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梁代皇族蕭氏兄弟指昭明太子蕭統(tǒng)與蕭綱、蕭繹，他們都富有文才，文學旨趣和而不同，周圍聚集許多文士。他們經常就文學問題展開坦率的對話，其對話風尚，在當時文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漸漸形成傳統(tǒng)，中國古代文論的詩話風尚受此澤溉，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關鍵詞：三蕭生平；文學對話；詩話傳統(tǒng)

　　作者簡介：袁濟喜，1956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發(fā)表有《六朝美學》、《中國古代文論精神》等著論。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素有注重對話的傳統(tǒng)，通過對話營造文學氛圍，探得精神之奧秘，詩話傳統(tǒng)便是這種文化特點的表現。南朝（公元420—589）的文學批評秉承了魏晉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的傳統(tǒng)，重視對話與文藝批評的互動關系。其中尤以梁代蕭梁皇室的對話風尚，對于當時的文壇影響巨大。

　　梁代皇族蕭氏兄弟是指昭明太子蕭統(tǒng)與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這兄弟三人從小就在父親梁武帝蕭衍的濡染下酷嗜文學，都有許多文士聚集周圍。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他們的文學觀點和而不同，互滲互融，呈現出非常復雜的情狀，不能簡單地將其劃為中立派或者新進派一類。在今存的典籍中，保留有許多他們彼此坦率地進行對話的書札，通過這種坦誠地對話，他們的思想得以展露，呈現和而不同的景象。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重視對話與交流的傳統(tǒng)，至此得以彰顯而流布。以往研究三蕭文論者，對此似有所遺缺，本文擬初步論證之。

一

　　蕭氏兄弟基本的道德觀與人生觀上都屬于儒學中人，與乃父梁武帝的重視儒學有關。[1]梁武帝時，南朝的儒學得到重倡，一度甚為繁興，受到這種時代風尚的影響，蕭氏兄弟與劉宋與蕭齊皇室的文化素質相比，有著明顯的提升，其愛好文學總的說來屬于這種儒雅之風的熏陶。

　　昭明太子蕭統(tǒng)無疑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人物。蕭統(tǒng)（501—531年），字德施，蕭武帝蕭衍的長子，天監(jiān)三年被立為皇太子。死后被謚昭明。《梁書·昭明太子傳》中記載：“性寬和容眾，喜慍不形于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從這里可以看出，蕭統(tǒng)的仁愛寬和，也體現在他對于文士的和而不同上面，他不僅自己文才蓋世，有著不同凡響的識見眼光，其主編的《文選》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總集類不祧之作，并非偶然，而且蕭統(tǒng)還善于發(fā)現作品與人才的價值，比如他對于當時的著名才子劉孝綽很是欣賞，《梁書·劉孝綽傳》中記載：“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蕓、吳郡陸倕、瑯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可見劉孝綽受到蕭統(tǒng)不一般的賞識與信任。

　　蕭統(tǒng)不僅對于當紅文士看重，而且對于不為人所重視的文士也大力推介，這是尤為可貴的。他對于陶淵明與劉勰的賞識與評價值就說明了這一點。劉勰任東宮太子舍人時，“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梁書·劉勰傳》）劉勰寫作《文心雕龍》時所持的人生觀與文學觀，應當說在蕭統(tǒng)那里找到了知音，而當時其他人卻對此卻很冷漠，使劉勰倍感傷心。他對于陶淵明的推舉更是如此。蕭統(tǒng)的文學領袖風度，很重要的一點表現在經常與文士商榷古今，討論對話，引納人才，形成寬和而熱烈的文學對話氛圍，推動了晉宋以來的文學繁盛。他主編的《文選》即是這種對話與兼容的結晶。

　　蕭統(tǒng)的文學對話氣度與他的中和為美的文學觀念是一致的。他的文學觀念儒道兼容，既傳承歷史，又有著時代特點。他在《文選序》中提出：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火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蕭統(tǒng)形象地比喻道，供皇帝祭祀所乘的大輅車是由古時的椎車進化而來的，但卻沒有了椎車那種原始質樸；積水變成層冰，失去了水的形狀卻獲得了冰的寒冷，事物在發(fā)展的過程中是不斷棄舊趨新的。不過，蕭統(tǒng)更強調文學進化中永恒不變的儒學人文精神。他提出：“《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以往研究蕭統(tǒng)文學觀念的人對于這幾句話并不再意，這是甚以為憾的。蕭統(tǒng)采用《易傳》的話說明文學問題，首先是想將儒學思想作為文學價值的基礎，其次，他強調文學是觀乎人文以化成于下的產物，“文之時義”因此而遠矣，也就是文學因為有了這種人文化成的蘊涵與使命而任重道遠。

　　蕭統(tǒng)除了受儒學影響外，道家素樸為上的審美人生觀對他的澤溉也是很明顯的。蕭統(tǒng)雖然主張文學的變化與演進，但是在文學審美觀念上卻與當時的蕭綱等人有著很大的區(qū)別，他對于世俗的華麗風尚并不贊成。《梁書·昭明太子傳》記載：

　　性愛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后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余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蕭統(tǒng)自覺地用左思《招隱詩》來反抗時俗的淫靡好色。在一次與名士泛舟游玩之中，番禺侯蕭軌提出要在此中奏女樂助興，表現出當時貴族的生活趣味，這亦是當時的風氣。蕭統(tǒng)本心是不喜歡和不贊成的，但他沒有正面回答番禺侯的話，而是巧妙地用吟詠左思的《招隱詩》來微諷，既不失風雅，又婉曲地批評了蕭軌的審美觀，使蕭軌深以為愧，中止了這一要求。這也是一種巧妙的對話藝術吧。在《陶淵明集序》，他通過與陶淵明的精神對話，感受其精神人格，激發(fā)其風教作用：

　　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為跡焉。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jié)，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qū)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勸，何必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常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爾。

　　蕭統(tǒng)在這里采用知人論世的思想方法，想與陶淵明進行思想深處的對話。他認為陶淵明詩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其中蘊涵著極深的人生感慨。蕭統(tǒng)的這些觀念，表現了梁代文論儒道兼修的特點。他對于陶淵明的解讀，滲透著深摯的對話精神。陶淵明當時并未被大多數人所接受，鐘嶸《詩品》中也只是將他列入中品，稱之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而蕭統(tǒng)則深入地與前人進行對話與交流，專門為之寫了《陶淵明傳》和《陶淵明集序》兩篇文章，深入開掘出其中濃厚的人文精神，他自稱不僅“素愛其文，不能釋手”，而且“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正是這種孟子所說的知人論世的對話精神與方法，使其能夠深入陶的靈魂深處，作出不同凡響的評論與闡釋，雖然在解讀中有著加入了詩教的意味，認為陶淵明“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但對于陶淵明詩文中精神實質的領會與開掘是超軼時流的。

　　蕭統(tǒng)在與自己兄弟的書札中，也處處體現出這些思想觀念與審美趣味。比如梁元帝蕭繹曾為湘東王，著有《金樓子》，文才卓越，但為人陰微猜忌，唐代史學家姚思廉在《梁書》卷五《元帝本紀》上說他政治上雖有成就，幫助削平侯景之亂，自立為帝，但為人“稟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而蕭統(tǒng)為人仁厚，與蕭繹的人生觀與文學觀雖然也存在很大分歧，但他對于蕭繹詩文的新麗是肯定的。在《荅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他指出：“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制，發(fā)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為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于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暨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蕭統(tǒng)一方面贊美蕭綱作品的善于想象，清新卓爾，富有新義，文采斐然，另一方面則婉曲地向弟弟提出了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的審美標準，他贊揚蕭繹的這封書信“遠兼邃古，傍暨典墳”，因此彌見其美。這些話不光是客氣，而且也在婉示蕭繹，要繼續(xù)向著這些方向而努力，其中也隱含著批評蕭綱之作尚須改進的意思在內。接著，蕭統(tǒng)審己度人，在信中談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愛好：

　　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余，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fā)，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于邑而屬詞。冬云千里，睹紛霏而興詠。

　　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情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核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壘，嘉肴溢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并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捜采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核，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并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

　　蕭統(tǒng)在這封書札中，滿懷深情地回憶了與兄弟諸人，以及身邊文士深相交納，仿效曹丕與鄴下文人交往的故事，登臨山水，觀賞風景，感興而發(fā)。他坦言自己在政務與讀經之余，鐘情自然，感興賦詩的創(chuàng)作愛好。蕭統(tǒng)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所作送給弟弟閱讀，并期望他加以以批評與指正。

　　蕭統(tǒng)與另一個弟弟簡文帝蕭綱的人生觀與審美觀分歧更大一些。蕭綱曾封晉安王，在文壇上的地位比蕭繹要高許多。但蕭統(tǒng)在《答晉安王》一書中，依然真誠地與蕭綱交換看法：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huán)，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凈，可為佳作。吟玩反復，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并號知音，發(fā)嘆凌云，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為妄作。

　　蕭統(tǒng)稱道蕭綱的才華與詩文，首尾干凈，余味悠久，令自己反復展玩而不能罷，還說自己是他的詩文之知音。這些話固然有客套的成分，但是也并不盡然，因為他自己的文學觀念至少在因物起興，感興為詩這方面與兩個兄弟有著共同的感受與愛好。蕭統(tǒng)在這封信中感嘆自己的以文感興：

　　炎涼始貿，觸興自高，睹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游，廣招英俊，非唯籍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已，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攝養(yǎng)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成有，寄居多暇日，殽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

　　知少行游，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于傳聞，松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靜。然終日披古為事，況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貞之跡，睹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

　　書札滿懷情感地談到自己在公務與經書之暇，登高賦詩，賞景感興的情形，可知他雖也服膺儒學，但同時也有著建安時代曹丕那樣的雅興，在登高賦詩，即景而作方面，有著獨特的感受與表現。參照有關記載，可知蕭統(tǒng)并非矯飾，他與蕭綱與蕭繹一樣，確實在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方面為時人所稱道。這種對話使梁代文壇異采紛呈，和而不同。通過這一角度去透視梁代文壇，有助于改變以往人們對于梁代文壇一些簡單化的看法。

　　而蕭綱盡管與蕭統(tǒng)存在著思想上的分岐，但是他盡量發(fā)現乃兄的道德文章價值，在闡述蕭統(tǒng)中進行對話，表現自己的文學觀念。在蕭統(tǒng)死后，蕭綱作了《昭明太子集序》，首先贊美蕭統(tǒng)的仁厚之德與為人之道，體現出傳統(tǒng)的儒家文論人品與文品一致的觀點：“竊以文之為義大哉逺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哉。武有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徳，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觀點與蕭統(tǒng)《文選序》中的觀點比較相似。接著蕭綱列舉贊揚了蕭統(tǒng)有十四德，其中就有對于他接納人才，獎掖后進的事跡：

　　垂慈豈弟，篤此棠棣，善誘無倦，誨人弗窮，躬履禮敎，俯示楷模，羣蕃戾止，流連于終燕，下國逺征，殷勤于翰墨，降明兩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紆作貳之重，弘臨菑而共館。此三徳也，好賢愛善，甄徳與能，曲閣命賓，雙闕延士，剖美玉于荊山，求明珠于枯岸，賞無繆實，舉不失才，巖穴知歸，屠釣棄業(yè)，左右正人，臣僚端士，丹轂交景，長在鶴關之內，花綬成行，恒陪畫堂之里。雍容河曲，并當今之領袖，侍從北場，信一時之俊杰。闕豈假問謝鯤于溫嶠，謀黃綺于張良？此四徳也。

　　最后才是對于蕭統(tǒng)的解讀，有意思的是，如同蕭統(tǒng)解讀陶淵明一樣，蕭綱對于乃兄的文才解讀與闡釋也充滿著主觀體會：

　　至于登髙體物，展詩言志，金銑玉輝，霞章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贊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則，碑窮典正，每出則車馬盈衢，課無失體，才成則列藩系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

　　顯然這里面有著蕭綱自己對于文學風格的愛好與審美趣味在內。梁武帝在蕭統(tǒng)去世后所寫的悼詞一方面追憶蕭統(tǒng)：“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yōu)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托乘同舟，連輿接席。”另一方面也贊美他的詩文風格華麗婉約：“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云委。”這些都說明在對話中加入了各自的審美判斷，即使父子與兄弟之間也不妨和而不同，可以通過對話來進行交流。曹丕《典論論文》中強調“文以氣為主，氣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即使父子兄弟之間也不能強行為之。蕭氏父子兄弟倒是為此作了注解。

二

　　在梁代皇族中，新進論的代表人物為蕭綱與蕭繹，他們與昭明太子蕭統(tǒng)的中和文學觀有很大的差異。其中以蕭綱最為活躍。蕭綱(503—551年)，是梁武帝的第三子，初封晉安王，蕭統(tǒng)死后立為皇太子，后為簡文帝。他與兄長蕭統(tǒng)與弟弟蕭繹一樣，都是嗜好文學藝術并有相當修養(yǎng)的帝王人物，也是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由于他們之間的兄弟關系，以及在基本文學觀念的相似，所以這種差異更能體現“和而不同”之美。

　　蕭綱年少時即以文才顯名，辭采出眾，被武帝稱作梁室之曹植。他博覽群書，學無所礙，儒道玄佛兼修，體現出梁代學術文化兼容并包之特點。蕭綱雖然在治績上成就并不明顯，但是其作為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卻是當之無愧的。其屬下的徐陵等著名人物，編成廣有影響的《玉臺新詠》，也表現出這一派的文學觀念與蕭統(tǒng)有著很大的不同。《梁書》卷四《簡文帝本紀》記載：

　　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經講疏》，嘗于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蕭綱與蕭統(tǒng)一樣，帶有建安年代曹丕與曹植養(yǎng)士的風習，喜歡結交文士，他最賞識的除陵也是一位喜歡賞接人才的文壇大人物。《梁書·除陵傳》記載：“其于后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當時朝野上下，思想文化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討論與對話是很熱烈的。《梁書·儒林·戚袞傳》中記載：“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嘆賞。”這些方面都可以說明蕭綱對于思想對話與論辯的倡導與寬容。

　　不過，一般論者都認為蕭綱寫詩傷于輕艷，當時號為宮體。傳說他讓徐陵編《玉臺新詠》也是一種懺悔行為。所以唐代《梁書本傳》的作者姚思廉評價曰：“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于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但從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標準來看，這正是他與蕭統(tǒng)等人和而不同之表現，他有著自己的文學觀念與人生觀念，是受到整個六朝時代文學氛圍的影響。在《誡當陽公大心書》中，他這樣訓誡自己的兒子：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惟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墻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蕭綱告誡兒子，立身先須謹重，謹重先要學習，但文章有所不同，不妨放蕩。這樣的家誡對照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中《文章篇》對于兒子的訓勉，真有天壤之別，不妨看作是他與兒子坦誠對話，促膝談心的表現。蕭綱雖然也告誡兒子要重視學習，立身行事其惟學也。但是奇怪的他卻要求兒子將立身與文章分開，這與傳統(tǒng)的儒學觀有所不同。歷代的儒家教育子弟都是將詩文與做人合為一體的，孔子對兒子孔鯉說過“不學《詩》，無以言”。蕭綱所說的“放蕩”既有輕艷的意思，也有解放思想的意義，他重視文學的獨立性與抒情性也有積極的意義，對此不可一概否定。

　　當時這種主張感興來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是三蕭的共同文學觀念，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風氣所致。大凡詩教陵夷的時候，人們吟詠情性，以感興為美，表現出一種思想解放，人格舒展的創(chuàng)作觀念。蕭綱多次在與他人的書信中，談到自己的這種創(chuàng)作觀念。在《與劉孝綽書》中，他以抒情的筆調寫道：

　　執(zhí)別灞浐，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頗得暇逸于篇章，從容于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烏歸林，懸孤?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xiāng)思邅回，但離闊巳久，載勞寤寐，行聞還驛，以慰相思。

　　劉孝綽是梁代著名文人，曾為梁武帝、梁元帝所賞識。《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中記載他：“孝綽辭藻為后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于世。”蕭綱在這封信中，他以對話與交流的口氣，與友人劉孝綽敘說了自己與友人別后彼此感興作詩，以文慰心的過程。在《答新渝侯和詩書》中，他贊揚了新渝侯的詩作新麗可人，令人讀后賞心悅目：

　　垂示三首，風云吐于行間，珠玉生于字里，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里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駐云之曲。

　　這封書書札明顯地表達了他對于作品更看重其中的工麗巧致，欣賞“性情卓絕，新致英奇“的作品，這與蕭統(tǒng)的文學觀念是有所不同的。由于這些觀點是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款款道來，親切可人，沒有一本正經的教訓意思在內，易于為人所接受，即便不能為人所認同，也不致于劍拔弩張，導致沖突。

　　另一方面，蕭綱對于文壇的批評也是嚴厲而坦誠的。在《與湘東王書》中，他通過與蕭繹的這封書信，批評當時一些文人的創(chuàng)作濫用事典，不看對象：

　　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蕭綱批評當時人學習謝靈運與裴子野，但是不能得其長反得其短，而是東施效顰，越仿越糟。他正面提出對于當時文士作品的評價：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硃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蕭綱將弟弟比做曹植那樣的文壇領軍，認為可與他進行對話與商談古今，品評文章，“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今存的蕭綱集子，有多封他與湘東王的書札，其中多次談到他與其弟款款深情，傾心交談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看法的書信，保留著許多關于文學評論的看法。這種對話之方式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帝王之中還是很少的，也是魏晉六朝文藝批評史上一道獨特之風景線。

　　梁代文壇蕭氏三兄弟的另一位人物則是蕭繹。蕭繹(508–554)，是梁武帝弟七子，曾被封為湘東王，大寶三年在江陵即位，后被西魏所害。明年被梁追尊為孝元皇帝。《梁書》卷五《元帝紀》曰：“高祖第七子也。天監(jiān)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為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為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為使持節(jié)、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湘東王蕭繹長期鎮(zhèn)守邊西，一直手握重兵。《梁書》卷五《元帝紀》稱“世祖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云、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于世。”他的書札中也不乏類似蕭綱那樣與文士交游的內容。比如《與蕭挹書》中曰：“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云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后，唯在茲日，惟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在這封信中他與蕭挹深情地回顧了以詩交游的經歷，盼望得時與他再聚，以詩交心。蕭繹的文學觀較為接近蕭統(tǒng)，不像蕭綱那樣激進。與他交往的文士中不乏裴子野那樣的守舊人士，蕭繹樂與他們作布衣之交。蕭繹性情猜忌，《南史》的作者對他頗多指責。但蕭繹對于性格孤傲的文士劉孝綽倒還算得上寬和。在他出任湘東王時，曾寫信撫慰因事免職的名士劉孝綽可因幽居而發(fā)憤著述，吟詠情性：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眾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于廬江；遮道之奸，慮興謀于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于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饑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為好事。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

　　這封信寫得情辭懇切，通過現身說法，勉勵劉孝綽不要因一時困頓而放棄寫作。使劉孝綽深為感動，于是寫信作答：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睹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慚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跡。雖乖知二，偶達圣心。爰自退居素里，卻掃窮闬，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郁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為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于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于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qū)區(qū)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劉孝綽在信中以曹植與楊修作比喻，說明兩人的知心，也道出了內心的煩憂。雖然《梁書本傳》上說“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顏氏家訓·文章》中也說“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為許多人所嫌惡。但是蕭繹對他還是有所包容，后來劉孝綽在湘東王府下任職，雖然不受重用，但還是得以全身，倒也沒有像楊修那樣罹禍。

　　蕭繹的文學觀念與蕭綱相比，較為中和。在《內典碑銘集林序》中，他提出文學的審美規(guī)范是：“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這種觀點與劉勰以及昭明太子蕭統(tǒng)的文學觀較為接近。不過在涉及文學的性質特點時，他的思想卻是很先進的。蕭繹在《金樓子·立言篇》中提出：“諸子興于戰(zhàn)國，文集盛于兩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后生。”從這里也可以見出他是并不否認教化原則的，但是他更重視文學自身的規(guī)律。他以《金縷子·立言篇》中闡發(fā)了自己對于文筆之辨的看法：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圣人之經，則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通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總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舍近求遠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文之筆，其源又異。

　　蕭繹的看法集中代表了齊梁時期重視文學形式美的觀點，首先他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論述了文學家和儒學之士的區(qū)別，然后，又區(qū)別了當時博通子史，善為章奏的“學”、“禾”與“文”的差異，顏延之、范曄、劉勰論文筆之辨都以音律為尺度，蕭繹的看法則大大進了一步。他認為“文”不單指有韻（指押韻腳），而且還要有華麗漂亮的詞藻（“綺縠紛披”）、抑揚悅耳的音律（“唇吻遒會”）與婉麗動人的情感（“情靈搖蕩”）相結合，方能構成真正的“文”。即使是“筆”，也要求“神其巧惠”即講究構思的巧妙，以別于“直言之言，論難之語”。蕭繹強調：“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彌漫，唇吻遒會，情感搖蕩。”正是當時文學批評領域的這種對話與交流，促使蕭繹對于當時的文筆之辨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推動了中國古代關于文學價值特征的認識。

　　蕭繹自己的作品也大都以興為美，是對于生活實踐的真實感受。比如他在《秋興賦》中寫道：

　　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傷二情之本背，更同來而匪方。復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洞庭之葉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與行子，必承臉而沾衣，紛吾閑居有怡，優(yōu)游多暇，乃息書幌之勞，以命北園之駕。爾乃從玩池曲，遷坐林間，淹留而蔭丹岫，徘徊而搴木蘭。為興未巳，升彼懸崖，臨風長想，馮高俯窺，察游魚之息澗，憐驚禽之換枝，聽夜籖之響殿，聞懸魚之扣扉，將據梧于芳杜，欲連留而不歸。

　　秋風蕭瑟，萬物索漠，人們在孤寒中自然會想到思念之情。而一輪皓皓明月，則是遠隔萬里的情人之間的信使。蕭繹的《蕩婦秋思賦》描寫了皎皎明月與蕩婦秋思情景交融的意境：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云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雙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于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

　　這篇賦鋪敘倡婦在秋月秋水中惆悵自傷，孤寂難耐的心境，景物在這里成了襯托主人心境的對象。思婦在孤獨之下，只有借山水自然物來排遣。在《玉臺新詠》收錄的許多作品中，這種以秋月作為背景的思婦詩就更多了。可見他自己倡導的文學觀念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還是有所收獲的，證明效果是積極的。

　　從上述對于蕭氏三兄弟的彼此對話之間彰顯的文學觀念中我們可以得知，南朝梁代文學與文化的繁興與多彩，與這種“和而不同”的對話精神與方式直接相關，并且形成了一種文化氛圍。蕭統(tǒng)與他周遭的文學人物編選了《文選》，而蕭綱與他的文學侍從徐陵等人則編選《玉臺新詠》，這兩部文學總集中的美學觀點很不相同，但又交相輝映，各有特點，一部是雅文學的總集，另一部則是俗文學的詩集，蕭統(tǒng)與蕭綱由此還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文學集團。不過，這些都沒有妨礙他們之間的對話，這兩大文學集團與曹丕、曹植文學集團的政爭不同，沒有染上政治斗爭的色彩，更沒有發(fā)生政治傾軋與殺戮的悲劇，不像曹丕因丁儀兄弟參與曹植集團而加以殺害那樣。蕭統(tǒng)身為兄長，盡量利用兄弟親情關系，通過款款交談來求同存異。而曹丕與曹植與身邊的文士多有交流與對話，但是從目前看到的文獻來看，他們兄弟之間并無書札交流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的心得體會。這一點蕭氏兄弟要勝于曹氏兄弟所為。梁武帝蕭衍富于才學，對于當時的許多文士是不喜歡的，比如沈約、何遜、吳均、劉峻等人都被他所厭棄。[2]但他決沒有像曹操殺楊修那樣，殺過文人，這一點也影響到他的兒子與文士的關系上面。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兄弟之間既有如此大的思想差異又能夠共生共融的特例并不多見，或者說是絕無僅有的，三蕭的文學對話可以說是一道奇特的景觀。《文選》、《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詩品》這些經典誕生在這種思想對話的氛圍中，呈現出瑰麗多姿的風采，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古代的詩話傳統(tǒng)也受到這種對話方式的澤溉，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中率多運用對話方式展開，歐陽修與梅堯臣就曾開展過坦率的對話。因此，對話精神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也是今人值得傳承的中國文學批評的文化精髓。

注釋：

[1]梁武帝禪齊后，在《敘錄寒儒詔》中自述：“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辟館，造次以之”。他多次下詔，修禮作樂。《訪百僚古樂詔》中提出：“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辯賤，而《韶》、《鑊》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托。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鐘石斯謬”，在《答何佟之等請修五禮詔》中提出“禮樂壞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訂，以為永準”。簡文帝蕭綱也倡導儒家“詩教說”，在《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中明確提出：“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強調文學對百姓的教化作用。梁元帝蕭繹同樣十分重視儒家的道德。蕭繹在《與學生書》中曾講：“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于己，道在則尊。”這里的“道”即指儒家的立身之道。梁元帝提倡孝道，《孝德傳序》中有言：“夫天經地義，圣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

[2]《梁書·文學傳·劉峻傳》記載：“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

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