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字鴻銘，號立誠。學貫中西，號稱“清末怪杰”，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獲甚巨；并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一、生平簡介

　　辜鴻銘于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云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里，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并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并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后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云》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后，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并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么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后，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蠻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制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里，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后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理雅各曾經翻譯過多部儒家經典。但是辜鴻銘認為理雅各的翻譯并沒有表達出儒學的精髓。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涂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于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鴻銘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鐘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后，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終于理解了這個老師，一直很清高的老師。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于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里，并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于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于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后，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西化分子的死對頭。對于胡適等人的白話文運動給國人帶來傳統文化斷層上的災難，曾經早有預見，但最終，民國政府還是在小學課本廢除了文言文，給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辜鴻銘，作為一個出生在馬來西亞的華僑，用自己的努力捍衛著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他，促使世界第一個孔子學院的誕生，近代中國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國學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國中國，卻屢屢被自己的同胞和學生嘲笑唾罵誤解著，我們不能不遺憾那樣的時代里，我們的大多數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