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中國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出生于書香世家，15歲入縣學。十二歲以后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史書，了解中國歷史。16歲自學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蘇州東吳大學、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專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zhàn)期間，歸鄉(xiāng)閉戶著書。抗戰(zhàn)勝利后，重返光華大學。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生教授。

　　史學代表作品：《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為代表的四部斷代史、《呂思勉讀史札記》等。

　　家學淵遠，遍讀群書

　　先生生于書香世家，家學淵源頗為深厚。呂氏先祖原居江蘇宜興，明永樂年間才遷居至常州。呂家世代仕宦，先祖呂宮（字長音、蒼忱，號金門），為清代常州第一狀元，官至弘文院大學士，《清史稿》有傳；高祖父呂子珊，嘉慶十五年庚午順天鄉(xiāng)試舉人，曾任河南偃師知縣；曾祖父呂佑遜，道光二年壬午鄉(xiāng)試舉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諭。祖父呂懋先，國學生，曾任江西奉新縣知事。

　　先生父親呂德驥（字譽千），生于咸豐二年（1852），年輕時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縣學教諭，對《易經(jīng)》深有研究。著有《抱遺經(jīng)室讀書隨記》及詩集若干卷。母親程梫（字仲芬），生于咸豐三年（1853），為武進名士程兆縉次女。亦能詩能文，著有《逸秋詩鈔》及《讀書隨筆》各1卷。

　　呂思勉自述治學經(jīng)過云：

　　“初能讀書時，先父即授以《四庫書目提要》。此為舊時講究讀書者常用之法，律于問津之初，作一鳥瞰，略知全體學科之概況及其分類也。此書經(jīng)、史、子三部，予皆讀完，惟集部僅讀其半耳。”

　　“予年九歲時，先母即為講《綱鑒正史約編》，日數(shù)葉。先母無暇時，先姊即代為講解。故于史部之書，少時頗親。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錄》、《廿二史札記》及《經(jīng)世文編》，使之隨意泛濫。雖僅泛濫而已，亦覺甚有興味。”

　　“至十六歲，始能認真讀書。每讀一書，皆自首訖尾。此時，自讀正、續(xù)《通鑒》及《明紀》。先父授以湯蟄仙之《三通考輯要》，予以之與元本對讀，覺所輯實不完具，乃舍之而讀元本。此為予能自讀書之始。”

　　“甲午戰(zhàn)時，予始知讀報，其后則甚好《時務報》……予論政治利弊，好從發(fā)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證，故遂逐漸走入史學一路。自二十三歲以后，即專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寫了他二十三歲前的學習情況：（一）他出生于史學氣氛濃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誨。（二）他從目錄學入手。（三）他養(yǎng)成讀書必讀“元本”以及“自首訖尾”的習慣。（四）晚清內(nèi)憂外患的局勢，使他從注意“時務”、“推求”因果，而專意治史。

　　1982年“呂思勉史學論著編輯組”撰寫的《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提到“呂先生從二十三歲起，就決心獻身于祖國的學術事業(yè)”，先生幼年起便系統(tǒng)地閱讀了經(jīng)學、史學、小學、文學等的各種文史典籍，23歲后方專治于史學。在元史專家屠寄（字敬山）的影響下，先生始讀遼金元史，從此愛好民族問題研究，并于二十三歲青年之際，首次讀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傳聞說先生一生共讀過3遍“二十四史”。

　　執(zhí)教于常、蘇、滬、沈

　　1905年他應常州溪山小學堂創(chuàng)辦人朱少堂之聘，執(zhí)教于該學堂；1906年二十四歲時，由沈問梅先生介紹，赴蘇州教會學校東吳大學教國文歷史，因氣味不投，至暑假即辭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許星璧與士紳揮祖祁等人創(chuàng)設“常州府中學堂”，首任監(jiān)督（即校長），在校二年又二個月，深受師生（如錢穆即為先生在常州府中學堂時的學生）愛戴。

　　1910年，屠寬的父親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張譽創(chuàng)辦的南通國文專修館，培養(yǎng)辦理公文的人才，邀請他去幫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楊秉銼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學公會辦的上海私立甲種商業(yè)學堂教應用文字，并教商業(yè)地理、商業(yè)經(jīng)濟。因無教科書，他就邊參閱日文書，邊講授。

　　1914年7月由沈頤介紹進中華書局當編輯，因在書局專事編輯教科書、參考書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遠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楊成能介紹他去沈陽高等師范學校任教，于是辭去了中華書局的務。

　　1919年冬，沈陽高師仍來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陽。不久，他深感此間專制守舊，便提倡學生閱讀新雜志書籍，認為“生今之世，總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專門安排課時讓學生閱讀。

　　20年代初，先生積十余年教學的經(jīng)驗和研究成果，寫就《白話本國史》，于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受到史學界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為二三十年代發(fā)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長期被用作大學的教科書和青年“自修適用”的讀物。史學家顧領剛先生對這部通史作了高度評價，說“編著中國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綱鑒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先生出，有鑒于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diào)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可以說，《白話本國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學界和學術界的地位。

　　1923年，應校長王飲鶴聘，赴江蘇第一師范學校執(zhí)教。在該校期間，他先后寫成有關文字的著作四種。此外還編寫了文學史講義、群經(jīng)概論、國文講義等。

　　進入光華大學

　　1925年，上海發(fā)生“五冊”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極大的憤慨，其中圣約翰大學暨附屬中學的愛國師生為悼念被殺害的工人，舉行罷課，并在校內(nèi)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長卜芳濟竟然蠻橫無理地將國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學生553人，教員19人憤而離校，并謀創(chuàng)辦光華大學。張壽鋪先生任校長，知名學者如錢基博、張韻海、容啟兆、顏任光、胡適、徐志摩、朱公謹、羅隆基、潘光旦、吳澤霖、廖茂如等，激于愛國熱忱，紛紛來光華執(zhí)教。

　　時先生已應滬江大學之聘，教授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字學等課程。但看到光華初創(chuàng)，便決定應光華國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請，赴光華任教，實實在在地為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出一把力，爭一口氣。從此，幾與光華終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調(diào)整，“光華”并入華東師范大學。

　　他進光華后，初任國文系教授，后歷史系設立，即延為主任。每周上課十多個課時，先后開過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民族史、先秦學術概論、宋明理學、經(jīng)子解題、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學等十余門課程。他常穿深色的長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視眼鏡，謙遜、質樸、睿智而又自信，具有東方學者的風度和氣質。他的講課富有魅力，很多受業(yè)的學生認為聽他講課是一種享受。他上課時帶幾本古籍上堂，先用淺近的文言文，以剛勁挺拔的書法，寫上一二段提綱，然后邊踱方步邊緩緩講授，言詞清晰，語氣平和，引經(jīng)據(jù)典，脫口而出。先生對學生的考核也別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錄其一組試題，可見之一端：

　　《中國通史乙組試卷》

　　習慣、法律，村于離婚往往加以禁膽。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謂社群制度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為女子之敵，其說若何？

　　試述女系氏族易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聯(lián)絡之人，血緣關系實多疏遠，何以仍能有親愛之情？

　　試述氏族崩潰，家庭代興之故。

　　古以多男為福，諺稱養(yǎng)兒防老。然實際上，現(xiàn)代父母欲得其子孝養(yǎng)甚難，試就經(jīng)濟制度，劊析其故。

　　齊有巫兒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繼承，必專于男，其故安在？

　　或謂今人之牲，實為無用之長物，僅因習慣而存在，其說然歟？

　　右九題，作一題即可完卷，九題全作，亦無不可，總之多少不構，能勿抄錄原文最佳，見解與講義不同，或相反背，均無不可。

　　在光華期間，先生將大部分時間放在歷史研究和寫作上，出版的歷史著作有十余種，史學論文、札記數(shù)以百計。重要的有：《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民族史》、《先秦學術概論》、《理學綱要》、《呂思勉讀史札記》（匯編了《燕石札記》、《燕石續(xù)札》未曾發(fā)表過的讀史札記共526篇）。

　　“一片冰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同年11月29日常州淪陷。當時他對女兒呂翼仁說：

　　“我已年過半百，大半輩子過去了，決不向日本人低頭！”

　　先生非常重視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島上完成的《呂著中國通史》，是為適應大學文科學習通史的需要而編寫的一部特殊體例的著作，此書開卷就說明宗旨：“頗希望讀了的人，對于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xiàn)狀的所以然。對于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于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在書中啟示讀者，對中國的前途應充滿信心。通過對經(jīng)濟制度和社會改革思想發(fā)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會改革，以及中國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趨勢。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后，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公共租界，孤島淪陷，各大學次第停辦，光華大學滬校也暫時停辦。光華大學的十五位同學得知先生和另一位教授回鄉(xiāng)的消息，于當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鋪一家酒樓，為這兩位深受同學尊敬的師長踐行。席間，相互勉勵，堅守節(jié)操，共赴國難；席后，合影留念，先生在照片右上角寫上了“一片冰心”四個擲地有聲的大字。

　　1942年，日本侵略軍為了控制淪陷區(qū)人民的抗日斗爭，堆備發(fā)放“良民證”，并讓每個領證人都要捺手印，他無比憤慨，決定不做這等有辱國格人格的事。此時，常州鄉(xiāng)間游擊區(qū)正在籌辦中學。于是，他到常州南鄉(xiāng)湖塘橋青云中學高中部和坂上鎮(zhèn)大劉寺輔華中學執(zhí)教，其時環(huán)境惡劣，條件艱苦，先生疲憊不堪，大病了一場。一年后，便辭去兩校教職，回常州專事撰述《兩晉南北朝史》，藉稿費度日。他雖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節(jié)凜然。在常州期間，城門口的日本兵雖撤，不必再行鞠躬禮，但有的地方仍有日本兵的崗哨，行人經(jīng)過時還要脫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復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軍投降后，光華大學復校，翌年先生特在上海買了一頂六合帽戴上，揚眉吐氣，昂然歸故里。

　　蠟炬成灰淚始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先生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工作，先后擔任過光華大學工會主席，江蘇省政協(xié)委員。同時，他還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回顧總結，不斷地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前進。1954年6月撰成的《中國史籍讀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歷史著作，書中指出要用馬克思主義學說，觀鑒社會變遷，“因以發(fā)明其發(fā)展之由，推測其前進方向”。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先生疾病纏綿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兩年尚撰《燕石續(xù)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訂《文字學四種》，還給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校閱講義，代孟憲承校長考查有關研究中國教育史的資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將增訂的《字例略說》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脫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閱《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華東醫(yī)院。遺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謂盡瘁于學術矣。

　　呂先生的著作融會古今，博大精深。為了適應史學家深入開展研究的需要，其全部著作已匯編成總集《呂思勉史學論著》，陸續(xù)出版，其著作在海外亦廣泛流傳，有著深遠的影響。

參考陳吉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