以批評，認為包拯應自避嫌疑，自愛令名，不應“逐其人而代其位”。對比之下，當其因論救范仲淹而被貶時，范仲淹在陜西任事，請其掌書記之職，歐氏卻推辭道：“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睆倪@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歐陽修風節高亮，不愧于王安石“器質之深厚”的定語，也可以佐證其議論的公正精確。

二

　　王安石的祭文寫于歐陽修去世之際，蘇軾的祭文則寫于歐陽修死后二十年以后，星移斗轉、滄海桑田，在這二十年中，作者歷經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此時已垂垂老矣。熙寧二年，蘇軾丁父憂還朝，正值王安石變法，蘇軾數為異論，公開反對王安石改革科舉學校制度，得神宗嘉許，詢及為政得失，蘇軾指陳：“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鄙顬橥醢彩?，蘇軾請求外任，遂通判杭州，中間歷知密州、徐州、湖州。神宗欲加起用，又為宰相王珪所阻，徒知常州。哲宗即位，元祐初，始起為起居舍人，又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元祐四年，因論事為當軸者所恨，出知杭州，頗有作為。元祐六年，蘇軾被召為吏部尚書，旋改為翰林承旨。僅數月，又被讒傷，出知潁州，在潁州寫下了這篇祭文。

　　蘇軾與歐陽修的情誼非常深厚。溯此，蘇軾父親與歐陽修就有很深的交誼，當蘇洵沉淪于布衣時，歐陽修就讀過蘇洵的《幾策》、《權書》等，并大加推許，呈獻朝廷，請求擢用，并在士大夫中廣為傳閱。嘉祐二年（1057），蘇洵攜二子蘇軾、蘇轍進京應試，其中蘇軾尤得歐陽修的激賞，史載：“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笠詴娦蓿拚Z梅圣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嘩不厭，久乃信服?！本鸵粋€剛剛走上社會的青年來說，其文名的播顯與歐氏的慧眼識拔、大力揄揚是不分開的。不僅在文學上，歐陽修給了蘇軾以榜樣之資與獎掖之助，而且在仕途上，歐陽修也大力引薦，嘉祐五年，丁母憂歸朝的蘇軾被朝廷委派為福昌主薄，歐氏卻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歐陽修之于蘇軾，既是長輩，又是老師，正因為這層關系，蘇軾以一個晚輩與學生的身份寫這篇祭文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本文略分三段。第一段交待時間和自己的身份，這是正規祭文的標準起式。第二段全以寫實筆法，回憶昔事，一一羅列。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作者在五歲左右，就以歐陽修為神往之師，誦讀其文章，這也從一個側面表述了歐文在當時廣為流傳的事實。及至作者長至青年，面見歐陽修后，歐氏的贊賞識拔令作者奮勉向上，以繼承歐氏的事業為己任。“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嘩，而我獨南。”寫的是熙寧四年，王安石等人正得神宗信任，大力推行新政，而蘇軾每每議論新政之失，見王安石獨斷專任，便在進士考題中出了一道論策，名為“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霜，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蓖醢彩笈?，指使御史謝景溫彈劾蘇軾，蘇軾于是請求外調，任杭州通判?！岸嗍糠絿W”，指的就是遭王安石等人的圍攻，“獨南”，指赴杭州任職。趕杭州途中，作者于汝州見到了已退休的歐陽修，并得到了歐陽修的稱贊與勉勵，“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歐陽修認為為文猶如為人，首先必須堅持做人的道理，蘇軾不茍于利而附從王安石等人，這是歐陽修所欣慰的。元祐之初，作者被召回京城，得到重用，見到了歐陽修的夫人及兒子，“叔季”指歐陽修的中子與少子，歐陽修長子歐陽發，字伯和，此時已經謝世，中子歐陽棐，字叔弼，此時任朝官?！爸T孫”，指作者的兒子，相對于歐陽修是孫輩。“請婚叔氏”，指欲與歐陽棐聯姻。

　　最后一段從追憶之中回到現實，第一句“師友之義，凡二十年”，是對上文的綜括，也是一種復沓筆法，以重申情誼之厚?！霸偕谩保缸髡邅淼綕}州，登上歐陽修曾經住過的庭堂，不免物是人非之慨。竟然悲涕不已，痛哭失聲，想一想自己也已白發蒼顏，仿佛自己就是當年的歐陽公，又看到潁州的士民，潁州的人民還在深深懷念歐陽修，這就更加觸發了蘇軾的想望之情。作者在這里以搖曳的筆致，淋漓地描寫了自己的悲不自勝，以致恍兮惚兮的精神狀態。從追想的情思中醒來，面對潁州人民，作者慨然誓允：“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最后幾句以東逝之水表達了作者清悠無盡的緬懷之情，筆調淡古，飄蕩著一縷絮絮哀思，與王安石的“臨風想望，不能忘情”相比，更有一種古雅情致。

　　蘇軾散文代表了北宋古文運動的最高成就，他發展了歐陽修平易舒緩的文風，形成“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特色。蘇軾的散文成就與歐陽修是密不可分的，歐氏把蘇軾看作繼承自己衣缽的后來者。而蘇軾對歐陽修的人品文章都非常敬重與仰佩，蘇軾在歐陽修文集的序文中評介道：“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痹u介非常之高，雖然事實不可能盡然如此，但從一個心懷崇敬的學生的角度來看，這些評語雖不盡實，卻盡情理。在本文中，作者并沒有囿于舊窠，而一味正面頌揚，實際上，全文短短三百余字，沒有一句明頌之詞，而是從細微處入筆，從平實處著墨，以抒發個人情誼為重心，低徊往復，極盡悲慟之能事。本文雖然篇幅短小，但涵量卻很大，有敘事，有抒情，只寥寥數筆，就生動地刻畫了一位忠厚風發、授人以文、誨人以德的長者，又以潁人懷念之事曲寫歐陽修政德卓著，因此，雖無頌揚之辭，卻有頌揚之實。在抒情方面，本文也具特色，敘事娓娓而進，情愫默濡其中，隨著敘事節奏發展而愈濃愈烈。如童子時為仰慕之情，青年時為知遇恩情，遷謫時為理解勉勵之師友情，通過一拜、二拜、三拜，浮翔于懷憶之中，猶如江河之水，源源不絕，波波相迭，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三

　　這兩篇祭文，都是文苑中的妙品，各有特色。相同之處在于，他們對歐陽修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如在文學革新中的貢獻、為人處世的風骨氣節，以及對逝者的敬仰懷念之情，但兩人所處的角度和具體環境的不同，還有個人性格、文風的差異，造成了兩文截然異趣的風格。

　　祭文的意旨當然是以抒悲來追念死者，但王安石之悲顯然與蘇軾不同，王安石多自嗟之悲，動輒人事天理、盛衰興廢，似乎在無可奈何之際恰逢故人棄世，傷感突發。蘇軾則多親眷之悲，畢竟齠齔學文，耳濡目染，長大言傳身教，半老人生師友，因此，蘇軾的悲相比之下，顯得醇郁自然。就技巧辭章上來看，安石文以氣勝，蘇軾文以情勝。安石文峭拔俊彩，氣勢雄健，蘇軾文則平實無華，筆勢沉郁。安石文頌揚之意明粲，蘇軾文則黯伏。王安石寫悲先縱后擒，蘇軾則先抑后揚，前兩段無一寫悲文字，但字里行間隱抑著悲勢，至第三段始如決堤之水，點明“垂涕失聲”。安石文中無瑣細事，只有大節概括，而蘇軾文則重于敘述平生細實之事，如泣如訴，如家常語，但每件事都是一個時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足以小中見大，因此全文瑣細而不碎，平實而不滯，不枝不蔓，非平常人筆力所能致，這樣寫，有助于烘托出細膩真實的情感。

附：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后世，茍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后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

　　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噓唏，而況朝士大夫，平昔從游，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潁州）

蘇軾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侄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袞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

　　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盡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余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痹侔莼?，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嘩，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庇职莼祝兴罒o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

　　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發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