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珍，生卒年不詳，字璧人。又名葵，字叔向。安徽歙縣人。工山水，與汪之瑞、孫無逸齊名。人物、花鳥、蟲魚尤能傳神入妙。
　　
　　順治七年（1650），汪家珍曾為方式玉作山水卷。以此推論，汪氏應生活于明末清初。據資料顯示，汪家珍為明諸生，入清后不仕，布衣終身，與漸江、汪注等交往甚密，屬新安畫派畫家。這一派畫家有遺民強骨氣節，崇尚倪云林等遠離險惡官場、商場、情場而追求與大自然共適的大自在，體道參禪，悠遠絕俗，乃形而上者也。不過，儒家的經世致用、報國有為等理想汪家珍是有過的，且不可謂不強烈。如他題自畫岳武穆像云：“成則郭汾陽，不成則岳武穆，謂彼一時廝殺者，先儒之論已非，而謂不班師未必能成功者，后人之口尤毒。我圖我公，匪以其容，拜而贊之，惟以勸忠。”由是可知，汪家珍抗外族入侵骨質之剛非隨波逐流者可比。他借筆言志的畫作是真士人畫（士人未必為官，懷德才而能獨善其身），即使畫李白醉態，也是諷刺官場、坦露率真的心境折射。汪氏流傳作品較少，其《破琴圖》借戴安道毀琴拒聘之典故以表不與官家為伍之志，鈐“不從門入”印（禪家有“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之語，指珍重自有佛性，不向外求），恰與“家珍”名印相呼應，亦可印證其藝術追求。
　　
　　汪家珍的《移居圖》（見左圖）為紙本設色，縱74.8厘米，橫54.8厘米，有“庚申仲冬汪家珍作”書款及“家珍”、“璧人”兩方白文印，現藏于浙江省博物館。該圖描繪晉代道士葛洪舉家移居羅浮山的典故。葛洪，字稚川，號抱樸子，人稱“葛仙翁”，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其為三國方士葛玄侄孫，也稱“小仙翁”，曾數次為官，被封為伏波將軍，南征至廣州。其見友人嵇含遭暗殺而隱居羅浮山，拜南海太守鮑靚為師學道習醫，并娶鮑靚之女鮑姑為妻；后聞交趾產丹，遂請為句漏令，乃終止于羅浮山，棄官歸隱，攜家眷跋山涉水絕塵而去，采藥煉丹，行醫治病，著《抱樸子》等名篇，影響久遠。其以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為基礎，更強調道法、養生、長壽等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學術性、科學性和文學性。其雄辯、文采和才華足以令古今學人仰視，被譽為“東晉道教學者”、“煉丹家”、“醫藥學家”等。除《神仙傳》、《抱樸子》、《肘后備急方》外，其《西京雜記》亦頗為著名。葛洪儒、道雙修，如“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抱樸子·內篇·微旨》）、“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抱樸子·內篇·對俗》），對世人教化比一般方士更具儒家思想。
　　
　　汪家珍此作致力于表現主仆共赴前程而意志堅定、相互照應的合作精神。觀圖，鮑姑懷抱稚子坐于手推木制車上；右側長者騎牛護行，或許是鮑靚指派的熟悉路況的老向導。葛洪騎牛在后側照看全隊，使他們各司其職而有張弛地前行。為使畫面生動有趣，畫家極盡表現人物動態和神情。其中，一仆人肩扛書冊，邊走邊回頭逗引小狗；另有一仆人肩挑雞籠，目光炯炯；一名十多歲的孩童身背一幼童隨隊伍緩緩前行，交叉托住幼兒的雙手鼓脹泛紅，令觀者感同身受；鮑姑和葛洪兩位主人的神情尤為深沉勇毅———鮑姑高挽發髻以示閨閣之秀，葛洪道服飄然以表向隱心鐵，后者攜帶的藤杖、古琴、寶劍、如意等展現著其不俗的閱歷和修養。畫面只以一株古藤纏身的老樹、一只飛禽和一兩處山坡做背景，十分簡練。樹干、坡石以闊筆水墨揮寫，略作皴擦，與細致、繁雜的前景形成強烈對比；人物等以細勁又不失古拙特質的線條勾出；頭發、鞋帽、牛身等以濃淡墨色暈染；膚色先染淡赭，再以朱磦提醒加紅。畫面整體格調古樸、淡雅，布局疏密得當，層次錯落有致，且將挺坐的鮑姑作為全圖人物的最高點，對這位繼承父傳的針灸家為民治病的贊美之情溢于紙上。
　　
　　古人對人物畫總結出十八描，用筆無非方圓、提按。汪氏此作總而施之，且松活暢達，韻律感精妙，脫去宋人院體用筆相對拘謹的陋習，饒有書寫逸氣，大、小寫意兼具，人物、器物繁多而無一雷同，堪稱古代人物畫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