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要實現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與分離部分之間的經濟聯系是不可或缺的步驟，貿易則是恢復經濟聯系的最基本紐帶。清準貿易的建立和發展加強了準噶爾同中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在貿易的過程中，逐漸增強了準噶爾對中原王朝的認同感和向心力，為清朝統一西北提供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因此，筆者認為，清朝統一準噶爾絕不是單純的政治、軍事過程，更是一個經濟貿易交流的過程。探討該問題，不僅有助于總結歷史上民族國家統一的經驗和教訓，也有極具現實意義。

　　關鍵詞：清準貿易；統一西北；歷史作用

　　衛拉特蒙古是蒙古族的一支，在元代被稱為斡亦刺惕，明代稱瓦刺，清代稱衛拉特、厄魯特或額魯特蒙古。準噶爾部是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伊犁河上游地區。明末清初，準噶爾部崛起，逐漸形成了以其為中心，聯合衛拉特各部和部分突厥語部落的民族政權。所以，“準噶爾”一名常用指代整個衛拉特及所屬各部族。“衛拉特凡四，而綽羅斯居首，是為準噶爾。”[1]

　　清朝前期，準噶爾政權逐漸壯大，盛時疆域：北起亞梅什湖北境，南抵喀喇昆侖山，東至哈密、吐魯番，西抵愛古斯河流域。特別是噶爾丹統治時期，于1688年東犯喀爾喀蒙古，1690年南下漠南，直接威脅清朝。[2]“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清朝統治者出于維護自身統治的本能，歷經康雍乾三朝最終統一西北。清朝統一西北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結果，但人們更多的注重政治因素和軍事因素，往往忽視清準貿易這一經濟因素，或僅看作實現政治目的的經濟手段。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把清準貿易看作政治手腕，要充分認識清準貿易在清朝統一西北過程中對準噶爾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層次的基礎性的滲透作用。因此，本文擬就清準貿易在實現清朝統一西北過程中發揮的歷史作用談幾點膚淺的認識。

一、清準貿易概述

　　清準貿易的建立可以追朔到巴圖爾琿臺吉統治時，《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崇德三年(1638年)十月庚戍條記載：“達爾汗諾顏艾松古等于歸化城，遇厄魯特部落墨爾根戴青來貢馬匹，遂偕至軍營。”墨爾根戴青正是巴圖爾琿臺吉的弟弟，哈喇忽喇之次子。[3]然后，歷經僧格、噶爾丹和策妄阿拉布坦時期的發展，到了噶爾丹策零及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統治時期，達到了空前繁榮。

　　清準貿易包括官方貿易（本文敘述以官方貿易為主）和民間貿易。其中官方貿易大體有三種形式：一、貢市貿易，包括清政府與準噶爾之間的“賞”、“貢”交換和貢外攜帶貿易兩項內容。前者主要是在北京進行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影響，后者是納貢使團除進貢方物外，攜帶的各種產品，通過貢外攜貨貿易活動，在北京、歸化城、肅州等地，與各族人民進行交換[4]；二、定期互市貿易，在噶爾丹策零時發展起來的貿易形式，主要地點在肅州；三、進藏熬茶貿易。[5]三種形式中，貢市貿易是貫穿于整個貿易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而定期互市和進藏熬茶貿易則是后來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產生的。

　　除官方貿易外，在清準交界的廣大地區，還存在著大量的被清政府視為非法的民間貿易。雖然不被清政府承認，但它卻一直在人民群眾中發展著，并未因民族矛盾和民族戰爭而停止或中斷，頻繁地進行著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到乾隆期間，清政府認可了民間貿易，在肅州、哈密等地開辟“民市”。例如，乾隆九年(1744年)，準部商人到肅州一次所帶馬駝及羊兩萬三千余只，“計值銀四萬兩有奇”[6]。乾隆十八年(1751年)，至肅州交易額達銀“十八萬六千二百余兩”[7]。民間貿易與官方貿易相互補，相促進，構成清準貿易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準噶爾部墨爾根岱青第一次遣使時起，到達瓦齊最后一次遣使為止，在前后116年間，官方貿易因民族矛盾和民族戰爭中斷的時間只有20余年，正常的民族貿易往來達80余年。[8]而且民間的“民市”貿易更是未曾中斷。所以說清準貿易推動下的清準經濟、政治、文化交流是歷史主流。

二、清準貿易在清統一西北中的作用

　　清準貿易是維系西北與中原的一條重要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紐帶。清準貿易的建立和發展實現了兩種類型經濟的互補，推動了統一民族市場的形成，為統一提供了經濟準備。各族人民在頻繁的貿易交往中加深了相互了解，尤其是準噶爾人民對中原文化的了解使民族感情進一步接近與融洽，增強了民族認同感，擴大了主張統一的陣營，增強了擁護統一的力量，促進了政治關系的密切。從而有效地遏制內部分離勢力和抗衡外部的干涉勢力，為清朝統一西北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具體而言，清準貿易對清朝統一西北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清準貿易實現了經濟互補，推動了民族市場的形成，強化了準噶爾對中原的經濟向心力，為清朝統一西北做了經濟準備。

　　由于自然地理環境的迥異而產生不同的經濟類型。我國歷史上大體呈現出兩大經濟類型：塞北游牧經濟和中原農耕經濟。二者生產方式的差異決定了其經濟互補的必要性、游牧經濟對農耕經濟的依賴性和經濟一體化趨勢，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中華各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而民族貿易正是實現兩種類型經濟一體化的粘合劑和催化劑。

　　準噶爾以畜牧業為社會經濟基礎，屬于典型的游牧經濟。史載：“準噶爾舊俗，逐水草，事畜牧”，“問富強者，數畜牧多寡以對。饑食其肉，渴飲其酪，寒衣其皮，馳驅資其用，無一事不取給于畜牲”[9]，甚至在司法活動中牲畜往往被作為“財產刑的單位”。[10]雖說自巴圖爾琿臺吉以來農業和手工業都有一定的發展，但其程度遠沒有達到自給自足。[11]準噶爾單一的游牧經濟，決定了其對農耕經濟的依賴性。只有同外界發生貿易聯系，才能滿足自己生存、發展需要。由于與中原貿易的歷史慣性，清朝自然成為準噶爾汗國最重要的貿易市場。

　　清朝初年，清政府忙于中原事務，無力顧及西北，加之平亂和重建也急需準噶爾為其提供戰馬和畜力等畜產品。尤其在康熙朝，中原戰亂，更急需與準噶爾進行貿易。基于此種境況，清政府默許與準噶爾自由貿易，以此換取西北地區的穩定。

　　清準貿易的建立和發展順應了雙方經濟互補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對經濟單一的準噶爾顯得尤為重要。上至臺吉，下至一般牧民，他們一聽說有人到內地貿易：“無一人不攢湊些牲畜，想著要易換些東西”。[12]隨著噶爾丹兼并諸部和對天山南麓的占領，實力進一步增強，對中原的手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貿易次數，由清初的一年一次或隔年遣使一次，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后，年年派人到內地貿易，有時甚至一年內去兩次。[13]貿易人數，由最初的數十人，激增到“數百人”[14]，有時達到“千余人”或“數千人”[15]之多。由此可看出，準噶爾的經濟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是難以分割的，清準貿易的發展使這種聯系得到加強。

　　策妄阿拉布坦統治初期，由于策妄阿拉布坦堅決反對噶爾丹，準噶爾同清王朝的貿易更加頻繁。自從康熙三十年（1691年）策妄阿拉布坦的貢使一直往來不絕，通常都是間年遣使一次。“貢獻方物，問安之使，不絕于道”[16]。其貿易規模多在三百人以上，“厄魯特臺吉策妄阿拉布坦來使，所帶販貨人等，奉旨準其帶入甘州貿易，著地方官看守，勿致爭競，嗣后策妄阿拉布坦來使，許帶三百名來京貿易。”[17]

　　噶爾丹策零及其子統治時期，根據檔案史料記載：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噶爾丹策零曾先后派遣商隊到內地貿易。貿易基本上是每年一次，其中貿易額最低者14000余兩[18]，最高者竟達53000余兩[19]。為繼續加強與清朝的經濟聯系，在噶爾丹策零時期發展起了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定期互市，地點設在肅州，故又簡稱“肅州貿易”。定期互市從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七年（1744—1752年）先后舉行過5次，每次參加貿易的準噶爾商隊人數都在100人以上。貿易額也不斷上升，由每次數萬兩增加至十多萬兩。[20]這一時期貢市貿易頻繁程度、持續時間以及成交額，也大大超過了以前。

　　然而，清準貿易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常因民族矛盾和民族戰爭等原因受阻。但每當貿易受阻或中斷時，準噶爾的統治者和人民總是積極尋求恢復貿易。[21]在噶爾丹與清朝交戰期間曾多次提出貿易問題。雖然在交戰初期，噶爾丹在軍事上占了上風，但經濟補給卻困難重重，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派侍衛阿南達、喇嘛商南多爾濟的向清政府請求：“厄魯特從來進貢貿易，各自分行。今概不得往來，我國之人，殊為憂苦，盡請照常行走。”[22]當貿易恢復時又是另一番情景，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令傅鼐等去準噶爾議和，傅鼐等到伊犁時，噶爾丹策策零“略大臺吉們行慶賀禮”。伊犁人民更是載歌載舞，不論男女老幼，皆歡呼“雀躍”。[23]這充分表明了和平往來、經濟交流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

　　上述事實表明，作為“紐帶”的清準貿易，穿透了政治的隔閡，實現了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的互補。隨著貿易發展這種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打破彼此封閉的狀態，繁榮了民族經濟，促使西北游牧經濟和中原農耕經濟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清準貿易的發展雖然經歷了曲折，但基于兩種經濟的互補性的客觀現實和準噶爾對中原農耕經濟的高度依賴，以及雙方實力的對比，清政府限制貿易的政策和民族戰爭并沒有阻斷清準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民族市場逐漸形成，增強了準噶爾對中原的經濟向心力，為清政府的統一西北，奠定了經濟基礎。

　　（二）清準貿易加速了準噶爾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局部統一，增強了民族向心力，有效地抵御了沙俄入侵。

　　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的互補是不平衡的。農耕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游牧經濟相對單一，對農耕經濟具有極大的依賴性，需要通過貿易滿足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歷史證明：一旦貿易受阻，他們便會以戰爭方式強行獲得所需要的物資和人口。因此,對于游牧民族來說，發動對農耕民族的戰爭是正常的民族貿易不能進行情況下的一種極端經濟互補形式。

　　清朝初年，清政府因害怕準噶爾鋌而走險，威脅西北的安全，積極推行了廢除貿易限制，鼓勵擴大互市等一系列自由的貿易政策。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向準噶爾宣布了一項非常重要的規定：“朕嘉爾盡心敬順，往來不絕，故爾處所遣之使，不限人數，一概俱準放入邊關”[24]

　　自由的清準貿易，使民族貿易取代了民族隔閡，極大地推動了準噶爾社會經濟的發展。由于畜產品的大量輸出，刺激了準噶爾地區畜牧業的發展，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特別是農業、手工業產品和技術的引進提高了準噶爾的社會生產力。準噶爾部借助清準貿易的經濟支撐迅速崛起，統一衛拉特各部，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吞并南疆，實現了西北地區的局部統一，到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策零統治時期汗國達到全盛，“且耕且牧，號富強”[25]。準噶爾汗國的崛起有效地抵御了沙俄入侵。

　　俄國本是一個歐洲國家，和中國并不接壤。從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葉，迅速向東擴張，積極策劃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它采用武裝移民、軍事侵略、“和平貿易”和勸誘加入俄國國籍的卑劣手段，妄圖吞噬準噶爾地區。

　　在清朝無力顧及西北地區，沙俄又陰謀侵略我國西北之時，準噶爾統治者和廣大人民面對沙俄的武裝入侵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準噶爾軍在驅逐侵略者的亞梅什湖戰役中擊敗俄軍，俄軍損失將近3000人，數百名官兵被俘。[26]乾隆七年（1742年），準噶爾首領派使團到俄國，向俄國政府明確闡述了準噶爾的邊界界址，要求俄國必須撤除在準噶爾土地上修建的要塞、駐兵。沙俄鑒于武裝入侵一再遭到挫折，從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轉而對準噶爾貴族和人民采取“和平”攻勢，千方百計地引誘他們向自己“稱臣”和加入俄國國籍。沙皇在致阿睦爾撒納的信中赤裸裸表示，對準噶爾臺吉率領部眾去俄，他們統予接受[26]。在這種情況下，準噶爾人民紛紛要求歸附清朝，而不為沙俄所動，這充分顯示準噶爾人民與中原人民是血脈相連的。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準噶爾政權歷代統治者，從未“臣服”于沙俄，未把任何一塊土地割讓給沙俄。

　　準噶爾政權之所以能有效地抵御沙俄入侵，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第一，憑借與中原王朝大量的貿易往來，加速了準噶爾地區經濟發展，為準噶爾部統一衛拉特諸部，吞并南疆，實現局部統一奠定的經濟基礎。清準貿易催生的強大準噶爾汗國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準噶爾政權的強大雖然威脅清王朝的統治，但準噶爾政權不是民族分裂勢力，它的政治目標是統一。從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初準噶爾的軍事行動可以清楚地看出準噶爾政權的政治目標：首先統一諸衛拉特——其次征服天山南北和中亞諸部——再一統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國——最終與清朝爭奪中原，恢復蒙元對全國的統治。[27]清人梁份在《西陲今略》中曾明確指出，噶爾丹征服中亞，出兵漠北及與清朝對抗的目的是“并吞四級，窺伺中原”。

　　第二，暢通的自由貿易密切了中原同西北少數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聯系，增強了民族感情和民族向心力，決定了準噶爾人民不會對沙俄的領土擴張聽之任之。

　　（三）清準貿易穿透政治阻力，為清政府牽制瓦解準噶爾政權，統一西北做了政治準備。

　　隨著中原戰事的結束，清朝國力的上升，清政府決不能坐視準噶爾稱雄西北。清政府多次對西北用兵，但直至雍正末年都未能在軍事上占優勢。自康熙五十六年用兵以來，先后損失軍餉七千余萬兩。[28]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也共用銀五千四百三十九萬四千兩，[29]最終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下詔罷征準噶爾，恢復了清準貿易。[30]轉而利用準噶爾對中原經濟的依賴，用貿易手段牽制、瓦解準噶爾政權，進而遏制其發展和消弱其勢力。所以此時又賦予了清準貿易政治任務，承擔起了軍事和政治所不能承擔的歷史使命。

　　準噶爾經濟類型相對單一，手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多依賴中原。貿易的發展與否，不僅關系到準噶爾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關系到準噶爾政權的穩定。準噶爾政權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政治聯合體，缺乏必要的經濟聯系，各部常為爭奪貿易權而失和，甚至兵戎相見。例如，在清準沖突期間，噶爾丹對康熙派到其住地的清使表示：“限貿易之人毋得過二百名，我兄弟臺吉等不知其故，以為出自我意，不容彼貿易，皆與我不和，乞為代奏照常進貢貿易。”[31]從中不難看出，準噶爾汗國內部各部落之間因爭奪貿易權而失和，從而消耗了噶爾丹集團的實力。

　　清政府正是利用了準噶爾經濟上對中原經濟的依賴和準噶爾內部的矛盾，以貿易為工具，來牽制瓦解準噶爾政權。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勒令噶爾丹推出喀爾喀蒙古，否則“絕爾等每年進貢、貿易之路，厄魯特人必大失利矣”。[32]以阻其“每年進貢貿易之路”[33]扼其經濟命脈相威脅，逼其就范。同時，清政府將對噶爾丹的貿易權轉給策妄阿拉布坦，以貿易為誘餌瓦解準格爾上層。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康熙就專門賜敕策妄阿拉布坦和阿努等，稱：“今聞爾等與噶爾丹等不和，致啟爭端，爾厄魯特向修職貢，恭順惟謹，今乃內自交惡，必有其因，朕甚憐之……賚御用各色緞二十疋，賜策妄阿拉布坦、阿努，其以爾等交惡之由，明告使臣，勿隱。”[34]而策妄阿拉布坦也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時機，向清政府遣使貿易，逐漸從噶爾丹手中奪取了清準貿易權。在康熙三十七年，清政府又以中斷貿易逼迫策妄阿拉布坦交出噶爾丹之尸與其女鐘齊海，敕諭稱：“倘若隱匿不行擒解，不但爾歷年之恭順皆虛，即爾貿易之人，亦永不準通行矣。”[35]

　　清政府的貿易手段之所以得逞，根源在于準噶爾對中原經濟的依賴。隨著經濟聯系緊密，當貿易受阻，很多部族從自身利益考慮紛紛歸附清政府。從乾隆十五年準噶爾部宰桑薩拉爾反對達瓦齊率部眾千余人內附后，至乾隆二十二年平定阿睦爾撒納之亂為止，準噶爾各部臺吉、宰桑率部眾要求歸附平定大軍或局部內遷的就有數十次之多。[36]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753年杜爾伯特臺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蒙克所領導的部眾，他們集族討論一直認為：“依準噶爾非計也，不如依天朝，為永聚計”[37]毅然率部眾三千一百多戶內附。接著輝特等部也在其臺吉、宰桑的領導下，“擎數萬眾屯內汛”[38]。

　　歷史事實表明，隨著清準貿易的發展，準噶爾經濟和中原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對中原經濟的依賴性也隨之加強。正是這種經濟貿易的聯系為清政府成功瓦解準噶爾汗國，統一西北做了政治準備。

　　（四）清準貿易加強了準噶爾同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擴大了擁護統一的陣營，為清朝統一西北做了群眾準備。

　　在西北與中原經濟、技術、文化的頻繁交往中，清準貿易尤其是民間貿易起著維系各民族人民間經常的、充滿活力的、具有韌性的紐帶作用。通過貿易活動加強了中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邊疆地區的滲透，增進了西北各民族人民與中原的民族感情，有效地消除了邊疆地區的政治離心力，擴大擁護統一的陣營，增強擁護統一的力量。

　　清準貿易具有極大的群眾性，官方貿易也不例外。從額連胡里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得到證實。乾隆十三年（1748年），額連胡里在和清廷官員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的買賣“并不是我們臺吉—個人的，都是準噶爾眾人的買賣。”[39]準噶爾到中原貿易者，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既有地方官員、僧侶，也有平民百姓，同時內地商人、手工業者等也大量涌入西北。他們進行廣泛的交流，增進了了解，擴大和加深了對中原文化的認識，對加深民族感情提供了有利條件。例如有的商隊在貿易中就坦率地向清政府官員們表示：“我們雖是邊外蒙古，也是大皇帝的人一樣。”[40]從中不難看出其國家認同感。

　　清準貿易的發展不僅使各方有了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且市場的擴大為更多的人提供發展的機會。這些受益于貿易的人群自然希望統一，反對分裂，從而擴大了主張統一的陣營，增強擁護統一的力量。這突出地表現在1690年、1696年和1697年康熙三次親征評定噶爾丹之亂，1755年到1759年乾隆統一西北和平定阿睦爾撒納的過程中。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清軍征達瓦齊途中，準噶爾“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攜酮酪，獻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41]清軍二月出師，五月抵伊犁。清軍之所以神速的進展，是和準噶爾各族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分不開的。

　　當貿易因戰爭而中斷，廣大準噶爾人民為了反對戰爭恢復貿易紛紛內附，僅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就有準噶爾屬部一千五百多人陸續內投。[42]達瓦齊及阿睦爾撤納叛亂時準噶爾人民更是成群結隊紛紛內徒，這與貿易的中斷不無密切關系。在額爾德尼昭戰役中，貿易中斷，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引起了廣大準噶爾人民的強烈不滿。牧民們紛紛抱怨：“這些年，噶爾丹策零四處打仗，軍用的馬匹、牧畜都完了，……這樣如何生活。”[43]他們要求和平，要求恢復與內地人民貿易。人民群眾反戰情緒的高漲，加速了準噶爾政權的瓦解。

　　從以上事實，我們不難看出，貿易的發展關系到準噶爾人民的福祉，隨著貿易的發展，準噶爾人民逐漸意識到了淮噶爾人民與內地各族人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所以他們希望和平，擁護統一。

三、結語

　　貿易關系的建立是由生產方式及社會經濟狀況決定的，同時又受到政治的影響。但是，貿易并不是消極的，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貿易的發展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反作用，對政治、軍事、民族關系都有一定的影響。清準貿易是邊疆少數民族和中原人民經濟生活的共同要求，這種頻繁的貿易往來是維系國家統一的緊密紐帶。貿易的發展，對促進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的互補和一體化，對增強民族情感、民族向心力和國家認同感都具有積極的影響。

　　一百多年的清準貿易，從巴圖爾琿臺吉至僧格、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策零、策妄多爾濟納木扎勒、喇嘛達爾扎，無論誰掌握政權，他們都千方百計積極要求同清朝建立貿易聯系，與中原各族人民進行交換。貿易的發展無論是臺吉還是普通牧民，個個拍手稱慶。倘貿易的發展受到限制，廣大準噶爾人民的生活和民族政權的穩定就要受到嚴重影響。

　　一百多年的貿易往來，大大增強了準噶爾同中原政權和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及文化等各方面交流，清準貿易的發展加速了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的進程，深化了邊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感，最終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

　　強調貿易關系在國家統一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忽視或否定政治策略、軍事力量、文化因素等的作用，只是說貿易關系是一個重要途徑,一個基本前提，一個對話平臺。而且貿易關系的作用與其它幾種因素的作用是辯證統一的、相互促進的。只有充分、全面地發揮這幾個因素的綜合作用,一個國家的統一大業才能最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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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大清會典》卷二百二十二，《理藩院》二

[18]檔案：錄副奏折民族類蒙古項卷2279，號，（中國第一檔案館藏）.轉引自: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1991年版，89頁。

[19]檔案：朱批奏折民族事務類卷0158，號1，（中國第一檔案館藏）。轉引自: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1991年版，89頁。

[20]蔡家藝：《清代新疆社會經濟史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頁。

[21]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準噶爾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30頁。

[22]《清圣祖實錄》卷137，康熙二十七年11月

[23]滿文《月折檔》雍正十三年查郎阿等奏。轉引自：蔡家藝:《十八世紀中葉淮噶爾同中原地區的貿易往來略述》載于：中國蒙古史學會，《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1）》1986年8月第1版

[2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內閣蒙古堂檔，康熙十二年檔，全宗號2，編號132，第017頁。轉引自：黑龍：《噶爾丹統治時期準噶爾與清朝的貿易往來》

[25]松筠《西陲總統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轉引自：《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準噶爾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頁。

[26]成崇德：《康乾盛世的疆域與邊疆民族》載于《康乾盛世的歷史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7]《滿文月折檔案》乾隆二十八年七八月，139函1757年1月6日俄羅斯邊境長官處致阿睦爾撒納之信。轉引自：杜坤榮、白翠芹著《西蒙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頁。

[28]成崇德：《論準噶爾政權》，載于《衛拉特研究》2004年，第四期。

[29]魏源：《圣武記》，中華書局，1984年，第147頁。

[30]《軍營檔》，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抄錄奏片。轉自于：柳岳斌《康乾盛世下的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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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清）印鸞章，《清鑒綱目》，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第300頁。

[32]《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5，康熙二十七年九月甲申項。

[33]《清圣祖實錄》卷140，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項。

[34]《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6，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35]齊木德道爾吉等編：《清朝圣祖實錄蒙古史史料抄》卷189，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36]齊木德道爾吉等編：《清朝圣祖實錄蒙古史史料抄》卷112，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

[37]杜榮坤白翠芹著：《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54頁。

[38]張穆：《蒙古游牧記》卷十三

[39]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魯特要略》。

[40]《準噶夷人貿易案》，載于《史料旬刊》第25期。(李繩武折二)。

[41]軍機處錄付2285卷轉引自：蔡家藝：《清代前期推噶爾與內地的貿易關系》，載于《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3）》，1987年09月第1版

[42]魏源：《圣武記》卷四《乾隆蕩平準部記》

[43]杜榮坤白翠芹著：《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54頁。

[44]滿文《月折檔》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五日錫保等奏。轉引自：蔡家藝:《十八世紀中葉淮噶爾同中原地區的貿易往來略述》載于：中國蒙古史學會，《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1）》1986年8月第1版

參考書目：

①《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準噶爾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馬大正、成崇德：《衛拉特蒙古史綱要》，新疆人民出版社，

③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1991年版。

④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⑤蔡家藝：《清代新疆社會經濟史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⑥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準噶爾史略》編寫組編：《〈清實錄〉準噶爾史料摘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⑦金啟琮：《清代前期衛拉特蒙古與中原的互市》，載于：《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準噶爾史論文集》（1928—1976）

（作者單位：新疆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