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后制度的兩個突出變化。多立皇后是要最大限度地 滿足昏君和暴君的淫欲，同時也含有削弱外戚的意圖，而不立皇后則主要是防止外戚專權(quán)。從效果上看，多立皇后的作用不大，也不符合傳統(tǒng)禮儀，因而后世基本消失；不立皇后則作用明顯，并由于外戚專權(quán)的存在為后世所繼承。

　　關(guān)鍵詞：多立皇后；不立皇后；皇后制度；魏晉南北朝

　　“皇后”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皇后名稱首創(chuàng)于秦始皇，而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斷完善則是在西漢時期。如《漢書·外戚傳》云：“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后制度基本繼承漢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時代特點。本文僅就其多立皇后與不立皇后略作分析。

一、多立皇后

　　魏晉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個突出變化是多立皇后。此事始見于東吳末帝孫皓時期。據(jù)《三國志·吳書·妃嬪傳》記載，孫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為滿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開始多立皇后——“皓內(nèi)諸寵姬，佩皇后印璽者多矣。”

　　孫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國傳統(tǒng)嫡妻制度的約束。根據(jù)“禮無二嫡”（《晉書·禮志中》）的規(guī)定，所謂“一室之中，豈容二妻”（《禮記·郊特牲》），即使貴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時期稱王后）卻僅有一人。她們被視為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宮。如《后漢書·皇后紀(jì)·序》云：“《周禮》王者立后，……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這對于沉湎酒色的孫皓無疑是一個很大制約。所以要想為所欲為，作為歷史上的一個昏君，孫皓便開始從制度上打破這一制約，以至“后宮千數(shù)，而采擇無已”（《三國志·吳書·妃嬪傳》注引《江表傳》）。而多立皇后則只是其中一個特別突出的事例。

　　孫皓多立皇后還有著裁抑外戚的意圖。滕氏為五官中郎將滕牧之女，天興元年（264年）十月甫立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為“高密侯，拜衛(wèi)將軍，錄尚書事”（《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寵，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剝奪了執(zhí)政權(quán)力，最后竟被放逐蒼梧。

　　此外，孫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鑒了歷史上的一些先例。在儒學(xué)經(jīng)典中便明文記載著舜娶帝堯二女的事例，所謂“釐將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尚書·堯典》。事實也是如此。史載北周宣帝宇文赟同時冊立四后，便據(jù)此下詔說：“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nèi)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見《周書·皇后傳》）。而更直接的淵源，則可能是東漢末年以來民間所出現(xiàn)的一夫二妻現(xiàn)象。據(jù)《三國志·魏書·明帝紀(jì)》注引《獻(xiàn)帝傳》記載，建安初年，秦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shù)，術(shù)妻以漢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無嫡庶之分。又《晉書·禮志中》記載：“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后隔呂布之亂，不復(fù)相知存亡，更娶鄉(xiāng)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并存。”《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記載：徐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

　　由于皇后事關(guān)國家制度，孫皓多立皇后對后世曾產(chǎn)生比較深遠(yuǎn)的影響。僅就民間而言，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出現(xiàn)了史不絕書的一夫二妻現(xiàn)象，甚至被有些學(xué)者稱之為“一枝二鳥”（參見薛瑞澤《嬗變中的婚姻——魏晉南北朝婚姻形態(tài)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208頁）。如西晉“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東晉南平陳詵先娶李氏，為賊所掠，遂更娶嚴(yán)氏，后李氏得還，“詵籍注領(lǐng)二妻”（以上皆見《晉書·禮志中》）；北魏大臣陸麗娶“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其子定國亦娶二妻，“嫡妾不分”（《魏書·陸俟傳》）。至于多立皇后，盡管在東晉、南朝并沒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卻比較多見。如匈奴漢昭武帝劉聰在皇后劉娥病故后先冊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為右皇后”，后以靳氏淫亂，改立樊氏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yǎng)女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晉書·劉聰載記》）。北齊后主高緯廢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北齊書·后主紀(jì)》）。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楊麗華，“號為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楊堅，“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設(shè)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書·皇后傳》）并存。這些都與孫皓的多立皇后有著直接的淵源關(guān)系。故陳壽批評孫皓“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國志·吳書·妃嬪傳·評》）。

二、不立皇后

　　漢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時間太短外，皇帝均須冊立皇后。如昭帝劉弗陵，年僅十一歲，便冊立皇后上官氏。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這是魏晉南北朝皇后制度的又一個突出變化。這一變化最早創(chuàng)始于東晉元帝司馬睿。司馬睿嫡妻為虞孟母。虞氏以貌美得寵，永嘉六年（312年）病故。司馬睿稱帝后，為表示對她的尊寵，追謚“敬皇后”（《晉書·后妃傳下》），此后便沒有再立皇后。

　　自司馬睿創(chuàng)設(shè)先例后，至南朝時期，不立皇后的現(xiàn)象不斷出現(xiàn)。如宋武帝劉裕嫡妻臧愛親，義熙四年（408年）病故，劉裕稱帝后，追謚“敬皇后”（《宋書·武帝紀(jì)下》），不再冊立皇后。又齊武帝蕭道成嫡妻劉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蕭道成稱帝后，追謚“昭皇后”（《南齊書·皇后傳》），梁武帝蕭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蕭衍稱帝后，追謚“德皇后”，梁簡文帝蕭綱嫡妻王靈賓，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蕭綱即位后，追謚“簡皇后”（以上皆見《梁書·皇后傳》），均沒有再立皇后。梁元帝蕭繹亦不立皇后。

　　當(dāng)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著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號空置，不讓任何一位嬪妃生前成為皇后。這種做法不僅符合禮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為有效。

　　表面上看，東晉、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為尊崇原配。史載蕭衍不立皇后，更認(rèn)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終，化爲(wèi)龍入于后宮井，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爲(wèi)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后妃傳下》）其實不然。盡管考慮到東晉、南朝不立皇后者多為開國皇帝，其原配夫人與他們也確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過貢獻(xiàn)——如臧愛親，史載劉裕執(zhí)掌東晉朝政時她極力配合，“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宋書·后妃傳》）；劉智容與蕭道成結(jié)婚后，史載亦“嚴(yán)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南齊書·皇后傳》）——我們基本可以認(rèn)同他們都不忘結(jié)發(fā)之情，但這卻顯然不是主要原因。別的不說，僅從這些皇帝的性生活來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沒有妨礙他們廣納嬪妃，反而使之?dāng)[脫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發(fā)泄性欲。這一點，我們只要翻翻有關(guān)東晉、南朝的史書也就可以明白。以東晉、劉宋嬪妃制度為例，《宋書·后妃傳》便明確記載：“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晉制。”再如南齊，《南齊書·皇后傳》云：“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標(biāo)榜“務(wù)先節(jié)儉”之時，史書亦記載其“長秋曠位，嬪嬙之?dāng)?shù)無所改作”（《梁書·皇后傳》）。可見不立皇后實際對他們的淫欲了無影響，所謂尊崇原配多半是一個借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立皇后還使得這些皇帝擺脫了嬪妃爭立的煩擾，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戚專權(quán)的局面。由于他們都基本上是把皇后名號追謚給已故夫人，且繼承曹魏制度，追贈其父兄（弟）的官爵僅具有象征意義，如虞孟母，父親早卒，其弟虞胤僅任為散騎常侍（參見《晉書·外戚傳》），而臧愛親、劉智容和郗徽，其父均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參見《南史·后妃傳》），這與兩漢皇后大多“定策幃帟，委事父兄”（《后漢書·皇后紀(jì)上·序》）形成了鮮明對比，因而也就從源頭上限制了外戚勢力的膨脹，盡管這對他們的嬪妃多少有些不公和殘酷。從某種意義上說，司馬睿、劉裕等人之所以不立皇后，除了尊崇原配并博得不忘舊情的美名外，這恐怕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誠然，晉元帝不立皇后，以及梁簡文帝不立皇后，還可能與他們的特殊處境有關(guān)。眾所周知，司馬睿雖然號稱“中興”，但他能夠建立東晉王朝，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南渡士族尤其瑯邪王氏的支持。所以元帝在位期間，對王導(dǎo)、王敦兄弟曾特別倚重，以至于朝政大多為王氏執(zhí)掌。如《晉書·王敦傳》記載：“帝初鎮(zhèn)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dǎo)等，同心翼翼，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故這種情況下，像元帝不立皇后便可能是有著外在的壓力，抑或還有難言的苦衷。但即便如此，避免外戚分權(quán)也應(yīng)該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只不過元帝無可奈何而已。再就簡文帝來說，他的處境更糟。在位期間，受制于叛將侯景，實際上就是一個傀儡。誠如史家所言：“太宗（簡文帝）幼年聰睿，……及養(yǎng)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tǒng)，實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鐘《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梁書·簡文帝紀(jì)·史臣曰》）而不立皇后，顯然也對侯景的擅權(quán)有利。

　　至于梁元帝蕭繹，之所以不立皇后，則主要是對原配夫人不滿。如《南史·后妃傳下》記載：“元帝徐妃諱昭佩，……以天監(jiān)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zhì)，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wèi)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也可能是忙于戰(zhàn)亂，姑且視為特例。

三、幾點結(jié)論

　　總結(jié)魏晉南北朝的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rèn)識：

　　首先，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排除外戚勢力。如前所述，盡管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還有比較復(fù)雜的緣由，但二者卻都有裁抑外戚的明顯意圖，這就充分說明壓制外戚才是其中主要目的。而所以要壓制外戚，則顯然是吸取了兩漢外戚專權(quán)的歷史教訓(xùn)。兩漢時期，外戚專權(quán)連綿不斷，不僅統(tǒng)治黑暗，甚至導(dǎo)致王朝傾覆，釀成了極其慘痛的悲劇。以東漢為例，史書便總結(jié)說：“東京皇統(tǒng)屢絕，權(quán)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后漢書·皇后紀(jì)上·序》）這對于繼起的三國曾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所以魏文帝才會斷言“婦人與政，亂之本也”，并嚴(yán)厲規(guī)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dāng)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三國志·魏書·文帝紀(jì)》）而東吳皇后潘氏，僅以孫權(quán)病危詢問呂后臨朝之事，便被警覺的近臣或嬪妃勒死——“權(quán)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yún)魏髮Ｖ乒适隆Ｊ碳财冢蛞再玻T宮人伺其昬臥，共縊殺之，托言中惡。”（《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及至西晉，由于惠帝昏愚，賈皇后又專斷擅權(quán)，終于引發(fā)八王之亂，這就更使統(tǒng)治者認(rèn)識到外戚專權(quán)的危害和惡果，也促使他們采取各種措施來排除外戚勢力。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實際就是這些措施的兩個突出事例。

　　其次，就效果而言，多立皇后對于壓抑外戚的作用明顯不如不立皇后。因為多立皇后實際是以增加外戚的方式來削弱原來的外戚，這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外戚專權(quán)問題，而且還往往造成更大的朝廷內(nèi)亂。更何況，即使原來被立為皇后的外戚受到某些削弱，他們的勢力也大多沒有消除，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東山再起。楊堅就是一例。他在宣帝宇文赟死后，便利用外戚身份迅速掌權(quán)，并最終奪取北周政權(quán)，建立隋朝。加之多立皇后與禮制嚴(yán)重沖突，除了昏君和暴君，絕大多數(shù)皇帝都不可能采用這種做法。其作用自然也就微乎其微了。

　　而不立皇后，則是通過減少外戚來防止外戚專權(quán)。它在具體操作中還嚴(yán)格限制外戚的官爵，禁止外戚輔政，不僅從根本上避免外戚專權(quán)，同時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權(quán)力、地位和名望。再加上其他相關(guān)措施，這就極大地排除了外戚勢力。從東晉、南朝來看，除了東晉褚太后和陳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為皇太后。據(jù)《陳書·皇后傳》記載，由于“后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眾務(wù)，雖假以后主之命，實皆決之于后。后主瘡愈，乃歸政焉”。）曾臨朝聽政外，在這一時期也確實沒有強大的外戚勢力。而且即便是太后臨朝，也沒有出現(xiàn)嚴(yán)重的外戚專權(quán)。以“聰明有器識”的褚太后為例，她在哀帝、廢帝和孝武帝年幼時稱制，曾重用名臣謝安，委政權(quán)臣桓溫，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諸帝成年后便立即歸政（參見《晉書·后妃傳下》）。這與北魏馮太后和胡太后的專權(quán)顯然是大相徑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體現(xiàn)了不同的統(tǒng)治方式和文化特點。從多立皇后看，除了始作俑者的孫皓，其余均為十六國和北朝的皇帝。他們都是漢化的少數(shù)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盡管他們在多立皇后時曾引經(jīng)據(jù)典，但實際上卻根本不把中華傳統(tǒng)禮儀放在眼里。以宇文赟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別詔減后宮，認(rèn)為“劉、曹已降，等列彌繁，……本由嗜欲之情，非關(guān)風(fēng)化之義。朕運當(dāng)澆季，思復(fù)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后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周書·武帝紀(jì)下》）。根據(jù)“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xué)而》），宇文赟至少也應(yīng)該有所收斂。但他繼位后卻仍然多立皇后，廣納嬪妃，沒有絲毫顧忌。可見他們完全是為所欲為，根本不受傳統(tǒng)禮儀的約束，更不考慮后果。這就充分暴露出他們迷信武力、忽視統(tǒng)治方法和文化建設(shè)的缺陷。反之，從不立皇后看，則均為東晉、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開國皇帝。他們雖然也有專制、殘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設(shè)置皇后上卻始終堅持中華傳統(tǒng)禮儀，既注重形式，也考慮效果，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豐富和發(fā)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漢族文化的先進(jìn)。

　　最后，從歷史影響來看，多立皇后的現(xiàn)象后世基本消失。除了民間在某些特殊地區(qū)仍有多妻的孑遺（參見譚蟬雪《敦煌民俗——絲路明珠傳真情》，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頁），目前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元順帝冊立高麗人奇氏為“第二皇后”（《元史·后妃傳一》）的記載。這說明，經(jīng)過歷史的檢驗，多立皇后的做法已經(jīng)被統(tǒng)治者拋棄。而不立皇后的事例則在后世反復(fù)出現(xiàn)。其中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中唐以后，除了肅宗張皇后在生前曾被冊封為后，從代宗一直到昭宗，其間所有皇后實際均為死后追贈（參見《舊唐書·后妃傳下》、《新唐書·后妃傳下》。其中德宗王皇后，冊封當(dāng)日即死）。這種事例的大量出現(xiàn)，顯然也是吸取了唐朝前期武則天和韋氏、楊氏等外戚專權(quán)的教訓(xùn)，從而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唐朝后期何以沒有外戚專權(quán)的原因。

原載《學(xué)習(xí)與探索》2008年第1期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