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余雷，1987年生，安徽宣城人，海南瓊州學院2005級歷史專業學生。

　　徐建，1986年生，山東淄博人，海南瓊州學院2005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

　　明朝是一個士人人文品格流變的年代，也是文學品性之道與君權皇帝治世之勢糾纏混雜的朝代，雖然說明朝帝王專制、集權在不斷空前強化，但也應該指出的是 ,當時的士人確是這個時代實際的受益者。從太祖到世宗，明皇與當時代士人在不同帝王心態與政治思想指導下，兩者關系變化起伏。可由于帝王權力和欲望在明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理想狀態上的和諧是很少能夠實現的，士人們也為此進行過抗爭。雖然有過很多的勝利，但更多的是付出了沉重代價。而直到陽明心學產生后，士人們才得到了一個救贖式的轉變。②

（一）洪武時期

　　明初的洪武時期，由于“胡惟庸”案的發生，朱元璋借機就廢棄了從秦朝開始一直沿襲的宰輔制度。雖然君王權力下放到六部內閣，但六部的所有事務都必須對皇帝負責，在此種制度下，皇權更得到了空前加強。在朱元璋的心態里，穩定的國勢應高于一切。然他的理想是想讓君權與士人能在共同遵守仁義禮智的倫理原則，亦即儒道的前提下，達到一種和衷共濟的默契。所以一方面洪武皇帝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不依，也在另一方面無一日而不思得賢之輔。

　　朱元璋是一個農民出身皇帝，他為了矯治元末貪污放縱之習，決心以酷刑整頓吏治，行嚴法扭轉吏風。當時的著名詩人高啟，張羽，楊基（世稱為“關中三杰”）諸人均被迫害至死。甚至連有“開國第一文臣”之稱的宋濂和開國功臣劉伯溫也最終郁郁而終。所以，在這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生活在這一時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甚至于當時大詩人高啟在御受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之后，也絲毫沒有給他帶來欣喜，他謂之“莫把豐姿比楊柳，愁多蕭颯恐先衰”（高啟《秋日江居寫懷》），充溢著“不復少容與”的拘束和苦悶感。所以他們不可能有扭轉乾坤的守道抗勢的壯志。最多也只能或是懷古或是“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的淡然了。

（二）建文時期

　　從太祖皇帝到建文帝的過渡時期中，由于洪武時代的結束和其長皇孫朱允汶的登基，士人們才迎來了轉機。單從“建文”的年號來看，也可以發現這位少主飽受了儒家熏陶，蘊涵了他所構建的政治理想。這也意味著，一個仁治時代的到來，雖然只是明初的曇花一現。

　　首先在這個過渡時期應該提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儒學大師方孝孺。他在朱元璋時就曾有過痛苦的經歷，元末群雄爭起，生靈涂炭的情景不斷縈繞其心中，父亡給了他沉重一擊，甚至曾受過仇家的牽連，但最終還是被朱元璋放了過去。幾生幾死的人生經歷讓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態。方氏在學術方面極為嚴謹純正，文章則更為縱橫豪放，頗有東坡之風，豐蘊漢唐之氣。運筆之間發揚蹈厲，詞鋒浩然。方氏既沒有劉基嘆老嗟卑的畏懼失望心理，也沒有高啟缺乏政治熱情而甘居草野的馨意。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天下為己任”，[1]并且其人生選擇也是反復斟酌的，“效忠無計歸無路，深愧淵明與孔明”（《立春偶題二首》）。在進退為難的情境中“中宵擁被依墻坐，默數鄰雞報五更”，他在默默的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陶潛與諸葛亮二位退隱自適和濟世憂民的士賢是他標榜人生的楷模。后來他在《閑居感懷十七首》中，表述其之志向便已集中于濟世一端了，“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哀哉萬年后，誰為斯民謀”。雖是身處下位，但卻心懷“魏闕”。“慨想禹九州”，懷抱如此志向的方氏，終于在建文帝那里得到了機遇。

　　建文帝登基后即詔行寬政并銳意改革，方孝孺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建文帝高漲的政治理想與君臣關系的融洽和諧是不相分離的。而此時孝孺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作為一個士人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知遇之恩的感戴。并把自己的命運糾聯在一起。而最后他的殉難卻變得容易理解。方孝孺的死不能視為一種個人的行為，它更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思想的短暫實踐后又遭破滅的標志。但其實，方氏是卷入了皇族內部的自相殘殺，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些許悲壯的色彩，從而顯出了一種士人同某種歷史的尷尬。

（三）永樂時期

　　燕王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是士人放棄忠義操守的突變過程。即使仁宗即位后宣布方孝孺等輩皆為忠臣，詔從寬典。而這也是很難挽回此時造成的影響了。所以，至于明中后期對楊士奇等人的不遵信諾，自身的軟弱失節的眾多批評也是有歷史原因的，則即在于此。成祖帝時的士人楊士奇輩足以顯示了這種尷尬心態的存在。同樣這也是一種無奈，如果說士人在洪武時期是因生命而結束而無法守道，那么后者永樂時期則卻為主動歸順而放棄守道的權力。將心比心，后者更是一種苦悶的煎熬。

　　永樂皇帝的君權統治可謂是明朝真正成熟的開始。他設內閣，立大學士，真正形成了內閣制度，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建文帝雖寬厚待士，卻未顧及士人徒有空議以致天下不保。但是成祖及時地汲取教訓，創制了剛柔并濟的策略。他祭祀孔子，大興科舉，組織文人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永樂大典》等大型圖書。對熱衷仕途者廣開言路，有山林之趣者即放之山野。楊士奇曾盛贊永樂皇帝有孔子之心。可成祖并未能始終保持這副慈祥面孔，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滿足一個帝王好勝求功的帝王心理和維護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勢利益。對于一些有損帝國尊嚴的行為，他是絕不饒恕的。以解縉為例，最后他卻稀里糊涂地在寒雪中送掉性命了。雖然這其中自然有他性情剛直的個人原因，但致命的根本是他卷入了皇室內部的權力斗爭。還有與解縉一起入閣的黃淮、楊溥，都有過曾以相同的原因在大牢里度過整整十年的痛苦經歷。成祖理想中的君臣關系是“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這實在是一種相當美妙的境界，但要實現卻是十分的艱難及不現實。其實際情況正如黃淮的《妾薄命》一樣“報德未及已，妾心徒然悲”，（《省愆集》）完全是妾婦心理。這種妾婦同棄婦的心理一樣，顯示了永樂士人在君臣關系中的被動地位。而且此種心理還將在以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纏繞在士人的心頭，形成牢固的人格心態。

（四）仁宣時代

　　明朝的“臺閣體”流行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嚴格的講，它既不是在洪武時期，也不是在永樂時期，而是在仁宗，宣宗及英宗前期的近二十年的時間內廣為流行。高潮乃是在宣宗一朝，景泰、天順、成化三朝則為馀響。永樂時期雖是“臺閣體”的發端期，卻大多數是半真半假的諛詞。而在英宗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變”以后，隨著國力的衰弱與朝政的混亂，就再也不可能有“臺閣體”那種雍容平和的氣度了，開始走向一種象征性的沒落時期。“臺閣體”最起碼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社會環境；二是皇帝與士人集團要達到親融和諧的狀態。而此兩項條件在仁宣時期幾可近之。仁宣時的士人感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堪稱盛世，“今圣天子在位，誕敷恩德，以洽于萬方。登賢拔材，咸列有位”。[2]明王朝至此，經過兩朝的艱辛經營，政治基本趨于穩定，經濟方面（主要指農業經濟）較之元末動蕩時已經有很大改善，各方矛盾漸趨緩和。尤其在宣宗朝時期則更為突出，史載：當是之時，宣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人同心輔佐，海內號為太平。由此可知，與洪武﹑永樂時期相比，仁宣時士人與帝王間的親和力大大加強了。這種狀態的出現大致有以下幾種原因的：第一，從雙方關系上講，他們既有師生之誼，又有共同情致愛好。仁宗與宣宗在潛邸是即長期受教于文官，“仁宗在東宮久，圣學最為淵博，酷好宋歐陽修之文”。[3]更為重要的是，像“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夏原吉諸人在幫助仁宗爭奪皇位時立下汗馬功勞，有些人甚至為此身陷囹圄，這自然會得到新皇帝的報答。無論從政治利益還是個人情趣，都決定了彼此的融洽；第二，從皇帝一方講，也必須依靠和信任文官。兩朝皇帝從小生活在錦衣玉食之中，不在具有祖宗開國的氣度和才能，倘若失去文官的支持與擁戴將會一籌莫展。“三楊”等人都是輔佐四朝的老臣，并且多次提出致仕隱退的請求均未告準，得到朝廷的一再挽留，不僅體現了君臣的深厚情誼，同時也顯露其相互的依賴之深。從士一方來看，則表現出忠于朝廷，勇于任事而又不會放蕩不羈的特性，為此起了一定保證作用。“士為知己者死”，既然皇帝表現出對臣子足夠的關懷和信任，那么作臣子的也就沒有理由不忠心耿耿。皇上的寬容與臣子的忠誠達到了一種近乎完美的程度。這在太祖、成祖時期是絕對不可能的。但由于成祖時的提心吊膽之情還時刻縈繞心頭，時刻提醒著他們，所以當時的士人們并沒有流于嬌縱放肆，并且逐漸形成了一種平柔謙和的心態。這尤其對“臺閣體”詩風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這種局面顯然并非完全是建立在共同守道的持續性的基礎上，而是君臣間長期形成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因素作為維系條件，因此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它又是十分脆弱的。任何的政治環境的變動和人事上的改變都會使其土崩瓦解。這也就是仁宣之治會如此短暫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英宗時代

　　“三楊”等閣老與皇帝的關系中師生之誼占了很大比重，隨著仁、宣二帝的相繼去世，此種情感也就不復存在。而太平局面的悄然隱去更使得皇帝的情感依靠發生偏移，變得更有利于太監而不再是閣臣。宦官的順從變得越來越招致歡心，此時閣臣對帝王君道的限制就招來了厭惡。尤其對于守成之君則更是如此。從王振引導剛登基的英宗在將臺觀看比武，到唆使其御駕親征，再到“土木堡之變”的英宗被先俘獲。士人們開始喪失了駕馭朝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態只能使他們的大多數在宦官的專權里走向無可奈何的自保。也有甚者不免棄道從勢，撈取實惠。以“老爺所無，兒安敢有”為言辭的惡徒嚚類大有人在。而無論哪一者，都不可能阻止宦官勢力的惡性膨脹。

　　于謙的死則是這一歷史因素的必然結果。“土木堡之變”時，英宗被俘獲導致了京城的皇位之爭。于謙雖然深知這口陷阱的尷尬與兇險，但還是義無返顧的投身進去。當也先的要挾使眾人陷入不知所措時，于謙堅定決絕了態度，“社稷為重君為輕”。即之又立即擁立景宗登基，斷然拒絕了朝敵的念頭。實際上于謙的舉動并沒有給大明王朝帶來不利（尤其對英宗歸國的難題也解決掉了），而他的可貴之處，是他主動選擇了一條置自我生命于不顧的道路。這時的于謙“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石灰吟》）。在危機過后，二帝并存時，舊時的清慎態度不會不重新占據心頭。在京城保衛戰中精明果斷的于謙，后來卻表現得猶豫不決近乎遲鈍，可見他已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即面對英宗歸國后的混亂局面，他也只有表示出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態，“鬢花斑白帶圍寬，竊祿無功久曠官”“戀戀西湖舊風月，六橋三塔夢中看”（《自嘆》）。在于謙為數不多的詩歌中，有相當的篇幅是吟詠苦悶與退隱心理的內容，應該說是顯示這時期他與許多士人的共同心態，所以于謙之死對明代士人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死毫不留情的粉碎了人們的幻想，使得他們不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找尋生命的寄托。從明朝中后期開始，許多士人們面臨著兩大抉擇：要么退隱自適，要么作一次政治賭博。

（六）弘治、正德時代

　　弘治、正德時代最主要變化是成為士人與皇帝關系的突然轉折時期。具體來講是弘治時代孝宗與士人關系的融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興的政治理想與進取的人生態度；而正德時期士人與皇權關系卻趨于緊張，并由此造成士人政治理想的破滅和憤激悲涼的心態。在此種境遇中，士人的心態不會再與弘治時相同，而勢必亦將發生巨大的轉折。在此轉折過程中，弘治時期所形成新老兩代士人的區別更加明顯。作為老一代士人代表的李東陽進入正德時期為少數顧命大臣之一，后來又繼任首輔。但是此時的他，仍然用原來的人格元素已經無法得到應有的政治實力和皇帝的認可。于是正德朝的李東陽是備受爭議。他曾與秉筆太監劉瑾共事武宗，其間對劉的奉承吹捧令士人不齒。《明史·李東陽傳》評曰“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蔽，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也正因他的因循軟弱導致了宦官集團的更加放肆。他的這種性格已無法做到再次協調皇帝與士人之間的關系，更得不到氣節之士的認可與諒解，連他自己都感到不和時宜，他在《致仕命下，喜而有述》中云“四朝冠弁已華顛，一住黃扉十八年。力盡驅馳千里道，夢回鐘漏五更天。從來癖性耽山水，老去閑情付簡編。惟有國恩酬未了，海波無地著微涓”。而現實留給他的，只有歸隱一途了。

　　作為后輩的李夢陽諸人也不見得得勢。在荒唐的武宗與兇惡的宦官佞臣面前，狂直勁健的氣節之士遭遇顯得更加凄慘。他們的苦難不僅有罷官貶謫的仕途坎坷與廷杖牢獄的肉體折磨，更在其人生價值失去外在標準后又形成了精神世界的空虛及苦悶。李夢陽在弘治、正德二朝被五次免官，四次下獄，尤其在宦吏劉瑾專權時因起草彈劾奏章而差點丟掉性命，但卻始終保有氣節。他“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后天下事可濟也。”（《答左使王公書》）而在獄中，他依然憤激不平，浩氣揮筆寫就了十七首《述憤》之詩，可他又不會絕望，他深信不疑皇帝會給他一個公正的結果，“明明昊天威，我久寧在茲”（《述憤》其十三）。然而這是在正德年間，他不會有此種待遇了。雖然此時他還想用妾婦的身份向皇帝訴說心中“妾悲妾怨憑誰省，君舞君歌空自憐。郎君豈是會稽守，賤妾寧同會稽婦。郎乎幸愛千金軀，但愿新人故不知”（《去婦詞》）的苦衷。在明代前期，無論是君臣關系和諧之時還是緊張之時，士人幾乎都處于“妾婦式”的被動地位，且欲用“妾婦”的溫順博得皇帝的同情。李夢陽（號“空同先生”）也想故伎重演，可時過境遷，顯然這次他徹底會走向失敗。此時的士人群體價值觀也極為混亂的。以前被視為為國為民的高尚舉措而今也難以得到認可。面對黑暗的沒有公道可言的君臣關系，空同先生還是想到了歸隱，這種釋然完全是一種苦澀和無奈心境。“明月照我懷，耿耿殊未已。霜雪委如山，悲風中夜起。攬衣仰天嘆，涕隕不可止。卞生抱荊玉，捐軀拋始終。青蠅攸來集，白黑反在此。城闕屹九重，浮云日千里。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苦。”（《雜詩六首》其四）這是一位士人一貫固守的價值觀與人生態度在時代面前的精神苦惱。最終空同先生亦不得不悲傷陷于“寄情詩酒自沉晦”的境地。

　　明代中期一方面出現了康海﹑楊慎﹑李開先等一大批轉向俗文學領域創作的作家，雖然從文學本體上講是極有價值的，但從士人心態的流變過程來看，卻并不樂觀，甚至可謂不幸的象征。他們代表了當時士人的一種新的趨向。康海可以說是“沉淪”得最深的一位。因為他曾營救李夢陽而降志屈于劉瑾，后來卻得于此事而被貶官，受到了從皇帝到士人集團的百般奚落，最起碼的人生支撐點也蕩然無存。于是他選擇了放浪形骸，“仆自庚午蒙詔之后，即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5]為了排解郁悶，他甚至由放蕩走向頹廢，留連于笙歌舞伎。以此種涂污自我形象的手段來反抗社會的不公。聯想起在朝時的康海，曾經意氣風發，胸懷遠大，能詩擅文，轉眼家居的他卻留戀聲伎，筆寫艷曲，放蕩頹廢，實在是當時社會的不幸之事。還有“前七子”之一邊貢，閑來即是憤世而心如火，儼然康海。王廷相被貶后作《夢訊帝賦》，憤激世事黑白顛倒，發出“何天道之恃”的質問。無奈之際，在晚年便隨波逐流，謹小慎微了。

　　另一方面，中期的弘治持朝給了士人寬松的政治環境，使他們產生了追求理想境界的人生進取精神，而孝宗的舒緩個性與李東陽諸人的因循作風又使得這種理想的實現變得不可能。于是新生代們就陷入了時而亢奮時而灰心的矛盾心理狀態之中。王守仁便是這新生代的一員。他也有像李夢陽那樣的壯志雄心，有“濟蒼生，滅狂胡”的霸氣。然而那時的他地位卑微、壯志難酬，感到了時不我待的急迫。支持他的只有不與草木同朽的圣人觀念，因而陽明先生最終也選擇了興圣學以勵士氣的去路。“卻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題四老圍棋圖》）“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風”（《李白祠二首》其二），“不如騎白鹿，東游入蓬島”（《登泰山五首》其四）。這既是陽明濟世熱情受阻時激憤之情的發泄，也是他自我適意脫俗情結的自然延續。這決非一種棄絕世事的行動，因為陽明不僅時刻關心現實時政，而且他成圣的舉措也正從精神地漫游轉向心學的專一歸攏。就在正德元年，一件人生中的大不幸促成了陽明心學理論的最終完成。當時武宗耽于游樂，而造成劉瑾專權的局面，南京科道官兩人因諫諍此事而被逮捕入獄，王陽明乃據理相救，結果也身陷囹圄，被謫為貴州龍場驛丞。開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龍場悟道”時期。“龍場悟道”在于得悟吾性自足，要超越利害得失的糾纏，保持心境之平靜，即心理合一，從憂讒畏譏的悲憤凄涼轉向從容自得的狀態。另一方面針對文人集團和士風之氣，必須痛下為善去惡的誠意工夫。由此他在人生態度與學術觀點上有了全新意義的頓悟。

　　其實氣節之士是有缺陷的，往往他們在價值取舍之上取決于朝廷或是某些圣賢的外在標準。一旦失去這些，便沒有了精神依托，從而變得狂放憤慨甚至于墮落頹廢。而李夢陽、康海之輩的遭遇幾乎與陽明相同，可是他們并沒有從困境中超越出來，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們的人生境域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情。而王陽明關鍵在于其悟解了外在權威對自我生命的無意，發現了自我良知對于生命的重要性。他在《諸生夜坐》中便顯現出了其人生境界的極大轉變，“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為謀。”他的這種人生體悟與心態轉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更完全顯示出明代士人正在開始艱難地擺脫長期的從屬地位，從原來的政治工具轉為道義的承擔者，從妾婦心態轉向獨立自主的心態。王陽明向士人昭示的是一種新的人格形態，為士人擺脫現實苦惱提供了一種內在超越的有效途徑。盡管他的思想發微沒有及時成為李夢陽、康海等士人精神苦痛的良藥，但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卻顯示了他極大的活力。

　　不僅如此，在正德十六年，王陽明又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學說。其認為要堅信良知在我，保證仁者與萬物同體的儒家胸懷，無論在如何艱難的境遇中都不失其責任感；還要有高尚的境界，不執著于外在的榮辱興衰，“忘患難，出生死”。這就為成就萬物一體之仁的現實性提供了可能。陽明的愛物體民是其主要目的，作為一位儒者，這就是他的偉大志向。平定宸濠之變的大智大勇，驚不亂其神，喜不流于色；九華山“每日宴坐”來超越“忠﹑泰之難”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罪名。面對士人們的嫉功陷害，陽明先生得出結論：“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茍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其道，或過于疾惡，或傷于憤激，無益于事，而致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6]但是王陽明最終還是歸隱了。他縱然有超人的自信與不計利害得失的胸襟，同時更有舍生取義的進取精神。但是當感到在官場上已無法擔負儒者的救世責任時，便會畏懼忠孝兩失的結局與自我生命的浪費，從而尋求更有價值的生命空間。“用之則行舍則休”，真正做自我生命的主人。他的歸隱是積極的，哲學上的講學論道，去啟發士人們的良知，讓他們尋求求圣之道，從而肩負公道天下的重任。陽明昭示給天下的是作為一個士人，出仕作官并不是生命意義的全部，追求山水審美，獲得自我愉悅，對于人生價值來說是同等重要的。況且，即使要實現救世救民的儒者理想，也并非只能奔波于官場仕途，退隱鄉野以講學論道，同樣能感發人心，振作士氣，垂萬世之典范。可以說陽明的整個人生歷程與陽明心學體系重塑了明代士人的心態。

（七）嘉靖時期

　　嘉靖朝的士風演變在明朝是一個重要時期。作為外藩入主的世宗來說，敏感的心理自然會更加濃厚一點，鞏固皇權的念頭也日益強烈。“大禮議”的出現則是士人與皇帝關系演變的又一轉折點。其中，世宗對首輔楊廷和的感情是復雜的，一方面沒有楊的推舉世宗不會榮登大寶，另一方面楊對他的輕視又使得作為一個帝王無法容忍于他。楊廷和的失敗是在“大禮議”中士人以道抗勢舉措中最慘重的。參與其中的其他士人們不僅有的命喪杖下，還有更多的人被罷職流放，結束了他們的濟世生涯。象楊慎等輩，他們得罪的并不是劉瑾般的宦官，而是皇帝本人，平反的機會幾乎是不可能了。在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的時間里，意味著他們在有生之年再無出頭之日。經過“大禮議”，世宗對士人們產生了不可消除的忌恨情緒，以致在后來的生涯中很難與士人們處于一種和諧融洽的政治關系中。從思想學術方面來說，“大禮議”是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較量。王門弟子對此事件的參與是確實意識到人情比天理更合乎真實的人性狀態，認為“禮本人情”更符合禮的本意，也更有利于現實的教化。他們利用這種更令人信服的“人情”擊垮了對方僵硬的天理之道。但極為嚴重的是，卻同時崩潰了激昂的士氣，帶來的也不是一個理想中的“人情”世面。最后的結果是在平定了士人們的個性突出與妄生事端的“麻煩”后，自我意識突出的王學也就被禁止了。皇帝真正需要的是朝廷的穩定，任何一種士風都是他利用的工具。

　　世宗在道與勢的較量之中日益占據優勢并最終得以以勢凌道的勝利，同時便意味著士人的逐漸陷入被動地位并最終拜倒在皇帝的勢下，放棄了守道的責任與獨立人格。桂萼﹑夏言這樣的大學士在皇帝身邊時都要十分克制自己的剛愎習氣，造成與皇帝相處時的緊張關系。夏言即使在身陷囹圄時依然不敢埋怨皇帝，而寧可歸于他因。“白日沉冤獄，青天網不疏。圣恩隆未報，臣罪固當誅”（《拘幽三首》其二）。然而傲慢的夏言最后得到的還是身首異處的下場。盡管夏氏畢竟有忠誠之心，而其張揚跋扈之氣難容于世宗。取而代之的就一定是有曲謹之性的嚴嵩了。在一位剛愎自用的皇帝統治之下，形成的畢竟是陰柔士風。象夏言等人在仕途上已難有自保氣節的完善，還有什么理由不歸隱講學以終其生或是獨善其身。在這種進退失據的境遇中，身處官場非但難有作為，還要忍受巨大的人生折磨與精神苦惱，要么是皇權的犧牲品，要么是黨爭的替罪羊。那么渴望歸隱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王慎中體味到這個朝廷已不需要正直志士的存在，寫得《悔志詩》以明隱退之志。李開先遭貶歸家后“尤好金元樂府”，“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公墓志銘》）[7]精神狀態流于頹靡。此時他們的信念支撐者，唯有陽明心學了。此時的王學也是一種求虛求適傾向的加強，而這種追求虛無的傾向畢竟是時代造成的。當時士人與嘉靖皇帝的關系急迫之極甚至令內閣首輔嚴嵩都驚怕與厭惡，“俯仰十五年，辛苦事浮名。世路多險艱，風波使人驚。”（《南還稿》）從而他也對故園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云山遙在夢，日數故園程。”（同上）原先的程朱理學已不能再限制士人，而隨之而起的心學卻被世宗否定，形成了士人們的又一危機。

　　王學本就是為挽救程朱理學的危機而產生的，它肩負著端正世風與安頓自我的雙重使命，因而士人與皇帝關系的政治境遇越惡劣，世風越敗壞，它越能贏得正直士人的重視。盡管嘉靖朝多次明令禁止王學，但信奉者卻反而越來越多。終于，在隆慶元年左右，在首輔徐階的支持下，王學得到了官方的認可，陽明重得恤典。士人們迫不及待的開始從壓抑的不利狀況下掙脫出來……

　　王學的建構到此雖然已經完畢，但它對接下來晚明文士的影響則更為深廣。陽明的后來者如王艮﹑羅洪先﹑王畿﹑唐順之﹑李贄在心學上的拓展，使得晚明文士心態的走向更呈現一派眾彩紛呈的局面。經過了世宗皇帝的幾度封殺，又一次王學的蓬勃顯示了他在明朝士風演變中起到的不朽作用。而限于此文寫作之目的，本文亦將草率的截止于此。然思想的影響與轉折并不是能用年代限制的。

注釋：

①（標題）截止到隆慶元年陽明心學的官方認可。

②本文寫作截止到隆慶元年陽明心學的官方認可，原因在于隆慶帝以后的關系重點，已經讓位于接下來的王學演變下的哲學與晚明士人心態關系，皇帝與皇權在其中已不占突出地位，很多情況下也與前朝形勢類似，此文中就不再贅述。

參考文獻：

[1](清)張廷玉等.明史·方孝孺傳(卷141)〔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明)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五〔M〕.四庫全書本

[3](清)錢陸燦輯錄.列朝詩集小傳〔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明)李夢陽著.空同先生集.卷二十六〔M〕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5]《與彭濟物》，《明文海》卷二百》，中華書局影印清抄本，1987年

[6](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明文海》卷四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