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晉書法

　　從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稱帝，至公元420年，史稱魏晉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后又一個分裂割據的時代。東漢統治的崩潰，使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和制度遭到了破壞，面臨著重建。一方面，以老子、莊周道家思想為基礎的玄學，一度取代讖緯經學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并逐漸與佛教相互融合會通；另一方面，儒學由于其政治學說的現實意義，也并沒有完全失去其地位和影響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帶來了新的觀念、習慣，雖與漢族文化有沖突，同時兩者也必然要有所互補，有所融會。這一切，使得中華文化再一次進入活躍、會通和拓展的階段。書法也面對著許多挑戰和機遇。
　
　　從曹魏開始，對文學藝術的關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惟才是舉”等選人制度的實施，使“才能”有可能越過道德而成為人們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學藝術，如原來被視作小道的文學，被曹丕譽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書法在東晉時期成為世家大族爭能斗勝的方式之一，上層貴族大量進入這個領域。
　
　　就書法藝術來說，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即紙的應用至此已經普及，為書法家的揮運提供了最為根本的保障。
　
　　魏晉書法在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體在廣泛的應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現了多位在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大書家，在風格的開創和典范的樹立上有無可取代的意義，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書法史的發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書法作為藝術的許多基本觀念被揭示出來，不僅形成理論，而且被貫徹到實踐中，從而使書法的藝術性質得到了強化。
　
　　這時期的書法發展，大約可以這樣來描述：三國為過渡時期；兩晉（尤其是東晉）為鼎盛時期。

第一節 三國書法

　　馬宗霍先生《書林藻鑒》這樣描述三國書法的意義：“三國者，亦書體上一大轉關也。……又書派上兩大導源也。”其具體意見容或可以商量，但對三國書法的轉折意義的揭示則是極有見地的。我們說它的主要發展特征是過渡性，表現在：一，從有關制度來說，三國所制定的許多制度，是后來書法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二，從字體演變來說，楷、行的發展，三國是中間時代。三，從書家的狀況看，三國時代的許多書家實際上成長于漢末，而三國時代成長起來的書家，卻有許多進入了西晉，因而前后傳承的特點非常突出。
　
　　魏的書法發展比較正常，這與武帝曹操的喜愛有關，他周圍聚集了鍾繇、梁鵠、韋誕、邯鄲淳、衛覬等一批書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還發布了一個禁碑令，雖然扼制了隸書的應用空間，但同時卻可以說為楷、行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這一制度在東晉時得到重申，為行書發達起了極大的作用。鍾繇在楷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為后來二王父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蜀國默默無聞；而吳國則在草書、楷書和篆隸方面都有可觀，尤其幾塊重要的碑刻已是楷書的前驅。
　
　　以下以字體為經分別作簡要介紹。
　
　　1、隸書
　
　　主要集中在魏國。有名的碑刻是：《上尊號奏》、《受禪表》、《孔羨碑》、《曹真碑》、《范式碑》、《王基碑》、《魏三體石經》等。一個共同特點是，出現了非常明顯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風：體勢開始走向縱長；筆劃形成較強的規律性，并出現了一些刻板的處理方式，像“蠶頭”部分經常飾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過于圓滿、張揚等等。這種情況，反映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人們對于隸書的認識正逐漸趨于淺俗、簡單，隸書的衰弱已經不可避免。啟功先生把這時期的隸書喻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號奏》為代表。

　　2、篆書
　
　　數量極少，著名的有兩件，都屬吳國，一為《天發神讖碑》，傳皇象書；一為《禪國山碑》，傳蘇建書。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碑》，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晉時折為三段，俗稱“三段碑”，嘉慶十年（1805）毀于火。現故宮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天發神讖碑》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碑刻。從書體上說，它非篆非隸，處在兩者之間。此碑用隸筆寫篆字，橫首用折刀頭、橫尾有波磔，豎尾用懸針，轉折用方，若懸崖斬斷，字勢雄偉。

　　《禪國山碑》體勢也是變幻莫測，風格奇詭。有人以為這是吳地地域風氣的影響，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即篆隸本身的走向沒落。至于它們的藝術價值，清人張廷濟云：“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雖嫌過譽，而對其審美特點的揭示可謂中肯。
　
　　3、草書
　
　　三國時期的草書，最為杰出的書家是吳國的皇象。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不詳。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張懷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說：“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蕩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
　
　　傳世作品有《急就章》、《頑闇帖》、《文武將隊帖》等，《急就章》尤為劇跡。現存《急就章》，以明正統四年據葉夢得之潁昌本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為有名，字數達1394個。其藝術特點，以唐人竇臮和張懷瓘的評價最稱精當。竇臮《述書賦》說：“廣陵休明，樸直古情，難以窮真，非學可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隸書，以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相眾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長期以來是學習章草的極佳范本。

　　4、楷書
　
　　三國時期的楷書傳世的有三種類型：碑刻、法帖和簡牘。
　
　　碑刻集中在吳國，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兩種。從體勢來看，還有隸書的平正姿態，而筆劃則已經都泯滅了波磔，未知是字體演變已經臻于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為認為，“南碑當溯于吳，”以此二種為“真楷之極”，特別是《葛府君碑》“尤為正書鼻祖”，其說后來多為書法史研究者所繼承。

　　法帖主要是魏國鍾繇的作品。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東）人。生于東漢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漢靈帝時任黃門侍郎，魏國時官至太傅，史稱鍾太傅。他在中國書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時代，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被稱為“四賢”，以后長期與王羲之合稱“鍾王”。劉宋羊欣說鍾繇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押書，當即隸書、楷書和行書。他在歷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書之祖”的美譽。現在其書存世可以確認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種，即《賀捷表》、《薦季直表》、《尚書宣示表》、《力命表》和《還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騎帖》、《長患帖》、《雪寒帖》、《長風帖》。
　
　　南朝梁武帝以為逸少不及元常，并評其字說：“鍾繇書如云鵠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又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庾肩吾認為其書“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則認為雖然鍾繇“布纖濃，分疏密，霞舒云卷，無所間然”，但盡善盡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張懷瓘《書斷》認為“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又說：“剛柔備焉，點劃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馀。秦漢以來，一人而已。”清人劉熙載認為“其書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鍾繇以國家重臣的身份，在書法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活動，對人們的書法熱情是一種極大的促進，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書成熟的步伐，為東晉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導作用。他的小楷，長期影響了歷史上的小楷書家。“正書之祖”的美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簡牘書主要出土于吳地。1979年江西南昌發現的《高榮名刺》（其用途近于現在的名片）及簡牘、安徽馬鞍山發現的《朱然名刺》及《木謁》，都有很接近成熟楷書的寫法，尤其是后者，體勢寬博，雖然剛從隸書化出，但楷法已具規模。可見，到三國時代，楷書的發展已經是勢不可當了。這幾件作品，風格與后世受隸書影響的楷書有相似之處，值得重視。
　
　　5、行書
　
　　比較嚴格意義上的行書，在三國時代還沒有發現。史書記載鍾繇學行書于劉德昇，且書風瘦勁，但沒有作品傳世。現存比較接近行書的作品是吳地出土的簡牘，這就是江西南昌的吳應墓《木方》，除了少數筆劃如捺、長橫等還有隸書遺存跡象外，無論結體還是筆劃的連接、省減，都是行書的規模。由此看來，到東晉時代形成成熟的規范行書，是可能的。