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在總結孔子一生文化貢獻時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穆），編次其事?！边@里“下至秦繆”一句值得注意?？鬃邮且灰饩S護西周奴隸制的思想家，經他修編的《尚書》以秦穆公之《秦誓》終篇，一則預見了秦國的走向強盛、代周而興，一則寓意殷周奴隸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陽，雖然懨懨不愿下山，卻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從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齊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跡。這便是周代奴隸制秩序最后的斜暉一瞥?！墩撜Z·憲問》記錄了孔子對齊桓公、管仲的評價，他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腹藕现T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披）發左衽矣?！辈畈欢嗨闶侨柿税。畈欢嗨闶侨柿税。@稍微有保留的評語是贊嘆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復了奴隸制的王朝禮治秩序，而遺憾之處則司馬遷認為是齊桓公稱霸而未稱王，沒能達到重建宗法分封天下體系的高度，他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管晏列傳》）但西周奴隸制盛時的禮治榮景畢竟一去不復返了。

　　在西周，土地屬于周天子（王）和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團所有，稱為“公田”。天子或諸侯把土地分封給國內的政務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構成了統治階級的中下層，是介于貴族和平民、奴隸之間的一個較廣大的社會階層?！秶Z·晉語》云：“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參與剝削，以維持他統治階級的體面，而庶人則是平民中的自由農民，要靠勞力吃飯。

　　農奴在貴族莊園里勞動，這種現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葉以前就已出現了?！对娊洝め亠L·七月》中就有“嗟我農夫”的嘆息，此處農夫便是農奴，他們“為公子裳”、“為公子裘”，他們“獻豜于公”、“上入執宮功”，等等；他們不是奴隸，但依附于大小貴族，被束縛在貴族的土地上，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隸進行農業生產的情況下，自由農民生產成本相對過高，難以抵御市場風險，許多破產的農民為了生計，托庇于豪門，成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農奴。又據《漢書·食貨志上》的記載：“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貴族們侵奪農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變成他們的私屬。另一方面，大小貴族在貪欲的驅使下，命人開墾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遲于西周末年開始應用的鐵制農具，大大加快了開辟私田的進程。田地多了，勞動力就顯得不足，而奴隸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發斗爭不斷地發生，貴族們為了保障生產和再生產，有可能改善奴隸的勞動條件，將一些奴隸轉化為農奴，以提高他們生產的積極性。

　　所以農奴的來源是奴隸社會里的農民和奴隸。貴族們的私欲損害了奴隸制政權的公利，私屬農奴越多，國家的財稅收入相對就越少。到了齊桓公、管仲的時代，列國的生產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轉變為農奴勞動的莊園經濟。但齊國的世卿大族少，奴隸經濟還比較鞏固。相對雄厚的奴隸經濟支撐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業，而生產關系的變化使得管仲“與俗同好惡”的施政呈現出改良的特點。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頭），令順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傳》）。他的政策一方面強化了奴隸主貴族的國家機器，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領主莊園經濟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雜處”，世代“恒為士”、“恒為工”、“恒為商”、“恒為農”（《國語·齊語》）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農業奴隸就逐漸轉化為國家的農奴。

　　齊桓、晉文之后，中原諸國無力阻擋楚國的北進。楚莊王之時（公元前613～591年），“觀兵于周郊”（《楚世家》），問周王朝鼎之輕重。公元前608年，魯國的襄仲殺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繼位，就是宣公，這以后魯國漸漸“公室卑，三桓強”（《魯周公世家》），魯桓公之族孟孫、叔孫、季孫三家漸漸把持了魯國的政權。公元前594年，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之為“履畝”。按田畝實際面積征收租稅，勢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頓莊園。這時，魯、宋、鄭、陳都歸順了楚莊王。宣公此舉一來是為了限制三桓的勢力，加強奴隸制國家的君權，二來也可能是為了搜刮更多的民財，以便向楚國輸送貢納。宣公向三桓爭奪權力的斗爭似乎并不成功，司馬遷在《魯世家》里甚至完全沒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這件大事。軟弱無力的斗爭等于承認“存在即合理”，使用農奴勞動的莊園經濟形態日漸取得優勢，奴隸制就要為農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晉國的欒書殺了厲公，立了襄公的曾孫周，就是悼公，這以后晉國“大夫稍強”。公元前546年，即晉平公十二年，趙武（文子）當了正卿（《趙世家》），這年晉、楚訂立弭兵之約，此后四十年內兩大強國之間沒有發生沖突，而中原諸國內部公室和大夫的斗爭上升成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吳國的延陵季子出使晉國，“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保ā稌x世家》）

　　在齊國，“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稟（發放糧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保ā短锞粗偻晔兰摇罚┨锸先〉昧似矫窈娃r奴的擁護。公元前539年，齊國的晏嬰使晉，跟晉國的奴隸主貴族叔向私下里交談。叔向說：“晉，季世（末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晉世家》）晏子說：“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國家的量器，小斗）權（交換）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愛之。”（《齊太公世家》）

　　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叔向責備他為政不以禮，子產答復說：“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崌跁x、楚之間，被迫時而朝晉，時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產為了補奴隸制之天，在列國中首先發布了成文法典，來應付深重的社會危機。這樣做大概最終還是歸于徒勞，所以此事《史記·鄭世家》也未見記載。

　　到了公元前526年，晉昭公死的時候，晉國開始“六卿強，公室卑”（《晉世家》），六卿是韓、趙、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獻子為政，“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趙世家》）第二年，趙鞅（簡子）、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莊園領主的法律，這和23年前子產鑄刑書的用意已經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于諸侯。”（《趙世家》）

　　公元前488年，齊國田乞脅迫諸大夫擁立跟他私交好的陽生，就是悼公，殺了景公生前喜愛的寵姬之子荼，于是“田乞為相，專齊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簡公之時，其子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換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殺簡公，立平公。田恒相齊，謚為成子。

　　孔丘在魯國聽到了田成子弒君的消息，這時他已經70歲了。孔丘請求哀公討伐田恒，哀公讓他找三桓?？浊鹬缓萌フ埲赴l兵，三桓拒絕了他。奴隸制的禮治秩序無可挽回的崩潰了。過了兩年，孔丘去世。

二、戰國前期

　　公元前458年，“知（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保ā囤w世家》）公元前453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晉世家》）這時，“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強于韓、魏”。（《趙世家》）至此，三家分晉的格局業已形成。

　　魏桓子的孫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為魏文侯元年。在《史記》中，李克（悝）是一個帝王師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國拔取了中山國，翟璜舉薦李悝為中山之守。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孫子吳起列傳》），文侯在用吳起之前詢問過李悝對吳起的看法，可見吳起向文侯求將當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顧說，他還曾舉薦吳起為西河守，則吳起到魏國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這一年，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世家》）。魏文侯舉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賢才，使魏國擺脫了落后局面，強大起來。

　　據李悝說，魏成子為文侯招攬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時在魏，年已78歲（他比老師孔丘小44歲），則“文侯受子夏經藝”多半在此之前。我認為子夏等三人有點像漢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師之，以示敬老尊賢，至于治國則主要靠李悝、吳起、西門豹。有人說李悝、吳起、商鞅出于子夏門下，但李悝徑以“卜子夏”稱之，司馬遷記吳起“嘗學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吳起的老師。商鞅的年代還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晉書·刑法志》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說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說過：“法家者流，則猶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固著、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變法，因時而變，治國之策不必從書中來，亦不必沿襲前人。不能因為商鞅在魏國做過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關系。而李悝著《法經》云云，亦恐系偽托。李悝自有其貢獻，《漢書·食貨志上》述：“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勤于農業，多產糧食）之教……又曰：糴（買米）甚貴傷民（除農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指人心離散），農傷則國貧（指糧價太低，農民不愿種糧，國家糧食不夠充足），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破郊e（平衡米價，指官糴）者……使民適足（正好夠吃），賈（價）平則止。小饑（歉收年）則發小孰（熟，豐收年）之所斂（斂藏），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賣米，指官糶）之……取有余（豐收的年成）以補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時魏國商業已甚發達，市場糧價波動很大，為了平衡糧價，就由官府發揮調節作用，在豐年多收糧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糧食，保持市場糧食供應和價格穩定；又在荒年賣出官府于豐年斂藏的糧食，解決糧荒價高的問題。班固撰《漢書》在東漢，所言“農”乃自耕農，而李悝那個時候的農業勞動者仍以農奴為主。這段話的意義在于指出李悝發明了國家調節糧食市場的辦法，保障了中小農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階層，由此奠定了農奴制魏國富國強兵的基礎。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孫子吳起列傳》）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兒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吳起奪了他的位子，就設計使吳起離開了魏國。

　　公元前391年，齊國田恒的曾孫田和把齊康公遷謫到海上，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惫?87年，田和與魏武侯會于濁澤，“求為諸侯”。次年，田和“立為齊侯，列于周室，紀元年”。（《田完世家》）

　　公元前391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保ā冻兰摇罚┪?、齊都在上升，楚國的國力相對減弱。吳起離魏后到了楚國，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就要來了。“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捐棄）不急（急需）之官，廢（廢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要在強兵，破（破除）馳說之言縱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孫子吳起列傳》）吳起的改革遠比李悝激烈，他以強軍為中心，摒棄空談，裁汰閑官，削減貴族，用節省下來的財物擴充軍隊、賞賜將士，造成了許多人利益、地位、命運的急劇變化，因而吳起相楚可以說是商鞅變法的先聲。但吳起的變法沒有觸及生產關系領域，也還不是地主階級的社會變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吳起被宗室大臣殺害了。

　　當春秋、戰國之交，商業和列國之間的貿易愈益繁榮興旺，范蠡、子貢即是經營商業成功的典范。莊園經濟的發展，早已破壞了奴隸制的“經界”；商業的崛興，又使土地這種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最終也成了商品。在戰國早期，土地的自由買賣很可能已經大量出現了。土地的迅速流轉，使領主變成了地主，農奴變成了貧雇農。土地被賣掉了，農奴也被領主拋棄了。

　　商鞅變法，是一場暴風驟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和自耕農的利益，沖擊著舊貴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下令求賢，商鞅從魏國西入秦。兩年后（《秦本紀》），經過辯論，“卒定變法之令”（《商君列傳》）。有軍功者授爵，宗室無軍功者革除貴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據有）田宅”，實際上創造出一個龐大的軍功地主階層，而且“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華貴）”。更重要的是，“僇力（盡力）本業（農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恢復自由之身）；事末利（棄農經商）及怠而貧（游手好閑，以致家貧）者，舉以為收孥（奴，官奴，指勞改）”。“復其身”三字《集解》、《索隱》、《正義》均未解釋，《荀子·議兵》有“復其戶”之語，楊倞注為“不徭役”，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引文時釋為“免其賦稅”，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賦稅來理解“復其身”。其實，“復其身”是使農奴或奴隸從人身依附中解脫出來，成為自由農民，在上段話里“僇力本業”和“事末利”相對應，“復其身”和“舉以為收孥”相對應。這樣，自耕農的數量就大為增加，國家的賦稅和兵源變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發布“為田、開阡陌，封疆”的法令，兩年后，“初為賦”，“而賦稅平”。我認為，“為田、開阡陌”即《商君書》中“墾草”之意，指大面積開荒種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圍植樹，作為所有權的標志。所以商鞅墾草令的基本內容是鼓勵開荒，開墾的田地歸私人所有，并且前兩年不收賦稅，第三年開始征收，但賦稅適度、穩定。這項政策培育了一個富足的自耕農階層，使商鞅的變法擁有了更加廣泛的階級基礎。因而軍事官僚的地主化、貴族化和自耕農的中產階級化，構成了變法后秦國社會的兩大支柱。

　　在古代，農業是國家富強之本。商鞅為了盡快實現強國的目標，采取了重農抑商的做法?！渡叹龝睢分杏洠骸笆股虩o得糴，農無得糶”，由國家來掌握糧食的流通；又“重關市之賦”，提高市場上的交易稅，降低商人的利潤率，等等，想盡一切辦法來增加農業勞動力、集中力量發展農業。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經濟上就以重本抑末為其特征。

　　商鞅變法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趙、齊一起伐魏，商鞅“虜魏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領土向東達到了黃河，且魏國幾次被齊、趙擊敗，而魏國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兒子）就遷到大梁建立新都。農奴制的魏國在同為農奴制的齊、趙等國和地主官僚制秦國的夾擊下，接連失敗，“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難以復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國的舊貴族集團殺害了商鞅，43年前吳起的悲劇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創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績，卻永不磨滅。

三、戰國后期

　　在中原諸強國中，魏惠王第一個稱王，魏國第一個衰落。遷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稱之。惠王因“數被于軍旅”，就“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當齊國鄒衍來到大梁的時候，惠王曾經親自“郊迎，執賓主之禮”（《孟子荀卿列傳》），表示求賢若渴的心情?；萃踝溆诠?19年，而鄒衍“適粱”以前已經“重于齊”了，所以他最晚當生于公元前350年。

　　鄒衍深入地研究了歷史和社會，他在著作中“先序（敘述）今（現在）以上（上溯）至黃帝，學者所共術（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載其禨祥度制（天人感應的法則），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Q引天地剖判（剖分）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應驗）若茲?！彼麖拿＿h往古以來的歷史興衰中總結出社會依循五行變化的規律。在今天看來，這似乎不過是迷信罷了，在當時，卻可說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歷史哲學。

　　鄒衍又細致地觀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詾槿逭咚^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之內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合中國等九州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彼罁呀浾莆盏牡乩碇R，對中國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說中國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過去所說的《禹貢》九州算不上九州，整個中國也才不過一州而已。這一觀點極大地開闊了當時人們的視野，并且隱寓將來的中國統一不會再是過去那種聯合國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形態已經呼之欲出。

　　黃帝。中國。在這個時代，人們開始達成共識，以黃帝來代表華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國來稱呼華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黃帝就成了天下一統的象征。宣王之時（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環淵、接子、田駢等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梢娳w人慎到和楚人環淵是稷下學士中的健者。《漢書·藝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數僅少于《韓子》（五十五篇），顏師古注：“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為韓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學問反而散佚無聞。郭沫若推測環淵整理了老子的遺說，其上下篇即《道德經》；其說可從。黃老道德之術就是人君南面之術，即君主治國的經驗和智慧。因為在當時研究這類學問的目的是統一中國，所以就冠之以黃帝之名；因為兩百年前的老子闡明了這類學問最精要的東西，即政治哲學和政治倫理學，所以稱之為黃帝老子之術，簡稱黃老，也就是黃老道德之術。

　　《老子》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源頭。道，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學和倫理學的統一。實現這種統一的關鍵在于“設置對立面”，具體來說，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又如“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等等。《老子》代表了農業勞動者的愿望，抨擊了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抒發了亂世里的人們對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樸實、寧靜生活的向往之情。（請參考拙著《老子尋繹》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毛澤東哲學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個地主官僚制和農奴制、奴隸制相互斗爭的殘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給予我們豐富而深刻的啟迪。

　　《老子》由楚人來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賢畢至的同時，在楚國，屈原為了變法圖強而孤軍奮戰。懷王時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國命運的轉折點。如果商鞅式的變法成功，聯齊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國就有可能贏得時間，積蓄力量，最終統一天下?！峨x騷》和《老子》都在這個年代問世，證明這時的楚國產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興的迫切要求。“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賈生列傳》）。楚懷王昏聵無能，貴族集團抵制變革、陷害忠良；當權派管理國家猶如兒戲，一再被“虎狼之國”輕易欺騙，“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懷王最終“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國“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燕召公世家》），齊軍大敗，樂毅統治齊國六年。從此齊國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羅以死”。一個文化上星漢燦爛的時代結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呂不韋列傳》）。陽翟大商人呂不韋得知了這個消息，就說動在趙國作人質的安國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幫他討得了安國君寵姬華陽夫人的歡心，支持他結賓客、造聲望。呂不韋“奇貨可居”的投機獲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漢易名河南）雒陽十萬戶”。子楚享國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呂不韋為相國”，此時呂不韋至少當在50歲上下。

　　呂不韋吩咐門下賓客集撰了一部書，自以為囊括了“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編寫《春秋》，叫做《呂氏春秋》。這說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浊稹白右运慕蹋何摹⑿小⒅?、信”，呂不韋就稱為文信侯；孔丘夢想“吾其為東周（在東邊做出西周那樣的事業）”，呂不韋就把雒陽（周朝的東都）一帶作為自己的食邑；孔丘贊賞管仲，呂不韋就自命“仲父”，等等。呂不韋鼓吹統一國家下實行分封制（牟鐘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7），違背了政治上中央集權的歷史潮流。戰國末年的列國，奴隸制的殘花早已零落，所以呂不韋的政略究其實乃是一種廣土眾民的領主封建制，而《呂氏春秋》則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領主封建制的政綱。呂不韋“家僮萬人”，驅使奴隸從事商業和手工業，那么他的政策也決不會排斥奴隸制。

　　因此，呂不韋這個投機商是農奴制及奴隸制在春秋戰國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資源，包括稷下的黃老之學，來點綴他的《呂氏春秋》。他為了顯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話劇。如果嬴政想延續商鞅以來的政治路線，他和呂不韋的斗爭就勢不可免，發覺嫪毐與太后私亂之事不過導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呂不韋相國職務，讓他到三川郡去，這年嬴政22歲。過了一年多，因為列國諸侯、賓客的使者相望于道，來拜訪呂不韋，嬴政擔心變亂將作，就賜書呂不韋，嚴辭相責：“君何功于秦”，“君何親于秦”，呂不韋飲毒酒自殺。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并滅了六國。公元前221年，秦軍最后攻破齊國，完成天下一統的大業。此后十年之間，始皇掃除農奴制和奴隸制的殘余政治勢力，將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廣到了整個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還曾在邊地對秦模式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略作調整。烏氏蠃用織物交換戎王的牲畜，巴寡婦清擁有丹砂礦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漢書·貨殖傳》），又禮遇巴寡婦清，“為筑女懷清臺”。這和商鞅的政策比較起來，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漢模式亦可說發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歲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初稿寫于200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