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立足于中晚明這個特殊時期，把山人現象作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提出來具體闡述，意在研究山人現象與中晚明時期文學娛樂化傾向的關系。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山人現象在中晚明時期特別突出，并分析中晚明時期文學的娛樂化傾向；第二部分闡述受中晚明時期文學的娛樂化的影響，山人表現出順應時代潮流的生存方式；第三部分為小結，指出山人現象受中晚明時期文學的娛樂化影響的同時，也沖擊了晚明文壇。

　　關鍵詞：山人現象；中晚明文學；娛樂化

　　作者簡介：陳濤（1981－），女，重慶人，畢業于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學歷，主要從事古代文論研究。

　　本文所說的文學的娛樂化，是使人快樂供人消遣以區別于政治目的的特性。明代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轉型時期，政治秩序的集權化、系統化，人口的持續增長，經濟的貨幣化、多樣化……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商業化的沖擊，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傳統社會的反思，形成了適應新的社會現狀的新的觀念，包括消費、享樂、任情、適性等等，他們的生活觀念、行為方式，也一定會反映到文學中，從而形成明代文學獨特鮮明的時代特色，也就是走向平民、走向通俗、走向娛樂。山人現象在這個時期十分突出，與明代中晚期文學娛樂化關系密切，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一、山人現象在中晚明時期的凸顯

　　（一）山人的定義

　　山人文學,在明初就已作為與臺閣文學對立的一類文學出現在文壇上,就已經有山人開始創作山人文學了。而直到晚明時期，山人現象才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現象。正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所言：“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游無籍輩。以詩卷遍贄達官。亦謂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歲。”；“近來山人遍天下”[1]；有關山人大行于世的記錄還有：“四十年前山人出外，僅一吳擴。其所交不過數十人，然易為援拯。足自溫飽，其后臨清繼之，名最重，吳縣繼之，鄞縣又繼之名重，又所獲亦皆不貲，今盡大地間皆山人也。”[2]明萬歷年間出現將山人盡趕出京的“恩詔逐山人”的一幕，其原因之一就是京城山人過于泛濫。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一文談到：“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經濟繁榮條件下對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舉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學影響下的任情適性的士風，以及儒生與文人的混合。”，“拋棄儒學，不參加科舉，完全轉入娛適自我的人生。其作為一個晚明時代相當突出的社會現象，反映中國知識分子價值觀念的一個轉動趨向。”[3]“拋棄儒學，不參加科舉，娛適自我”便是山人所表現出來的風范。那么關于“山人”一類人的定義，清代黃宗羲所編的《明文海》中收錄有徐應雷的一篇文章《讀弇州山人集》，其中做了如下解釋：“所謂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業。若弇州山人是真山人，先朝孫一元自號太白山人，其標韻高絕，是真山人，其有位無位勿論也。嘗聞有布衣投詩于弇州公，自稱山人。弇州公批其詩尾曰：此曹何所長，而稱山人耶？山人之不易稱如此令人大憒：以軒冕為青云之士，以布衣為山人，于是公卿錄錄不能。望齊景公魯季氏之萬一，并曰青云之士。布衣挾詩文奔走公卿之門，并曰山人，庸知巢由。故青云之士，而弇州公尚書可稱山人哉。今之稱山人者，大都號能詩文……”[4]張建德先生把明代山人的稱號分為三種主要的形式：隱士、文人的雅號、特殊的山人群體。[5]本文所討論的山人，并非一定指的山居者（即住在山林中人），而是整個明朝所使用的廣泛意義上的山人，或許他們“標韻高絕”；或許他們“能詩文”，是否山居并不是重點。黃卓越先生在《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一文中把山人劃分為三個層次：以山人自號，居住在山林中人；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與臺閣對峙的布衣之士；以山人自居，原本是官宦，除職后選擇隱逸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說他們是山人的慕習者。[6]可以說他們既不能完全與世俗隔絕，又不愿走上仕途，也無所事事地周游于士人之間，因此，他們就成為非常活躍的一個特殊群體。

　　（二）中晚明時期文學的娛樂化

　　中晚明時期的思想解放必定帶來文學的解放，反映在文學作品上便是更多地關注個人利益與個人欲求。李贄就說：“以自私自利之心，為自私自利之學，直取自己快當，不顧他人非刺。”[7]明初，程朱理學作為代表統治者意志的官方思想，極度地束縛著人的自由，扭曲著人性。從正德時期到明末，掀起了肯定個人情欲與追求人格獨立為主流的人文主義，實際上就是經濟生活在文化思潮上的折射，由內向外，由虛入實，擺脫了理學心性道德的枷鎖，顛覆了傳統的以犧牲個人情感以及本能真實行為為代價的思潮。成復旺先生對此有著非常精當的見解：“自中、晚唐即開始衰落的封建社會，到明中葉進入了末期，古老的中國大地掀起了涌向近代的啟蒙思潮。這一啟蒙思潮在人學與美學方面的表現，就是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美的解放。先進的思想家們認識到，大多數個體人的現實生存是社會存在的依據，不應該是大多數人犧牲自己的利益改造自己，而應該是社會根據大多數的利益改造自己，這就是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8]從明中期崛起的王學到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獨抒性靈”，湯顯祖的“至情”，唐順之的“直寫胸臆”，強調的都是個人真實的情感，追求自由，個性解放已經蔚然成風。借用陳寶良先生的一句話：“在市民社會的地盤里開了花的文藝復興，本身就是個性覺醒史的第一頁。”[9]個人抬頭，個性解放，對中國社會來說意義非同尋常，正是這樣的思潮，造就了中晚明時期獨特的文學趨向。在經濟繁榮，士商互動，文人與藝匠交流頻繁的背景下，文學價值觀、審美觀必定走向俗化。傳統的文學價值觀以雅為高，以俗為卑；新興的文學價值觀則是以俗為高，以俗為妙。更有甚者把通俗小說與儒家經典拿來做比較，認為通俗小說的感染力超過了“六經”，將通俗文學的價值提高到“六經”之上，這無疑是歷史性的突破和跨越。“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10]文人們的作品因此也更多地關注尋常百姓、市井眾生、普通凡人的喜怒哀樂，生活瑣事，“寫世情”的文學取向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幅幅市井風情和世俗娛樂的社會圖景。近代龔自珍對這樣一種新思潮新文藝做了高度評價，肯定了明中葉以來市民階層和江左風氣：“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為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11]濟世安民、儒道主導的上層雅文學已被新形勢下日漸繁盛起來的俗文學所代替，市民喜聞樂見的尋常世俗之事成為作家創作的主題，通俗的語言則是這類作品廣為流傳的基本要求，只有這些貼近生活的百姓事，才能讓廣大民眾在勞作之余享受到一種輕松悠閑的快樂，既打發了閑暇，也愉悅了身心。這在一直以來以“雅”、“正”為主導價值體系的中國古代社會，是一次巨大解放，同時也是一個重大突破，可以說，中國文學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顧炎武的《日知錄》卷十三：“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如見之，是其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12]小說、戲曲、山歌等文學樣式，包含著市井人情、裸露性愛、五光十色的人生百態，來自生活，緊貼人心，入于俚耳，極受歡迎。因此在文學中，也必定反映著這個時代對于世俗人情事態的玩味，對官能美感享受的追求，對新鮮刺激事物的好奇。如傳統的詩文能登大雅之堂，處于正統地位，但在明中后期卻有了新的轉變。鄭元勛，就明確地宣揚文學的娛樂作用。他編輯小品文專輯《媚幽閣文娛》目的就在于娛情悅性,《自序》中有這樣的說法：“吾以為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六經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悅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則天地產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悅人者，則何益而并育之？以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悅則生亦槁，故兩者衡立而不偏絀。”[13]在他看來，文學就是用來供人愛玩的，否則便不是文學。他從娛樂的角度出發，使文學擺脫了六經，獲得獨立意義并對之作出高度評價。其實早在梁代的蕭繹就曾說過：“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14]文章應抒情并注意聲律和詞采方面的華美，這種華美其實是含有娛心悅目的功能的。蕭綱在《答張纘謝示集書》中也說過：“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15]可見他也強調文藝“寓目寫心”的娛樂作用。宋代的蘇軾也對文藝娛悅功能有過表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16]到了明代這個觀點就更加流行起來了。李贄《寄京友書》中說：“大凡我書皆為求以快樂自己。”玩適便是他進行文學創作的最終目的：“遨游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謔而不為虐，億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如何，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術數相將，……聊與之游，不令人心神俱爽。賢于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乎？……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茍能游心于翰墨。螢聲于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18]不管是小說戲曲還是詩文，都以娛樂性來體現文藝的本質，這樣的文學，對古代社會的傳統文學觀是一個巨大的沖擊，不能不說這是具有美學價值和文學意義的。

二、中晚明時期文學的娛樂化對山人現象的影響

　　本文討論山人現象，并無意去追溯山林與臺閣在明一朝的相互消長的變化規律，衰降興盛，而是在明中期以至后期這個背景下去討論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文學中的娛樂因素的關聯。山林文學，山人現象，經歷了朝/野關系的二元長期對立，經歷了“累朝熙洽”，“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19]的景象，經歷了臺閣政治所確立的以儒家學說主導的功利主義的價值體系，終于在成弘之后浮出水面。“變化出現于成弘以后，整個社會思想開始逐漸松動，特別是一些理學家的示范，如陳白沙的避居鄉野，倡自然之學，及其一脈弟子的放棄科舉或仕途等，盡管仍屬儒學范圍內的新取向，卻透露了時代轉換的最初信息，使過去二元式朝/野結構由壓迫型向游離型轉換。與此同時，對山林生活及其價值的認識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包括一些臺閣文臣在內，也始對山林派作新的評價，其言論很具代表性。”[20]首先是對“隱逸”有一種開放性的認識，并對之表示肯定與表彰。如程敏政在《湖上青山詩序》中稱歷代逸民陶淵明、司空表圣、林復等為“幽貞之士”，“節偉矣”，又說雖學圣賢之學更好，但若“生侈糜之鄉，操可以富貴之具，乃退然與寒梅野鶴自放于湖山，而求和答于樵人牧子以為樂，也是可令人“敬曲”。[21]程敏政長期罷官居家，思想上必然傾向于個人化，自然化的人生選擇，所謂“窺鳶魚之趣，適仁智之性，以自得于溪云山月之外，則圣門之樂存焉。”（《湖上青山詩序》），“隱不樂士”（《竹窩靜趣記》），“厭薄書之勞，起尋壑經丘之志……不復問世事，思置其身于農夫漁父之間。”（《碧云深處記》）都可見他追求隱逸自適不為世事所累的悠閑生活方式。吳寬也在文章中表示出對山林文學的贊賞：“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身厄。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鐘鼎為何物，且有浮云富貴之意，又何窮云？……”[22]山林價值中“忘情朝市”、“陶然以醉，翛然以游”的生存方式已明顯地與個體人生命本身的人文關懷，人生意義相關聯，凸顯那種內心的怡然自得的單純的人生快樂。“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整體的心態變化，表現為對物質財富的無盡追求，對生活享樂的企羨，對情欲的放縱。山人也不例外，他們不僅追求更好的生活，有時甚至近于奢華。”[23]山人自覺地、努力地為自己設計一種輕松的娛樂化的生活以適應這個社會。

　　（一）山人有出游的喜好。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提到的山人或游山川名勝，或游于貴族大戶之門，他們追求的境界，是出世游玩，而不是隱遁出塵。何喬遠曾談到正嘉間所盛行的山水游風習：“正嘉間海內士大夫好為山水游者，太末則方豪思道，天臺則蔡潮巨源，姑蘇則都穆玄敬……人比之謝靈運、柳子厚。”[24]歐大任序、林釴《鄭少谷墓碑》記鄭善夫喜游，侯一麟《程山人傳》記程誥，程誥所寫詩歌也與游玩有關，其他山人陸采，張詩，傅汝舟也有好游的習慣，不必一一列出。晚明這樣一個特殊的生存環境使得許多文人將個性意識落實到賞玩山水的閑逸自適的生活追求中。而游走于官宦之家的也可以從中享受到聲色之樂，雪竇山人魏耕“于酒色有沉癖。一旦之間，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祈氏兄弟竭力資給之。先生至，輒為置酒呼妓。”[25]；“多數人與青樓妓女們廝混，根本沒有什么真情，只是為了放縱情欲。”[26]

　　（二）山水游玩與縱欲享樂當然對詩人寫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大多有嗜詩的癖好，將寫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娛樂方式，或是證明自己價值的途徑。王世懋對此有一段說明：“我國家右經術，士亡由詩進者，放曠畸世之人乃始為詩自娛，宜其權在山林，而世不乏響。然弘正以前風氣未開，振騷創雅，實始李何，其人又皆以進士顯，而其間稍稍建旗鼓菰蘆中，能與相角者，一孫太初山人而已。”[27]山人寫詩最盛行是在萬歷時期。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十二《俞羨長集序》：“大江以南山人詩人如云。”[28]山人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有著自己獨有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因此他們的詩歌可以傳載他們的心路歷程，與傳統詩歌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詩講究政治教化，溫柔敦厚，而山人詩則是下筆放任，講究自己內心的舒坦，情緒宣泄，如徐渭之詩《少年》：“少年定是風流輩，龍泉山下鞲鷹睡，今來老矣戀猢猻，五金一歲無人理。無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歡笑，為君一鼓姚江調。鼓聲忽作霹靂叫，擲棰不肯讓漁陽，老而貧，人侮之。醉而為予一擊大鼓，絕調也。”袁宏道《徐文長傳》稱他的詩“不掩真情，痛快淋漓，”[2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徐詩評論如下：“才高識僻，流為魔趣。選言失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蕩心靈，而揆以中聲，終為別調。”[30]山人對自身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們追求人生之真，追求自適之趣，追求自由灑脫，詩歌中也體現出這些人生趣味。山人不見得就只寫山林自然，城市也是他們不會錯過的一道風景。只要能表達此時此景此情，城市與山林其實都無所謂了。這些都足以展現詩人灑脫的情致，美好的心境，足以怡人心，足以悅人目。袁宏道、江盈科都曾縱筆寫過繁華的都市生活，陳繼儒也寫城市風情，不過是綺麗中帶些清美。

　　中晚明時期掀起的個性化娛樂化思潮席卷了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文學、政治、哲學、藝術、日常生活，無不打上娛樂的標記，由以文刺世的指向外在轉入表達個人窮愁哀怨的指向內在；由群體意識轉入個體意識，既有玄遠的高情遠韻，也不乏形而下的市井俗趣。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文人們耗盡了他們的政治熱情之后，轉以寫可以自娛的文章，享受清雅舒適的生活。研究山人現象，我們應該看到由此影響而形成的中晚明時期的山人文學、山人文化。“明代文化的市井化特征呈現為一個日趨強化的過程，它與名士文化，隱逸文化結合，接受并改造了王學左派的思想，造就了明代獨特的山林文化。這種混合型文化具有反道學，提倡個性自由的特點，以追求個體生命欲望的滿足為皈依。”[31]例如山人文學對明代文壇的影響，可以說有這樣一層文化內涵：山人文學沖擊了明中葉以來士大夫主導文壇的格局，晚明文學的“山林氣息”、“世俗化”、“平民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山人文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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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前引書，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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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15頁。

[23]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頁。

[24]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前引書，第236頁。

[25]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見黃云眉《鮚崎亭文集選注》，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第88-89頁。

[26]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前引書，第144頁。

[27]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前引書，第227頁。

[28]（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一五0冊，集部別集類，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566頁。

[29]（明）袁宏道：《徐文長傳》，《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九，鐘伯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6頁。

[30]（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徐文長集》卷一七八，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第3919頁。

[31]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頁。

注釋：

[1]（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85—586頁。

[2]（明）王世貞：《觚不觚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零四一冊，子部小說類，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

[3]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載《東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1期。

[4]（清）黃宗羲：《明文海》第三冊卷二五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7年，第2647頁。

[5]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頁。

[6]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08-209頁。

[7]（明）李贄：《寄答留都》，《焚書》增補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11頁。

[8]成復旺：《中國古代的人學與美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06頁。

[9]陳寶良：《晚明文化新論》，載《江漢論壇》，1990年第6期。

[10]（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32頁。

[11]（清）龔自珍：《江左小辨序》，《龔自珍全集》，王佩諍校，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0頁。

[12]（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日知錄集釋》，黃汝成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44頁。

[13]（明）鄭元勛：《文娛自序》，《媚幽閣文娛》，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第1頁。

[14]（梁）蕭繹：《金樓子·立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四八冊，子部雜家類，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第853頁。

[15]（宋）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卷五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八八冊，子部雜家類，前引書，第339頁。

[16]（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六，張明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4頁。

[17]（明）李贄：《寄京友書》，《焚書》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95頁。

[18]（明）李贄：《李生十交文》，《焚書》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59—360頁。

[19]（明）吳寬：《石田稿藁序》，《家藏集》卷四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二五五冊，集部別集類，第385頁。

[20]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前引書，第213頁。

[21]（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王雲五主持。

[22]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15頁。

[23]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頁。

[24]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前引書，第236頁。

[25]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見黃云眉《鮚崎亭文集選注》，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第88-89頁。

[26]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前引書，第144頁。

[27]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人觀研究》，前引書，第227頁。

[28]（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一五0冊，集部別集類，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566頁。

[29]（明）袁宏道：《徐文長傳》，《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九，鐘伯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6頁。

[30]（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徐文長集》卷一七八，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第3919頁。

[31]張德群：《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頁。

（作者單位：云南蒙自紅河學院人文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