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見太史公在敘述了扁鵲、倉公二人的精彩傳奇故事之后，作了這樣的評論：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后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太史公結合自身的經歷，憤然指出，扁鵲是因為擁有超絕的醫術而被人傷害，倉公因有意隱居而橫遭殃禍。又引用了老子的話說，美好杰出的人是不吉祥的東西。這樣的論述，令人感到突兀難解。細查《老子》章句，并不是這樣說的。《老子》第三十一章說：“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意思是兵器是不吉祥的東西，人們或許厭惡它，所以有道德的人不愿以兵處事。老子又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戰城南》詩云：“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這是來自于道家和兵家的思想，用兵是不得已的下策。

　　太史公究竟引用的是《老子》的哪一種版本，暫且不論。先說扁鵲和倉公的“不祥”遭遇，不是因為自身的“美好”，而是在于處事的善巧不足。如果他們都能學一學歷史上幫助越王句踐戰勝吳國后及時全身而退的范蠡，就不會有這么悲慘的下場。范蠡深知句踐可與共患難，不能同安樂。如果一直留在句踐身邊，自己的結局肯定和伍子胥差不多。伍子胥被吳王夫差賜死后，把尸體“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所謂“鴟夷”，是古代盛酒的壺狀器具，一種皮制的口袋，用時“盡日盛酒”；不用時，可收起疊好，隨身攜帶，也就是俗話說的“酒囊”。當時，伍子胥的尸體被裝到“酒囊”后，“鴟夷”就成了他的代名詞。想當初，是威風赫赫的“智囊”；到最后，卻成了供人笑談的“酒囊”，這就是所謂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作為句踐的“智囊”，范蠡不是不喜愛榮華富貴，實在是伍子胥這個現成的“酒囊”，像一個巨大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他的心頭。他是個聰明人，不想自己也變成第二個浮水的“酒囊”。為了時刻警醒自己，在立即遠離句踐之后，“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鴟夷子皮”即“鴟夷皮子”，意為酒囊皮子，他這副皮肉目前還完好無損，是未被加工成“酒囊”的皮子。這種自警的調侃味道很足，其中也多少充滿了一些苦澀和無奈。雖然目前還是個酒囊皮子，沒有被加工成“酒囊”，但以后如果再給第二個句踐當智囊，是很難保證不被加工的。果然，范蠡在齊國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并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范蠡的賢明能干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他再次激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他“激流勇退”的主要原因，還是一直想起“酒囊”這個東西。范蠡隱退后，又一次經商成巨富，又多次散財濟人，自號陶朱公，被后人稱為中國儒商之鼻祖。改名為“陶朱公”，說明“酒囊”的陰影已經從心頭逐漸消除了，這意味著他終于做到了全身而退，非常善巧而圓滿地避開了“不祥”的境地。

　　反觀扁鵲、倉公二人，卻沒有這樣的智慧與善巧。究其原因，于退身之道參悟不足。二人只是單純的藝技之人，僅僅是得奇藝于奇異者，扁鵲受技于長桑君，倉公得藝于公乘陽慶，兩位高人師傅只知匆匆傳授技藝，卻沒有教給徒弟做人處事及“功成身退”的道理，雖然“名聞天下”，卻都落得個悲慘的結局。

　　由此可見，真正的“美好者”，不是技藝和人的素質本身，而是指人要具有“功成身退”這種智慧賢良的品質，一個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全，有什么美好可言呢？史書中多次稱贊張良說：“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卻粒，比于樂毅、范蠡至乎顛狽，斯為優矣。”“美好者”與“不祥之器”，不可同日而語。“美好者”由品質決定，由智慧成就；“不祥之器”因暗昧遭難，與技藝無關。智慧在于退讓，善巧在于及時。所以，老子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與天同道，永遠美好！

　　綜上可知，真正的“美好者”，并非“不祥之器”。太史公引文有誤，論乏精當。

（作者單位：嘉峪關市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