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征，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嘒

——摘自“國學寶典”《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第五十八/百衲本 　　

　　西漢燕（今屬河北）人。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劉舜太傅。武帝時，與董仲舒辯論，不為所屈。治《詩》兼治《易》，西漢“韓詩學”的創始人，其詩語與齊、魯大不相同，他推測《詩》之意，雜引《春秋》或古事，與經義不相比附，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皆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燕、趙言《詩》皆本于韓嬰。趙子、淮南賁生即其高徒。趙子傳蔡誼，三傳形成韓詩的王學，食子學和長孫學，學徒甚多。后人認為他的《詩》學不如《易》學精深，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韓《易》兩好之，更從受之。

　　韓嬰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漢王朝剛剛建立不久。當時,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造成我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西漢統治者總結秦速亡的經驗教訓,比較注意了倡導思想解放、言論自由。起初,黃老之術受到重視,得以流行。后來,儒家逐漸活躍起來,他們以秦的速亡為借鑒,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大力宣揚,并屢屢向皇帝上書言治亂之道,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重視。所以,在漢初的博士宮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韓嬰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儒生之一。他曾仕西權的文、景、武三朝。文帝時為博士,在社會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對皇帝有直接影響。漢景帝明,韓嬰遷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稱他為“韓太傅”。漢武帝時,幾次召舉賢良方正,策問古今治世之道。韓嬰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進行過一次辯論。史稱“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漢書·韓嬰傳》)

　　韓嬰繼承和發揚了儒家思想，其思想直接承襲荀子，但又尊信孟子，以“法先王”代替“法后王”，以“人性善”代替“人性惡”。使儒家內部斗爭最激烈的兩派觀點達到統一。他吸收周秦觀點，并加以改造和更新，認為“福生于無為，而患生于多欲”。統治者必須節制欲望，“輕謠薄賦”，“使民以時”，避免戰爭；以“謙德”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即“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為了維護大一統，他主張忠高于一切，孝從屬于忠，若忠孝必舍其一，則寧做忠臣，不為孝子。臣下對君主要“以道覆君而化之”，“以德調君而輔之”。對君主進諫要講究方式，他認為比干“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伍子胥“以諫非君而惡之”，是“下忠”。因而反對廉潔直方，不贊成傳統儒家崇敬的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等人的廉潔氣節，而贊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從而使臣民不為名不為利，能上能下，不憫不怨。不恥污君，不辭小官，百依百順的順民。他繼承和發揚了孟子的“貴民”的思想。認為“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統治者要“以百姓為天”，要想治理天下，必須“養民”。統治階級必須不淫佚侈靡，應節儉，“用不靡時，養不害生”，以達到“天下和平，國家安寧”，為此，必須“教民”。以為“愚民百萬，不為有民”。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眾，提出“國之命在禮”的主張，認為“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不成，王公由之所以-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復禮，繼承和發揚荀子“禮起于欲”，“養人之欲，給入之求”的主張，提出“因情從欲”的觀點，認為“人的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芳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否定孔子“禮不下庶人”的觀點，主張對百姓“教御以禮義”，認為“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雨天道得矣”。

　　韓嬰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是他對《詩經》進行注釋。“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從而,自創“韓詩”一家,與轅固的“齊詩”,申培的“魯詩”被后人并稱為“三家詩” ,同屬今文詩學。乾隆《任邱縣志》有清朝東陽縣令龐璽(任邱人) 寫得“韓嬰墓”一詩: “漢朝詩學互爭雄,齊魯同時擅大名,海內近崇朱氏學，更無解人說韓嬰。”概括了韓嬰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司馬遷在《史記·儒稱列傳》中對韓嬰注釋,傳授《詩經》的責獻也有很高評價,指出,自漢武帝之后, “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

　　韓嬰所注《韓特》,多引古事古語,雖然每條都征引《詩經》原句,但主要不是對這些句子進行字面上的解釋,而是用以與古事相印證,從更深、更廣的角度宣揚儒家思想。這一點,與“齊詩”、“魯詩”有很大不同。

　　《韓詩》在西漢時期流傳較廣。漢帝曾下詔書專門征求能傳授《韓詩》的人。當時有不少人以傳授《韓詩》而做官。韓嬰注釋、傳授《韓詩》寫了很多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韓詩內傳》四卷，《韓詩外傳》六卷，《韓政》十六卷，《韓說》四十一卷。可惜這些作品到魏晉之時大都失傳，只有《韓詩外傳》留世。后來，隨著韓嬰著作的亡佚，《韓詩》也失傳了。到清代，趙懷玉收集《韓詩內傳》佚文，附于《韓詩外傳》之后。陳喬樅也輯有《韓詩遺說考》。這些都成為今天研究漢代今文詩學的重要資料。

　　韓嬰不僅在注釋、傳授《詩經》、首創《韓詩》方面有重要貢獻，而且對《易經》也很有研究。做過很多注釋，著有《周易傳韓式二篇》。因當時燕、趙一帶盛傳《詩經》，所以，對韓嬰所著《易經》學者甚少，只是傳給本家子弟。其孫韓尚曾隨韓嬰學“詩”、“易”，但他“詩”不及“易”。于是韓嬰專門教他《易經》，后被朝廷任為博士，專門講、注《易經》。漢宣帝時，研究《易經》有名的涿郡韓生，就是韓嬰的后代。韓式“易”傳，有其獨到之處，并受到時人的歡迎。遺憾的是，韓嬰的餓“易經”著作由于戰亂也未能保存使之流傳后世。但是做為一代著名學者，他的歷史作用是不會因此而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