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鍾嶸《詩品》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本文主要依據陳延杰《詩品注》[1]，對鍾嶸《詩品》提出疑義，并依據鍾嶸在《詩品》中對曹植的評價，兼評陳延杰先生在注中所選錄的曹植的詩歌。

　　關鍵詞：鍾嶸《詩品》；質疑之舉例；《陳注》中曹植詩之評價

導言

　　鍾嶸《詩品》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基本典籍之一。歷來被認為乃千古論詩之祖。沈德潛云：“詩家品炙，始于鐘嶸。”（《劍豀說詩》[2]卷首）。章學誠亦指出，《詩品》乃“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史通義》[3]內篇卷五《詩話》)。確然，其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學批評思想，多為后世所繼承，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歷代對《詩品》的研究之著作也是層出不窮。在眾多的著作之中，對《詩品》中所存在的問題，也多有指出。如，明人胡應麟言：“《詩品》云：‘故知陳思魏邦之杰，公干、仲宣為輔。士橫晉室之英，安仁、景陽為輔。康樂宋代之雄，顏延年為輔。’[4]亦頗得之。然公干、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陽非太沖比，延之非明遠比，錯綜諸集，參伍群言，鍾所剖裁，似難僉允。”（《詩藪》[5]外編卷二）其中，尤其是在對于詩人的品第問題上爭論不休。如，清人王士禛言：“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訛，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帶經堂詩話》[6]卷二）陳延杰先生亦言：“余少時抗意漢、魏、六朝詩，讀此深喜之，故沉研頗有年，惟覺曹瞞之悲壯，彭澤之豪放，當列上品。”（《陳注·跋》）筆者以為，鍾嶸在品評詩歌之中存在著一定的偏見，這似乎是前人所忽視的，筆者將于此文指出。同時再談前人所頗為關注的有關品第、源流等問題。于文章之末，根據鍾記室對陳思王曹植詩之評價，兼評《陳注》中所選錄的曹植的詩歌是否符合鍾氏之評。

質疑之舉例

　　（一）品評有偏見，抹殺兩漢南朝之樂府民歌

　　縱觀《詩品》全文，似乎絲毫沒有提及這一時代的樂府民歌。鍾嶸在品評之中，將詩歌分為源于《國風》、源于《楚辭》和源于小雅三派。張伯偉先生在《鐘嶸〈詩品〉研究》一書中，曾對其作過分析，列出各派支脈[7]。通過這一分析，更加清楚地看出，在《詩品》一文中，所涉及的樂府僅有文人樂府，而完全抹殺民間樂府，私以為不可取也。今就樂府之地位及影響而淺述之。

　　劉勰《文心雕龍·樂府》[8]曰：

　　樂府者，聲依詠，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匹夫庶婦，謳吟士風，詩官采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于盛衰，季札監微于興廢，精之至也。

　　按：以樂府詩歌而觀天下之興衰，可見其價值。要能觀天下之興衰，此處之樂府當為民間樂府。

　　又曰：

　　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

　　按：漢武帝至南朝鍾嶸所處的時代，樂府年代已久。愈不可忽視。

　　班固《漢書·藝文志》[9]曰：

　　自漢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足以觀風俗，知薄厚矣。

　　按：此亦言樂府之地位也。要能觀風俗，覘盛衰興廢，當以民歌為重。

　　著名文史學家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10]一書的引言中說：

　　自來皆誤認樂府為詩之一體，實則一切詩體皆從樂府出也。如三言、五言、雜言出于漢，七言出于魏，五、七言律絕出于南朝，殆無一不淵源樂府。

　　又在再版《后記》中說：

　　如果沒有“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便不會有曹操諸人的“借古題而寫時事”的擬古樂府，也不會出現所謂“建安風骨”和“五言騰踴”的局面。

　　蕭先生的基本觀點，即是認為民間文學是文學之母，是文學史之源。而且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一書中，以大量翔實的材料論證了“先有五言樂府，而后有五言詩”，將長期被顛倒的源流顛倒回來，并得出“只有文人模擬樂府之體制，而決無樂府反蹈襲文人”的帶有規律性的結論。同時，我們考察歷代眾多詩話，如馮班《鈍吟雜錄》[11]、謝榛《四溟詩話》[12]等均有關于民間樂府的評論[13]。

　　綜合可知，兩漢及南朝之樂府民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鍾嶸竟然存在這樣的偏見。

　　（二）源流有差錯，品第似不公

　　對于鍾嶸《詩品》中有關源流品第的問題，前人多有異議。而尤其不滿鍾嶸對陶潛和曹操的評價，認為有失偏頗。

　　《詩品》中品“宋征士陶潛”條曰：

　　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按：此處言陶潛“其源出于應璩”。根據《詩品》中“魏侍中應璩”[14]條言：“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于‘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筆者考察陶潛之詩，難見其“善為古語”、“得詩人激刺之旨”、“華靡可諷味焉”等特點。鍾氏又言“又協左思風力”，考察《詩品》中“晉記室左思”條言：“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于陸機，而深于潘岳。謝康樂嘗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此處鍾嶸亦強調其“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曾不知鍾氏此評，應從何說起。

　　經查閱，多有前人就對其加以指責。如，宋人葉夢得言：“……梁鐘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于應璩，此語不知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于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刺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石林詩話》[15]卷下）又明人胡應麟言：“善乎鐘氏之評元亮也，千古隱逸詩人之宗也。而以源出于應璩，則亦非也。”（《詩藪》外編卷二）
同時，可以看到，陶淵明是被列為中品的。[16]這也許是因為陶淵明的詩歌造詣在當時尚未被發掘出來。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鍾嶸對他的評價“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很高了。然而，卻依然將其列為中品，似乎在某種意義上是說不通的。對此，前人亦多加以指正。如，清人王士禛言：“中品之陶潛，宜在上品”（《漁洋詩話》[17]卷下）。沈德潛言：“陶公亦名臣之后，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曠世獨立。鐘記室謂其源出于應璩，目為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說詩晬語》[18]卷上）。再如，方東樹言：“……鐘嶸乃謂陶公出于應璩，又處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宜乎葉石林之辟之也”（《昭昧詹言》[19]卷四）。

　　再來看看鍾氏對曹操的評價。

　　《詩品》下品“魏武帝”條曰：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20]

　　我們以為，鍾嶸對曹操的評價比較合理。但置其于下品，有失偏頗，難免會遭來非議。如明人王世貞言：“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藝苑卮言》[21]卷三）又如，清人王士禛言：“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漁洋詩話》卷下）。

　　筆者以為，曹操，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他不僅以自己的創作開風氣之先，而且還以其對文學的倡導，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貢獻。誠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22]卷四十二）曹植的話絲毫沒有夸大，“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都是在建安年間前后歸附曹操的。其余如女詩人蔡文姬、詩人繁欽等，也都為曹操所用。曹操將天下英才悉集帳下，使他們與曹氏父子一起開創了“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對當時文壇詩風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那么，這樣說來，把曹公置于下品，理由應該是不充分的。或許在鍾嶸看來，曹操的“甚有悲涼之句”的詩風，與當時時代的文學潮流不相類，故將其置于下品。但這樣，無疑就純粹掩埋了曹公的巨大貢獻。

　　此外，《詩品》之中，在指出某人之詩出于某人時，還存在著明顯錯誤。如說“仗清剛之氣”[23]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24]的王粲。至于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等，我們也很難從中找到有力證據。

　　（三）品評形式化，只重詞彩而鮮涉及詩之內容及詩人之思想

　　鍾嶸論詩，一方面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但同時又受到南朝某些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歌時，從來都將詞彩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的思想成就。在前一個問題中，我們談論了曹操的品第。這就是一個明顯反映鍾嶸品評詩歌只重符合自己所列辭采標準即所謂“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而沒有注意到曹公詩歌的深刻內涵的事例。

　　鍾嶸一味強調詞彩的重要性，在此種批評理論的引導下，他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了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

　　所以，鍾嶸品評詩歌時，一般有摘其詩中富艷之句，而大加贊賞之弊。這種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但也開了后代摘句批評的不良之風。后代多數論詩之作，都是以《詩品》為“祖”的，當然會繼承他的一些品評方法，以至于后來的有些著作在品評之中，不能全面把握詩人的內心思想和詩歌的主題、甚至歪曲主題，僅憑其中的個別富艷之句而論之，實則有以偏概全之弊。而這種論詩品評之法，實則僅是論詩句，而非論詩篇。長期如此品評詩歌，句與篇幾乎成分離之勢。

　　（四）品評絕對化，堅決反對詩“用事”

　　《詩品·序》曰：

　　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按：鍾嶸認為，詩歌當以興趣為勝，是作者“即是即目”，“皆由直尋”而得。堅決反對那些“補假”之語。

　　陳延杰先生在《注》中說：“鍾意蓋謂詩重在興趣，直由作者得之于內，而不貴用事。此在詩中敘事寫景則然耳。若夫抒情，則非借古人成語，不足以寫其胸臆。觀張、潘、左、陸、陶、謝、顏、鮑諸家詩，皆出經史，豈非明驗哉。”（見《總論》注第七十三）

　　當然，我們認為，陳先生說以上諸家詩“皆出經史”，是有些不準確的，但這一段話亦可謂一語中的。對于寫景或是敘事，“直尋”當然為妙。但對于書寫胸臆，實有不便，不如“用事”來得直接而又含蓄，并且富有文化底蘊，更能激發讀者去挖掘詩人的內心世界，咀嚼詩歌中的精華。這于詩人于讀者都是有益的，何樂而不為呢？

　　讓我們再來看看鍾嶸所列舉的幾個“皆由直尋”的“古今勝語”：“思君如流水”（詩出徐干《室思詩》）；“高臺多悲風”（曹植《雜詩》之起句也）；“清晨登隴首”[25]；“明月照積雪”（詩出謝靈運《歲暮詩》）。不難看出，在鍾嶸所列舉的幾個他認為“古今勝語”的詩句中，除“思君如流水”一句有抒發心中思念之情意之外，其余幾句，或是僅僅寫景，或是單純敘事。我們以為，鍾嶸堅決反對詩歌“用事”，是有絕對化之弊的。且不論后代“用事”之詩歌是如何地出名和受人欣賞，單單就他所援引的詩句，就不能作為他批評詩歌“用事”的絕對證據。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曰：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引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

　　按：此言“用事”之功，在于“據事以引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可見，“用事”并非無益于詩文本身。

　　又曰：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

　　可以看到，在劉勰眼里，他并不反對“用事”，只是強調要用得恰當，“貴約”、“務精”，而且這些只能為文章得“輔佐”，不可泛濫。文章當在“本性”，“才自內發”。只有“主佐合德”，方出妙文。

　　當然，劉勰的《文心雕龍》主要以論文為主，而《詩品》則是專門論詩，這其中或多或少有一定區別。但鍾嶸對“用事”的態度沒有劉勰來得全面一些。

　　在宋人魏慶之編的《詩人玉屑》一書中，幾乎包含以前朝代詩人關于“用事”的議論。經過比較分析，不難看出，堅決反對詩歌“用事”的僅有《詩品》[26]。這樣，難免顯得鍾嶸品評詩歌的絕對化。

　　（五）因噎廢食批四聲八韻

　　《宋書·謝靈運傳》[27]曰：

　　天機啟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五色相宣，八音相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揚宜……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合于理，匪由思至……

　　按：此處沈約提出文章應合乎音韻之說，且強調只有“妙達此旨”，而“始可言文”。

　　《詩品·序》曰：

　　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備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弦，亦何取于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帷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按：此處鍾嶸可謂是深惡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韻”，嘲諷其“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可謂文之低俗者也，攻擊他們所提出的標準連自己都難以做到。[28]

　　《文心雕龍·聲律》曰：

　　夫聲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

　　按：劉勰認為，聲律始于“人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前人因其而制樂。故而文章當須有聲律。可見，劉氏是積極倡導文章“用韻”的。不僅如此，劉勰還在《文心雕龍·聲律》篇下文中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當然，我們再次聲明，劉勰更加注重文章，而鍾嶸全是論詩。有這樣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詩可以理解的。而文學發展的事實證明，四聲的發現以及它所帶來的“永明體”，使世人具有了掌握和運用聲律的自覺意識，它對于增加詩歌藝術形式的美感、增強詩歌的藝術效果，使具有積極意義的。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四聲的發明，也就沒有隨之而來的“永明體”，更就沒有后來的唐詩。正是因為有了聲律的發現以及當時文人對聲律的追求與審美，才奠定了唐詩的格局。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其消極的一面。但總的來說，對聲律的追求當是文學發展的必然。

　　《藝苑卮言》（卷三）曰：

　　沈以四聲定韻，多可議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律可耳，以己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這里，明人王世貞認為沈約所倡導的聲韻問題，雖對后代的律詩產生巨大影響，但與當時的文學潮流不相符，故而沈約“自失之”。

　　當然，我們在這里批評鍾嶸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不是因為他沒有預見到它的巨大文學史影響，因為他畢竟也是凡人。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當然，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于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結論

　　文章有關《詩品》內容的質疑，僅僅是筆者拙見。但筆者以為，在鍾嶸的品評之中，確實存在如上所述的偏見或是評論的絕對化和形式化。就拿民間樂府來說，其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品評詩歌當不可繞過她。筆者在此文中，就是要讓諸位不要忽視兩漢南北朝的優秀的民間樂府詩歌。至于鍾氏所存在的其他譬如有關“用事”、“用韻”等絕對化的評價，以及有關詩人品第問題的再探，實為續貂之作。筆者以為，雖然《詩品》自開始流傳以來，有譽也有毀，即便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對其提出疑義，但是，瑕不掩瑜，《詩品》在我國古典文學批評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稱歷代詩論之祖。

附：評《陳注》所選錄的曹植之詩

　　這里，筆者將結合鍾嶸《詩品》之中對陳思王曹植詩歌的評價，簡要地對《陳注》中所錄曹植之詩予以評說，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弄清楚陳先生所錄的曹詩是否符合鍾氏之評。經筆者檢索，陳注中共選曹詩十余首。其中包括了《公宴詩》、《送應氏》（二首）、《七哀詩》、《箜篌引》、《贈白馬王彪》、《贈王粲》以及《雜詩》六首。在評論之前，我們先來鍾嶸對曹植詩的評價。

　　《詩品·上品》“魏陳思王植”條曰：

　　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

　　可以看出，鍾嶸對曹植的評價是極其高的。尤其說他“詩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可以說是一語中的，論之備矣。何焯謂子建詩云：“繾綣有風人之旨”，同時又認為“小雅嗣音”（《義門讀書記》語，《陳注》引）。《陳注》中還引用了清人劉熙載語：“子建隱有‘仁義指認其言藹如’之意，鍾氏為人倫周、孔，可謂知言。”陳延杰先生說：“蓋子建詩學國風，而有以雅與騷化之，故自成家矣。”當然，在鍾嶸的眼里，曹子建無疑是當時詩人之中成就極高的一位。結合鍾嶸之評，來看看陳延杰先生所選錄的詩歌是否與之符合。

　　首先，我們得承認，《雜詩》六首是完全符合鍾氏之評的，《序》中所引的“高臺多悲風”即是起句。筆者以為，這六首詩，真正體現了子建“骨氣”、“情兼雅怨”、“詞彩華茂”等特征。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其一）、“何意回飆攀，吹我入云中”（其二）、“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云”（其三）、“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其五）等，無不體現出這些特點。由此說來，選錄這六首詩是符合鍾嶸評價的。

　　再來看看《贈白馬王彪》。歷來對該詩的評價是相當高的，如：許學夷在《詩源辯體》[29]（卷四）中說：“子建《贈白馬王詩》，體既端莊，語復雅煉，盡見作者之功，少時讀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余按：明人王世貞，字元美，著有《藝苑卮言》）極稱之，謂‘悲惋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何焯在《義門讀書記》[30]中評論該詩“小雅嗣音”[31]，蓋其“情兼雅怨”。近人顧隨先生在《駝庵詩話》[32]中說：“曹子建詩工于發端。詩情不夠，只能工于發端。《贈白馬王彪》詩情足夠，故不露竭蹶之勢。《贈白馬王彪》好在不工于發端。‘謁帝承明廬’數句如旅行紀程，不是詩，但是詩，徐徐寫來，力氣不盡。此篇雖不工于發端，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這種種評論表明：《陳注》選錄該詩是極有理由的。

　　至于《送應氏詩》二首，“骨力甚健，與后來孫許不同”[33]；《七哀詩》，“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窮也”[34]；《贈王粲》，“繾綣得風人之旨”[35]。由此說來，這幾首詩被入選，是應該的。我們同意陳延杰先生的觀點。

　　我們以為，《箜篌引》一詩，多憂嘆生命之辭，實則“怨”濫于“雅”，雖說立意尚高，但尚不能稱“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且該詩亦非“詞彩華茂”。可以看看其中的詩句：“置酒高堂上，親友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實難以從中看出鍾氏之評。后文：“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我們更多是看到了子建的嗟嘆，那是對人生短促的嗟怨。詩中流露出的這種“怨”，可以說是“赤裸裸的”，“雅”實則是難以尋覓。再看看入選的《公宴詩》。何義門評曰：“何等興象”[36]。該詩寫的是宴會，“興”當然不足為奇。“詞彩華茂”，亦是當之無愧，如：“秋蘭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然而，我們以為，鍾嶸時期的詩風，對“詞彩”的要求都很嚴，正如他在《序》中所強調的詩歌的做法當是“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丹彩”即是詩的表層，即詞彩。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的詩歌多是“詞彩華茂”的。那么，為什么單單曹植的成就被認為如此大，詩歌能被列入上品呢？那就只有一個可能，曹植的品第當不是由其“詞彩”來決定的，而是“骨氣奇高”、“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而使得他“卓爾不群”、“粲溢今古”的。然而，我們從這首宴會詩中，幾乎很難讀到“情兼雅怨”的東西，甚至也難感受到奇高的“骨氣”。綜上所述，我們以為，作為有利于理解鍾嶸對曹子建評價的參考材料，陳延杰先生選錄《箜篌引》和《公宴詩》，不是很妥當的。

　　筆者認為，雖然《陳注》中在選錄曹植之詩作為參考資料時存在如上所述的瑕疵，但總歸是瑕不掩瑜，該著作仍然是研究《詩品》的必讀，對《詩品》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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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清·何焯著《義門讀書記》，中華書局，2000年

（17）清·方東樹著《昭昧詹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18）清·沈德潛著《說詩晬語》，《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王士禛著《漁洋詩話》，《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0）清·馮班著《鈍吟雜錄》，《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1）顧隨講葉嘉瑩筆記顧之京整理《駝庵詩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蕭滌非著《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23）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

（24）張伯偉著《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注釋：

[1]本文所依據的版本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61年。為文章行文方便起見，后文將其簡稱為《陳注》，均同，不再注出。

[2]清·喬億著，《清詩話續編》本（郭紹虞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清·章學誠著，中華書局，1956年

[4]按：胡應麟此處所引鍾氏之言，與原文不盡相同。《詩品》原文言：“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

[5]明·胡應麟著，中華書局，1962年，下文與此同，將不再注出。

[6]清·王士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7]參見張伯偉著《鐘嶸詩品研究》第117頁至第15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8]本文主要參考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下文凡涉及《文心雕龍》中的內容，所依據的均與此同，將不再注出。

[9]漢·班固著，商務印書館1955年

[1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11]清·馮班著，《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2]明·謝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13]按：馮班在《鈍吟雜錄》中，首篇便是《古今樂府論》，既包括了文人樂府，當然也包括了民間樂府。而謝榛在《四溟詩話》中，亦有多則關于民間樂府之論述。如：有關《木蘭辭》的（見第七則）、有關《紫鎦馬歌》的（見第十一則）等。此處不能詳盡，所引只是為了說明鍾嶸在品評詩歌時當不可忽視民間樂府。

[14]應璩（190—252），字休璉，汝南人。世稱其“博學好文，善為書記”。其詩文“多切時要，世共傳之”。（按：《文選》李善注引，《文章錄》語）但應璩的詩大都散佚，今天學者一般認為僅存《百一詩》一首（昭明太子《文選》錄）。由于其詩的散佚，很難對其予以確切評說。但考察前人對其評價，當知他的地位。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有三處論及應璩，而就有兩處提及《百一詩》。（參見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之《應璩詩論略》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15]宋·葉少蘊著，《歷代詩話》本（清·何文煥輯），中華書局，1981年

[16]按：《陳注》卷中引《太平御覽·文部·詩之類》曰：“鐘嶸《詩評》（即《詩品》）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藉、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從而《陳注》以為，“陶詩原屬上品。迨至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題解》，則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數陶公矣。”我們認為，《太平御覽》乃北宋時期著作，其記錄事情的真偽尚待確證。而根據一個沒有十分把握的材料來斷定其它論述，我們以為不是甚妥。本文依據世所流傳的《詩品》之品第，以鍾氏列陶詩為中品而論之。

[17]清·王士禛著，《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8]清·沈德潛著，《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方東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20]按：《詩品》原文“魏武帝魏明帝”條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是將魏武帝與魏明帝放在一起品評的。此處所引的只是有關對曹操的評價，余者舍去。

[21]明·王世貞著，《歷代詩話續編》本（丁福保輯），中華書局，1983年。后與此同，不再注出。

[22]岳麓書社，1995年

[23]見《詩品》中品“晉太尉劉琨晉中郎盧諶”條曰：“其源出于王粲。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24]參見《詩品》上品“魏侍中王粲”條曰：“其源出于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25]《陳注》曰：“未詳所出。”今按：逯欽立輯《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三張華《詩》作：“清晨登隴首，坎壈行山難。嶺阪峻阻曲，羊腸獨盤桓。”

[2]6參見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7]沈約撰，中華書局，1997年

[28]按：《南史·鍾嶸傳》曰：“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余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綸，而長于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于范，意淺于江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我們以為，此說當不可輕信。

[29]明·許學夷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30]清·何焯著，中華書局，2000年

[31]按：《陳注》曰：“《史記·屈原傳》曰：‘小雅怨誹而不亂’。按子建有憂生之嗟，故樂府贈送雜詩諸什，皆具小雅怨誹之致。”這更加印證了子建詩之“情兼雅怨”。

[3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何焯語，《義門讀書記》，2000年

[34]同上

[35]同上

[36]同上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